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氏评改《三国志演义》，是效法金圣叹评改《水浒传》的做法，自称“得读原本”、“古本”来“校正”所谓“俗本”。所指的“俗本”，无疑是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以后的坊间刻本，而所谓“古本”则纯属虚构，在毛氏之前和之后，没有人见过另有一种“古本”。毛氏所谓“校正”，实则是径自修改，并非有所本。
将毛本《三国志演义》和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相对照，从小说情节的总体上说，两者并没有大的不同，也就是说，毛本保持了原来的基本情节，特别是其中最生动的情节，如“三顾茅庐”、“赤壁之战”等，毛氏所做的修改，主要是非情节性的引文和附文的删削、部分局部情节的增删和改写、叙述文字的修改三个方面。虽然如此，毛本却大为改观，减去了许多累赘，情节的进展变得更加紧凑、通畅，主要人物性格更加鲜明，小说也就更耐人阅读了，同时，其尊刘抑曹的倾向性也更为突出了。
先说第一个方面。罗贯中作《三国志通俗演义》，一方面承袭了两晋以来的稗史、杂传、平话、戏曲中的传说故事，不排斥虚构性质的材料；另一方面又力求向史书记载的史实靠近，尽量运用《三国志》和裴松之注文提供出来的材料，据史而演义。所以，他于书前郑重地署名：“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出于这种历史小说观，他还没有摆脱写史书的羁绊，一方面在叙写情节、人物、场面时，不放弃文学的夸张、渲染，具有了小说的性质，形象生动；而另一方面又于情节之中和情节之外，广搜博引，纳入了大量的表奏、书札、论赞、诗词等非情节的文字，甚而连篇累牍。如卷一第一则《祭天地桃园结义》写进杨赐和蔡邕的对策，便无必要；卷四第三则《袁术七路下徐州》有张纮代孙策所作绝袁术书，长达一千馀字，占了三分之一以上的篇幅；卷七第六则《玄德跃马跳檀溪》前半则叙写情节，后半则引后人诗赞六首，其中有苏轼的一首二十四句的古风；卷十六第五则《关公玉泉山显圣》叙写关羽之死非常简单，却引入了后人赞关羽父子的诗五首，还嫌不足，又抄录了《传灯录》中的记、传、赞，也占了近二分之一的篇幅。特别是卷二十一《孔明秋风五丈原》，更是连篇累牍地引录陈寿、杨戏、元稹、白居易、程颢、姚伯善、胡曾、朱黼、李兴等人的赞、论、碑文、诗，多达十五篇，再加上后面《死诸葛走生仲达》、《武侯遗计斩魏延》两则所录后人的诗、论、庙记，简直成了历代评论诸葛亮的资料汇编。由说话发展起来的平话和章回小说，大都是在叙述完一段情节之后，插入一两首诗词，“有诗为证”云云，寓评论于其中，并借以调节叙述的节奏。而《三国志通俗演义》这样于情节中录入非文学性的历史文献，于情节外堆砌大量的后人的诗歌、论赞，便成了小说中的累赘，妨碍了情节进展的连续性，也损伤了小说的本体特征，而且其间还有不同倾向的颂曹贬刘的篇什。毛氏删去了其中大部分的这类非情节性的赘文，保留了或更换上一些所谓脍炙人口的名篇，如孔融《荐祢衡表》、陈琳《讨曹操檄》，以及杜甫咏诸葛亮的诗，毛本便显得干净利落，情节连贯通畅，小说以叙事展示人生诸相的文字特点也就更加突出了。由于更删中有选择，颂曹贬刘的篇什全被删汰，调子也就统一了。
再说第二个方面。毛本改写部分情节，有几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情况是改正原来违反历史常识者。如关羽封汉寿亭侯事，嘉靖本卷六第一则写了关羽始辞终受的一段曲折：
却说曹操为云长斩了颜良，倍加钦敬，表奏朝廷，封云长为寿亭侯，铸印送与关公。印之曰“寿亭侯印”，使张辽赍去。关公看了，推辞不受。辽曰：“据兄之功，封侯何多？”公曰：“功微，不堪领此名爵。”再三推却。辽赍印回见曹操，说关公推辞不受。操曰：“曾见印否？”辽曰：“云长见印来。”操曰：“吾失计较也。”遂教销印匠销去字，别铸印文六字“汉寿亭侯之印”，再使张辽送去。公视之，笑曰：“丞相知吾意也。”遂拜领之。
这是由于不知道“汉寿”为地名，“亭侯”为汉代之爵名，误将“汉”字当作了国号，遂演绎出此一段曲折，虽然颇为生动，却违反了历史常识。毛氏发现了这个错误，便删繁就简，只写：“曹操见云长斩了颜良，倍加钦敬，表奏朝廷，封云长为汉寿亭侯。”（毛本第二十六回）另外，毛氏删去了嘉靖本卷七第七则中蔡瑁题于馆舍壁间的七言律诗、卷十二第一则中王朗、蔡邕颂曹操铜雀台之会的两首七言律诗，也是由于“七言律诗起于唐人，若汉则未闻有七言律也”，“伪作七言律体，殊为识者所笑”（《凡例》）。这种情况的删改，去掉原本中常识性的错误，无疑是对的。
第二类是改写原本不甚合乎情理者。如“青梅煮酒论英雄”一节，嘉靖本写刘备听曹操说“方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
言未毕，玄德以手中匙箸尽落于地。霹雳雷声，大雨骤至。操见玄德失箸，便问曰：“为何失箸？”玄德答曰：“圣人云‘迅雷风烈必变’。一震之威，乃至于此。”操曰：“雷乃天地阴阳击搏之声，何为惊怕？”玄德曰：“备自幼惧雷声，恨无地而可避。”操乃冷笑，以玄德为无用之人也。操虽奸雄，又被玄德瞒过。
——卷五第一则
毛氏认为此处有两点不妥当：一是写刘备是故作失箸。他据情理分析，当时刘备正与董承同谋，要剪除曹操，忽闻此言，“安得不惊？是因落箸而假托闻雷，非因闻雷而故作失箸也”。二是写刘备装作害怕的样子，直如“小儿掩耳缩颈之态”，有失身份，也过于直露。（毛本第二十一回总评）于是改写为：
玄德闻言，吃了一惊，手中所执匙箸，不觉落于地下。时正值天雨将至，雷声大作，玄德乃从容俯首拾箸曰：“一震之威，乃至于此。”操笑曰：“丈夫亦畏雷乎？”玄德曰：“圣人‘迅雷风烈必变’，安得不畏？”将闻言失箸，轻轻掩饰过了。操遂不疑玄德。
——毛本第二十一回
改写得好：不独切合两个人物的身份和彼此的心态，刘备如果不惊，何必多此一举？曹操也不会竟以此而视刘备为“无用之人”，而且只让刘备淡淡一语掩饰而过，似有意似无意，也未让曹操反复追问，这才更显出这一场精神较量的戏剧性。
再如关羽之死，嘉靖本写得很简单：
时五更将近，正走之间，喊声举处，伏兵又起，背后朱然、潘璋精兵掩至。公与潘璋步将马忠相遇，忽闻空中有人叫曰：“云长久住下方也，兹玉帝有诏，勿与凡夫较胜负矣。”关公闻言顿悟，遂不恋战，弃却马刀，父子归神。
——卷十六第二则
这自然是罗贯中慑于关羽已被封神，不肯明写其被擒被杀，或者是刊行嘉靖本者做的手脚，无论如何，都不能不说是写得拙劣。毛本第七十七回便据《三国志》与裴松之注，演绎成了一段关羽被擒，拒不受降，面斥孙权，终于被杀的文章，有声有色，关羽的性格跃然纸上。这类的改写，应该说是提高了小说的艺术性。
较多的一种情况是改变情节原来的性质、意向。《凡例》中说“俗本纪事多讹”，如“曹后骂曹丕，详于范晔《后汉书》中，而俗本反误书其党恶；孙夫人投江而死，详于《枭姬传》中，而俗本但记其归吴。今悉依古本辨定”。说这类情节失实，实际上是一种借口，这部小说中另外一些与史书记载不符的情节，毛氏并没有改动，更何况孙夫人归吴见于《三国志·蜀书·二主妃子传》，《枭姬传》所记不见得属实。毛氏改变嘉靖本的这类情节的深意，还是在于强化尊刘抑曹、抑孙的倾向性。以“曹后骂曹丕”为例，嘉靖本卷十六第九则写曹丕逼汉献帝禅位，曹后骂了献帝一通：
帝泣曰：“汝兄欲篡汉，故令百官相逼，朕故不出。”曹氏大怒曰：“汝言吾兄为篡国之贼，汝高祖只是丰沛一嗜酒匹夫，无籍小辈，尚且劫夺秦朝天下，吾父扫清海内，吾兄累有大功，有何不可为帝？汝即位三十余年，若不得吾父兄，汝为齑粉矣！”
直是挖了刘汉的老根，也不无道理。如果是这样，曹后“党恶”，成了大逆不道，倒还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这几句话太刻薄了，所以毛氏才改变其形象：
帝泣曰：“汝兄欲篡汉，令百官相逼，朕故不出。”曹后大怒曰：“吾兄奈何为此乱逆之事耶？”言未已，只见曹洪、曹休带剑而入，请帝出殿，曹后大骂曰：“俱是汝等乱贼，希图富贵，共造逆谋。吾父功盖寰区，威震天下，然且不敢篡窃神器，今吾兄嗣位未几，辄思篡汉，皇天必不祚尔！”
——毛本第八十回
为曹氏取代刘氏的皇位张目的话便清除掉了。
这种情况的修改，还有《凡例》中举出的“诸葛亮欲烧魏延于上方谷”、“诸葛瞻得邓艾书而犹豫未决”之类，毛氏认为“此其诬也”，所以在毛本中皆删掉了。这自然也是出于尊刘的思想，不让刘蜀方面的人物，特别是诸葛亮，在品德上有严重的缺陷。不过，嘉靖本中写诸葛亮料定魏延久后必反，而在魏延尚未反的时候，欲将他同敌方主帅司马懿一并烧死，而且因落雨未获成功，又授意马岱嫁祸与杨仪，挑起魏延的仇恨（卷二十一第五、六则），毕竟是太阴险残忍，对部下不仁了。这一方面不能为读者所接受，另一方面从小说塑造人物形象的角度说，也破坏了小说人物诸葛亮性格的统一性。这种删改还是可取的。
第三个方面，毛氏对原本的叙述文字基本没有作大量的改变，只在少量地方增删、简化和改换语词。如修改较多的第一回，嘉靖本卷一第一则是从“后汉桓帝崩，灵帝即位”说起，毛本则增添了“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段话；曹操出场一节，嘉靖本卷一第二则有一段称扬曹操及其先人的话：
为首闪出一个好英雄，身长七尺，细眼长髯。胆量过人，机谋出众，笑齐桓、晋文无匡扶之才，论赵高、王莽少纵横之策。用兵仿佛孙、吴，胸中熟谙韬略。官拜骑督尉，沛国谯郡人也。姓曹名操，字孟德，乃汉相曹参二十四代孙。操曾祖曹节，字元伟，仁慈宽厚。有邻人失去一猪，与节家猪相类，登门认之，节不与争，使驱之去。后二日，失去之猪自归，主人大惭，送还节，再拜伏罪。节笑而纳之。其人宽厚如此。节生四子，第四子名腾，字季兴，桓帝朝为中常侍，后封费亭侯。养子曹嵩，原是夏侯氏子，过房与曹腾为子，因此姓曹，为人忠孝纯雅，官拜司隶校尉，灵帝拜为大司农，迁大鸿胪。嵩生操，小字阿瞒，一名吉利。
毛本则删繁就简，变为寥寥数语：
为首闪出一将，身长七尺，细眼长髯，官拜骑都尉，沛国谯郡人也。姓曹名操，字孟德。操父曹嵩，本姓夏侯氏，因为中常侍曹腾之养子，故冒姓曹。曹嵩生操，小字阿瞒，一名吉利。
而绝大部分的修改，只是行文的精简和语词的改换。也以毛本第一回写曹操计赚其叔父事为例。嘉靖本是这样记述的：
操年幼时，好飞鹰走犬，喜歌舞吹弹。少机警，有权数。（机警，谓有机关而警省；权数，谓权谋术数）游荡无度。叔父怪之，言于曹嵩，嵩每鞭挞操。操忽生一计：一日见叔父来，诈倒于地，败面
口。叔父慌之，操曰：“卒中风耳。”叔父归，告于嵩。操潜地归家。嵩惊而问曰：“汝中风已瘥乎？”操曰：“自来无此疾，但失爱于叔父，故见罔耳。”嵩乃信其言。后叔父但言操过失，嵩并不听，因此操得恣意放荡，不务行业。
——卷一第二则
毛本便简练多了：
操幼时，好游猎，喜歌舞，有权谋，多机变。操有叔父，见操游荡无度，尝怒之，言于曹嵩，嵩责操。操忽生一计，见叔父来，诈倒于地，作中风之状。叔父惊告嵩，嵩急视之，操故无恙。嵩曰：“叔言中风，今已愈乎？”操曰：“儿自来无此病，因失爱于叔父，故见罔耳。”嵩信其言，后叔父但言操过，嵩并不听。因此，操得恣意放荡。
由此可以看出，毛本使原本尊刘抑曹的倾向性更加鲜明了，凡是称扬曹操的文字尽量删掉，但是在叙述文字上却在保持原本的“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基调上，更为精练了，原本那样无艺术目的地罗列曹操的数代先人，从纯文章的角度说，实在是多馀的；同时，改“败面
口”为“作中风之状”，改“已瘥乎”为“已愈乎”，也自然是更为通俗了。后面一百多回叙述文字的修改，大都类似这曹操幼年诈中风一节，举不胜举。
可以这样总括毛本《三国志演义》的特点：它使罗贯中的原著更纯净了，尊刘抑曹的倾向更为鲜明、突出，小说情节更为简洁，衔接紧凑，文字更为通俗，更加是一部雅俗共赏的历史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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