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曹雪芹身世的脂砚斋，于《红楼梦》第十九回，有一段颇精彩的评语：
按此书中写一宝玉，其宝玉之为人，是我辈于书中见而知有此人，实未目曾亲睹者。又写宝玉之发言，每每令人不解；宝玉之生性，件件令人可笑。不独于世上亲见这样的人不曾，即阅今古所有之小说奇传中，亦未见这样的文字。于颦儿处更为甚。其囫囵不解之中实可解，可解之中又说不出理路。合目思之，却如真见一宝玉，真闻此言者，移之第二人万不可，亦不成文字矣。
这段评语讲的是他读小说所得出的实际印象、感受。正因为实际，非浮泛之论，也不强作解释，所以颇为贴切地道出了贾宝玉形象的特点，能给我们一些可贵的启示。第一，谓“其宝玉之为人，是我辈于书中见而知有此人，实未目曾亲睹者”，可见他并不认为贾宝玉为曹雪芹之自我写照，贾宝玉并非即是曹雪芹。第二，谓“写宝玉之发言，每每令人不解；宝玉之生性，件件令人可笑。不独于世上亲见这样的人不曾，即阅今古所有之小说奇传中，亦未见这样的文字”，这就进一步表明，在他看来，贾宝玉是曹雪芹写的性格奇特、世上不曾有过、前人也未曾写出过的小说人物，也就是他直观地觉察到了贾宝玉性格的独特性、非写实性，以及在文学史上的独创性。第三，谓“其囫囵不解之中实可解，可解之中又说不出理路”，就是说贾宝玉的一些言语、行事，他一方面觉得含混不解，乃至令人可笑；另一方面又觉得个中还有些道理，然而个中的道理却又说不清楚。这正是文艺观赏中的一种所谓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境界，这种观赏境界往往是由作品的不求形似，重在神似，形象富有含蓄性，或者是寓真于奇，“壮辞可得喻其真”的艺术特点所造成的。这表明贾宝玉的形象正具有了这种特点。第四，最后几句是赞扬贾宝玉的形象有鲜明的个性，非常成功，合目思之，犹在眼前。
不过，脂砚斋毕竟是二百多年前的人，他对贾宝玉之发言、生性“说不出理路”，还有另一层原因，那就是他还受着种种历史条件的限制，他对社会、文学两个方面的事情还不甚了然。二百多年后的今天的评论者，如果不太拘泥于所谓现实主义的文学观，而是如实地将贾宝玉作为小说人物，并且是作为非完全写实的意象化的小说人物来看待，恐怕便可以变“说不出理路”为可说出理路来了。
曹雪芹是依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对人生价值、意义的多方面的思索，创作《红楼梦》，塑造主人公贾宝玉的形象的。这就决定了小说的构思特点：通过贾宝玉与其环境的不协调，贾宝玉对传统的生活规范、道德习俗的怀疑、评论，来显示他体察到的封建上层社会的种种不合理。由此也就决定了贾宝玉形象在小说中的双重地位和富有思辨性。文学的形象性，文学创作的自由性，既可以运用夸饰、比喻、象征多种手段，又可以不必拘泥于现实的真实性，而致力于更高的诗意的真实性；而且其体验、思索到的，不是早已形成的观念、道理，甚至还没有捕捉到明确的表述语言。这样，贾宝玉的形象、性格就带有了一定程度的意象性、象征性的成分，他的发言每每带有“囫囵不解”的奇特性。
贾宝玉性格的突出特点是尊重、同情未涉世事的青年女子，并且发了一通“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的“痴话”。其中不无道理：未涉世事的青年女子较少庸俗卑劣的世相，较为天真纯洁。她们免不了不幸，被奴役的丫头们已受到奴役、凌辱，即使是贵族小姐们也免不了受夫权的压迫，珠光宝气中也有悲哀。以青年女子为尊贵，将男性斥之为须眉浊物，正是与传统的“男尊女卑”的观念唱了个反调。
贾宝玉拒绝仕途经济之路，嘲笑世人“除了《四书》、《五经》，把别的书都焚了”，岂不是用生活的语言把汉代以来的“独尊儒术”的政教，放在了被嘲弄的地位上。贾宝玉说：“除了‘明明德’以外无书，都是前人不解圣人之书，便另出己意混编出来的。”这同李卓吾于《童心说》中所说：“夫《六经》、《语》、《孟》，非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是一样的意思。这都是对宋明道学的否定。有趣的是贾宝玉保留了《大学》首章“明明德”一个命题，联系他所发的“各任性情”的“爱物说”，对照李卓吾《答周若庄》札中所说“明德者，吾之所本有，明明德于天下者，亦非强人之所无”（《焚书》卷一），则不难看出其意思同宋儒注疏恰恰相反，所谓“明德”指的是人之本性，并非传统道德；所谓“明明德”也就不再是提倡封建道德，而变成尊重个性，让人各适其性了。
贾宝玉批评了所谓“文死谏，武死战”的德行，认为那些官僚那样做不过是“邀功邀名”而已。李卓吾也发表过意思相同的议论：“夫君，犹龙也，下有逆鳞，犯者必死。然而，以死谏者相踵也，何也？死而博死谏之名，则志士亦愿为之，况未必死而遂有巨福耶！避害之心不足以胜其名利之心，以故犯害而不顾，况无大害而有大利乎？”（《焚书》卷一《答耿司寇》）一个是通俗的表述，一个是理论论述，而其所述则一，即都是用功利主义观点来解释“文死谏，武死战”的道德行为，剥落了加在这类行为上的道德语言的伪装。
有的论者认为：贾宝玉的叛逆性格主要表现在其性情、心理、行为诸方面，这类“囫囵不解”之言论并不重要，读者不会对这类抽象说教感兴趣。这固然有些道理。但是，曹雪芹既然让他发了这样的议论，而且与其行动联系在一起，正好构成其心灵的一个方面，又怎能视为无关紧要呢？读者自然可以不大留心，不大感到兴趣，但评论者却应当置之于自己的评论之中，不能忽视贾宝玉对自己的性情、心理、行为所作的解释、说明。
已有论者看出贾宝玉和鲁迅笔下的狂人形象的类似性。这是极有道理的。无论从性格的内涵、意蕴，还是从形象的外在特征，都可看出两者诚为一家眷属。自然，两者也有差异，贾宝玉现实的一面大于意象化的一面，基本上还是宛如实际生活中的富家公子，待人接物，特别在爱情生活中，用心甚细，一点不呆、不痴；而狂人却是意象化的一面大于现实的一面，发言几乎全为象征性的“狂语”。狂人能够看得出四千年的历史满本都写着“吃人”两个字，“晓得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呼喊“救救孩子”——“没有吃过人的孩子”，较之贾宝玉只是呼吸到悲凉之雾，咀嚼着人生的苦恼，同情那诸般“女儿”的不幸，幻想逃避开污浊的世界，显然更富有彻底的批判精神，对人生的前景的憧憬也更加明确、自信。这是因为，它们产生在不同的时代，从贾宝玉到狂人，中国的历史又继续走了一段路程，曙光已在望了。
（原载《文史哲》198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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