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较为具体地考察了郭勋其人，这里也就便于考虑郭勋是否可能就是《水浒传》的作者了。
郭武定府曾刻过《水浒传》，这有文献可稽。嘉靖二十年（也就是郭勋下狱的那年）中进士的晁瑮编的《宝文堂书目》“子杂”类，列有《忠义水浒传》和《水浒传》二目，《水浒传》目下注云：“武定版。”万历十七年刊本《忠义水浒传》卷首的天都外臣序，也称“嘉靖时，郭武定重刻其书”云云。将《水浒传》与郭勋联系起来，这是可以理解的。
明代的勋臣之后，世袭爵位，多不参与政事，只是养尊处优而已。上者雅尚文艺，附庸风雅，下者便恣意寻欢作乐，沉溺于声色。郭勋的曾祖赠武定侯驸马郭镇、伯父袭武定侯郭珍、父郭良，都能写诗文。《明史·郭英传》附记郭良：“好聚书为诗，乐与文儒交。”郭镇有《奉贤集》一卷，郭珍有《芸兰稿》六卷，郭良有《宾竹稿》十卷，又《宾竹诗馀》一卷，总称《文献集》。《百川书志》、《明史·艺文志》均曾著录。郭勋虽不甘寂寞，出任武职，又“挟恩宠，擅朝权”，但也“颇涉书史”[14]，“好文多艺，能计数”[15]。正因为他是势利中人，所以不单纯附庸风雅，很有兴趣整理本门的文献，辑明开国功臣魏（徐达）、黔（吴复）及本门“三家世系历履、勋伐遭遇始末”，为《三家世典》三卷。另有《毓庆勋懿集》八卷，《百川书志》谓之“武定侯家录其历世玺书文翰、琬琰诗章也”；《郭氏家传》四卷，《百川书志》注明为“大明功臣武定侯定襄伯二勋家传”，大概也是他搞出来的。郭良好“聚书”，收藏当甚丰富，讲史和小说话本，恐怕也是有的。因为，明成化以后，坊间已刊行词话，有前几年上海郊区出土的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十六种可证；正德以后，话本小说的刊刻也多了起来，《宝文堂书目》和《百川书志》便著录了许多单篇话本。词话和话本虽属通俗文艺，但官僚贵族之家也是喜欢看的。郭武定府大约也有收藏。从现存的嘉靖元年司礼监刊《三国志通俗演义》[16]、嘉靖二三十年间洪楩编刻的《清平山堂话本》等书看，至迟进入嘉靖朝，内廷和官僚文人也刊刻话本小说了。在这种背景下，郭武定府刻《水浒传》，还刻了《三国志通俗演义》，也就不足为怪了。
至于说郭勋可能托名施耐庵作了一部《水浒传》，或者是郭勋授意其门下文人作了这部《水浒传》，则无文献可稽。据现在已发现的文献资料看，最早看到或知道《水浒传》这部小说的人，如文徵明（1470—1559）、郎瑛（1487—1566）、田汝成（嘉靖五年进士）、高儒（其《百川书志》成书于嘉靖十九年）、李开先（1502—1568）、晁瑮（嘉靖二十年进士）等，基本上为郭勋的同时代人，有的还曾与郭勋同朝为官，他们都没有透露过这种说法。略晚于郭勋的天都外臣，只是说他“重刻其书，削其致语，独存本传”。“重刻”自然就不是初刻，更非新编。沈德符虽然比郭勋整晚一个世纪，但他靠着先人的传述，对嘉靖朝的典章故事了解甚多，《野获编》中就记述了郭勋的许多事情，其中也只是说道：“今新安所刻《水浒传》善本，即其家所传。”
作书、编写小说，是熔铸着作者心血的思维活动。作者的生活经历、思想观点和艺术才能，在小说创作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决定着其作品的内容和艺术的面貌。反之，一部作品，特别是长篇小说，也往往或直接或间接地反映着作者的生活环境，熟悉什么，不熟悉什么，熟悉到何种程度；也反映着作者的思想观点，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同时，还反映着作者的文化素养和写作才能，善于写什么，不善于写什么。那么，从这个角度考虑，郭勋可能是写成《水浒传》，或者是授意门下文人写定《水浒传》的人吗？
郭勋身为勋戚，又几乎终生担任武职，特别是在嘉靖朝，更成了世宗的幸臣，富贵之极，显赫之极。他一天也没有离开过锦衣玉食、颐指气使的生活。他不会了解《水浒传》里所写的种种下层社会的情况，不会熟悉如鲁达、武松、雷横、石秀，以及团头何九、撮合别人成奸的王婆等类的人物，也不会体察到石碣村渔民阮氏兄弟的苦恼、靠女儿为人作外室来生活的阎婆的辛酸。不了解，不熟悉，他如何写得出来！《水浒传》中也写到朝廷官僚，这该是郭勋所了解、所熟悉的，却恰恰写得干巴巴的，缺乏生活气息，不如写市井社会的章节深细、生动，这又该作如何解释？所以，《水浒传》不大可能是出于郭勋的匠心、成于这位侯爷的笔下。
郭勋一生居于统治阶级的上层，长期做总兵，职责就是保护朱明王朝的统治。《明史》中说他“杰黠有智术”，释成现代汉语，就是善于耍阴谋，弄权术，诡计多端。事实正是这样，他在朝为官，善于投皇帝之好，结党营私，扩大权势，恣意贪污索贿，网利虐民，劣迹昭著，以致屡次遭到揭发、弹劾，被指为当朝“四凶”之一。这样一位贵族官僚，他是不会同情、也看不到社会下层人物所遭受的不幸，他更不会同情和赞扬他们对权势者进行报复、聚集起来反抗官府的活动。像《水浒传》中所写的晁盖等人抢劫梁中书送给太师蔡京的生辰纲、武松报仇杀死张都监全家、梁山好汉为救宋江劫江州法场，以及后来大规模的攻城夺池等类的事情，如果在现实中，郭勋一定会看作“不法之徒”的“罪灭九族的勾当”，坚决镇压，他怎么会在创作中换一副眼光，写出那些复仇、反抗活动的合理性、正义性呢？别人写了出来，作品中显示了特定情势和倾向，他也能够接受下来，所以他刊刻了这部小说，但他自己是写不出来的。
自然，《水浒传》还有另一面，就是并不反对朝廷，梁山好汉杀贪官污吏，无意推翻赵宋王朝，最后终于受了招安，还平定了方腊。这里不讨论《水浒传》表现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只是说它有了这一面，郭勋这样的人物也就更容易接受，从而刊刻之。但是这里就有了问题：既然如此，它为什么不可能是郭勋所作呢？况且，郭勋生活的年代，也正好发生了多起农民起义，正德年间的刘六、刘七起义，规模就比较大，对北京形成了威胁，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郭勋搞出《水浒传》这样一部小说来，也并非怪事嘛！然而，事情总是复杂的，不能只考虑一个方面的因素，还要考虑其他方面的因素，前面已讲了两点，后面还要讲几点，而且，即使是这一个方面，也还不能做出肯定性的结论。譬如说，刘六、刘七起义历时两年多，起事于河北，波及山东、河南、湖北、皖北、苏北一大片地区。明王朝在围剿起义军的过程中，也确有主张招抚的，就是现在还被当作古文范文的《中山狼传》的作者马中锡。他是右都御史充京营总兵官提督军务，“欲效龚遂化渤海事，招抚解散”，还曾“单车从数卒”到起义军大营，“开其自新”；起义军过故城县马中锡故里，还“戒令勿焚劫马都堂家”。[17]这情况颇有点像《水浒传》中的宿元景。刘六、刘七不相信马中锡能作主，也曾派人入京“潜入宫门，纵观宫掖”，侦察诸中贵之意，以金银“馈权幸求赦”。[18]这情况又与宋江入东京求赦颇相似。但是，马中锡未能招抚成功，旋即被召回北京，以“纵贼不战”罪下锦衣卫狱，受刑过重，死于狱中，明王朝还是靠武力追剿，消灭了起义军。这情况就与《水浒传》中宿元景和梁山起义军的结局不同了。当刘六、刘七起义之时，郭勋远在两广做总兵，并未参与朝中有关剿抚问题的争议，他与因主张招抚而下狱致死的马中锡也没有什么关系。这位侯爷一生最关心的是武定府的宠荣和权势，对朝廷并无任何的不满，对权佞如钱宁还趋从奉迎。当时，长篇小说还未进入文坛，刊行于世者极少。看来，郭勋未必就能想到有编写出《水浒传》这样一部小说的必要，他家刻《水浒传》也未必就抱有一定的政治目的，如为招抚政策张目等。
不错，明人书中确曾说到，郭勋为了抬高其始祖郭英的勋绩、荣耀，自造过一部小说，即《英烈传》。《野获编》卷五“勋戚”类“武定侯进公”条云：
初，勋以附会张永嘉（璁）议大礼，因相倚，互为援，骤得上宠，谋进爵上公，乃出奇计，自撰开国通俗纪传名《英烈传》者，内称其始祖郭英，战功几埒开平（常遇春）、中山（徐达）。而鄱阳之战，陈友谅中流矢死，当时本不知何人，乃云郭英所射，令内官之职平话者，日演于上前，且谓此相传旧本。上因惜英功大赏薄，有意崇进之。会勋入直撰青词，大得上眷，几出陆武惠（炳）、仇咸宁（鸾）之上，遂用工程功竣，拜太师，又加翊国公世袭。则伪造纪传，与有力焉。
《皇明信从录》卷三十有一段按语，也讲这件事。戴不凡先生文中首先引用了这段文字，由于他的那部书有破蛀不全之处，引文中空了几个字。这里为补足原文，再引一次：
嘉靖十年间，刑部郎中李瑜议进诚意伯刘基侑祀高庙，位次六王。至是，武定侯郭勋欲进其立功之祖英于太庙，乃仿《三国志俗讲》（“俗讲”二字当为“通俗演义”四字之误）、《水浒传》，为《国朝英烈记》（“记”应为“传”），言擒士诚，射死友谅，皆英之功，传说宫禁，动人听闻。已，乃疏乞祀英庙庑。……
这种记述，是可信的。第一，郭勋确实一直在处心积虑地为祖宗争荣耀，假此邀宠，扩大权势。早在正德年间，他编辑的《三家世典》，“已暗藏射友谅一事于卷中矣”[19]。他要搞出这样一部小说来，是可以理解的。第二，《英烈传》写朱元璋开国之历史大事，有官方文书和私家记述可据，郭家就收藏了不少有关文献。他要编写《英烈传》，是有条件的。第三，《英烈传》主要是依据史实来写，虽然也穿插了一些传说故事，但基本情节，除了他有意改变的，是用不着虚构的。《英烈传》叙事平平，描写不够生动，赵景深先生说它：“和新闻纪事差不多”，“使人读来，并不比读正史省力多少。”[20]这样一部小说，并不是非大手笔不可，郭勋或者其门下文人，仿着《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是能够编写出来的。而《水浒传》便不同了，一般的文人能具有写“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如此有声有色，写“林教头风雪山神庙”如此韵致盎然，写“三打祝家庄”如此有章法，写“虔婆醉打唐牛儿”如此形神毕现、惟妙惟肖的艺术本领吗？所以，不能以郭勋曾编写了一部《英烈传》为理由，认为郭勋也很可能就是《水浒传》的作者。
郭勋不可能是《水浒传》的作者，还可以从《水浒传》征辽部分在地理上的错乱，得到有力的证明。征辽部分是嘉靖百回本已有的内容，学术界对此并无异议。而这一部分，已有人撰文指出，“在地理叙述方面比较混乱”[21]。小说写宋江奉诏征辽，率大军北上，首先攻打的竟是辽京（燕京，即今北京）以北的密云、檀州，攻打下密云、檀州，以及燕京以东的玉田、蓟州之后，然后才攻打燕京以南也就是距宋朝最近的霸州、文安，先北后南，先远后近，战役的顺序搞颠倒了。这是作者有意写宋江搞迂回包围吗？显然不是。因为作者明白地让宋军中“走北路最熟”的段景住说明，檀州是最近的州县，“辽国紧要隘口”。可见这是作者没有搞清楚燕京周围这些州县的地理位置。《水浒传》中地理上的错乱不合理的地方不少，这里特别举出征辽部分，是因为它恰好与郭勋的身份职位不相称。郭勋祖上虽然原籍为安徽凤阳，是朱元璋的同乡，但明开国后，武定府却一直是在京城里，郭勋从生到死基本上是在北京度过的。特别是，他从正德朝就开始做京营总兵，长达二十馀年之久，在嘉靖朝又曾“董四郊营造”，“知圣母山陵事”，有些材料要取自京畿州县。他对他统辖的军队所驻扎的京畿州县的地理情况，应该是非常熟悉的，至少也应该知道京畿各州县的地理位置，否则就太不像话了。作为一位武官，他总不会是故意乱写吧！可见郭勋不可能是《水浒传》的作者。即使他是授意其门下文人写《水浒传》，那寄食于武定府有年的门下文人，也不该如此糊涂；即使是如此糊涂，郭勋过目后也是会指出来的。
或许有人认为，古代的小说作者往往只注意故事情节，并不仔细讲究地理上的准确性，《水浒传》便多有地理上的错乱，怎能在这一部分苛求郭勋呢？不能这样认为。古人写小说不认真是一回事，而写得正确与否又是另一回事。写得正确与否，与作者对其所写的那个地方熟悉不熟悉有关，熟悉就必然写得准确，不熟悉就必然写不准确。同是一部《水浒传》，征方腊部分写宋江的进军路线，就非常符合地理上的和军事上的实际情况：先是各路人马由泗入淮，于扬州取齐，渡江攻下了润州；以后兵分两路，一路取毗陵、苏州，一路取宜州、徽州，会合起来攻克了杭州；然后，又水陆两途，分取睦州和歙州，夹攻方腊的核心据点——清溪帮源洞。这表明《水浒传》的作者，对北京一带的地理情况不甚熟悉，而对江南地区倒是颇为熟悉的。这样一位作者，他可能是长期住在北京、又管辖着北京军务、且终生似未曾游过江南的郭勋吗？恐怕不大可能是。
《水浒传》中还有一些类似的与郭勋的身份不相称的情况。譬如，第六十三回介绍大刀关胜：“此人乃是汉末三分义勇武安王嫡派子孙，姓关名胜，生的规模，与祖上云长相似，使一口青龙偃月刀……”查关羽被封为义勇武安王，是宋徽宗宣和五年之事，南宋和元代均用此封号，如元郝经便有《汉义勇武安王庙碑》[22]。朱明开国伊始，就复关羽原封，称汉寿亭侯；到嘉靖十年，也正是郭勋得幸擅权之时，又正关羽汉寿亭侯封号，定“岁五月十三日祭以太牢、果品五、帛一，遣太常寺官致祭”[23]。当时的大文士王世贞便遵制，有《前将军汉寿亭关壮穆侯赞》[24]，身为权幸的郭勋对于正关羽封号的诏令是应该知道的。如果《水浒传》是他所作，或者是他授意其门下文人所作，那么，他何以不遵守朝廷的诏令，却要沿用宋元时期关羽的封号呢？这种事，在民间文艺中，由于相沿成习，一时改不过来，倒是可能的，而在朝廷官僚的著述中，就不大可能了。
难道郭武定府中就没有能够作《水浒传》之人吗？当然也不能绝对否认。郭武定府既然刊刻过《水浒传》，而且极可能是最早刻印，那么就必然有《水浒传》的底本。上面只是论证郭勋不可能自撰《水浒传》，也不大可能是郭勋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而授意其门下文人编写了这部小说，但并没有否认郭武定府中有为其刊刻《水浒传》提供底本的人物。郭武定府里有歌舞妓，于前引严嵩诗中“艳歌声里舞行回”之句可见；也有戏优，《野获编》卷二十六“谐谑”类“优人讽时事”条，记述其家优人打院本，讽刺到“大礼议”，受到郭勋严厉惩治，即可证；大概也有说评话的艺人，即说话人。《英烈传》可能就是他们根据郭勋的意图和提供的文字资料编写出来的。依此，也就可以作这样的推想：郭武定府可能有擅长说《水浒传》故事的说话人，或者还带着书会先生传下来的话本，郭勋觉得生动有趣，可以与《三国志通俗演义》并传，便命其门下清客稍作编辑，校订文字中的错讹，刊印了出来，这就是所谓武定本《水浒传》。由于这个本子文字流畅，极少一般词话本子所共同具有的多俗写或讹字的缺点，颇堪文士入目，所以便被视为“善本”，使这部小说从此盛行于世。这虽然也还是一种推论，但较之郭勋假施耐庵之名作《水浒传》之说，应当说是更贴近事实，更合乎情理。因为，这个推论与明人关于《水浒传》作者、版本的记述，如天都外臣谓“郭武定重刻其书，削去致语，独存本传”云云，基本相符，而且与《水浒传》的话本性质，以及其中多用宋元钱塘事语，而较少明代社会的痕迹等特点，也是吻合的。上面所讲到的一些问题，如《水浒传》何以描写市井间生活比较深切生动、征辽部分何以在地理上发生错乱等，也可以得到较为圆满的解释说明了。
结论应该是这样的：郭勋是传播《水浒传》的功臣，他在中国小说史上起的作用是不应抹杀的，但他并非《水浒传》的作者，中国古代伟大小说家的荣誉是不应加予他的。《水浒传》作者施耐庵，虽然由于文献不足，其人其事尚不得而知，但“施耐庵即郭勋”之“疑”，也是无法证实的。
（原载《水浒争鸣》第四辑）
[1] 《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六《李福达之狱》。
[2] 《明史·世宗纪一》、《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大礼议》。
[3] 《皇明从信录》卷二十九。
[4] 《明史·世宗纪一》。
[5] 《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二《世宗崇道教》。
[6] 《明纪》卷三十至三十一。
[7] 《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大礼议》。
[8] 《野获编》卷五“公主荫胄子”。
[9] 《明纪》卷三十一。
[10] 《明书·郭英传》附郭勋传。
[11] 《钤山堂诗集》卷十五。
[12] 《皇明从信录》。
[13] 《明纪》卷三十二。
[14] 《明史·郭英传》附。
[15] 《野获编》卷五“勋戚”类“武定侯进公”条。
[16]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目》。
[17] 《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六《平河北盗》。
[18] 《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六《平河北盗》。
[19] 《野获编》卷五“勋戚”类“郭勋冒功”条。
[20] 《英烈传》，《中国小说丛考》第175页。
[21] 邹振九、樊栋卿：《〈水浒〉在地理叙述方面错误的又一例》，《水浒争鸣》第一辑。
[22] 《郝文忠公集》卷三十三。
[23] 《明史·礼乐志》。
[24]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〇二。
评论 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