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描述的是一个贵族大家族的兴衰，重在其内帏生活，活动于其中的有四代男女主子、各种不同类型的男女奴仆，还有客居的亲眷，时而进入的另类外来人。小说叙写出的大都是日常饮食男女的生活细事，也有像秦可卿的丧事、贾元春省亲、抄检大观园等几桩大事。这样，这类家族中的上下人等，各个生活角落，几乎全都展示出来。而且通过几个外来人，如贾雨村、刘姥姥、庄头邬进孝等，这类富贵之家与社会的关系、在社会上所占有的优势，也都显现出来。世界上有几部长篇小说曾经如此全景式、百科全书式地写过一个大家族的兴衰面貌？
《红楼梦》描述贾府的各色人物和巨细事件，构成一个错综的关系网络，明白显示出房系的亲疏、嫡庶的尊卑、主奴的贵贱、贫富的差距，其中还或明或暗地存在着对照对比而又有互相补充的意义：有个林黛玉，又有个薛宝钗；宝玉房里有个深得主子心意的袭人，又有个恣情任情为主子厌恶的晴雯；有个在战场上救过主子命的低等奴才焦大，一次醉后揭了主子的隐私，便被捆绑起来，要赶到田庄上去，又有个被主子选中当上了管家的赖大，自家也有宅第、庄田、奴婢，但头上还没有摘掉那个“奴”字；贾府的老祖宗贾母自然养尊处优，又引来一位农村的老妇刘姥姥，与之相会聊天，游大观园，享受一次盛宴，两个世界两种人的身心对比，便表现在其中。
鲁迅曾评说《红楼梦》的写法是“如实描写，并无讳饰”（《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意思是既不讳言其丑，也不夸饰其美，换个说法就是既不着意丑化，也不着意美化，一切都照现实生活的实际样子，是什么样子就写作什么样子。《红楼梦》就是这样写的，保持了现实生活的原生态及其现象的丰富性，而在这“如实描写”中，又蕴含着对所叙写的人事的深层理解，如实描写这些人事的意义更在于理解，而不仅仅在于简单区别其中的是非、美丑。
这里不妨举几个例子：
贾元春省亲是《红楼梦》里的盛大事件。贾元春做了王妃，在贾府女孩子中是幸运儿。省亲场面非常隆重、豪华，描写得极为真实、周到。贾元春与祖母、母亲相见，行的是君臣大礼，彼此酸楚，一片哽咽。贾元春说：“当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好容易今日回家，娘儿们这时不说不笑，反倒哭个不了，一会子我去了，又不知多早晚才能一见！”如此真实的描写便传达出了做王妃的不幸：失去了与亲人随心温馨相聚的自由，失去了原本应当享受的天伦之乐。此外，还有由贾元春之口说出的对省亲盛典太奢华的批评。
赵姨娘是《红楼梦》里最丑陋的人物，心地极阴暗，想用魇胜法制死管家的王熙凤、贾府的娇子宝玉，是读者最不喜欢的人物。但也写出了她地位微贱：她原是一个丫头，被贾政收用，成了姨娘，还生养了儿女，却还是半奴半主的身份，王熙凤动辄呵斥责骂，连亲生女儿探春都疏远她，投向正经而当权的王夫人。这后一方面的描写，正是对她阴暗心理、罪恶行事的生成原因的诠释。《红楼梦》第五十五回写了这样一段：在探春与李纨、薛宝钗一起代理家政的期间，门房仆人赵国基，也就是赵姨娘的兄弟、探春的亲舅死了。探春查过本府的旧例，家生奴才赏二十两银子的丧葬费。赵姨娘愤愤不满，前来理论，以前些日子丫头袭人的父亲死时赏银是四十两为据，指责探春不公平，毫无亲情，更进而埋怨探春一心往高枝儿上飞，不体恤可怜的母亲，不疼爱亲兄弟贾环。探春不仅感到委屈，而且摆出大道理，不承认赵国基是她舅舅，划清与赵姨娘的关系，最后说：“谁不知我是姨娘养的，必要过两三个月寻出由头来，彻底来翻腾一番，怕人不知道，故意表白表白。也不知道是谁给谁没脸！”单就这件事而言，难于简单地判定谁是谁非：探春是按规矩办事，堪称得体，但不认亲舅舅，把亲生母亲归入异类，未免太绝情；赵姨娘不识规矩，忘记袭人是买来的丫头，她父亲并非本府的奴才，来找探春理论是瞎闹腾，但却又是长期积在心里的不满的爆发。然而，正是在这种描写中，显示出比事件本身更深刻的问题：为主子生儿育女的姨娘仍然居于受歧视的卑贱地位上；探春争强好胜，行事方正，原是为了摆脱她是姨娘所生的庶出名份及其造成的不幸，也可以说是一种挣扎，一种与命运的抗争。
《红楼梦》就是这样描写贾府那种家族中的种种人事，不是自然主义的描写，而是内含着解析的性质，不仅使读者知其然，而且可以知其所以然，体验到人事现象内里的意味。这种描写中便体现着新的体验、觉悟。
在《红楼梦》里，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占据着小说情节的中心地位，与之相伴随的是薛宝钗与贾宝玉的悲剧婚姻，这两者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有着对照和互补的双重意义。小说对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的描写，最细腻、深切，也是最动人的部分，从而走出了文学文本，进入了不计其数的读者和非读者的心灵中。
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不是发生于一见钟情的偶然间，是在少年时期亲密的接触中萌芽，在成长中由性情、志趣和相互关切凝聚而成的。在那种社会、那种家庭中，对林黛玉来说，爱情就是生命之所系，再没有别的东西可以依托，但爱情却是不被允许的，只能隐藏起来，不能表露，不能言说。于是便生出种种猜疑、误会，斗气、吵嘴取代了温馨私语，爱情的蜜汁化作了苦水。“诉肺腑心迷活宝玉”一段情节：宝玉出于对黛玉生命的关切，说了“你放心”三个字，以消除折磨着黛玉身心的忧虑，黛玉还表示不理解，逼得宝玉说出肺腑里的话：“好妹妹，你别哄我，你真不明白这话，不但我素日白用了心，且连你素日待我之心也都辜负了。你皆因都是不放心的缘故，才弄了一身的病。但凡宽慰些，这病也不得一日重似一日了。”爱而不能言说，但关切至深的话语，终于艰难地迸发出来。黛玉听了，如“轰雷掣电”，怔了许久，眼泪滚滚流了出来，还有什么可说的，返身而去。此情此景，如此深切，动人心弦，古代写爱情的小说没有一部达到如此境界。
《红楼梦》对宝黛爱情毁灭过程叙写得甚细微周到，从黛玉进贾府的热烈场面，贾母对失母的外孙女的无比疼爱，到黛玉在病榻上弥留之际的清冷景象，贾母表现出的无情，其间的变化，时隐时现地展示在八十馀回的情节中，细心的读者是可以觉察出来的。林黛玉与薛宝钗比照：黛玉在贾府是寄身，宝钗是客居。黛玉生恐受人歧视，遇事多疑；宝钗无所顾虑，行为大大方方。黛玉性直，动辄发点小脾气；宝钗内向，喜怒不形于色，善于掩饰感情。黛玉单纯，不像宝钗那样懂得如何讨好人，如王夫人正为丫头金钏被自己赶了出去、不堪羞辱投井而死之事心情不好的时候，宝钗适时前来为之辩解、开脱，并提出多赏几两银子处理后事，让王夫人消除了烦恼；黛玉想不到，也做不出来的。在青年男女的婚姻不能决定于自己的情爱和意愿的时候，家长的抉择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富贵家族尤以为甚。林黛玉终于被冷酷地抛在一边，她的爱情随同她的生命一起在贾宝玉和薛宝钗的婚礼的鼓乐声中消逝了，成为爱情悲剧中的千古绝唱。从小说叙事学的角度说，这种笔法具有撕裂读者心灵的力量。而薛宝钗又何尝是幸运的？她虽然是听从家长之命、也正遂自己的意愿，与贾宝玉结为夫妇，但是没有爱情的婚姻，她面对心里只有一个林黛玉的贾宝玉，处境十分尴尬，又何尝不是另一种悲剧——没有爱情的婚姻悲剧。爱情被扼杀、毁灭，同情、怜悯是人之常情，《红楼梦》写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放进了性情志趣——精神内容，是一种超越；而又写出薛宝钗和贾宝玉婚后的种种尴尬，精神上不和谐，没有真正幸福，则是提出了一个新题目。
贾宝玉不仅是《红楼梦》里这双重悲剧的当事人，还是这整个小说世界的核心人物。他在贾府的各色人物中，非常特殊，最让读者感到有趣，引起评论者的关注，议论不休，却不容易理解，说得清楚。说他特殊，与众不同，是指只有他走进过太虚幻境，受到了警幻仙姑的性教育的启示，而且性情有些超常，独钟情于未涉世的女儿，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他“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他最喜欢在女孩儿中厮混，以能为那些被役使、遭遇不幸的丫头们尽点心为乐，也为姊妹们的不幸命运感叹、忧伤。他听了刘姥姥混编的一个出没不定的女孩子在大雪天抽柴火的故事，便信以为真，带着小厮们去寻找。这表明贾宝玉作为一个小说人物，不是全仿真型的等同于现实中人的人物，而是带有意象化因素的小说人物。如果把他当作真实的人，与现实的人等量齐观，那便是真的不可理解了，谁能认为他的那番“女儿尊贵”论是正儿八经的话，是正理？如果当作正经话看待，那就只能是像《红楼梦》里的甄家的婆子们议论的那样：傻！
显然，贾宝玉是个半写实半意象化的小说人物。就写实的一面说，他是贾府中特受家长宠爱的带有几分稚气的贵公子，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对不幸的丫头们示以同情，表示惋惜，甚至愤慨，也没有超出现实生活中的情理，对林黛玉的体贴、关切，更非常实际，非常合乎常情。但是，这还不是一个完整的贾宝玉，加上那种超常的性情、那些令常人不甚理解的话语、行为，方才是小说中与众不同的“这一个”。他生活在那个世界里，不仅是悲剧的主角，还关照着一些弱小人群的不幸，体贴平儿、香菱为人姬妾处境之难，为晴雯、司棋遭驱逐夭亡而哀伤。他还时而议论到社会人生：身居富贵之中，却感到“富贵限人”，不得自由，行动都有人跟着；他拒绝仕途经济，称谈仕途经济者为“禄蠹”，批评世人除了《四书》，“将别的书都焚了”。将这种种情况联系在一起，便可以从贾宝玉的性情的“乖张”和所谓“囫囵不可解”的话语中，领悟出与传统的社会道德观念相悖的观念、意识。正是在这样一种观念、意识的观照下，那种高居社会上层的富贵家族的虚弱、腐朽、分崩离析的趋势便显露出来。鲁迅说得好：“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四章）从这一点来看，贾宝玉实为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的先行者。在意象化的“狂人”的面纱后面，发出的是控诉和要推翻的声音，贾宝玉的感受、质疑则可以说是启蒙信息。
《红楼梦》的伟大就在于以审视的态度如实地叙写出了贵族家庭的腐朽、富贵世界中的种种不幸，及主宰着那个世界的等级名分、礼法习俗的荒唐，既具有历史批判意义，又可以给人许多人生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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