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庵是何等样人？现在虽然没有留下来任何资料，但从《水浒传》内部还是可以看出一些端倪的。
《水浒传》既然多是并署施耐庵、罗贯中二名，而罗贯中又是《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作者，那么我就从这两部同时代产生、又都与罗贯中有关的小说之不同谈起。
这两部小说艺术表现和语言上之不同，表明了它们成书的情况不一样。罗贯中作《三国志通俗演义》，虽然也以《三国志平话》为依据，但却是尽量靠拢历史，充分利用《三国志》和裴松之的注中所引用的材料，所以有“七实三虚”之说。罗贯中是融合了史书和传说的材料，用自己的“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语言写的，风格是统一的。而《水浒传》是集合多种话本而写成的，利用了《大宋宣和遗事》中的情节梗概，也吸收进了《醉翁谈录》的“小说开辟”一节中所提到的《石头孙立》、《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等公案、朴刀、杆棒类的话本。鲁迅就曾指出：“意者此种故事，当时载在人口者必甚多，虽或已有种种书本，而失之简略，或多舛迕，于是又复有人起而荟萃取舍之，缀为巨袟，使较有条理，可观览，是为后来之大部《水浒传》。”（《中国小说史略》）所以书中有艺术上不平衡、风格上不一致的地方，前七十回显然优于后小半部分。
《水浒传》是缀集话本而成的长篇，所以也就保持了宋元话本的特点。一是以说故事为主，中间时时插入词、诗、成语、摘句、骈文。二是经常插进说话人的习惯用语，或以“看官牢记话头”之类的话来转换情节，或以自问自答的口气补充交代、解释所叙述的内容，如第二十三回有“说话的，柴进因何不喜武松？原来……”一段便是；或借以作些调侃、卖关子，如第三十二回叙述宋江离开清风山去清风寨投奔花荣，接着说：“若是说话的同时生，并肩长，拦腰抱住，把臂拖回。宋公明只因要来投奔花知寨，险些儿死无葬身之地。”三是还残留着原来的话本最后交代题目的话，如第四回叙述毕鲁智深醉闹五台山，接云：“此乱唤做‘卷堂大散’”；第十六回叙述毕晁盖等人在黄泥冈劫取了生辰纲，也有一句：“这个唤做‘智取生辰纲’”；第四十回写梁山好汉江州劫法场后退到白龙庙中聚集，也有一句：“这个唤做‘白龙庙小聚会’。”在说话这种伎艺中，这叫“缴题目”，所以话本小说中颇不罕见，如《月明和尚度柳翠》末尾就有：“这一回话，唤做‘显孝寺堂头三喝’。”这种种情况表明，《水浒传》就是编集话本而成的，甚至可以说它本身就是话本。
明白了《水浒传》与《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的途径不同，艺术风格不一，而又都与罗贯中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便可以想象到《水浒传》或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或题“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确乎是如实地反映着它成书的情况。“的本”，就是真本。这表明施耐庵是《水浒传》的原作者，是他在旧有的话本的基础上编撰成一部长篇话本。他在统一的艺术构思下，组织材料，不独使许多本来不相关联的短篇联成一个艺术整体，而且也对旧有的材料进行了改写和再创造，故又曰“集撰”。罗贯中又在施耐庵的本子的基础上进行了补充、编订、润色，便成了一部二十卷本的《水浒传》。大约是出于尊重事实，或者表示言之有据，也或者是以前人作号召，像他作《三国志通俗演义》，在卷首明白地标明是以陈寿的史传为本一样，这里也明白地标明是根据施耐庵的本子编订的，并非独自创造，所以仅称作“编次”、“纂修”。
话本都是书会才人编写的。宋元话本中就时有表现。如《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说：“俺今日且说一个俊俏后生，只因游玩西湖，遇着两个妇人，直惹得几处州城，闹动了花街柳巷，有分教：才人把笔，编成一本风流话。”《简帖和尚》末尾也有类似的话：“一个书会先生见了，就法场上做了一支曲儿，唤做《南乡子》。”在说书场中，这自然是出自说话人之口；而在话本中，显然就是作话本的书会先生之夫子自道。说话是分家数的，也有行帮组织，各有师承，一些名位高、年辈长的才人、艺人，也叫做“老郎”，所以话本中又时有“这话本是京师老郎流传”（《史弘肇龙虎风云会》）之类的话语。《水浒传》中也插入了这样一些话，如第四十六回中写着：“后来书会们备知了这件事，拿起笔来，又做了这只《临江仙》词”；第一百十四回中写着：“看官听说，这回话，都是散沙一般，先人书会流传，一个个都要说到，只是难做一时说，……”从这里不仅可以补证《水浒传》的祖本是缀集短篇而成的长篇话本，而且可以想见施耐庵可能就是一位书会才人，或者径直是一位粗通文墨、技艺精湛的说书艺人。
谓施耐庵为书会才人或说书艺人，还可以从其名字上得到一点启示，或者说是佐证。据《武林旧事》卷六“诸色伎艺人”条，南宋说话人就多有以“庵”字为名者，十七个“说经诨经”者中，就有余信庵、啸庵、借庵、保庵、戴悦庵等七人，近二分之一；“小说”类还有俞住庵、陈可庵。这种名字带有一定的行业性，如同当时的妓女多名“惜惜”、“双双”一样，当为艺名，而非在家的本名。施氏耐庵之名，很可能就是这样。
从这里也就可以理解了：为什么一部《水浒传》要署两个姓名？罗贯中何以要编订施耐庵的小说？事情大概是这样的：施耐庵写的或说的《水浒传》本子，颇为生动，但卷帙不整，文字上尚多俗体、讹字，以及鲁鱼亥豕之误。而罗贯中文化水平较高。《录鬼簿续编》称其“乐府、隐语，极为清新”，又曾染指于杂剧创作，还喜欢作演义小说。他对施耐庵的《水浒传》本子发生了兴趣，便取而纂修、编订成书。标作“施耐庵的本”，表明施耐庵并非一般的说话人，而是一位颇有名气的老郎。遗憾的是，他没有遇到一位像曾经给女说话艺人朱桂英作序文的杨铁崖那样的文学巨子，如果也有一位文豪给施耐庵写上那么一篇文章，并载入其文集，流传于后世，我们今天也就不必花那么多的气力进行考索了。这是施耐庵的不幸，也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大憾事。
由于文献不足征，对施耐庵的考索也只能如此粗略，恐怕也不大可能再发现新的直接记述其事迹的资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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