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户仓英美
本书由18篇论稿组成，内容是关于《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1640—1715）生平及其著作的。据作者袁世硕氏（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的《前言》称，他于1979年冬天开始此项研究，动机共有如下三点。
第一，这一时期正值“文革”结束后不得不确定新的研究方向的时期，而他想到的就是 《聊斋志异》。袁氏少年时代爱读这部活跃着花妖狐鬼的小说，印象深刻。但成为古典文学教师后，受“言鬼必有害”这一论调影响，并未对此作品有足够重视。因此这种禁令解禁后，他感到有必要再次研究这部充满丰富幻想的作品。
第二，蒲松龄出生于现在的山东省淄博市，一生大部分时间在此度过，对于山东的研究者来说可谓故乡的先贤。
第三，中国国内的古典小说研究偏重《三国》、《水浒》、《红楼梦》等白话长篇，关于文言短篇小说《聊斋志异》，不论是作者还是作品，研究都不够充分。
因此作者将《聊斋志异》那“半现实半魔幻”的艺术世界纳入视野，为明确其独特性，首先需要进行的就是基于文献资料，正确掌握作者的生涯与作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即主张应该以严密的考证研究为基础。按照这一主张，本书上册以蒲松龄与友人的交流为主线，考察了他的事迹；下册考证了《聊斋志异》的版本、抄本，《聊斋志异》以外的诗词、杂著等著述。考证是中国研究者传统上擅长的领域，但据《前言》所说，最近在中国这种研究备受轻视。作者本打算不在著作的书名中标著“考证”二字，但经过深思熟虑，决心不迎合时代潮流。以上一番发言令人印象深刻。
下册中有对值得关注的蒲松龄诗抄本《聊斋存偶草》的考察等，有很多对于今后的研究至关重要的内容，本文在此着重介绍上册。上册中有十二篇文章详细记述了《聊斋志异》的读者熟悉的人物与蒲松龄的关系，如蒲松龄作为馆师（居住家中的家庭教师）生活的毕家的人们、在《聊斋志异》中留存有题诗的清朝首屈一指的大诗人王士稹等。
松龄自身的诗文自不用说，本书利用当地特有的丰富资料进行的记述，脚踏实地地描绘出清朝初期山东这一地区知识分子的群像，蒲松龄的形象自其中浮现出来。蒲松龄二十多岁时，与友人组织诗社，倾注热情于文学的同时，自负地认为凭借自己的才学能够轻易通过科举考试。三十多岁时，以乡里的前辈孙蕙赴任知事为契机，他作为其幕客（私人秘书）生平唯一一次离开故乡去南方生活。其后的漫长时期，因仍旧不断科举考试名落孙山，为了生计在乡里的名家担任馆师。这也是在当时一小撮科举合格者的背后，无数落榜的知识分子最为普遍的生涯。特别是从他三十五岁之后三十多年间在毕家生活的记述中能够窥见馆师这一职业的真实情况，意味深长。
馆师这一职业每年更新合同，三十年间在同一家庭中持续工作，证明了蒲松龄是多么受到信赖和尊敬。生活安定，又能阅读毕家丰富的藏书，频繁与地方名流、官员进行诗歌赠答，但是馆师这一职业终归只是科举落榜者在家中毫无资产的情况下不得己而为之的工作。毕家的家属亲戚委托的喜事丧事的问候、为村里修桥募集义捐的文章等，各种繁杂的代笔工作纷至沓来，有文采的馆师实在是极为方便。而且重要的是孩子们对学习似乎并不热心，当然这对于富家子弟来说再寻常不过。可以想象，虽说作为馆师受惠不少，但在毕家度过的岁月在松龄的心中暗暗培养出了屈辱感。
松龄诗词中渐渐渗透出苦涩的挫折感受，对科举的执着即便到了老年也毫无衰退。但是这种落第书生的典型生涯同时也是名作《聊斋志异》得以持续写作的稀有生涯。友人和前辈常说“莫空谈”，时常告诫他写作只是学习考试的障碍，即便如此，《聊斋志异》的写作仍毫无中断地持续着，作者在留存的诗中也揣测出这对于松龄来说的确是一种喜悦。但是即便如此，松龄的内心也没有完全满足，他无法割舍科举上的成功之梦。
松龄的成体系的传记，在此之前有前也直彬所著的《蒲松龄传》（秋山书店昭和51年），本书中描绘的松龄形象也与这本传记中描述的相差不大。但是，本书中包含许多蒲松龄友人的书简与诗文，是我们首次见到的新资料、新事实，令人感到松龄的事迹研究更进一步到达了精密的阶段。
笔者曾经在总结蒲松龄的词时，在与其多有词的往来的友人袁藩的问题上，得到了本书作者的书信指教。本书的《蒲松龄与袁藩》中有更为详细的记述，若无这些知识，恐怕将很难正确理解松龄的词。松龄在《聊斋志异》之外，还留存有大量诗词、俚曲、杂著等，这些研究几乎都只是刚刚理出头绪。今后随着这些材料的发现，以此为基础展开新的《聊斋志异》研究时，本书将会成为重要的基础资料。（东京都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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