初识伊藤先生是1987年冬我在日本山口大学访学期间。当时我刚刚作成《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交由齐鲁书社印行，仍以已往未能阅览庆应大学聊斋关系文库所藏文献为憾，便专程到东京看书。最后一天，蒙尾上兼英先生之邀，到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座谈。万万没料到，年逾花甲的日本汉学界顶级学者伊藤漱平先生也来了。我倍感荣幸，又惴惴不安。座谈结束后，先生又和尾上先生等人一起送我到东京车站，并在那里一起共进晚餐，直到将我送进西去的车厢。先生身为学术大家，却如此宽厚谦和，温文尔雅，一副东方醇儒的风度，令人钦敬，给我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
伊藤先生一生殚精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先后发表论文50馀篇，对作者家世生平、成书、续书、脂评、版本，以及在日本的流传情况，都做了精审的考论，还翻译了《红楼梦》全书，先后出版了初译、改译两种日本语译本，成就辉煌，国际知名。他多次来中国进行文化交流，参加红学研讨会，我也有幸多次见到伊藤先生，亲接謦欬，更使我感知其学识渊博，治学醇谨，心性宽厚。留在我记忆中的有这样一件事：1992年红楼梦讨论会在扬州举行，先生途经上海，遇到了麻烦，旅行社失信，没有将先生转乘火车的车票送到约定的地点。先生无奈，只好出高价雇了一辆轿车，到达扬州宾馆已是深夜。先生精神已显得疲倦，却只是极其从容平淡地解释了为何没有乘火车的缘由，面无愠色，没有说一句生气的话。先生的这种涵养，是罕有人所能及的。
我和伊藤先生的学术交往，主要在他一度研究李笠翁的小说期间。那时，我正为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古本小说集成》撰写部分小说的前言，涉及笠翁的交游、著述，曾向伊藤先生讨教。先生治学谨严，言必有征，从一本书目上看到山东大学藏有一部《觉世名言》的清顺治刻本，来函让我核实确否，我将该书的扉页和牌记页复印出来，寄给先生。后来还请大塚秀高先生带给先生《十二笑》和大连图书馆藏抄本《连城璧》的影印本。我更荣幸地收到了先生惠赠的论文、台湾古亭书屋影印的《无声戏》和先生编印的《佐伯文库丛刊》，使我得以作成几篇小说前言。先生为《连城璧》影印本撰写的数万字的《解题》，将李笠翁的文学生涯、小说创作和刊行情况、由张缙彦获罪而将《无声戏》改题重编为《连城璧》的原委，以及笠翁小说的影响，考论得至深至细，解开了中国小说史上的一段谜案。
1994年秋，山东桓台举行王渔洋诗学研讨会，我向伊藤先生发出了邀请信，先生年届古稀，不惮长途旅行之苦，来到了山东。我想，这十之八九还是出于他友善的心怀，即便是不适当的要求，也是不肯推辞的。会后，先生在济南停留了两日，我陪同先生乘画舫游览了大明湖。先生在历下亭上望着王渔洋《秋柳》诗所咏“万缕千条拂玉塘”的景色，兴致极佳，挥笔题字留念。摄影家侯君为先生摄影，一幅半身照十分传神地显现出了伊藤先生温雅谦和的风采。先生很满意，当年的《山东画报》以整版篇幅刊印了出来。
伊藤先生仙逝行将周年，谨追忆先生生前文德数事，以寄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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