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怀字澹心，别号鬘持老人，福建莆田县人。生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1]崇祯末，游金陵，曾入吴桥相公范景文幕，为平安书记。[2]时正当复社文人活跃之际，他与冒襄、方以智诸人，声气相投，交往密切。他曾自言：“余与巢民（冒襄）交，在己卯、庚辰之际。余少巢民五岁，以兄事之。当是时，东南无事，方州之彦，咸集陪京，雨花、桃叶之间，舟车恒满。余时少年气盛，顾盼自雄，与诸名士，砺东汉之气节，掞六朝之才藻，持清议，矫激抗俗。”[3]显然，他也参与了复社文人揭发、戏辱在南京待机而动的权阉馀孽阮大铖的活动。马士英以拥立福王，窃取了国柄；阮大铖也借之夤缘以进，并以所制传奇进诸宫中，讨得福王欢心，起为兵部侍郎，旋进尚书，横制朝政。他们排除异己，逮周镳、雷
祚下狱，余怀曾设法营救，亦险为阮党所害。[4]
当时，余怀也与冒襄、侯方域诸公子班头一样，经常出入歌台舞榭，饮宴、狎妓。余怀曾自云：“少长承平之世，偶为北里之游，长板桥边，一吟一咏，顾盼自雄，所作歌诗，传诵诸姬之口。”[5]因而，他对秦淮河各院名妓的情况是熟悉的，对侯方域与李香之韵事，对柳敬亭、苏昆生、丁继之诸名艺人，自然也是很熟悉的。他的《板桥杂记》，便是在这段生活经历的基础上写成的，于李香、柳敬亭诸人，均有记述。其自序云：“鼎革以来，时移物换，十年旧梦，依约扬州，一片欢场，鞠为茂草”；“间亦过之，蒿藜满眼，楼馆劫灰，美人尘土，盛衰感慨，岂复有过此者乎！”
明亡后，余怀侨寓南京，寄情诗词、古玩、山水。诗写得极佳，于乱离之际，词多凄丽。其金陵怀古诸诗，曾为王士禛所赏识。[6]在当时，他与杜濬、白梦鼐齐名，人呼之为“鱼（余）、肚（杜）、白”。[7]余怀约在康熙八年（1669）左右，移居苏州[8]，“徜徉支硎、灵岩间，征歌选曲”[9]。康熙十六年（1677）冬，冒襄遭到迫害，乃移家苏州。他们客居一地，自然经常聚会唱和，也少不了要缅怀“先朝留都遗事”。[10]余怀于康熙三十四年（1685）六月，客死于苏州，享年八十岁。
余怀著述甚多，除《板桥杂记》外，尚有《茶史》、《砚林》（见《昭代丛书》甲集）；诗集有《江山集》、《萧瑟集》、《梅花集》、《枫江酒船诗》（以上四种均未见）、《五湖游稿》、《甲申集》（北京图书馆善本部藏）、《味外轩稿》（原书不传，南京图书馆藏有康爵辑本，名《味外轩诗辑》）；词集有《秋雪词》（未见）、《玉琴斋集》（有影印本）。
余怀与孔尚任的交往并不多，但他却是一个值得重视的人物。因为，孔尚任创作《桃花扇》，无疑曾借助于其《板桥杂记》。上海图书馆藏康熙刊《桃花扇》卷首所附《考据》中，列举了《板桥杂记》十六个条目。对照二书，明显地可以看出，孔尚任创作《桃花扇》确实从《板桥杂记》中吸取了不少材料。
《湖海集》卷十二（札，戊辰存稿）有《与余澹心》一札，云：“从诸选本，获观著作，典博精密，如商周鼎彝，藻刻极细，而古色自黯然也。”所云“著作”，大约就是《板桥杂记》，至少包括《板桥杂记》。同时，此札中还表现了一种极为仰慕、渴望交结的心情，说：“仆乘槎湖海，风雨劳劳，乃不敢以泥涂之人，重自菲薄，每谒诸前辈长者，搜讨旧闻，用拓鄙识，实欲接踵先正，振起家学。……仆与合肥何蜀山交最久。残腊间，相遇于广陵萧寺，备述足下古道绝学，令仆纳交。今蜀山已化异物，而其言犹在耳。敬以拙稿作缟纻，盖不负故人一番怂臾之盛心耳。”其意图无疑是欲“搜讨旧闻”，也就是为创作《桃花扇》搜集更多、更具体生动的素材，以弥补读《板桥杂记》之不足。
孔尚任曾否会见过余怀？他自己没有明言。但我推想是有可能会见过，会见的时间就在写这封书札的那年初冬。此札为《湖海集》卷十二（札，戊辰存稿）之首篇，显然是作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春。是年初冬，孔尚任曾有苏州之行，《湖海集》卷五（诗，戊辰存稿）有《渡扬子江》、《毗陵道中》、《饮虎丘剑池上同端梅庵、黄文岩》、《舟泊闾门》诸诗可证。此时，余怀正寓苏州，已是七十三岁的老人了。去年秋，孔尚任驻昭阳，冒襄曾为给孔尚任祝嘏，来与孔尚任同住三十日之久。[11]两人促膝畅谈，少不了谈弘光遗事，冒襄也不会不讲到曾同他共过患难的余怀，及其寓居苏州的近况。孔尚任在给余怀的书札中，虽然只讲是何蜀山要他结交余怀的，并未说到冒襄，但也并不排斥冒襄的谈话所起的作用。既然孔尚任在信中表现了那么一种渴望晋谒以搜讨旧闻的心情，那么，他到苏州后怎么会不去登门拜访这位极熟悉前朝留都掌故的余怀呢？只是《湖海集》中没有留下丝毫文学凭证罢了。没有留下文字凭证，或者可能是余怀没有接见孔尚任，因为他是朝廷官员，不熟悉其为人，或者也可能是两人会过面，余怀不欲为外人道，不愿留下文字的痕迹。
这里还需要提到的是，孔尚任与余怀之子余宾硕是有交往的，并且还颇为契合。
余宾硕字鸿客。清康熙初年，寓居江宁，以作《金陵览古诗》六十首而知名。周亮工曾为之作序，云：“余子鸿客，为余友广霞先生之子。世其家学，读书嗜古，闭户城南之竹圃，作《金陵览古诗》，凡六十首。”[12]李果《咏归亭诗钞》有《题余鸿客〈金陵览古诗〉》云：
少日曾经戎马间，外黄偶赘壮初还。
春来花柳寻常见，愁绝江南庾子山。
余宾硕约卒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13]，其生年当不早于明清鼎革之际。然其《金陵览古诗》六十首，“每篇冠以游记，始旧内，终大本堂”[14]，却流露着兴亡之感。这与其所咏对象有关，历史上的金陵怀古诗词，就多有此情调，但与其所处的时代，以及其父余怀的思想情绪的影响，也不无关系。
孔尚任初识余宾硕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秋游江宁时。《湖海集》卷七（诗，己已存稿）有《过余鸿客宅》，诗云：
寂寞江干宅，寻秋下马看。
墨图张粉壁，绿竹护红兰。
使客诗为贽，遗民笠是冠。
弦中流水意，两话不须繁。
见得孔尚任是把余宾硕当作一位隐逸高士，并表现了一定的敬意。
孔尚任与余宾硕有较多的交往，是在北京作成《桃花扇》之后的几年。《长留集》各体诗中，最先出现余鸿客的名字，是《庚辰人日雪霁岸堂试笔分韵》诗的序中。那是孔尚任完成了《桃花扇》的创作后，兴致极高，乘春节假期中，“增丝竹一部”，招集众社友来岸堂宴饮、听曲。与宴者十八人，余鸿客居首位。《长留集》中有关余宾硕的诗，还有《赋得相送柴门月色新，在西峰草堂同余鸿客、蔡铉升》、《冬日马蘅园谏垣招集振雅堂灯下看菊、同余鸿客、徐芝仙、唐驭九、马祖修、继人分韵》、《吴赤霞、徐芝仙邀游韦公寺看杏花，同余鸿客、翁尹若、程禹三、沈滪亭，酒次与玉池公话旧》（以上七律）、《同陈心简、余鸿客、曹正子、徐芝仙饮西峰草堂有感》、《初夏同余鸿客、叶桐初集洪秋岩听秋轩看瓶中芍药限韵》（以上五律）、《别余鸿客》（五古）等，均为孔尚任罢官后作。最能见两人关系深切的，是《别余鸿客》一首。诗云：
朝向黄金台，暮倾燕市酒。
久官馀空囊，饿散联床友。
慷慨然诺心，十已负八九。
交君如漆胶，组解难分手。
堂空白日闲，心事闭于口。
屈贾前代贤，少可多所否。
不令去国人，言诗失温厚。
益友良足偕，何妨沮溺友！
怅怅指东山，吾有垂白母。
此诗大概作于康熙三十九年。余怀在北京，很可能是在岳端或其弟兄的府中做幕宾，所以诗中首云“朝向黄金台，暮倾燕市酒”。孔尚任一直是个京华冷曹，俸禄甚微，无力接纳、提携或资助流落京城的友好，颇感到有些歉意。然同余宾硕相交，堪称如胶似漆，现在受谗谪官，行将去国，所以有临别不胜依依之情，满腹心事，不便多说。余宾硕劝孔尚任不要像古代忠而受谗的屈原、贾谊那样发泄牢骚，即所谓“屈贾前代贤，少可多所否”。余宾硕的这番心意，孔尚任是心领神会的。
[1] 《续疑年录》记余怀生于明万历四十四年。余怀《冒巢民先生七十寿序》自云：“余少巢民五岁。”冒襄生于明万历三十九年，加五年即为四十四年，正合。
[2] 《板桥杂记》。
[3] 《冒巢民先生七十寿序》，《同人集》卷二。
[4] 《冒巢民先生七十寿序》，《同人集》卷二。
[5] 《板桥杂记》。
[6] 《带经堂诗话》卷十一：“余澹心怀，莆田人，居建康，尝赋《金陵怀古》诗，不减刘宾客。”
[7] 钱林《文献征存录》卷一。
[8] 《味外轩诗辑》有《己未中秋，谷梁世兄过访还里，书呈巢民长兄，即代小札》诗云：“我住吴门已十年。”己未为康熙十八年，上推十年，为康熙八年。恐十为约数，故曰康熙八年左右。
[9] 《文献征存录》卷一。
[10] 冒襄《同人集》卷八《移家江南诗》、《丁巳除夕倡和诗》。
[11] 《湖海集》卷十一（札，丁卯存稿）《与冒辟疆先生》。
[12] 《赖古堂集》卷十五。
[13] 《清诗纪事初编》卷二小传：“吴铭道《金陵伤余鸿客》诗，作于康熙六十一年壬寅。或（鸿客）即卒于是年。”
[14] 《嘉庆江宁府志》卷四十“文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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