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白亚仁（Allan Barr）
1979年中国学术界开始恢复正常活动以来，对蒲松龄及其著作的研究已有了不少新的成就。虽然有关的研究尚偏重《聊斋志异》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性，但也逐渐形成了多样化的局面，对蒲松龄的生平事迹、《聊斋志异》版本及其他著作等薄弱环节的研究都有了明显的进展。最近八年中，对蒲松龄研究最独到而又有意义的贡献无疑是袁世硕教授关于蒲松龄交游关系与《聊斋》版本问题的一系列学术论文。《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一书（以下简称《新考》）收集了袁先生这些方面的学术成果，是一部具有显著优点的论文集。全书分上下两编：前者收十二篇关于蒲氏交游关系的文章，后者收六篇有关蒲松龄诗词、杂著与几种《聊斋》版本的论文。通过这些考察，作者填补了已往研究的很多空白或者不够翔实的地方，因而大大丰富了我们对蒲松龄及其著作的认识。
《新考》的第一个特点是它具有一个十分丰富翔实的文献基础。蒲松龄研究过去有一个比较普遍的缺陷，即所利用的第一手资料很少，经常限于《聊斋志异》及路大荒整理出的《蒲松龄集》两书。由于资料的欠缺，有的问题没有人去研究，或者即使想研究，也不能得出圆满的结论。与此相反，《新考》很熟练地利用多种鲜为人知的文献来重新探讨一些重要的研究课题。比如，从蒲松龄现存的著作来看，蒲氏与朱缃的交往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而作者通过对朱缃诗集、蒲立德文集、“寄聊斋”的书札等资料的考察，首先发掘了一些多年被埋没的事实，因而提高了我们对《聊斋》创作过程的了解，另外，对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的来历，学术界本来不甚明了，而作者先后参考了清人别集六七种，并查考了数种地方志的记载，最后成功地弄清了此抄本的基本情况。这样的例子很多，为篇幅计不能在此一一陈述。一言以蔽之，在搜集资料方面，《新考》于许多地方拔出于前人。
《新考》的另一个优点是作者对他所掌握的文献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和分析。袁先生不但介绍、引用一些罕见的资料，而且做出了敏锐的剖析、谨严的判断。我们过去对蒲松龄从1658年考上秀才以后到1670年到宝应去做幕友这十多年的生活情况了解得很少。为了澄清蒲松龄这一段生活经历，作者对《蒲松龄集》及《淄川县志》进行了一番严密的检查，得出了一些令人信服的结论：蒲氏在这段时间内很可能曾先后进入淄川沈氏兄弟、好友李尧臣及贡生王永印的家。在研讨几种《聊斋》版本时，袁先生同样进行了一丝不苟的考察，因而经常注意到前人忽略的细节。《新考》的高度学术性恐怕最突出地表现在对“寄聊斋”的书札和蒲松龄自己执笔的书启处理上。这些书信的具体背景和写作年代本来很不清，但经过反复推敲研考，作者很有说服力地通过它们考订了蒲松龄与高珩、唐梦赉、王士禛、朱缃等人的交游关系。
与其明显的优点相比，《新考》的缺陷是微不足道的。我想作者也许会感到遗憾的是，他收集的资料虽然极丰富，但不可避免地也偶尔有缺漏。日本庆应大学收藏的张增庆诗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收藏的《般阳高氏家模汇编》，以及路大荒编《蒲松龄年谱》时曾用的李尧臣《百四斋诗集》、《孙氏族谱》等书籍，作者似乎未得见。另外，袁先生没有利用山东省图书馆收藏的个别资料，如张询诗稿、高珩《醒世戏曲》刻本。这些文献在不同程度上恐怕都能补充《新考》的一些论述。
书后没有附上一个参考书目录，颇为可惜。研究者过去很少掌握有关蒲松龄生平事迹的原始资料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这些文献不容易见到——是孤本，或罕见的抄本，或流传不广的刻本。在《新考》中，有关这些资料的信息分散在不同的章节，而有时不够详细具体。例如，《新考》提到一部珍贵的《淄川县丰泉王氏世谱》时，并未指明该书收藏单位；引用《淄川县志》时，一般不讲清所用的是哪种版本。如果书后有一个详细的目录，这会对读者提供方便，并能更好地促进今后研究的顺利开展。
《新考》对蒲松龄的交游关系作了广泛的考察，把主要的人物及其关系都收罗在内。但有一个方面好像可以考察得更深入一点，这就是关于蒲松龄家庭与家族关系的研究。《新考》第十一章对蒲松龄与其儿子和孙子的关系进行了周密的分析，但蒲氏与其家族长辈和亲兄弟的关系似乎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蒲松龄写的《族谱序》曾描述明末清初蒲族内部的关系不断恶化，这可能对蒲松龄的思想有一定的影响，说不定跟他创作《曾友于》之类的作品有关系。另外，蒲松龄《代王侍读敷正与布政司何书》一文提到淄川的恶霸曾侮辱当地生员，并把蒲松龄“暗送劣衿”。蒲松龄的哥哥遭受这种打击，或许是形成蒲氏的强烈社会意识的一个原因。此外，蒲松龄纪念馆收藏的《蒲氏世谱》中有数篇蒲松龄写的关于其先辈的小传，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作者的人生观，亦值得注意。
自从章培恒于1977年为《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写了《新序》以后，《聊斋》的分册、编次以及各册写作年代等问题成为蒲松龄研究的一个重点。袁先生的不少研究成果对进一步了解《聊斋》的创作过程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性；其对蒲松龄与张笃庆、唐梦赉、王士禛、朱缃等人的关系考察在这方面作了很有意义的结论。令人失望的是，作者没有对各册的写作年代问题正面阐明自己的观点，而仅仅在讨论蒲松龄的诗词时指出，依据蒲氏的一些诗篇，“结合《聊斋志异》里一些篇章所显示的创作时序，再参考蒲松龄的交游情况，便可以大体窥知《聊斋志异》的创作历程了”。我希望将来能读到作者在这方面更详尽的论述，相信他会就这个复杂的问题提出宝贵的见解。
下面我想就一些具体问题提出几点意见，与袁教授和其研究者进行商榷。
《新考》页6：“蒲松龄和张笃庆，每年都要应付学道大人检查生员学业的岁考、科考。”其参加考试的情况可以写得更确凿一些。岁考、科考跟乡试一样，都是三年考一次。科考于乡试同一年举行，岁试一般在前一年。这个情况在张笃庆的《厚斋自撰年谱》清楚地被反映出来：
康熙十六年：夏五日岁试，……第一。
康熙十七年：是年夏科试二名，秋闱罢归。
〔康熙十八年：没有关于考试的记载〕
康熙十九年：夏五月岁试，……用弁一邑。
康熙二十年：五月科试二名，秋试又遭摈落。
页72：“蒲松龄在诗词中两次说到顾青霞爱吟王昌龄的《长信秋词》。”在《西施三叠·戏简孙给谏》一词，蒲松龄明确指出顾青霞“独爱龙标《西宫春怨》一篇”。此诗云：
西宫夜静百花香，欲卷珠帘春恨长。
斜抱云和深见月，朦胧树色隐昭阳。[1]
蒲松龄诗《又长句》最后两句（“宁料千秋有知己，爱歌树色隐昭阳”）及其原注（“青霞最爱‘斜抱云’之句”）都说明顾青霞特别喜欢这首《西宫春怨》。她是否也欣赏《长信秋词》，今不可考。
页104：在讨论蒲松龄与高之
的关系时，因为没有见到《高氏族谱》，作者只好说：“高之
之父，名字不见诸邑志，可见最多也只是个庠生。”参看《高氏族谱》以后，我们发现此推论果然正确。根据记录，高之
之父名珣，“字震美，准贡，配蒲氏”。高珣可能就是《聊斋志异》所收《上仙》篇提到的高振美。据家谱的记载，高珣之长子之
有八个儿子。其家庭之大恐怕跟高之
家遭受的萧墙之祸不无关系。
页114—117：袁先生引用《琴瑟乐》抄本所附署名高念东之跋语，并作出结论说：“可以相信此跋是出自高珩的笔下。”对于此跋语的作者问题，或许不能说得那么肯定。如果确实是高珩所作，他为什么不用蒲氏的字，而竟然管他叫松龄？为什么自己题名时，又不用自己的名或者号，而居然用其字？日本庆应大学聊斋文库收藏的抄本很多是伪作，据我的看法，此跋也值得怀疑。
页214：作者指出，“王士禛采入《池北偶谈》卷二十六的《五羖大夫》等五篇在《聊斋志异》原稿中的篇次位置，都是王士禛作了批语的篇章所在的部分”，然后指出其中《天上赤字》一篇“载今存康熙抄本以《董公子》为首的一册，与其相邻的《阿英》篇，就有王士禛之尾批”。据我所知，现存的抄本、刻本所收《阿英》篇并没有王士禛的评语，未知此说据何。章培恒过去曾试图根据《雊鹆》篇所附的评语“可与鹦鹉、秦吉了同传”考订王士禛已读过《阿英》[2]，此是不是作者的依据？但章先生的推论未必正确，因为“鹦鹉、秦吉了”不见得是指《阿英》中的人物。《情史类略》卷二十三有《秦吉了》一则，也可能是王士禛所指。此外，“可传”或“可以传”等字眼，似乎是对作品的评价，如果把“可传”的主语当作小说中出现的人物，好像不很恰当。（可参考《青梅》所附“事妙文妙，可以传矣”评语。王士禛《题聊斋文集后》一文〔在《蒲松龄与王士禛交往始末》一章中，袁先生没有谈到这篇题辞，是这方面的论述的唯一遗漏〕亦云：“聊斋文……卓乎成家，其可传于后无疑也。”）因此，我怀疑《雊鹆》评语的意思是“（《雊鹆》）可与《鹦鹉》、《秦吉了》同传”，跟《阿英》毫无关系。另外，王士禛《天上赤字》篇比《聊斋》卷七的《赤字》多了一句“移时始散，沂莒间皆见之”，可见王士禛此篇很可能凭自己的闻见，不一定是从《聊斋》的记录抄来的。总之，从现存的王士禛评语的分布来看，他可能只读了相当于铸雪斋抄本卷一—五及卷八—九全部或部分作品，我们见不到他读过卷六—七、十—十二的明显证据。
页374—378：在研讨《聊斋志异》康熙抄本以《王者》为首篇的一册情况时，袁先生力求解决一个令人迷惑的问题：此册为什么首页书名下有“卷二”字眼？进行考察后，作者推断这一册“是经过优选的，或者是据作者自己优选的一册过录的”。我不敢苟同。此册收五十四篇，其中三十三篇见于铸雪斋抄本卷十一、十二，其他二十一篇见于铸本卷二、三。如果说此册所收卷十一、十二的短篇多半是名篇佳什，这颇有道理，但从这一册收录的卷二、三的篇章来看，并无优选过程可见。它收录几篇平淡的篇章，如《汾州狐》、《吴令》、《狐联》、《龙三则》、《江中》、《戏术》、《伏狐》、《丐僧》等篇，而缺少《侠女》、《莲香》、《阿宝》、《连琐》、《夜叉国》、《连城》、《庚娘》、《宫梦弼》等脍炙人口的作品。因此袁先生的结论不能令人信服。我个人认为这些见于铸本卷二、三的二十一篇作品都是错误地被插入这一册的。[3]当然这也不过是一个假设，而且并不能说明为什么此册书名下标有“卷二”字样。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新考》不但内容充实，而且外表美观，书的印刷质量、封面设计以及插图的清晰度都达到很高的水平。因此，在这本精彩的论文集新出版之际，在对著者表示热烈祝贺的同时，我也对出版此书的齐鲁书社表示敬意。
附记：本文作者白亚仁（Allan Barr）先生现在美国加州Pomona College任教。
[1] 见李国胜编《王昌龄诗校注》，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3年版，第164页。
[2] 见《新序》，《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5页。
[3] 详见拙作“The Textual Transmission of Liaozhai Zhiyi”，载Harvard Journal of Asiantic Studies 第44卷，1984年12月，528—5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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