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年的教学整改和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运动中，同学们对我们古典文学课的教学，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其中突出的项目之一，就是对我们教学中存在的庸俗社会学的倾向的揭露。

事实上，这种倾向也并非仅只存在于我们的教学中，在我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它也是个比较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几年来，文学评论界也曾对它进行过一些批判。

但是，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还比较模糊。什么是庸俗社会学，在古典文学研究中究竟是怎样表现的，它的根源何在，如何克服这种倾向而又不再偏到另一个方面去等问题，都是我们亟待明确的。不弄清问题，认识就无法提高；不提高认识，就不能进行检查、批判，进而克服它。为此，我们在三月间曾就这个题目进行了学习和讨论，并在我校校庆科学论文讨论会上，提出了报告。这篇文章，就是在这个报告的基础上，稍加整理而成的。因篇幅过长，有些问题也比较一般化，所以，我们删掉了原报告中某几节。这儿发表的只是其中的主要部分——古典文学研究中的庸俗社会学的倾向的几种表现。

由于理论水平的限制，我们的认识自然还是很不够的，或者还可能有些错误。现在发表出来，目的就在于想进一步就教于广大读者、国内专家和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的同志们，以期从批评中求得认识再提高一步，最后好完全克服这种错误倾向。

古典文学和文学史研究中的庸俗社会学的表现之一，是有些学者在揭示文学发展的社会根源时，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基础的发展对于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起着有力的制约和最后决定作用这一唯物主义原理简单化、庸俗化。

马克思说：“物质生活底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以及一般精神生活底过程。并不是人们底意识决定人们底存在，恰恰相反，正是人们底社会存在决定人们底意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第2页）存在决定意识，客观现实决定人们的思想感情，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既然如此，那么“社会精神生活所由形成的来源，社会思想、社会理论、政治观点和政治制度所由产生的来源”，斯大林告诉我们说：“并不是要到思想、理论、观点和政治制度本身中去探求，而是要到社会底物质生活条件中，要到社会存在中去探求，因为这些思想、理论和观点等等，是这社会存在底反映。”（《联共党史》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第146页）

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的发展也是建筑在社会经济基础的发展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我们对于文学的发展，某一个文学流派的出现，某一种新的文学观点的产生的原因和根据，也就必须从它们所处时代的经济结构、物质生活的矛盾中去探求，从当时的现实生活中去求得真正科学的解释。

在旧时代里，大多数的古典文学和文学史的研究著作，都没有站在唯物主义的观点上，有的还是明显地敌视唯物主义的。在它们里面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唯心主义的谬论。例如：有种“地理环境论”的说法，仿佛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学的繁荣主要决定于它的物产丰富、风景优美似的；照这种意见推论，物产最丰富、风景最优美的地方，文学也就应该是最繁荣的了。再如，有种“君主提倡论”的说法，把某一时代文学繁荣的原因归之于封建帝王、统治阶级的提倡。统治阶级的提倡自然会影响到文学的发展，但这对文学并不一定是一种好运，在多数的场合下，倒是一种恶运，明初文学的衰落、不景气，就有力地说明了这个道理。再如，胡适的“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念”及其许多变种，把文学的发展说成是与社会现实脱离、孤立地自然演进的，就更是一种彻底的唯心主义的论调了。唯心主义的观点，是不能科学地解释说明文学发展的真正原因的。

解放以后，大多数的古典文学和文学史研究者都开始抛弃了唯心主义的观点，力图运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文学现象。应该说，这是一种好现象。事实上，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古典文学和文学史的研究工作也的确走上了科学的道路。但是，不少人在力图从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动中去阐述文学发展的动力、契机和根源的时候，却把社会经济基础决定文学的发展这一重要原则简单化、庸俗化了。他们是用机械论和形而上学的观点来运用这一原则，来研究和说明文学现象的。

在1954、1955年《文史哲》上连载的《中国文学史稿》一书中突出地存在了这样一个庸俗的观点，就是往往单纯地用社会经济的繁荣、物质生产的发展来解释历史上各个时代文学发展的原因。例如，它说《楚辞》产生的原因就在于“经济的发展、繁荣地区的扩大”；“东周时期散文之所以突飞猛进，主要是因为东迁以后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繁荣地区的扩大”（《文史哲》1954年第9、10期）。在它论到唐以后的各个时期的文学时，也就把手工业发展与城市的繁荣看成了主要或说成是重要的发展因素。总之，在《中国文学史稿》的作者看来，中国文学史上所有文学繁荣的局面的形成，所有新的艺术形式的产生和兴盛，所有优秀作家、作品的出现，几乎都与物质生产的发展、经济的繁荣有关。

很明显，这是对于唯物主义的一种曲解，或者说误解，歪曲了“社会经济基础”的涵义，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所使用的“经济原因”、“经济条件”等名称的原义，指的是社会经济结构，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即所谓经济基础，而错误地理解成生产发展的情况、经济繁荣与否的现象。概念的偷换，必然就歪曲了马克思主义。

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一文中，就曾明确地阐述过这个问题。他说：“上层建筑与生产及人的生产行为没有直接联系。……上层建筑只是经过经济的中介、基础的中介与生产发生间接的联系，因此，上层建筑反映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的改变不是直接发生，不是立刻发生的，而是在基础改变以后，通过在生产中的各种改变的折光，通过在基础中的各种改变来反映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解放社第8页）

正因为如此，艺术的生产与物质的生产，在阶级社会中，才会有不平衡或者说不相适应的现象。经济的繁荣与萧条不会直接关系到艺术的繁荣与萧条。文学艺术的繁荣，伟大作家、作品，往往是在阶级矛盾或民族矛盾最尖锐的时代里出现的，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最尖锐的时代出现的。中国文学史上的许多事例都可说明这个问题。在汉代最繁荣兴盛的盛世没有形成文学上的繁荣，而到了军阀割据、连年混战、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破坏的三国时代，才出现了诗歌创作上的繁荣。初盛唐与中晚唐比较起来，前者显然是和平盛世，但其诗歌的成就也显然是没有中晚唐的诗歌的成就大。明代前期生产力蒸蒸日上，经济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但文学创作却非常不景气；但在明末清初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尖锐的时代里，文学获得了很高的成就。

把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繁荣看成是文学发展的决定因素，这与旧的文学史家认为文学的繁荣总是在所谓繁荣盛世的岁月的观点，本质上是一致的，忽视或抹杀了文学与阶级斗争的联系。所不同者是前者披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外衣。

使社会经济基础对文学发展的制约和决定作用这一原理庸俗化的另一表现，是把经济基础的变动对社会意识形态——自然，这儿指的主要是文学——的最后决定作用，看成唯一的、自发的因素，而忽略了诸社会现象、诸社会意识形态的相互作用。具体地说，在分析文学现象的发生原因时，完全忽略了政治制度、社会风尚、文化思潮、道德观念以及文学自身的传统等各方面的影响。照这样观点看来，在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基础上，便产生什么样的文学；一样的或类似的社会经济基础，便产生一样的或类似的文学。

这一庸俗的观点，明显地表现在1955年《文史哲》杂志上刊载的《批判胡适西游记考证》一文中。这篇文章的中心内容之一便是批判胡适的猴行者来源于印度的谬说。对胡适的这个反动的谬说的批判，完全是正确的。现在有足够的材料证明猴行者这个形象的产生，确与印度的哈奴曼无关（参看《文学研究》1958年第1期吴晓铃《西游记与罗摩延书》）。但它的作者在批判中却自己陷入庸俗的经济唯物主义的观点。作者提出了这样的理论：“我们知道，人类的种种意识形态都是生活的反映，都与当时阶级的发展密切结合着，因此，不同的民族在它们的社会发展到相同或相类似的阶段时，就会具有相同或相类似的思想意识，就会创造出相同或相类似的政治制度、社会风尚、文学艺术。”（《文史哲》1955年第7期）其实，这种理论的错误用不着花多大力量分析、批评，事实是最有力的批驳。如果这种理论是对的话，那么各个民族的文学艺术也就没有什么特点了，文学也就根本没有了民族性的问题。如果这种意见是对的话，不仅中国和印度文学中有神通广大的猴子的形象，世界各民族的文学中也都应该有这种形象了。事实没有给上述理论作证明。

显然，照这种理论看，经济基础是可以自动地产生文学、产生社会思想的。其实，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早就对于这种庸俗的观点进行过批评。恩格斯在他的书信中曾多次地说明：“政治、法权、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相互影响，并影响到经济基础。实际上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积极的原因，而其馀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不，这里始终是由在经济必然性基础上发生的相互作用，归根到底为自己开拓道路。……所以并没有什么经济状况自动发生的作用，像某些人为着简便起见而设想的那样。”（《致享·施塔尔肯堡》，《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二卷，第505页）“经过发展对这些部门（指哲学、文学等）也是终归起着支配作用，这对我是无疑的，不过这种支配作用是发生于该部门本身所受到的那些限定条件范围内。……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新东西，但它却规定着现有思想资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情形，但是它所发生的这一点作用也大都只是间接发生的。”（《致康·施米特》，《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二卷，第496页）

恩格斯的这些经典性的指示，对于研究文学史，阐释古代文学领域的一些现象，是完全适用和很有帮助的。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动，对文学发展的决定作用，也是在对前代文学所提供的现有材料发生作用的范围内发生的；经济因素绝不会自动地创造出一些什么来。否认这点也就等于否认了文学发展的传统性。任何一种文学总是从前代文学演变来的，有发展，有改变，也有继承。如汉赋、唐传奇的产生，以及《西厢记》题材的演化等，都是明显的例证。正因为如此，在文学史上就常有这样现象：旧题材在新时代里，就具有崭新思想意义。如《西游记》就是在旧的宗教题材中透出新的反宗教的思想。经济因素对文学发展的作用，也不是直接的，而往往是在政治、道德、社会思潮等外衣下影响及文学的。对于文学发展的影响最直接的，则是社会生活中的阶级对立、斗争的现实，道德观念，社会思潮等社会现象。我们知道，在明后期，文学呈现出了新的色彩、特点，但如果忽视其他的因素、社会思想的变化、新思潮的影响及旧思想的拘束等，仅只用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萌芽，无论如何，是不能具体、确切、圆满地阐明《西游记》、《牡丹亭》、《红楼梦》和公安派反拟古主义的主张的产生和它们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原因。

只有克服了这种庸俗的经济唯物主义的观点，或者说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才能把古典文学和文学史的研究，推到真正科学的道路上去。

古典文学和文学史研究中的庸俗社会学的另一表现，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学是以形象反映现实这一美学原则的庸俗化，抹杀了文学形象地反映现实的特点。

马克思主义美学认为，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具有着上层建筑的性质。但文学虽然与哲学、历史、经济学一样的是现实的反映，但从对象到手段，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别于哲学、历史、经济学等其他的社会意识形态。哲学、历史、经济学所把握和研究的是社会生活中的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的现象，并各有所司；而文学艺术则把社会生活当作整体、从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来加以把握，保留了人的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的原来的样子。文学是反映现实的一种特殊形式。它不是用赤裸裸的概念，不是用逻辑推理，不是用统计的数字，不是用公式来反映现实的，而是以鲜明的、具体的、感性的、能唤起人的美感的形象反映现实生活的。因此，文学艺术在社会生活中就具有了独特的、别的社会意识形态所不能代替的功能和作用。自然，它也不能代替别的社会意识形态。它以自己特殊的方式探索和表现生活的真理，创造和发现生活中的新生事物，帮助人理解生活的全部复杂性，培养人们的思想、情感、品质、性格。在这里，我们绝没有故意抬高文学的身价的意思，只是想指明它有着这样的特点。

斯大林曾告诉我们说：“社会现象，除了这个共同东西之外，还有着自己专门的特点，这些专门的特点使社会现象互相区别，而且这些专门特点对于科学最为重要。”（《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解放社第40页）因此，在古典文学和文学史的研究中也必须充分注意文学的特点和它发展的独特的规律。换句话说，必须把文学当作文学来研究。

可是，有些研究者在他们的研究著作中却表现出了一种简单庸俗的观点，或隐或显，或轻或重地把文学与历史、经济学著作混同了起来，忽视、抹杀了文学的特点。例如，有人说《诗经》中的《雅》诗，是“给我们提供了最典型的、富于艺术性的历史记录。”（《文史哲》1954年第8期）有人说：“汉民间乐府是第一手最可靠的历史资料。”乐府的价值，“首先是历史价值，第二才是文学价值”（转引自《中国古典文学厚古薄今批判集》第三辑第50、53页）。有人说：元杂剧实在是“重要的东西”，“首先”是“写了高利贷给予人民的痛苦”（《论元杂剧》，《元明清戏曲研究论文集》第11页）。《中国文学史稿》和它的修订本《中国文学史简编》在论述到明代小说的时候，就更突出地表现了这种庸俗社会学的观点，说《金瓶梅》的出现，“反映着明代经济的某个侧面，也标志着市民阶层的成长和壮大”（《中国文学史简编》第219页）；说“《金玉奴棒打无情郎》描绘出明代乞丐生活的一部分，团头制度……”（《文史哲》1955年第9期）；说“在这一阶段的作品中，我们看到形象地描绘了手工业者如何扩大生产，工业市镇如何繁荣”；说这时期作品中商人的形象也与前一阶段不同，他们常常与海外贸易有关；“在《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等三篇话本中，我们不但看到商人的日常生活，而且看到他们经营的艰苦，以及彼此打交道的具体细节”（《中国文学史简编》第195页），等等。总之，如果在作品里，明显地看到了它的时代里某些社会生活、经济生活等方面的情况，它们的作者就认为是反映了现实，自然也就应该算是现实主义的作品了。甚至有的从文字表面上，从描写的情节里看不出，便牵强附会地来硬联系。例如，有人说：“三言”中的《施润泽滩阙遇友》，“将主角的发家致富的原因归之于神助，这说明手工业发展的出乎意外的迅速”（《中国文学史简编》第95页）。有人把《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在西天取经的道上排除万难，打败沿途的妖魔，说成“在客观上都是工商业发展要求的曲折间接的反映，表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要求冲破封建主义重重限制层层束缚的愿望”，并且，接着郑重声明：“这不能不说《西游记》含有着深刻的社会意义。”（《西游记试论》，《西游记论文集》第39页）

这些意见，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没有什么错误似的，文学不正是现实的反映？但实质上它们却表现了一种对于文学极为有害的简单庸俗的观点。这种观点，根本忽视了文学反映现实的特征，忽视了文学之所以具有独特的社会功能、之所以能够独立存在的特征。文学艺术的特征，不仅表现在反映手段和艺术形式上，而且也表现在文学艺术的对象和内容的特殊上，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扼要叙述的那样。忽视了文学艺术的对象和内容的特点，把文学艺术与其他的意识形态的差别仅仅归之于反映手段和艺术形式的不同，结果，也就必然使文学艺术的形式的特征庸俗化。因为，文学艺术的形式是由对象和内容的特点来决定的。在持有这种庸俗观点的人看来，文学艺术与历史、经济学的最大的差别，也只不过是文学是由“形象”来反映现实罢了，文学作品也只不过是历史或经济学的图解或者说连环画罢了。

不错，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的作品，特别是那些富有时代纪念碑性的作品，都必然地包括了许许多多社会生活、政治情况和经济现象的记载、史料，都有着丰富的认识价值。因此，恩格斯才称赞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是“描写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从这个历史里，甚至在经济的细节上，我学到了的东西比从当时所有专门历史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底全部著作合拢起来所学到的还要多”（《马恩列斯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第24页）。马克思也曾将古典经济学家的经济学著作和普希金的作品做过比较，他说：“当我研究各个国家和各个文明阶段的现实经济关系时，18世纪的唯理主义的总结在我们看来是多么奇怪地错误和不足，即使善良的亚当·斯密老人的总结也是如此，他把在爱丁堡和周围的苏格兰各州占统治地位的情况当作对整个宇宙来说是合道德的情况。而普希金已经知道了这一点。”（转引自瓦·斯卡尔仁斯卡娅《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第267页）

文学作品具有巨大的认识意义和价值，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因为它具有这样的特点，就把文学作品降低为历史或经济学著作的形象图解或连环画。文学不仅有着巨大的认识意义，而更重要的，它还有着巨大的思想意义和美学意义。文学作品对于读者来说，不仅具有认识过去生活的价值，它尤其具有从思想上、从精神上、从情感上影响人、感染人、教育人的作用和力量。同时，我们也不能从上面所引的恩格斯和马克思的两段话，就认为他们只承认文学的认识意义。绝不能这样认为。因为，他们对文学艺术的全部言论，就有力地否定了这样的看法。恩格斯在《给拉萨尔的信》中，就明确地说过：真正优秀的作品，应该是“巨大的思想深度和被认识的历史内容以及莎士比亚式的动作底生动性和丰富性三者之完美的融合”（《马恩列斯论文艺》）。同时，在这里附带说一句，一些经济学家或历史学家总想从文学作品中看到一些产生它的时代的经济或社会情况，总是以一个经济学家或历史学家的眼光看文学作品，也是无可厚非的，因为，他们不是在进行文学评论。即使本就文学作品的认识意义来说，也绝不像有些人认为的，每个历史时期的基本特点，不可能不在作品里“一个萝卜顶一个坑”似的有所反映。文学艺术不是用来为历史著作做例证的，也不是某个披上了形象的外衣的社会科学原理，而是以自己所特有的方式表现生活的真理，常常提出其他社会科学所不能提出的人们生活深处、思想深处的许多问题，帮助人理解社会生活的全部复杂性。照上面举出的那些意见所表现的简单、庸俗的观点，文学也就成了其他意识形态的附属物，还有什么独立存在的价值呢？

对文学的特征问题，也许谈的多了一些，但是必要的。上述的这种简单庸俗的观点，在古典文学和文学史研究中，确是严重地存在着。某某作品反映了某某社会面貌这一句话，几乎成了评论一切古典文学作品的公式。因为它简单、空洞，所以，放之一切而皆准，但是什么问题也不能解决。这就严重地妨碍了古典文学和文学史的研究更深入、更科学地开展，妨碍对我们祖先所创造出来的精神财富中的最好的东西的发掘，妨碍了古典文学和文学史研究中的理论的丰富和提高。

古典文学研究中最突出、普遍的庸俗社会学的倾向，是表现在对于古典文学中的艺术形象、典型性格的分析、评论中。不少的研究者，甚而一些有名的学者在他们的论著中都或多或少、或轻或重地表现出了一些对于文学中的典型问题的极机械、狭隘、庸俗的观点和冷漠、轻率的态度。

文学是反映现实的一种特殊形式。现实生活中的现象及其实质，在文学作品中，都是以生活本身的形式，用鲜明、具体，并且可以给人以美感的形象反映出来的。但文学不是现实生活的机械的复制，而是通过典型化的方式再现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毛主席说得好：“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83页）文学作品要写得比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感人，更有集中性和普遍性，就要进行典型化，就要创造典型。“典型就是现实中最可作为表征的现象的艺术概括。”（《共产党人》杂志专论《关于文学艺术中的典型问题》）

但这一原理，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古典文学研究的实践中，都被简单化、庸俗化了。有人说：既然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无例外地隶属于一定的阶级，那么，“反映生活本质的文学艺术中的典型人物形象，也必须是阶级的典型”（《文史哲》1958年第12期）。照这种观点看来，文学中的人物形象，不管他是处于什么时代、环境中，都应该而且必须表现出其所属阶级的本质的阶级性来。把这种观点运用到了对于古典文学作品的研究、评论中来，就产生了这样一种简单、狭隘、庸俗的看法：凡是属于统治阶级、剥削阶级的人物形象，都应该是坏的、恶的、反面的、否定的；凡是属于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人物形象，都应该是好的、美的、正面的、肯定的。因此，在持有这种观点的人看来：《水浒传》中所有农民革命英雄形象中，“最完满全面和可爱”的人物，就要算是“出身于下层社会”的鲁智深和石秀了（《水浒人物论》第120页）；《长生殿》中的“崇高的形象”，就不应是杨玉环而该是乐工雷海青了（《中国文学史讲稿》第三分册210页）；《红楼梦》中那个世故、圆滑、善逢迎，并甘心供贵族小姐太太们调笑的刘姥姥，自然也就不是“正牌的劳动人民”了，要不然就是曹雪芹“歪曲了劳动人民的形象”（《文学遗产》第35期《谈刘姥姥》）；《三国演义》中的刘、关、张之所以“为广大群众所艳称”，仿佛也就在于“刘备虽然是宗室，却是‘家贫，贩屦织席为业’的，张飞是‘卖酒屠狗’的，关羽是‘逃难江湖’的推车子的”（《文史哲》1955年第9期），等等。另一方面，如果不是这样，也就是说如果作家在塑造人物形象上违反了这条“阶级原则”，没有在描写人物的思想感情、立身行事时，“处处都扣紧了他们的阶级出身”，在持有这种庸俗观点的人看来，就成为不可饶恕的错误了。他们认为：“《梧桐雨》后半截渗透了对唐明皇的同情”，这就是作者“在思想上的阶级局限性”；“《汉宫秋》的作者对汉文帝这个皇帝却充满着同情，当作热情的懂得爱的人来描写”，也“显然是由于他的阶级局限性”（《文史哲》1955年第7期）；“历史上的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真实面貌是非常污秽、丑恶的，这是他们的本质”，《长生殿》的作者“洪升却有意识地删除不写，并加以美化，这是一种反现实主义的倾向”（《文史哲》1958年第12期）；《儒林外史》开卷第一回写王冕在地主秦老家放牛，这地主居然有醃鱼腊肉给王冕吃，还给他点心钱以便买书，自然也就是作者吴敬梓“衷心拥护”地主阶级的表现了（《山东大学学报》第3期），等等。

为什么说上面所举出的这些意见，是表现了简单、机械和庸俗的观点呢？它们究竟错在哪儿呢？下面，我们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一下。首先，文学艺术中的典型是否只能是一定阶级的典型呢？换句话说，是否能够把典型性格仅仅归结为一定阶级的本质的表现呢？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即使不进行理论上的分析、说明，问题也是很清楚的。文学史上许多不朽的艺术形象、成功的典型，就都有力地证明了那种认为典型只能是一定阶级的典型的观点的狭隘和偏颇。难道能够把《西厢记》中的莺莺、《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和张飞、《水浒》中的宋江、《牡丹亭》中的杜丽娘、《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和林黛玉等这些具有永久艺术魅力的艺术形象，都看成是一定阶级的典型吗？再就现代文学中的成功的艺术形象看，难道能够把鲁迅笔下的阿Q，看成是农民阶级的阶级典型吗？显然都不能够。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艺术形象是极其丰富的，其中不乏成功、不朽的典型。如果说，典型只能是一定阶级的典型，典型性格只能是一定阶级的本质的表现，那么就无法理解文学史上的典型形象的丰富多彩、多种多样，就无法理解其中许多典型形象的典型性是表现在哪里，就势必否定许多不朽的典型形象的典型性。因此，照那样的看法，每一个阶级只有一种体现其阶级本质的典型就够了。事实与这种对典型的狭隘、机械的观点完全相反。在文学史上，既有概括了一定历史时期的某个社会阶级、阶层所共有的本质的特点的典型，如《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就是中国封建时代的政治野心家的品质、精神面貌的一个本质方面的鲜明、集中和艺术的体现；也有并不反映一定阶级本质特点，但都反映了一定社会生活的本质的某个特定方面的典型，如《水浒》中的宋江，就不是这个或那个阶级的典型，他是一个出身于封建统治阶级，但却走上了反抗封建统治政权的革命道路，有着反封建特权压迫的思想和行动，但也有着自身的弱点和时代所给予的局限，既发展了梁山泊的革命事业，最后却又断送了梁山泊的革命事业的农民义军领袖的形象。而且还有不仅不体现其所属阶级的某些本质方面，反而具有与其恰恰相对立的性格的典型，如《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和张飞，《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和林黛玉等，按其身份来说，都是封建阶级的人物，但他们却有着极优美的性格。

文学艺术中的典型的丰富多彩、多种多样的基础，是现实生活的极其错综复杂，无限丰富多彩，现实生活中的人面貌、性格的无限丰富，彼此各别。在阶级社会中，阶级的对立和斗争，自然是最本质的现象，但它并不是孤立地以赤裸裸的形式存在着的，围绕着它并由它所派生或受其影响、制约的，还有许许多多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人，在阶级社会中，依据其不同的经济地位，是分别隶属于不同的阶级的，是有阶级性的。人的性格，不仅决定于其阶级地位、时代环境、生活方式、个人经历、社会关系等各种条件和由阶级的对立和斗争所派生或受其影响、制约的各种现象，也都会有力地影响到它的形成和变化。因而，同一时代、同一阶级中，也会产生出无限多种类的人物和性格来的。正如列宁所指出过的：“俄国贵族中间产生了华龙们和阿拉克切夫们，产生了无数酗酒的军官，爱打架的人、赌徒、闹市集的好汉，养鹰犬的阔少、打手、用刑人、淫乱之徒，以及痴心妄想的冯尼洛夫们。”“但是在他们中间，也产生出了十二月十四日的人物，象罗缪拉斯和利冯斯那样的由兽乳养大的一大群英雄。”（《列宁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第34—35页）

文学艺术的特质和独特的社会功能要求和规定了它，不仅要把握和反映社会生活中最本质的阶级的对立和斗争的现象，而且还要把握和反映由这种最本质的现象所派生出来的或受其影响、制约的各种各样的有意义的社会现象。文学艺术比起其他社会科学来，它是更需要，也更能突入社会生活的深处，极细致、深刻、多方面地解剖、描绘人的生活，直至最细微、琐屑之处。要真实、深刻、多方面地反映社会生活的错综复杂的面貌及各种各样的现象，就必须真实、深刻、多方面地描写社会生活中的人的形形色色的表现、性格和面貌。因此，文学艺术中的人物形象，也就不应该只能是一定阶级的典型，典型性格也不应该只能是一定阶级的本质的表现。如果文学艺术中的“典型人物形象，必须是阶级的典型”，那就很难能够真实、深刻、多方面地表现错综复杂、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和生活中的人的形形色色的表现、面貌和性格。那样，文学艺术的独特的社会功能，以特有的方式探索和表现生活的真理，帮助人理解生活的全部复杂性，培养人的思想、情感和性格的社会作用，还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因此，在文学艺术中，不仅可以有个性化地体现一定阶级本质的某个特定方面的典型，而且可以有无限多种的个性化地体现不同范畴的生活本质的某个特定方面的典型，《红楼梦》在塑造典型上，是有着极高的成就的，它里面的许许多多的人物形象，如贾政、贾母、王熙凤、薛宝钗、贾宝玉、林黛玉、袭人、晴雯、赵姨娘、探春、刘姥姥、焦大等等，都表现了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的一定方面，都有着一定的社会内容和思想意义，同时，也都有着极其鲜明的独特的个性。正因如此，《红楼梦》才能够通过它所描绘的这个贵族家庭的形形色色的人物的联系和冲突，以及由其所构成的各种各样的悲剧，触及到了中国封建时代十八世纪生活的许多方面，极广泛深刻地反映出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的复杂面貌。《红楼梦》称作是一部中国封建时代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不是没有道理的。

前些时间，曾有人仅只用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错综复杂和生活中的人的多种多样，以及文学艺术中的典型形象，也应该是活生生的人这样的观点，来批评上述的那种狭隘、机械的典型论；对于一些较为复杂的艺术形象的分析，也只强调形象的生动性、独特性，甚而不加分析地说，在文学作品中，既可以写残暴贪婪的地主，也可以写善心的地主等。我们认为，这也不完全正确。文学艺术，毕竟不等于现实生活。说文学艺术中的人物，应该是一个有个性、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是正确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如果只强调了这一个方面，就会导致另一个错误：忽视艺术形象所体现的社会内容和思想意义，取消艺术形象的概括性、典型性，取消“典型再现生活本质方面”的正确意见。社会生活的丰富、复杂和生活中的人的多种多样，是作家创作的源泉，创造许许多多的典型形象的现实基础。但，现实生活中的无数的现象的性质和意义，是彼此不同的。文学艺术应该把握和表现现实生活中体现一定生活的本质、帮助人探索和理解生活的真理、促进人的理智发展和感情丰富的生活现象。艺术典型的特点，就在于一般和个别的统一，概括性和个性化的统一。没有那种鲜明生动的、具体感性的、不仅影响人的感情的个性，固然不能创造出成功的典型，不能反映一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但没有概括进一定深广的社会内容，也不能创造出成功的典型。把艺术和生活，把艺术形象和现实生活中的人等量齐观，要求完全一致，是自然主义的观点。我们不同意上述的那种认为典型只能是一定阶级的典型，典型性格只能是一定阶级的本质的表现的典型论，是因为它把典型形象的典型性、概括性、所谓“一般”，理解得太狭隘了，用它指导创作，就会导致简单化、贫乏化，用它评论古典文学作品，就会粗暴地否定或歪曲许多成功的典型。但是，如果只强调艺术形象的生动性和个性化，而忽视其概括性和思想意义，那就不能不说是由这一个极端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同样是错误的。

其次，文学艺术中的人物的思想、感情和情调，是否本质上都是或只能是其所属阶级的呢？换句话说，文学艺术中的人物，不论时代、环境，凡是按其身份来说是剥削阶级的人物，就都具有或应该具有剥削阶级的思想、情感和情调，凡是被剥削、被压迫阶级中的人物，就都具有或应该具有被剥削被压迫的思想、情感和情调？

答案也自然是否定的。至少对于古典文学中的艺术形象，是绝不能这样看的。仅就中国古典文学说，许多具有持久的艺术魅力的优美的形象，如《西厢记》中的崔莺莺，《牡丹亭》中的杜丽娘，《三国演义》中的刘、关、张和诸葛亮，《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和林黛玉等等，按其社会身份说，哪一个不是属于统治阶级中的人物呢？可是，它们都不仅为古代的广大的读者所喜爱，而且还超越了时代，赢得了今天劳动者的喜爱。杜丽娘对自由爱情的渴求；张飞的憨直粗豪、嫉恶如仇；贾宝玉的反禄蠹、反封建婚姻、反窒息人性的贵族生活；林黛玉坚持自己的高洁理想和纯真爱情，以及由那冷酷的贵族生活的压抑所造成的多愁善感、孤芳自赏等，都显然不能说它们在本质上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情感和情调的表现。如果真的像有人说的那样：《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这个形象的本质”“是统治阶级的工具，他和吴用这个形象是根本不同的”（《中国文学讲稿》第三分册第120页）；《红楼梦》中的林黛玉的多愁善感、好疑猜，也不过是贵族小姐的颓废、没落、悲观的气质和情调（上书第291页）；……那么就无法解释它们为什么能有如此大的艺术魅力，乃至能够赢得今天劳动者的同情和喜爱。另一方面，有些文学艺术作品中的人物，按其身份来说，应该属于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如《红楼梦》中的焦大、花袭人、刘姥姥等，但其性格和精神面貌，却没有多少积极健康的因素，而绝大多数的读者和评论家，也并没有责备它们的作者是丑化、歪曲了劳动人民。

应该怎样理解文学艺术中的这种现象呢？

我们认为，这种现象的存在，首先是根源于现实本身，根源于社会生活的全面复杂性，根源于社会现象的相互联系。现实生活本身，就不是像某些人所理解的那样简单。人，按其社会经济地位，是分别隶属于不同的阶级的。但，阶级并不是在孤立的状态中存在的，而是相互联系、互相影响的。在每个时代里，统治阶级的思想总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社会生活中的一切不合理的制度和现象，也都在人们的思想、情感和性格上打上鲜明的烙印。这样，就使在被压迫、被剥削的人们的身上，也沾染上了各种不同的消极、庸俗甚至丑恶的因素。另一方面，在统治阶级内部，由于阶级矛盾的冲击和统治阶级内部的残酷、丑恶，也会促使产生出一些“贰臣”、“逆子”来。特别是“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那些时期，统治阶级内部、整个旧社会内部瓦解的过程便来得非常强烈，非常尖锐，致使统治阶级中一小部分人脱离出去而归附于革命阶级”（《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一卷第18页）。

古代杰出的作家，正是从现实出发，从阶级、社会现象的相互对立、联系和影响中，创造出了各种不同的艺术典型，反映出了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和深刻性。因此，在我国古典文学中，不仅有李逵等梁山好汉那样的人民的英雄形象，而且有杜丽娘、贾宝玉和林黛玉、杜少卿（《儒林外史》）等那样的封建叛逆者的形象。在这些形象的性格中，体现了封建制度及其附属物的对立物，揭露他们所处的环境的黑暗、残酷和不合理，透露出了历史发展的动向。同时，也还有像焦大、花袭人和刘姥姥等那样的按其身份说属于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但其性格和精神面貌中却没有多少积极健康的因素的形象。这些形象不仅反映出了一定的真实的现实内容，而且有着积极、深邃的思想意义。就如刘姥姥来说，在这个形象上面，我们看到了封建社会中贫富极端悬殊的现象，看到了这种现象对人们的性格和精神的歪曲，穷人为了向富人们乞求施舍，以求一饱，不得不出那么多的“洋相”。愈是写出刘姥姥的落后的精神状态，愈是写出她在那个豪华的贵族家庭中，在贵族小姐、太太们面前的可笑、可怜的“洋相”，就愈鲜明地揭露了封建社会、贵族阶级的丑恶、残酷、不合理。这个形象给读者的感受，开始是厌恶的笑，继之是可怜、同情，最后是愤懑。

仅只用社会现象相互联系的观点，还不能确切地解释所有的艺术形象。我们还必须看到某些艺术形象中的理想因素。像《三国演义》中的刘、关、张和诸葛亮，公案戏中的包拯等民间文学或深受民间文学影响、哺育的文学作品中的艺术形象，它们虽然都有一定的历史根据，但却带着极大程度的理想因素，古代广大群众的理想愿望的滋润、补充，已使他们超出了原型的局限。因此，它们虽然是统治阶级的身份，但却被赋予了崇高的品质和优美的性格，反映出了古代人民群众的心声。它们是有着深邃的人民性的。广大人民群众对他们的喜爱，是不下于对梁山英雄的喜爱的。如果我们过分地强调它们的阶级身份，好像不指出诸葛亮在本质上不同于吴用、张飞在本质上不同于李逵等就不科学似的，那就未免过于机械了。那样，就忽略了这些形象的内在的深邃的人民性。

自然，“历来的文学作品中很少把工人、农民的劳动和斗争当作作品的主题。真正的劳动者，那些创造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人，在过去的作品中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局限所造成的不公平的现象。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否定那些在历史上有进步意义的作品及其成功的艺术形象，不能持着上述那种狭隘的观点和轻率的态度，无视和抹煞曲折地表现在那些优秀作品及其艺术形象中的深邃的思想性和人民性。

由以上所述，我们体会到，对于古典文学中的艺术形象、典型性格，重要的不是它们的阶级属性、外在的特征，重要的是其性格的内容的实质及其所体现出的思想意义。

古典文学研究中的庸俗社会学的倾向，还表现在对古典文学作品的思想性、人民性的狭隘、庸俗的理解、论述上。

毛主席曾教导我们说：“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70页）这就给古典文学研究工作，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对于古代的文学作品，首先就要进行思想性的分析，深入揭示其进步思想、积极意义和人民性，批判其一切封建性的糟粕。

古代文学作品的思想性，大多是比较复杂的，精华与糟粕杂糅。其进步思想、积极意义和人民性，也并不是那么明显地摆在里边的，仿佛一眼就可看穿、随手就能抓出似的，而是渗透于整个作品、表现在作品中的人物、情节等各种因素的交错的关系中，表现在它与其时代、人民的无形的联系上。要正确地评论一部古典文学作品的思想及其意义，要确切地揭示其人民性，就必须进行全面、充分、细致、深入的研究、探讨。

可是，有些古典文学研究著作、文章，却没有力求全面、充分、细致、深入，而是表现了肤浅、狭隘的观点和简单、轻率的态度。

过去有一个时期，不少的古典文学研究著作、文章中，表现了这样一种狭隘的观点和简单化的态度：把古典文学作品的进步思想、积极意义，仅只局限在爱国主义、反对封建压迫、反对封建礼教等几条概念上；前者不过是后者的同义语和代名词。这也就是说，不少的古典文学研究者是把爱国主义等几条概念，当成了衡量古代文学作品的思想性仅有的几条固定标准。在他们看来，凡是明显地表现了这几种思想的，就是有高度思想性、有积极意义的作品；凡是没有明显地表现了这几种思想的，就成了思想性不高、无甚积极意义的作品，甚而成为被批判的对象。这样，有些作家，如李商隐、李清照等，也就被扣上了一顶“反现实主义”的帽子。

我们丝毫没有怀疑、否定爱国主义、反对封建压迫、反对封建礼教等之为进步思想；有的作家在他们的作品里或多或少地表现了这些思想，自然也应该是被肯定的。但是，如果认为只有表现了这几种思想，才是进步、积极、有意义的，我们觉得，这未免显得过于狭隘了。我们祖国的古典文学遗产，无比的丰富，其中所包孕着的我们祖先所不断创造的精神财富，古代优秀的作家所探索并表现出来的生活的真理，也极为丰富。仅只用爱国主义等几条概念，是绝对容纳不了那些闪烁着不同程度的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光辉的思想的！譬如，晚唐诗人李商隐，他虽然没有像杜荀鹤、皮日休和聂夷中等诗人那样写出了一些直接反映人民的生活疾苦的诗篇，但是，也不能完全无视他的诗中所表现出来的一些可贵的生活体验和若干有意义的生活的道理。这儿不能详细地分析李商隐的诗的价值，就举他一首《宫辞》：“君恩如水向东流，得宠忧移失宠愁。莫向樽前奏花落，凉风只在殿西头。”诗中所写的封建宫廷中的嫔妃们的生活的悲哀——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情绪，不正是诗人捕捉到的一定的生活真理吗？在它里面，不是渗透着诗人一定程度的对封建宫廷中的两性不平等的关系的否定吗？这样的诗显然不能认为是无意义的。

同时，即使爱国主义、反对封建压迫、反对封建礼教等思想，在不同时代、不同作家、不同题材的作品中，也不是在抽象的状态中存在的，也不是几条抽象的概念，而是有着各自不同的内涵和独特的表现形式。而对那些持有上述那种狭隘观点的人说，爱国主义等也不过是几条抽象的概念，几个“标签”。他们对待古典文学作品，也只不过是用这几个抽象概念去套一下，把“标签”贴上去，最多再挦扯几个例句，就以为完成了对某个作家或某部作品的评论了。结果，便把不同的古代文学作品中所包孕的具体、深邃的思想，抽象为几条干巴巴的概念。这样，这些作品的高度的思想性、积极的教育意义，还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总之，这种把爱国主义等几条概念当成了评价古代文学作品的仅有的固定的标准的狭隘观点和态度，对古典文学研究工作是非常有害的：它妨碍着我们对古代文学作品深入理解和批判接受，引导人贬低、否定某些古代不应贬低、否定的作家、作品，使丰富的古典文学遗产贫乏化。

文学的人民性指的是文学和人民的联系，是人民的生活、斗争和思想、愿望在文学上的反映。但，在古代社会里，由于种种社会条件的限制，这种联系和反映表现得非常曲折、复杂和不易捉摸。所以，古典文学作品的人民性的问题，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可是，在过去一个时期，不少的古典文学研究者却把人民性理解得非常简单，也非常肤浅。在他们看来，只有在作品里找到有描写人民生活的苦难地方，有同情人民的疾苦的句子，这样的作品才算是有人民性。在这样一种观点支配下，便产生了用寻章摘句的办法，发掘古典文学作品的人民性的现象。例如，有的学者从《楚辞》中挦扯了许多带有“民”的句子，收拢了许多“民”字，加以研究，来说明伟大诗人屈原是关心人民的，所以他的作品是有人民性的。再如，有的学者对六朝的山水诗人谢灵运，觉得没办法肯定，一次忽然从他的《折杨柳行》里找到了两句写“老百姓的疾苦”的诗——“负笮引文舟，饥渴常不饱”，便如获至宝，在其著作里还惋惜这“一类话，是绝无仅有的”！显是表扬的口吻。后来，这个学者发现这两句后面还有这样两句——“谁令尔贫贱，咨嗟何所道”，便在其著作的修订本里改成了批判的口吻：“他不大同情老百姓的疾苦。”

我们认为，这种对古典文学的人民性的理解和做法，是肤浅和有危险的。一个作品的人民性固然也表现在作品中的某些语句上，但更重要的是表现在作品所描写的内容、所体现的思想、感情与其时代的人民的关系上。如果只满足于挦扯几个同情人民疾苦的语句，那就妨碍了对其深邃的人民性，作深入地探讨、分析。说这种做法是有危险的，是因为在某些作品中，表面说的话与其实质可能是不统一的。像上面所举出的关于谢灵运《折杨柳行》的例子，就是最好的证明。不管是第一次的表扬，或第二次的批判，这位学者对谢灵运这首诗的分析，都是从文字表面出发，而没有从诗的整体出发。第二次的批判，暴露了他并未真正理解这首诗，只皮相地理解了“谁令尔贫贱，咨嗟何所道”这两句诗，其实这两句仍是同情那个“饥渴常不饱”的舟子的口吻（参看黄节《谢康乐诗注》）。第二次的错误也暴露了他的第一次错误：没有观察全诗，便从文字上肯定“负笮引文舟，饥渴常不饱”是谢灵运绝无仅有的两句同情人民疾苦的诗，仿佛如获至宝。其实，尽管这几句诗，从文字表面上看，是同情人民疾苦的，但也不足据以说明谢灵运思想上有真正同情劳动人民的一方面，当然也并不由此否认谢灵运的诗的艺术价值。我们对于任何事，都要深入本质，形式主义地表象地看问题，是得不出正确结论来的。譬如，元末的一些诗人，如刘基、高启等，在其所处的战争的年代里，曾写了些反映战乱中的人们的苦难的诗篇，有的还流露着一种“忧国忧民”的调子。但是，这时候的战争，是农民大起义推翻蒙元统治政权的战争。而这些诗人所唱出的这些反对战乱、表面上同情人们的苦难的诗篇，能够说是有人民性吗？这的确是值得考虑的！

按，此文为山东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集体讨论成果，由袁世硕执笔成稿。

（原载《山东大学学报》195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