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问世的几部长篇小说，如《水浒传》、《三国志演义》、《西游记》等，都曾经过民间口头传说、说书人的演述，有过先行的较为粗糙的文本，即话本，或曰平话，最后被写定下来，成为人们爱读的盛行数百年的文学名著。近世不少研治中国小说史的学者，曾经详略不同地考察过它们各自从口头传说到写定小说文本的演化过程。
考察这些小说名著成书的先期流变，固然很有意义，但对它们被最后写定的关键步骤，即小说文本的写定者是怎样对待、使用先行的口头的和文字的材料进行再创造的这个问题，似乎还没有予以特别重视，或者说是论及而未一一深究。事实上这几部小说的成书情况，有其大体的一致性，然最后写定文本者的创作情况，并不尽完全一样，而揭明他们各自的创作情况，更有助于解析小说的文本，知其所以然。
譬如，《三国志演义》并非罗贯中依据先出之《三国志平话》加工而成，对罗贯中而言，《三国志平话》固然是起了诱导作用，但他是取“据史演义”的写作原则，另起炉灶，有选择地采用了以前的史传和传说材料，融会贯通，全书用一种文笔作成，如明人所说，“非史氏苍古之文，去瞽传诙谐之气，陈叙百年，该括万事”（高儒《百川书志》卷六），遂成为一部历史演义小说的典范。《西游记》则不同。据朝鲜汉语书《朴通事谚解》，元代曾有一本《西游记平话》，明刊《西游记》小说的情节多已具备，所引“车迟国斗法”一节与《西游记》中所写，主要是简繁之不同。据此可断，《西游记》文本的作者（是否为吴承恩，研究者尚有争议）是就先出之《西游记平话》加工而成，其功绩在所做的扩写，除了使情节更加精致生动，还注入了一种嘲谑世情、讽刺时政、揶揄神佛的意趣，形成了庄谐并陈、化庄为谐的艺术风格。
《水浒传》的成书情况与上述两书都不一样。北宋末年宋江三十六人横行京东、河朔，官军莫敢撄其锋之事，到南宋时期便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开来，逐渐被故事化。宋末元初人龚开曾就宋江三十六人的图像作有《宋江三十六赞并序》，称“宋江事见于街头巷语”，“士大夫亦不见黜”。其所赞三十六人都是《水浒传》中的主要人物，并且已有了各自的绰号，与《水浒传》也大致相同，可见其时已经过说书人的宣讲而大体定型了（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上）。然没有叙述水浒故事的话本流传下来。今传《大宋宣和遗事》是抄撮杂史、话本而成书，只能算是准讲史话本。其中载有宋江三十六人的故事，可能是就叙述宋江三十六人故事的话本缩写而成，着重叙写的是杨志押解花石纲失事而落魄卖刀；晁盖等伙劫生辰纲，宋江报信放走晁盖；宋江杀阎婆惜，遇九天玄女，遂上梁山泊，尔后便简略地交代出受招安、征方腊二事。这大概就是宋元间所流传的水浒故事的基本概貌。里边写有宋江三十六人的姓名、绰号，但除了杨志、晁盖、宋江有故事情节，其他人物如林冲、鲁智深、武松、李逵等，都没有单独的情节，只提及姓名而已。这几位好汉在《水浒传》里都是重要角色，各自有回数不等的专门片段，大都极为精彩。这种情况表明，或者《大宋宣和遗事》之外，还另有讲述上述几个人物的话本。宋末元初罗烨《醉翁谈录》，证明了后一点。这部书的卷一“小说开辟”一节，开列了许多小说话本的名目，公案类有“石头孙立”，朴刀类有“青面兽”，杆棒类有“花和尚”、“武行者”。这些小说话本，有的可能是宋江故事在流传中衍生的，经过说书人的加工而成为单独的段子，后来便被纳入《水浒传》中。在元代，宋江故事似乎在民间传说有所丰富，没有出现新的话本，却被编成新兴的杂剧，有《黑旋风双献功》、《黑旋风乔教学》、《李逵负荆》、《燕青射雁》、《燕青博鱼》等，剧中所演故事，也被吸收进了《水浒传》中。这些杂剧中大都有梁山泊“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之语，可见水浒好汉又繁衍了一些，超出了宋时之三十六人，成为《水浒传》足成“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共计一百单八将之数的依据。
由以上所述情况，再对照《水浒传》的内容，不难推想出《水浒传》的成书情况：既不是罗贯中作《三国志演义》式的另起炉灶的重新创作，也不是某人作《西游记》式的就先出之作品进行个性化的再度加工。《水浒传》文本的初成者施耐庵，是就宋时已定型的宋江故事的基本框架，纳入一些已经衍生出来的梁山好汉的单篇故事，使之更加充实，同时又以原有的几个主要人物（特别是宋江）为中心，逐次引入原来不在三十六人之列的次要人物，整合为一部宏伟的长篇巨制。
施耐庵汇集已有的材料进行整合，自然不是简单的连缀，也要做牵合、移植、改造、补写种种工作，不能低估其文学功绩。譬如，在《大宋宣和遗事》中，写了杨志押解花石纲失事的情节，押解生辰纲的是马县尉；在《水浒传》中杨志押解花石纲的情节被压缩了，让他代替马县尉充当了生辰纲的押解人。这种移植和改造，将杨志由“智取生辰纲”事件的局外人变为当事人，便使情节更集中，增添了对杨志的刻画，也增强了生辰纲事件的智取的生动性。不难设想，如果押解者是个平庸之辈，便显示不出智取者的高明，情节也就平淡无味了。在《大宋宣和遗事》里，对宋江杀阎婆惜一节，虽然写到宋江得到梁山泊送来谢礼金钗，“不合把与那娼妓阎婆惜收了”，被她“知得来历”，但后来却是由于阎婆惜与吴伟相好，宋江看两人“正在偎倚”，“便一条（时）忿起，怒发冲冠，将起一柄刀，把阎婆惜、吴伟两个杀了”。在《水浒传》中，便将两事紧密牵合在一起，宋江是在向阎婆惜讨还装有梁山书信的招文袋，阎婆惜抵死不给，声称要向官府告发，两人在争夺中，宋江先将压衣刀拽了出来，阎婆惜大叫，他方才手起刀落，杀死了阎婆惜。这一改写便由情杀改作势不得已的政治保护行为，开脱了宋江，情节也更紧凑了。《醉翁谈录》中所载“花和尚”，无疑是个单独的话本，专叙鲁智深的故事。而在《水浒传》中，在叙完鲁智深打死镇关西，到五台上落发为僧，又因醉打山门、闹禅房，被派往京中大相国寺，尔后便与林冲合写，重点在写林冲，待野猪林救下林冲，更按下鲁智深不表，专写林冲的遭遇；叙过林冲，接下来去写杨志落魄，生辰纲失事后，在引出宋江之前的空隙中，方才重新叙及鲁智深与杨志相遇，一起去二龙山落草，这才交代出他绰号“花和尚”是因为他背上刺绣着花纹。然而，鲁智深的上梁山入伙，还远远在这次偶一露面之后。从这种情况正可以看出，施耐庵将多个独立的段子整合为一个长篇故事，是经过剪裁、切割、连缀、配置，这就需要有通盘的周密构思和相当的结撰长篇小说的能力。
不过，《水浒传》的作者毕竟还是直接采用了原有的许多单篇话本段子，虽经剪裁、组合，对原来就颇精彩的节目，都原封不动地纳入小说中。《水浒传》的前数十回，采取的不是长篇小说一般以一个人物或一个家族为主的结构模式，而是陆续写了鲁智深、林冲、杨志、宋江、武松等几个主要人物，各有着一段独特的可歌可泣的生活史，陆续出场，也陆续暂时地退场。这种集传式结构，固然与小说要写出梁山好汉来自各个方面、终于形成大规模的起义军的主旨相适应，甚至可以说最恰当不过，然而，这却非完全出于作者的创作选择，而是他迁就了原有的话本段子。明显的事实是，这一部分章节与宋元话本一样，叙述语言保持着说话艺人现场演述的语态，叙述中夹有说话艺人的习用插话，如“看官牢记话头”、“说话的，你道怎样”、“若是说话的同时生，并肩长，拦腰抱住，把臂拖回……”。尤其明显的是其中还保留了话本篇末多有的交代题目的话，如第四回叙鲁智深在五台山醉后闹了僧堂，“满堂僧众大喊起来，都去柜中取了衣钵要走”，接着插入一句：“此乱唤做‘卷堂大散’”；第十六回叙过智取生辰纲一节，又插入一句：“这个唤做‘智取生辰纲’”；第四十回叙述众好汉劫了江州法场，“二十九人都入白龙庙小聚会”，又插入一句：“这个唤做‘白龙庙小聚会’。”这些插话，原是说话艺人向听众报故事名目的，如宋人话本《洛阳三怪记》末云：“话名叫做《洛阳三怪记》。”《水浒传》中这些交代故事名目的话，当是随同话本段子一起被采入小说正文中来的。
《水浒传》全书的文笔不完全一致，艺术上也存在着精致生动与粗略无神采的差异。大体说来，前七十回，特别是前四十余回，几个主要人物的生活史，描绘真切，形象生动，具有小说话本的特色，很有些精彩的片段，如鲁智深“拳打镇关西”、林冲“风雪山神庙”、吴用“智取生辰纲”、宋江“怒杀阎婆惜”、武松“醉打蒋门神”、李逵“斗浪里白条”等，都叙写得精细而有声有色，形神毕现，富有可欣赏性，堪称英雄传奇类小说中的绝唱。而后三十回写梁山泊全伙受招安、征辽、征方腊，则叙写简略，即便如李逵“乔捉鬼”、“乔坐衙”、“乔教学”、“燕青射雁”、宋江“挥泪斩小卒”一类有文章可做、以发挥其内蕴的节目，也多是草草叙出其事而已，不能不说是艺术的遗憾。这种情况，仅用所谓“强弩之末”一语来解释，恐怕不够圆满，其主要缘故还是在于这一部分章节所依据、采用的原材料，原来便不如前七十回丰腴、精致。有理由认为，李逵“双献功”、“乔教学”、“燕青射雁”等节目，是依据杂剧中的水浒戏编成的。剧本不同于话本，不能稍加剪裁便可纳入小说中，只能叙出其剧情而已，即便改编得较有韵味，如“燕青射雁”，也还是缺乏精细的刻画。
特别是“征辽”一部分，斗法破阵成了主要内容，文笔、意趣与前一部分差异更大，自然是另有来源。在征辽多次大战中，梁山好汉竟无一阵亡。这不一定表明，如有的研究者所论断，“征辽”数回是《水浒传》成书后方才添加进来的，也有可能是《水浒传》成书时就添加进来了。这一部分不论其有何思想意义，都可以说是《水浒传》宏伟肌体中的异物、赘笔。
正因为《水浒传》是如此成书，全书的文笔、风格很不一致，艺术上有精粗、优劣的差异，也就使后来的文人、书商有了随意增删的方便。既然有了“征辽”数回那样的赘笔，于是便有人借着一点因由，再加进了征田虎、征王庆两部分，成其为一百二十回的《水浒全传》。对加予宋江为首的梁山好汉以“忠义”之名很不以为然的金圣叹，也正是高明地看出了《水浒传》前后的差异，才假托得到了施耐庵的真本，拦腰斩断，截去了梁山好汉大聚义以后的部分，成为一部七十回本。尽管他添加了一个“惊恶梦”的尾巴，在卢俊义的梦中梁山好汉被张叔夜收捕诛杀，但由于这前七十回书本来是精彩的，又有那样一个结尾使之免招诲盗之议，所以成为清代三百年间最流行的一个本子。
明白了上述情况，对《水浒传》的思想内容之复杂，前后部分也存在着差异，就可以理解了，也就不必执其一端，强行统一，专主褒贬，可以如实地加以剖析、解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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