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勋是何等样人？戴不凡先生文中有专门一节介绍其人其事，特别是对郭武定一家与朱明皇室之亲戚关系，考证得非常周到，但也有一些不足之处。为了弄清郭勋与《水浒传》的关系，这里再做一番补叙。
《明史》、《明纪》中，郭勋是有传的，只是未单独立传，而是附于其五世祖郭英传之后。《明史》里的传还比较详细，约有七百馀字，基本上勾勒出了其生平大略，也如实地写出了他贪权网利、挟恩宠、擅朝权、恣为奸慝之为人。
郭勋是在嘉靖二十年（1541）得罪入狱的，次年九月瘐死于狱中。四部备要本《明史》本传记郭勋下狱年代，误衍一字，致使郑振铎、严敦易两先生在各自的论《水浒传》的演化的文章里，都误认为郭勋死于嘉靖二十八年。中华书局新校点的《明史》已订正。郭勋的生年亦可考。沈德符《野获编》卷五“勋戚”类“咸宁侯”条记：“嘉靖间，夏桂洲（言）与郭武定相仇，因陷之极典，郭瘐死狱中，年六十八。未几，夏相为分宜（严嵩）所陷，死西市。年亦六十八。”沈德符是依据其先人传说而记述的，不一定十分准确，但也不会相差太大，如《明史》记夏言死年六十有七，仅差一岁，所以基本可信。据此可推知，郭勋生于明宪宗成化十一年（1475）前后。
郭勋是从明世宗朱厚熜继位开始显赫的，但他早在武宗朝就已经开始了政治活动。其父武定侯郭良，卒于正德二年（1507）。次年，郭勋袭爵，并随即被派到两广去做总兵。《明纪》卷二十五记述到郭勋的头一件事，是他遵照权幸钱宁的旨意，几乎将贬官的御史周广击毙。钱宁本是权阉刘瑾的小厮，后来投合武宗朱厚照的声色之好，在宫中造起了豹房，让武宗日夜淫乐，很得宠幸，成了皇帝的义子。正德七年，御史周广上疏陈四事，第三件就是揭发钱宁“本宦竖苍头，滥宠已极，乃复攘敚货贿，轻蔑王章，甚至投刺于人，自称皇庶子，僭逾之罪，所不忍言”，建议武宗远佞人，夺其名爵。钱宁见疏大怒，传旨贬周广到广东怀远去做驿丞，并暗中派人去路上劫杀周广。周广料到了钱宁这一着，便“变易姓名，潜行四百馀里”，才免遭毒手。身为两广总兵的郭勋，竟承钱宁的风旨，伺周广到广州晋谒御史时，派人抓到了总兵衙门，“
击几死”，御史出面干涉，他才放回了周广。这件事虽非重大，却可见郭勋之为人，他为讨好权幸，竟不顾是非，敢于如此蛮干。此后不久，郭勋奉调入京掌三千营，大约与此有关。
郭勋确实是个有强烈的权势欲、很善于搞政治投机的人物。正德十五年，朱厚照暴卒于豹房。朱厚照无嗣，慈寿太后与朝中大臣遵照所谓“皇明祖训”所定的“兄终弟及”的条款，议定由兴献王世子朱厚熜继位。兴献王封地在湖北安陆，迎朱厚熜来京要有些时间。慈寿太后命太监张永、兵部尚书王宪同掌京营的郭勋，警卫皇宫及京城，以防变故。所以说，世宗朱厚熜登基，郭勋有翊赞之功。但是，这还不是世宗宠幸郭勋的重要原因，重要原因是在世宗登基后发生的“大礼议”的斗争中，郭勋随风转舵，在关键时刻支持了世宗。世宗登基前后，慈寿太后还有一定的权威。所以，“大礼议”一开始，郭勋是心向慈寿太后，站在主张继统兼继嗣，应以孝宗为“皇考”的旧大臣一边，曾列名于弹劾首倡继统不继嗣、应以兴献王为“皇考”的张璁的奏疏中。[1]后来看到世宗对慈寿太后表示冷淡，嘉靖三年春，慈寿太后诞辰，竟诏免诸命妇朝贺，朝臣舒芳奏请收回成命，世宗大怒，夺俸三月，这说明世宗是心向本生父母的，郭勋便转到了张璁、桂萼等新进官僚一边。张璁、桂萼等人官位很低，势单力薄，远远不能与主“考”孝宗一派的诸大臣抗争。但郭勋是勋戚，又掌京城的兵权，有武力作后盾。嘉靖三年五月，张璁、桂萼以南京部曹奉诏晋京议大礼，一批朝臣竟想仿照先朝马顺故事将他俩击毙。张璁、桂萼躲进了武定府，郭勋把他们保护起来，并约为内助。这年九月，两派斗争达到高潮，尚书秦金、赵鉴等集合诸部曹等官二百馀人，跪伏于左顺门外哭谏，必以孝宗为“皇考”。世宗大怒，诏命逮系一百三十四人入狱，八十馀人姑命待罪。[2]九月，世宗命主“考”兴献王一派的大臣席书主持廷议，汪伟、郑岳、徐文华与张璁、桂萼等论辩，相持不决，郭勋遽曰：“祖训如是，古礼如是，人臣事君，将顺其美。璁等言当。”[3]接着，郭勋又与张璁等六十四人上言：“三代之法，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人无二本。孝宗伯也，宜称皇伯考，昭圣（慈寿）伯母也，宜称皇伯母。献皇帝主，别立祢室，不入太庙，尊尊亲亲，两不悖矣。”这正符合世宗心意，自然从之。于是大礼议成，祭告天地宗庙，布昭天下[4]。郭勋在关键时刻以勋戚身份说了几句分量颇重的话，支持张璁一派，实际上是迎合世宗心欲抬高本生父母的名号的心意，自然很得世宗的欢心，由此得宠，如《明史纪事本末》的作者谷应泰所说：“游言一唱，鼓簧宸聪，则帝亦以勋为心膂臣矣。”
郭勋也是把他在“大礼议”中起的作用当作自己的一项政治资本的。嘉靖五年（1526），发生了一件牵连郭勋的政治案件。李福达曾以妖术作乱，事败后改名换姓，纳资捐了个太原卫指挥的武职。他也曾假烧炼术往来郭武定府。不久李福达为仇家告发，御史马录巡按山西，审讯定罪。李福达又差人向郭勋求救，传说郭勋之女接受了李福达的贿赂，郭勋便致书马录，要马录为李福达开脱。马录不仅不从，反而飞章弹奏郭勋“党庇奸人”。事情闹到朝廷中，刑部、都察院、锦衣卫各官会审，对证无异词，要处李福达以极刑。郭勋也做了检讨。而给事中刘琦等人，又弹奏郭勋“移书请托，党护叛逆，不宜轻贷”，理应连坐。郭勋便使出了杀手锏，反诉说这是由于他在“大礼议”中说的话激怒了众人，所以才招致这样的诬陷，以此取得世宗的同情。这一招果然很灵，世宗听信了他的话，命桂萼署刑部事，张璁署都察院事，方犹夫（也是张璁、郭勋一派）署大理寺事，会审李福达一案，对马录施以种种酷刑，迫使马录屈招挟私故陷人罪，为李福达平了反。结果是李福达无罪释放，马录及大理寺少卿徐文华等人被谪戍边，还有一大批官员被罢官或下狱治罪。
郭勋以“大礼议”得宠，世宗视之为“肱股”，让他一直充任京营总兵，也就是京都地区部队的司令，并加予太保、进太傅的官阶。郭勋的官职虽不高，但他是侯爵，又有保、傅之衔，所以位列朝班之首，成为皇帝的近臣。世宗崇道教，在宫中大打斋醮，郭勋曾奉命撰青词、毁除宫中的佛殿、佛像。[5]世宗还曾命郭勋“董四郊营造”，“知圣母（章圣太后）山陵事”。嘉靖十一年正月祀郊祈谷，十三年四月祭献太庙，这都是皇帝要亲自主持的，世宗竟以身体不适，命郭勋“摄事”，也就是代皇帝行祭天地、祭祖宗之事。[6]郭勋在世宗心目中之地位，也就于此可见了。
“大礼议”之后，世宗在对待其本生父母的问题上，在一些谄佞之臣如严嵩的鼓动下，更得寸进尺。最初议定兴献王不入太庙，另建庙于太庙之侧，号世庙；不久又改称兴献皇帝庙，仍只举行时祀；随后又进而附于太庙，尊称睿宗，把生前未曾做过皇帝的兴献王抬到了与明代诸宗诸帝并列的地位上。在这个问题上，郭勋虽非首倡主谋，但也是参与了的。[7]他不仅顺从世宗的心意，助成其美，而且也上行下效，乘机捞取政治利益。先是于嘉靖十二年，郭勋以其族弟郭勍为永嘉大长公主之玄孙，请荫入监读书。[8]随后又于嘉靖十六年，在造了一番舆论之后，请进其五世祖郭英配享太庙，世宗从之。[9]嘉靖十八年，“献皇称宗，入太庙”，接着也“进勋翊国公，加太师”。[10]可谓宠荣之极。当时，严嵩为礼部尚书，与郭勋朋比为奸，曾有《十日翊国太师京山都尉集饮》诗云：“太师国戚俱尊宠，此日能同浊酒杯。节过重阳芳菊在，堂焰西郊古槐开。争夸堂上金貉贵，莫问楼中玉漏催。更喜卷帘明月上，艳歌声里舞行回。”[11]个中就颇有阿谀奉承之意，这也足见郭勋当时声势之显赫了。
郭勋恃宠骄横，又极贪婪。嘉靖八年，一个叫金辂的知州因罪谪戍，要向郭勋行贿以求宽免，指挥王臣不许，郭勋派人把王臣抓了起来，强行取走贿赂。郭勋在营造工程中，更是大量贪污受贿，网利虐民。据五城御史查实，郭勋在京师的店舍多达千馀区。郭勋擅作威福，还假其族叔郭宪理刑东厂之便，肆虐无辜。所以，郭勋经常受到言官弹劾，被称之为“大奸大蠹”。由于世宗的袒护和同党的包庇，他不仅安然无事，有时揭发他的官员反而受到处分。只是到了嘉靖二十年（1541），因为营造工程中军役的问题严重，弊端甚多，反映强烈，世宗才采纳言官的意见，命郭勋与兵部尚书王廷相等共同清理军役，郭勋竟然赌气，“久不领敕”。言官弹奏他“作奸植党”，他的辩疏中又竟然有“臣奸何事？臣党何人？何必更劳赐敕”之语。[12]太放肆了，所以惹得世宗生了气，“责其强悖无人臣礼”。此时郭勋与大学士夏言正相交恶，与夏言相好的给事中高时乘机揭发郭勋的种种贪纵不法之事，并告他与为世宗所恶而罢了官的慈寿太后之兄张延龄有往来，世宗益怒，这才将郭勋下狱。即使如此，世宗还是对郭勋很宽恕，告谕镇抚司勿加刑讯。刑部郎中钱德洪判郭勋死罪，世宗不允，反而对钱德洪以及高时，都给了处分。只是由于朝臣坚持要判处郭勋死罪，事情才拖了下来。郭勋瘐死狱中后，世宗怜之，责怪有司官员将郭勋系狱太久，罢了刑部尚书吴山的官，侍郎、都御史以下一批官员也受到了轻重不同的处分。[13]可见世宗对郭勋是何等宠爱！如果他不是骄横到对皇帝也敢耍点态度，或许就不会落到瘐死狱中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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