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的名字在人们心目中是与《聊斋志异》联系在一起的。蒲松龄正是以谈鬼说狐的这部半笔记半小说的书而名扬四海、名著文学史册的。
蒲松龄并不只是创作了一部《聊斋志异》。他在中国古代雅、俗文学的各个领域里，都曾试其身手，都作出了不寻常的成就。除了《聊斋志异》，令人注目的是他用当时当地流行的民间曲调和方言土语写成的十几篇俚曲作品。
蒲松龄少年时期受到乡村文艺的熏陶，会唱民间小曲，读书识文后也曾自撰新词，早年就写过小戏、俚曲作品，当地名流唐梦赉写的《七夕宿绰然堂，同苏贞下、蒲留仙》一诗中，有“乍见耆卿还度曲，同来苏晋亦传觞”一联，上句用宋代词人柳永之字指代号柳泉的蒲松龄，“还度曲”三字便说明他早有此好，并且颇为人所知。但是，名载蒲松龄墓碑背面、足证确实为他所编写的十几篇俚曲作品，却大部分是他在《聊斋志异》的创作基本结束之后创作出来的。近世中外研究者的考证，结论大体上是一致的。
蒲松龄作《聊斋志异》，虽然早年曾受到友好的或不友好的非议，他也产生过“平生所恨无知己，纵不成名未足哀”（《偶感》）的苦恼，但后来情况却逐渐发生了变化，文名日起，先是受到当地名流乃至国内诗坛大家王渔洋的称赏，曾“点志其书”，不久有省里的官员喻成龙慕名相邀，做了几日济南臬台署中的座上客。随后，又出现了一位极热诚的崇拜者，济南高门名士朱缃为之倾倒，想方设法与之结交，在数年间执着地借阅并抄录了《聊斋志异》全书。这种种迹象表明，《聊斋志异》是具有极大的文学魅力的，蒲松龄也曾为此感到颇为欣慰，意识到自己的创作是成功的。
蒲松龄何以又在年及花甲之时在创作上改弦易辙，大作起通俗之至的俚曲来的呢？他的儿子蒲箬在《柳泉公行述》中说：
如《志异》八卷，渔搜闻见，抒写襟怀，积数年而成，总以为学士大夫之针砭。而犹恨不如晨钟暮鼓，可参破村庸之谜，而大醒市媪之梦也，又演为通俗杂曲，使街衢里巷之中，见者歌而闻者亦泣，其救世婆心，直将使男之雅者、俗者，女之悍者、妒者，尽举而匋于一编之中。
蒲箬这段话非常中肯，确实道出了其父写的这两类作品本质的差别。从文体方面说，《聊斋志异》语言古雅，行文简洁，中间还用了许多典故，读书不多的人难于读通，更难识其中滋味。俚曲作品语言通俗鲜活，可以演唱，即便不识字的农妇市媪也是可以完全听得懂的，倒是别的地方的文人学士不大能懂得其中的许多方言土语。从内容方面说，《聊斋志异》是“渔搜闻见，抒写襟怀”，前者多奇闻异事，后者假狐鬼故事，出脱的多是失意文人遭遇的悲哀与向往，篇中的主人公多是像蒲松龄一样的文人，其中虽然不乏针砭现实的内容，但关乎平民百姓生活内部的问题的却比较少。蒲松龄晚年写的俚曲作品，不少是根据《聊斋志异》中的几篇故事改编的，主题趋于集中，内容更加实际，不外乎反映百姓间由黑暗官府的压榨、家庭关系中的不伦所造成的不幸。联系上述两个方面则可以看出，蒲松龄由大半生执着创作《聊斋志异》到晚年大写俚曲作品，表明他的文学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假谈鬼说狐以抒孤愤，完全倒向为民众而创作了。
蒲松龄文学思想的这种变化并非偶然。他生长于贫困的农村家境贫寒，在科举中挣扎了大半生，最终未能博得一第，进入仕途。这对他说来，未免是一大憾事，一大不幸。然而，正是由于他未能进入仕途，也就没有改变其原来的平民百姓的社会地位，生活上没有与普通民众拉大距离，思想感情没有割断与普通民众的联系，考虑问题没有丢开百姓的立场和眼光。这在他的言行、诗文以及《聊斋志异》里，都有所反映。
蒲松龄文学思想和创作的这种转变，发生于他年及花甲之际，与当时淄川一带地方发生的一场特大灾荒更有着直接的关系。那场水旱交错的灾荒，持续了三四年之久，庄稼不收，百姓断粮，纷纷逃亡，饿死者遍于道路中，曝尸省城济南街头，卖儿鬻女者自不必说，甚至出现卖人肉、食人油的现象。蒲松龄身为大缙绅之家的西宾，没有受到饥饿的威胁，但也不能不忧心如焚，情不自禁地关注着处在死亡线上的黎民百姓，将所耳闻目睹的种种惨状，形之于诗，写下了大量的记灾诗篇；记之以文，写有《记灾前篇》、《记灾后篇》等文章，给后世留下了关于那场灾荒的翔实记录。正是那场灾荒强烈地触动了他的神经，促使他更加关注劳苦大众，要为他们写作通俗易懂、喜见乐闻的作品。与此同时，他还写了《日用俗字》、《药祟书》、《农桑经》等文化科技普及读物，以便于民众识字、治病、种田、植桑养蚕，证明他晚年确实是倾心于为民众写书。从这个角度说，蒲松龄最堪称是人民作家。
既然如此，蒲松龄何以是以《聊斋志异》著称于后世，其影响远胜于他的俚曲作品？我想，这原因与俚曲这种文体有关，供演唱的作品不便于阅读，大量的曲文没有了音乐的效果，在叙事作品中反倒变成了累赘，至少是延缓了情节的进展速度。喜欢读小说的人众多，喜欢读剧本的人就少得可怜，就是这个道理。蒲松龄的俚曲作品用的是淄川方言土语，当地读起来、听起来，鲜活生动，而对外地人就成为一种障碍，难明一些方言语词的含义，领会不到其鲜活生动之趣。这便限制了聊斋俚曲的流传，也造成后世操品评之权的文人对它们的冷漠，辜负了蒲松龄为民众而创作的苦心。
淄川蒲氏后裔蒲先明，也是淄川人，并多年潜心研究蒲松龄的著作且饶有成就的邹宗良，二人携手对聊斋俚曲进行整理、注释，不言而喻，先天条件是非常优越的，这部《聊斋俚曲集》的出版，一定能够使今天的读者顺利地阅读、欣赏这部古代俗文学的珍品，有补它已往流传不广的遗憾。
（1999年7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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