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氏〈异林〉之钟繇与女鬼相合事考论》序
庆民寄来他的文稿并约我作序，已经有数月之久，迟迟未能着笔。因为我没有能抽出几天时间，较为仔细地通读一遍文稿，不甚了然其内容，难以写出些贴近实际的意见，敷衍塞责，说些不着边际的话，岂不辜负了庆民潜心研究作成此文的辛苦和他对我的信重！拖了许多时间，也实在不好意思。
庆民论文的题目是《陆氏〈异林〉之钟繇与女鬼相合事考论》。陆氏《异林》久佚，仅赖裴松之注《三国志》引录此一则钟繇与女鬼的故事，近世鲁迅辑入《古小说钩沉》，后来研究小说史者也没有新发现。在魏晋六朝志怪小说中，这类人与鬼女相合的故事有许多篇，此则钟繇与女鬼相合、结局却不美妙的故事，也无甚特别的地方。引起庆民关注的原因是，现在研究者大都视之为人鬼之恋，并且用通常的爱情观念诠释之，谓女鬼是追求爱情生活，钟繇知其为鬼后，斫伤其左髀，是薄情，故事反映的是世间妇女被遗弃的悲剧。庆民不满意这种诠释，于是进行了特别认真的研究，联系魏晋以来的志怪小说、故事的主角钟繇的生平事迹、《异林》作者陆氏方面的情况，详加考论，揭出此一则故事蕴涵的也可以说是构成此故事的基本观念，以及此故事形成、传播的现实诱因。
庆民研究的结果是：位列三公、被曹丕誉为“百寮师师，楷兹度矩”的魏国名臣的钟繇，私生活却甚是放达自适——修炼彭祖房中术，饮药酒，服草药，通道家奉为经典的《易》、《老》，还忘情于书法。又考出汉魏间流行彭祖房中术，政治人物如曹操亦有所不免；彭祖房中术不独是男性的专利，女性行房中术也可以“以阳补阴”，延年得道，由之衍生出女子死后与生人相交接可以枯骨生血肉，起死再生，对与之相交接的男人有损害的荒诞观念。此一则钟繇的故事，开头说钟繇“尝数月不朝会，意性异常”，是缘于“常有好妇来，美丽非凡”；中间叙述钟繇知其为鬼物，“斫之伤髀”，女鬼逃逸，“以新棉拭血竟路”；最后发冢开棺，见女尸“形体如生人”，“伤左髀，以
裆中棉拭血”，都是由当时流行的那种信仰观念演绎出来的。反转来说，这则故事之所以然，也正可以从那种荒诞的信仰观念得到确切的解释。由之庆民认为，此则人鬼相合的故事之发生与钟繇修炼彭祖房中术有关，是对他放达自适的生活方式的嘲讽，也是对魏晋间任性放纵的社会风气的嘲讽。
庆民对这则钟繇与女鬼相合故事的考论，其实就是近世诠释学中所说的“历史重建”。过去时代的文学作品都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作者写出来的，无论是作者的主观情志，还是真实的半真实的或者完全虚拟的社会人事，都有一定的为后世的读者所不能完全理解的意思、意义。要理解、诠释其真实的意思、意义，就得去了解写入作品的实有的人事，以及与之有关的社会状况、宗教、民俗等文化背景，以消除、减弱由于历史的变迁所形成的隔膜、误解。这种所谓的“历史重建”，虽然并不等于对作品的诠释，却是获得真正理解、作出深切诠释的前提条件。有时候，“历史重建”和文学诠释还是彼此倚扶地交织在一起的。现在将此则钟繇与女鬼相合的故事解作人鬼之恋的爱情悲剧，就是由于没有将此故事放在它产生的历史背景中，放弃了对其情节的历史内涵的追寻，不知当时流行的观念是“鬼魅之近人也，无不羸病瘦损”，女鬼与生人久处可以“回骸起死”，遂发生了那样的误解。庆民通过考论，通过故事中的怪异情节，揭示出其中蕴涵的当时为人们信奉的那些荒诞的观念，也就作出了深切的诠释。魏晋志怪小说中不少故事就是由那些信仰观念附会、演绎出来的怪异之谈，后来的这类小说中也有所因袭。庆民的这番考论，其意义也就不止于对陆氏《异林》仅存的这则故事作出了深切的诠释，对理解、诠释魏晋以来志怪传奇小说中这一类的作品、相似的情节，也是有裨益的。
庆民为对这则钟繇与女鬼相合的故事作出深切的诠释，从故事的主角钟繇的生活习性、故事背后蕴涵的社会信仰观念，到故事的撰述者陆氏的撰述动机，对这三个方面都作了认真的考论，并且每论一事又必广征博引，追根溯源，尽发其原委，不放过其中的细枝末节，涉及汉末、魏晋间的历史人事、宗教、文人习尚、文学等多个方面的事情。如对钟繇，考及其家世家风，其人饮药酒、服草药、谈《易》《老》、忘情书法等放达自适的习性，乃至他为向书法家韦诞学书法不得竟在韦诞死后令人盗掘其墓事（可能是传闻），可以说是展示出了这位魏国名臣人生的另一个方面。对于钟繇与女鬼相合故事的考察，是从曹植与钟繇的信中提供的钟繇修炼彭祖房中术的信息作起的，由彭祖房中术推衍到女性房中术，揭出形成此则故事赖以生成的那些信仰观念，其间还并非节外生枝地联系到中国古代文化中颇为显赫的西王母形象的变异：上古神话中人兽合体的西王母，汉代道家奉之为女仙之首，随着房中术的发生，又被说成是“以养阴得道”者，在魏晋志怪小说中扮演了指导女鬼与生人交接以复活再生者的角色。从曹植与钟繇的信中，还获知当时曾以服食菊花可以延年益寿，并联带举出潘尼、傅玄、钟繇儿子钟会的《菊花赋》和其他人的颂菊、赞菊之文，可见这种观念在那个时候是颇为流行的。庆民研讨这一则钟繇与女鬼相合的故事，考论的范围非常广泛，也正赖此提供出了许多研究者过去不曾注目的历史文化信息。
庆民作的考论，应当说有些地方显得离题远了一点，而且有的是人们并不陌生的事情。如为说明钟繇选择了放达自适的生活方式的社会原因，论及汉末他少年时期目睹耳闻到的两次党锢之祸；又如为说明钟繇与女鬼相合的故事之所以成为名士风流的传闻，考述了其身后的正始名士、竹林名士、中都名士，其间虽然有着人生追求的不同，却与之有历史的传承关系，似乎都可以简括叙出，不必再加以考论。但是，由于庆民穷览了有关典籍，又能加以潜心体会，融会贯通，以自己的考论方式表述出来，不仅保持了历史人事的具体的历史感，读来不感觉抽象空泛，而且还在理解上增添了几分深切。譬如论述汉末以来随着一统政权的瓦解，儒家确立的伦理关系松动，庆民将史传、小说中散记的各类人物通脱违礼、任性放诞的言行，诸如邴原的“父先君后”说，汉阴老父不知有“君臣之义”，孔融惊世骇俗的“父母与人无亲”之论，胡毋谦之“子呼父名”之事，荀粲以冷身为病妇降体温，王安丰妻呼夫为“卿”之类的闺房私情，都放在君臣、父子、夫妇关系变化的网络中，成为那个时代的社会风尚的表征，意义就超越了一一作为个案存在的内涵。再如论陆机、陆云的家世、学风，庆民着重考论了他二人入洛与北方名士相互轻谩、诘难的事情，没有止于举出《世说新语》、《晋书》记述的二陆与王济、卢志、荀隐、刘宝之间发生的几件尴尬事，还考察了王济生活奢华放达，卢志乃名家子，刘宝居丧废礼的情况，又参证稍晚的东吴人葛洪对东吴子弟效“京洛之法”恣情放达的批评，干宝对阮籍放荡不羁的不满，综合起来便显示出二陆入洛遇到的那些不愉快的事情，除了东吴是新征服的地方的原因，还有两地士人学风意趣的差异。二陆出身东吴名家，服膺儒术，重德行，对北方名士任性放纵的风气是看不惯的。这比将二陆入洛与京洛名士的辩难事视为才情、言辞的较量，显然要深切。作了这样的考论，谓陆氏《异林》的这则注明为陆云讲述的钟繇与女鬼相合的故事，既是对钟繇放达自适的生活方式的嘲讽，也是对当时的放荡士风的嘲讽，也就很顺乎情理了。
庆民作此论文，基本上用的是传统考据学的方法，恪守无征不信的原则。每考论一事必从多个方面征引文献，每个方面又尽量征引多条文献，依赖文献的记述显示历史人事的实际情形，只是如实地予以解释，顺乎情理地加以推导，作出理性的说明。文中征引的文字，如果加上注中的引文，足有全文的三成以上。自然，考证性的文章也不能以征引文献多少衡量其学术成就、贡献之高低，并非多多益善。有时候，一条材料也可以说明、证实一个大问题，或成为解开一件历史谜团的关键；一篇文章中罗列许多与论题无甚关系的材料，也不能说明、证实所要考论的问题。但是，传统考据学主张博证、不取孤证的原则，却是极有道理的，因为材料有真伪，材料与考论之事的关系有直接间接、真实虚假之别，征证才可以避免歧义，不留馀议。庆民就是这样做的，全文如此，各个部分也是如此。
这里顺便讲几句关于考证的话。古代文学研究要发展、创新，自然要汲取新的文学批评理论，改进研究方法，但是，传统的考证方法却是不可以丢弃的。考证与作品有关的事情，并非全都可以视之为非文学的“外部研究”，所谓“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也不可以断然分开，其间就有个两者互渗互补部分。有的问题的考证直接关系到对作品内容的理解、诠释，有的就是文本内涵的应有之义，不用考证的方法揭示出来，便难以作出较深切中肯的理解、诠释。在近些年的考证文章中，有些题目本身失于烦琐，有些考证不足为信，甚至是假考证之名，实则是牵合附会，那并不是考证方法本身的问题，而是没有恪守传统考证学确立的基本原则。庆民的这篇文章就从正面说明了这个问题。
（2007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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