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世姻缘传》一百回，原题“西周生辑著”，“然藜子校定”。卷首“弁语”，末署“环碧主人题，辛丑清和望后午夜醉中书”。次“凡例”八则，后附东岭学道人识语，谓此书“传自武林，取正白下”，又云：“原书本名《恶姻缘》，盖谓人前世既已造业，后世必有果极”，“余愿世人从此开悟”，“乃名曰《醒世姻缘传》”。
西周生不知为谁何。清乾隆间杨复吉《梦阑笔记》援引初刊《聊斋志异》的鲍廷博语，谓《醒世姻缘》小说为蒲松龄作，当系传说之辞。近世胡适作《醒世姻缘传考证》，以此小说当出于《西游记》、《金瓶梅》等通俗小说风行之后的明末清初，其结构、写法与《聊斋志异》里《江城》篇颇相似，所用方言俗语多有与《聊斋俚曲》相同者，推定为蒲松龄作。[1]其间，孙楷第曾应胡适之约做了一番考证，认为小说所写地域“确为章丘”，所叙种种人事“实是章丘、淄川事”，“其作者必为明季章丘人或淄川人”，“谓小说为蒲留仙作，乃极近情理极可能之事也”。[2]后来论者多沿用其说。[3]
对《醒世姻缘传》为蒲松龄作之说，清末已有人表示不认同。凫道人《旧学庵笔记》云：“小说中有《醒世姻缘》者，可为快书第一”，“惜不知作者为谁，署名西周生，或是陕人耶？其语气则似山左人。或谓是蒲留仙先生则非，以文气太不相类也。”[4]胡适之考证出来以后，也陆续有论者提出质疑，理由大体是蒲松龄墓碑背面所刻墓主著作目录未有此小说，有关蒲氏生平文献，包括其生前友好之诗文，亦未有言及之者；此小说是明人写明事，即便作成于清初，明亡那年蒲松龄方才五岁，到顺治末才年仅及冠，亦不具备作此小说所需之生活经验。[5]有的语言学者也参与了研讨，他们将《醒世姻缘传》与蒲松龄所作俚曲中一些常用词语进行比较，发现两部作品虽同是用山东方言作成，但用语习惯却有不相同，认为并非出自同一位作者之手笔。[6]近二三十年间，更有些研究者另行稽考，相继有丁耀亢作、章丘文士作、贾应宠作等说。[7]然亦多推断之论，并无确凿的实证材料，可以说至今尚无定论。
诸家之说虽都未获得公认，然诸家之尽心考证却也提供出一些有价值的论证材料和足资参考的情况，《醒世姻缘传》的成书年代问题趋于明朗化，可以说是大体解决了，也为这一位不识其真实姓名的小说作家勾画出了一个大概的面目。
《醒世姻缘传》的故事托之于明代正统、成化年间，故事中间却写进了一些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年间的实人实事，其中最确凿无疑的有以下几项：
小说第三十七回写到一位“济南守道副使李粹然，是河南怀庆府河内县人，丙辰进士”。按诸有关方志，确有其人。李粹然名政修。《山东通志》卷四十九“明布按分司诸道”表中有其名，下注：“怀庆进士，佥事。”《河内县志》卷二十六“先贤下”有传：“李政修字粹然，万历丙辰进士”，曾先后任淄川、滋阳县令，“擢礼部郎中，迁济南道，视左辖篆”。后迁嘉湖道，再迁济南道，未任乞休。顷之，起冀南道。明清鼎革，荐补天津道，升淮海道，卒于官。中间记载了他任济南道时“却岱宗香税三千金”，任冀南道时“岁祲，多弃儿，修慈幼局鞠养之”两项政绩。据《嘉兴府志》卷十一“崇祯监司”表，李粹然迁嘉湖道在崇祯七年，他以按察司佥事任济南道，当在前此数年，即崇祯四五年前后。[8]
第二十四回里有一段议论，说：“若是如今这样，加派又增添，捐输了又助赈，除了米麦又要草豆，除了正供又要练饷，件件入了考成，时时便要参罚，这好官又便难做了。”按诸史籍，正赋定额之外，还有加派、增添、捐输、助赈、助饷种种名目的追加税，有明一代崇祯朝最为繁重，这主要是为了供应日益庞大的军需。“要草豆”指的是所谓“招买草豆”，小说第七十一回写有“象房草豆商人”童七由于“户部里没有了银子，不惟不能预支，按季要你代发；代发去的又不能如数补还”，弄得没有银子收购草豆，而象房又催交，被逼得吊死在管事的宋主事门上一段情节。《怀宗实录》载：崇祯初，给事中刘汉儒上言畿民之困，“最苦者莫如招买草料，给价常少，给期常迟，是名招买而实加派也”，情况正相合。“练饷”是崇祯朝特创的一种附加税，据《明史·杨嗣昌传》，是由掌兵部事之杨嗣昌定议于崇祯十二年起征的。“件件入了考成”是说各项赋税征收情况都列入考核地方官的条件。谈迁《国榷》云：崇祯四年之后，“考选将及，先核钱粮，不问抚字，专事催科，此法制之一变也”。《明史·华允诚传》载：营膳员外郎华允诚于崇祯五年上疏言三大可惜、四大可忧，可惜事之二便是“直指风裁徒征事件，长吏考课惟问钱粮”。都是说的那种情况。[9]
第二十七回里写道：“癸酉十二月除夕，有二更天气，大雷霹雳，震雹狂风，雨雷交加。”《济南府志》卷二十“灾祥”中记载了这种极其异常的天气：“（崇祯）十六年除夕，雷雨大作。”崇祯十六年正为癸酉。可见此事属实，并非子虚乌有。[10]
其他，如第一回里写到北京有专门向新选的官员“放京债”的；第五回里写到考满知县欲谋得北通州知州的美缺，要行贿三五千两银子；第六回说到秀才援例纳监，“费不到三百两银子”；第五十回里说到“如今当十的折子钱通使不动，奉了旨待收回去”，等等，也都可以从记述明末史事的史籍中找到相应的记载，并非随意云云。[11]
以上事实表明，《醒世姻缘传》的作者必定是在明末生活过的人，明亡时已经有了相当的年纪和社会阅历，才会知道那些事情。
《醒世姻缘传》全用明人的口吻，叙写中时而有“大明国”、“我朝”、“我太祖爷”之语，对明前期几代皇帝一律称“爷”，如“天顺爷”、“景泰爷”、“正统爷”，含臣民敬爱亲近之意。然而，这并不表明小说一定作于明亡之前，倒是像寄托了对故国的眷恋之情，否则没有必要做如此之多的追思，倾注如此浓重的感情。前文已说到小说中说到了明代最后一个除夕的异常天气，依常理论，这百回大书也必定作成于入清之后。细察全书，其中也不无流露出些许清朝的事情。
第三十九回写一位无行塾师汪为露，脸皮皴黑，怕新娶的年轻老婆嫌他衰老，凡是鬓上有了白毛，嘴上有了白须，便拿镊子一根一根地拔掉，“挦得那个模样，通像了那鄚州、雄县、献县、阜城京路上那些赶脚、讨饭的内官一般”。京南数个县的大路上都可见沦为赶脚、讨饭的宦官，可知为数不少，已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以致用来打比喻。平常年月里是不会有这种情况的。《甲申朝事琐记》载：李自成攻破北京，“中珰七万人皆喧哗走”。清廷定鼎北京，不会再将他们召回内廷供役使的。小说中用以为喻的现象，无疑是清代初年才有的。[12]
第五十七回写乡村无赖晁思才：“那人惨白胡须，打着辫子，寡骨瘦脸，凸暴着两个眼，一个是瞎的。”明朝人是不打辫子。清顺治二年下薙发令，汉人才被迫打起辫子。这里写一个癞皮狗似的人物与众不同，“打着辫子”，显然像让他名“嗜财”一样，隐含讥刺之意。这可能是作者对清廷强迫汉人薙发有抵触情绪，似有意似无意地埋下这样一颗钉子，类似当时的丁耀亢作《续金瓶梅》，写宋金交战，行文中却出现了“蓝旗营”一类清军编制的名称。[13]
第三十七回里写到“新城县里一个大家”，“那大司马”如何教幼儿学官场应酬事，中云：“如今虽然还不曾断了书香，只是不像先年那样蝉联甲第。”这个大家指的新氏王氏，董其昌曾题其家坊曰“四世宫保”。大司马指的是天启、崇祯间官至冀辽总督进兵部尚书的王象乾。王氏之中落与明清易代之时势有关系。崇祯十五年冬，清兵自关外长驱山东，屠济南，陷新城，王氏一门三十馀名男女殉难。又二年，李自成陷北京，清兵入关定鼎，已致仕的监察御史王与胤偕妻、子自缢，世受国恩的王家已进学的青年人一时也不便应新王朝的乡试，已中过举的也不好谒选入仕。小说中这里所说“如今”，当是已经变作清初，这也该是作者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有意思的是这同时也显示出了这部小说成书年代之下限。清顺治十二年以后，新城王家又有王士禄、王士禛、王士祜、王士禧陆续成进士，又可谓“蝉联甲第”了。[14]如是，《醒世姻缘传》之作成当不晚于王士禄、王士禛诸兄弟相继成进士之顺治末年。
这一点又可由近年《醒世姻缘传作者和语言考论》著者徐复岭发掘之材料得到证明。曲阜《颜氏家藏尺牍》卷三收周在浚致颜光敏一札，中云：
闻台驾有真州及句曲之行，故未敢走候，此时想已归矣。天气渐爽，稍迟尚期作郊外之游也。《恶姻缘》小说，前呈五册，想已阅毕，幸付来价。因吴门近已梓完，来借一对，欲寄往耳。
按周在浚字雪客，河南祥符人，著名文人周亮工之子，康熙间流寓南京，交游颇广，亦为名流。颜光敏字修来，曲阜人，康熙六年进士，官吏部主事。康熙十年居父丧，除服居家养病。康熙二十一年起补原官，后四年病卒。我作《孔尚任年谱》曾考知颜光敏在康熙二十年曾南游吴越，孔尚任致书有“前闻买花扬州，今知结夏西湖，到处有逢迎，省却腰缠之累，令人望跨下鹤亦生健羡矣”！[15]我们由周在浚札之前半“未敢走候”、“尚期作郊外之游”云云，可知当时二人在一地，为颜光敏那年南游滞留南京期间。《恶姻缘》为此小说之本名，舍此并无另外一部小说有此名称，札中所云即为此《醒世姻缘传》。依此又可知此小说曾在这年由苏州一书坊刊行，是为初刻本，改易书名亦自此始。卷首“凡例”后作识语之东岭学道人，当为苏州书坊中人，所云“此书传自武林，取正白下”，殆非虚语，前句是说底本得自杭州，后句大概即指曾借得南京周氏抄本校正过。周在浚有此小说抄本，并非偶然，其父周亮工曾在康熙四年官山东青州兵备道，有机会得到一部《恶姻缘》的传抄本。到康熙二十年此小说抄本已传至江南，不独周氏有，杭州某氏有一抄本亦完全可能。《醒世姻缘传》多种刻本卷首均有、吴中初刊本也必有之环碧主人所作“弁语”及“凡例”八则，玩味其文意，当是题名《恶姻缘》之抄本原来就有的，“弁语”文末所题“辛丑”，当为顺治十八年，这也该是此小说作成之年。又，《醒世姻缘传》既已在康熙二十年由苏州一书坊刊行，那么在雍正六年已传入日本，便更合乎情理了。[16]
前文已就《醒世姻缘传》里写到的实人实事，说明其作者在明亡时已有相当的阅历、相当的年纪，到顺治十八年，他应该是已年逾半百，甚或年逾花甲了。
《醒世姻缘传》“凡例”云：“本传造句涉俚，用字多鄙，惟用东方土音从事。”“东方”犹“东省”，一般是指山东省。多数论者认为此小说用的是山东方言，这已是无可置疑的。然山东地域较广，各地区的方言又不尽一致，大致有东西南北之分。方言的特征表现于语词、方音、语法三个方面，不只是有些特有的语词，而方言的变化又是呈现为渐变状态，通行范围是错综复杂的，难于断然划定。要断定《醒世姻缘传》用的是哪个县市的方言，单靠找出几个语词是远远不够的。在这个问题上，徐复岭的《醒世姻缘传作者和语言考论》所做的研讨最为认真、周到，注意到了语词、方音和语法各方面的现象，特殊的语词举出了“抹糕”（一种甜枣粥）、“操兑”（筹措）、“探业”（满足现状）等等，方音方面举出了zh、ch、sh与z、c、s不分等，语法方面举出了动词常重叠用，如“钻钻”（意即钻一钻看）、“转转”（意为转动一下看，或走一走）等。他据此推定这部小说用的是兖州府的方言。笔者原籍兖州，生于斯，长于斯，青少年时代是在那里度过的，现在读《醒世姻缘传》，于其中一些方言俗语立能循声明义，颇感亲切。所以，我基本上同意徐复岭的兖州府方言说。但是，方言的使用范围和行政区划并不是一码子事，情况错综复杂。所以，我又以为对这部小说的方言地区，似应估计得更宽泛些，可扩展为兖州—济南一带地方。
《醒世姻缘传》的作者用这一带地方的方言写小说，可谓非常纯熟，模拟市井乡村底层男女话语非常地道。他应当是鲁中地方的人氏，至少也该是曾经长时期在这一带地方生活过。
《醒世姻缘传》故事的地方背景，主要有前世姻缘所在的山东武城县，今世姻缘所在的济南府外县的绣江（即章丘）县的明水镇，及两世男主人公坐监的北京。随着人物足迹所至，小说中还写到临清、济宁、淮安、南京、成都等地方，但都很不具体，只是说到它们的名称、特点和方位。这表明作者有比较广博的地理知识，未必全都到过那几处地方。对北京，曾写到一些街巷、城门、衙门、寺庙，如草帽胡同、太仆寺街四眼井、沙窝门、顺城（承）门、东城兵马司、南城察院、国子监、皇姑寺等，再加上还写到“放京债”、“娶京婆”、太监家内宅的情况，说到“东江米巷那些卖褐子毡条的陕西人”、“西瓦厂墙底下的妓者”，“往街里死活拖人”，非常可厌，可知作者是到过北京的。他最熟悉的还是山东，知道山东的行政区划，第二十四回里曾开列了山东六府的山川名胜，并做了热情的称颂；写到省城济南的街道、名胜最具体、细致，名称、方位丝毫不差，没有在济南生活过的人难能写得出来。由济南南下还写到炒米店、弯德（今作万德）、泰山脚下的蒿里山、邹县的峄山等，都是实有的地方。据以上的地理情况，作者也该是曾经生活在这一带地方的人。
徐复岭在《醒世姻缘传作者和语言考论》中揭示出了一个问题，颇值得注意。小说开头部分武城晁家故事里，人物话语中数次说到“王府”、“王妃”，第十一回写胡县官生了大背疮，“往鲁府里聘了个外科良医”治疗。这里“鲁府”当是鲁王府。按《明史·诸王世系表二》，鲁王就藩兖州府，王府在兖州府治所滋阳县城内。东昌府所辖武城小县，何以有鲁王府？又，第七十六回写绣江县相于廷中举，“河道军门差官与相于廷挂匾竖旗”。按明总理河道军门，掌漕渠河道之政令，驻于兖州府运河冲要之济宁州，详载《兖州府志》“建置”、“河渠”诸志。绣江即章丘县远离漕渠河道，河道军门何以要给数百里外绣江县新举人挂匾竖旗？此外，小说中还有些类似情况，这显然不能认为是作者之失误，卷首“凡例”中曾说明：“本传间有事不同时，人相异地，第欲与于扢扬，不必病其牵合。”徐复岭认为这是《醒世姻缘传》作者依据兖州府的情况来写武城、绣江的。即使不是这样，这也表明他熟悉兖州府的情况，有可能就是这一带地方的人。[17]
要探知《醒世姻缘传》的作者，还可以注意融入小说中的社会生活知识。第三十七、三十八回写狄希陈应童生试，由县试、府试，到学道“吊绣江一案”到省城考试，全部过程、考场情况，以及塾师带领学生准备文章和赴考的情况，颇为具体，见得作者是经历过的。第十二、十三回写东昌巡道重审晁家计氏人命一案，巡道批示由东昌府刑厅审理，刑厅推官审断后，再解往临清巡道衙门，巡道批示东昌府再确讯招报，程序俨然，非熟悉吏道者难以写得出来。第九十一回写成都府由吴推官怕老婆生出的一个场面，开列了全府和成都县自推官以下的文武官员，从首领经历、知事、照磨、检校、县丞、主簿、典史、驿丞、仓官、巡检，到成都卫千百户镇抚、僧纲、道纪等，齐全而品次井然，可谓熟知地方衙门的结构。小说虽以家庭纠纷为中心，但却时有经官动府的官司，写出了不少告示、传票、诉状、招供稿、判词、批文等官衙文字，作者显然精于此道。凡此种种，表明《醒世姻缘传》的作者曾托迹于官府衙门，他极有可能是地方官的文房师爷。此等人物经事多，深谙官场隐情，也熟悉民间的情况，较之正经的官员少几分正经，是有条件作出此等小说的。
联系上述诸项，又可以看出一个也颇值得注意的情况，就是《醒世姻缘传》故事的主要地理背景，与小说中唯一的用真实姓名称颂的好官李粹然的仕历甚相合。前引《河内县志·先贤传》，李粹然在明末的仕历是济南府淄川令、兖州府滋阳县令、礼部主事、济南道、浙江嘉湖道、直隶冀南道。这部小说主要以山东地方为故事背景，作者对山东的行政区划和山水名胜有总体的了解，写济南和北京都比较具体，符合实际，而写武城、绣江却有兖州府的痕迹，也时而提到兖州府。孙楷第也曾在与胡适的信中，据《潞安府志》和《河内县志》指出，小说中所写李粹然绣江“岁祲办赈，殆是崇祯十三年任冀南道时事”。这也是“人相异地”的牵合。这一切恐怕并非偶然相合。作者独对李粹然指名道姓地称颂，说他“洁己爱民，忘家为国”，为赈灾“把衙内的几副酒器杯盘，多的两条银带，都煎化了赈济灾民”，设保婴局，“救活了千数孩提”。（第三十一回）可见他对李粹然是熟悉的，非常敬重的。他又十分熟悉官府衙门，会写官衙文书，极有可能是李粹然在山东聘用的一位书房幕宾。由于主宾相处得极融洽，他曾长期跟随着李粹然，曾经到过北京，在济南府作为按察司佥事的幕宾，自然了解山东六府的自然和人文概况。这自然也还是推论，尚无实证材料，权作一种假说吧！
（1998年7月）
[1] 胡适的考证文章首载上海亚东图书馆1933年排印的《醒世姻缘》，后收入《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胡适文存》第四集。
[2] 孙楷第关于《醒世姻缘传》考证的信，亦首载亚东图书馆《醒世姻缘》，后收入其《沧州集》，中华书局版。
[3] 从蒲松龄作之说者，有赵苕狂《醒世姻缘考》，载世界书局《足本醒世姻缘传》卷首；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谭正璧《中国小说发达史》；徐北文《醒世姻缘传简论》，载齐鲁书社1980年版《醒世姻缘传》卷首。
[4] 转引自徐复岭《醒世姻缘传作者和语言考论》，齐鲁书社版，第9页。
[5] 对蒲松龄作之说提出质疑者，有刘阶平《蒲留仙遗著考略及〈志异〉遗稿》，台北正中书局版；路大荒《聊斋全集中的〈醒世姻缘〉与〈鼓词集〉的作者问题》，收入齐鲁书社版《蒲松龄年谱》；金性尧《醒世姻缘传作者非蒲松龄说》，载上海《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4辑等。
[6] 参看曹正义《近代文献与方言研究》，《文史哲》1984年第3期；刘钧杰《从语言特征看蒲松龄跟醒世姻缘传的关系》，《语文研究》1988年第4期。
[7] 提出丁耀亢作之说者，有王素存《醒世姻缘作者西周生考》，台北《大陆杂志》第十七卷第3期；田璞《醒世姻缘传作者新探》，《河南大学学报》1985年第6期；张清吉《醒世姻缘传新考》，中州古籍出版社版。章丘文士说，孙楷第致胡适的信中已开其端，金性尧《醒世姻缘传作者非蒲松龄说》进而明确化。徐朔方《论醒世姻缘传及其与金瓶梅之关系》，载《论金瓶梅的成书年代及其他》，齐鲁书社版，亦主此说。
[8] 参看孙楷第《与胡适之论醒世姻缘传》，《沧州集》，第230—231页。
[9] 参看王守义《醒世姻缘传的成书年代》，《光明日报》1961年5月28日；曹大为《醒世姻缘传的版本源流和成书年代》，《文史》第22期。
[10] 孙楷第首发此事，见《与胡适之论醒世姻缘传》，《沧州集》第220页。
[11] 参看王守义《醒世姻缘传的成书年代》，《光明日报》1961年5月28日；曹大为《醒世姻缘传的版本源流和成书年代》，《文史》第22期。
[12] 参看徐复岭《醒世姻缘传作者和语言考论》第33页、第28页。
[13] 参看徐复岭《醒世姻缘传作者和语言考论》第33页、第28页。
[14] 有关新城王氏情况，依据《新城王氏世谱》、王士禛《带经堂集》中有关文字写出。
[15] 参看拙著《孔尚任年谱》，齐鲁书社版，第30—31页。
[16] 日本《商舶载来书目》：享保十三年戊申，有《醒世姻缘传》十八本。享保十三年为清雍正六年。
[17] 参看徐复岭《醒世姻缘传作者和语言考论》，第3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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