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孙九娘》发微
《公孙九娘》叙写一位书生夜入鬼村，与鬼女公孙九娘结成一段短暂的姻缘，因为人鬼两途，随即分离。
这种故事在中国古代文言小说中颇不少见，六朝志怪小说里特多，即便取其故事梗概最为相似者，蒲松龄视为志怪小说之代表作的干宝《搜神记》里，便有《紫玉》、《驸马都尉》、《汉谈生》、《崔少府墓》等篇。这类故事大都是事出偶然，一位青年男子在旅途中投宿，进入了幻化为宅舍的墓穴中，与鬼女结为夫妻，由于“生死异路”，人不可以久留，时限三日，鬼女赠以信物，男子便返还世上。女家知晓，或见到男子所持殉葬物，诬以为妄为盗，发墓验证，果如男子所说，知为实事。其中鬼女多出权贵之家，紫玉是吴王小女，《驸马都尉》里辛道度所遇鬼女是秦闵王女，谈生遇到的是睢阳王的女儿，卢充进入的是崔少府之墓。晋代发墓之风甚盛，后世所传《穆天子传》等书，便是出自“汲冢”；当时还流传着许多发墓后女子复生的故事，也反映了这种情况。富贵家之墓中殉葬物多贵重器物，自然成为盗墓的主要对象，殉葬物也时常出现于市中。《崔少府墓》中，卢充到市上兜售鬼女所赠金碗，才被崔家人发现的。这类人鬼结褵的故事，大概就是由这种现象附会、生发出来的；传说既多，遂形成了一种相对固定的故事模式。《崔少府墓》最后一段，鬼女的姨母解释鬼女生前幼名“温休”说：“温休者，盖幽婚也，其兆先彰矣。”（《搜神记》卷十六）所以，后来人们称这类故事为“幽婚”。
在六朝志怪小说中，这类幽婚故事，除《紫玉》里紫玉与韩重自幼相爱，“许为之妻”，吴王不许，紫玉气结而死，韩重前往墓前泣悼，紫玉之鬼魂感其诚笃，“留三日三夜，尽夫妇之礼”，蕴含着与家长干涉婚姻相抗争的意义，而其他篇都不过是当作怪异非常之事记述出来，不蕴含别的什么意思。
《公孙九娘》的创作，显然是套用了六朝志怪小说的这种幽婚故事的模式，人男鬼女成就一场短暂婚姻，也是由于“人鬼路殊”，公孙九娘对莱阳生说“君亦不可久滞”，“乃以罗袜赠生，挥泪促别”，莱阳生也就离之而去。蒲松龄的执友张笃庆题《聊斋志异》诗中说：“卢家冥会自依稀，金碗千年有是非。”用的是《崔少府墓》的故事，但却说明他已看出以《公孙九娘》为代表的这类人鬼结褵的故事，是脱胎于六朝志怪小说的幽婚故事；后一句“有是非”之语，表明他还意识到了在《聊斋志异》里这类幽婚故事是蕴含有褒贬、美刺之意的，不只是叙出了一个怪异故事。就这一点讲，《公孙九娘》要算是意蕴最深的一篇。
《公孙九娘》开头先交代出故事发生的现实背景：
于七一案，连坐被诛者，栖霞、莱阳两县最多。一日俘数百人，尽戮于演武场中。碧血满地，白骨撑天。上官慈悲，捐给棺木，济城工肆，材木一空。以故伏刑东鬼，多葬南郊。
于七一案，蒲松龄在其所作文章中，也称于七之难、于七之乱，是他作这篇故事之前不久发生在山东胶东地区一场重大事件，后来的有关史书、方志都有记载，也屡见于当时人的诗文、笔记中。
栖霞县民于七为抗拒官府征收钱粮过于繁苛，聚众起义，初起于清王朝建立不久的顺治五年（1648），曾攻占胶东半岛地区数州县，经历数十年，中间曾有所反复，到顺治末年，势焰复炽，清王朝任命济席哈为靖东将军，率舒穆禄、图喇等，会同山东总督祖泽溥，分路统兵进行围剿，方才镇压下去。在围剿中，杀戮甚多，《聊斋志异》里另一篇《野狗》说“于七之乱，杀人如麻”，殆非虚语。随即又大肆逮捕有私通于七军嫌疑的绅民，送往省城按察司治罪，多达数百家；有的还要解送到北京刑部狱审理。曾做过浙江按察使的著名诗人宋琬，就因其家有私通于七军的嫌疑，被关押了两年，方才得以昭雪。可见这里所说于七一案，株连甚广，也并非夸大其词。
清王朝派大军围剿于七起义军之日，蒲松龄已经成年，而且成了秀才。淄川为济南通往胶东的必经之地，清兵往胶东围剿于七军，押解俘虏的大批胶东民众往济南，以及在济南被杀戮的情况，蒲松龄是耳有所闻，目有所见，自然感受甚深。三十多年后，他在为同乡前辈唐梦赉作的《生志》里还讲到此事，说唐梦赉曾经向山东总督祖泽溥写信，建议他不要纵容官兵大肆烧杀掳掠，殃及老弱幼妇，祖泽溥这才“掠禁惟严”，“纵俘擒之弱息”，“拉哑叱之娇婴，还归故里”（路大荒编《蒲松龄集·聊斋文集》）。唐梦赉早年做过翰林院检讨，清王朝派大兵镇压于七之乱时已罢官居家，他以曾经为朝官的地方缙绅的身份向当地官员建言，名正言顺，应该是有过的事情。至于是否生效，祖泽溥在多大程度上采纳了他建议，现在无从知道，不过，即便是真的如蒲松龄所说的那样，祖泽溥命令部下将俘擒之“弱息”、“娇婴”都释放回家，那也说明官兵确实曾经大肆烧杀掳掠，连老弱妇女儿童都没有放过。蒲松龄三十多年后还写到这件事，虽说是为同乡先达作《生志》，本意在于表彰其功德，但也说明这件事曾经长久地萦绕在这个地区的人们的心灵中。
在这篇说鬼故事的开头，先叙出这样一个真实的政治事件，作为故事发生的现实背景，不仅显示作者不顾朝廷禁忌的勇敢，“一日俘数百人，尽戮于演武场中。碧血满地，白骨撑天”数语，直是暴露官府不问皂白地滥杀无辜的残暴，连“上官慈悲，捐给棺木”之语，也由随之而出的“济城工肆，材木一空”一句，变成了讥讽。更为有意义的是，先叙出这件真实的政治事件，也就使下面叙出的鬼的故事具有了现实的真实内容。其中的鬼便不是抽象意义的鬼魂，而是一群在前不久发生的那场血腥事件中被俘擒到济南而死于非命的人的鬼魂，她（他）们都是带着惨痛的记忆出现在虚幻的故事中，读者自会联想到那场血腥事件和那些惨遭不幸的人们。故事是虚构的，全是一派鬼话，而她（他）们的身世、不幸遭遇、凄苦的心灵，却有着真实具体的社会内涵。
故事发生在“甲寅间”，也就是那场惨剧过后十馀年的康熙十三年（1674）。故事中公孙九娘吟诗曰“十年露冷枫林月”，“十年”正由此而说。
莱阳生，也就是“连坐被诛者”最多的胶东两县之一的莱阳的一位书生，到省城济南办事情，想到十多年前被逮到济南惨遭不幸的亲友，便去南郊坟场祭吊了一番，以尽哀思，遂之发生了他夜入鬼村的故事。
翌日傍晚，死于非命的文友朱生来到莱阳生居停的僧舍，说是莱阳生的甥女与其父被俘至济南，其父被杀戮，她惊恸而死，但她父亲的骨骸已由堂兄移回故乡，现在她“寡居无偶”。朱生要与之结为夫妻，她以没有家长之命，不敢自主允婚，朱生特来请莱阳生前往以甥女家长的身份助成其婚事。莱阳生只好随之而去。在那名之曰“莱霞里”的鬼村里，他见到了甥女，“秀洁如生时，凝目含涕”，还深情地问候妗姑平安否，温顺有礼，凄楚动人。现在“得舅为政”，自然也就应允了与朱生的婚事。
在那里，莱阳生见到了另一位鬼女——公孙九娘。她是“故家子”，旧仕宦之家的女儿，年才十七八，秀丽聪慧，在陌生人面前现出一副大家闺秀的娇羞样子，据甥女说，“且是女学士，诗词俱大高”。当时，她与母亲一起为官兵捕获，原本是要押解到北京审理治罪的，涉嫌私通于七军缙绅之家大都是那样。其母不堪押解的折磨，死在了济南，她也自缢身亡。莱阳生一见倾心，“殊爱好之”。甥女觉察莱阳生的心思，表示要为之做媒，“请诸其母”，并约定五日后让朱生相邀再来此成亲。这便成了莱阳生重入鬼村的缘机。
莱阳生再入鬼村，由朱生引导到了公孙九娘家。老态龙钟的公孙夫人，也就是在押解中饱受折磨致死的老妇，设置了简单的酒席，算完成了婚姻之仪礼，荦荦大方，不失大家风范。洞房花烛之时，公孙九娘“邂逅含情，极尽欢昵”，也是新婚女子之常情。而她怎么能忘却生前之大不幸，“枕上追述往事，哽咽不成眠”，吟诗抒怀：
昔日罗裳化作尘，空将业果恨前身。十年露冷枫林月，此夜初逢画阁春。
白杨风雨绕孤坟，谁想阳台更作云？忽启镂金箱里看，血腥犹染旧罗裙。
虽说是悲喜交集，前一首是由悲到喜，后一首是由喜到悲，实际上是由悲始，也以悲终，骨子里是无限的悲恨、凄苦，如泣如诉，哀婉动人。这两首绝句，不仅表露了女主人公彼时彼地的特有的心境，也集中体现了整篇故事的思想内蕴和感情基调，完全可以看作本篇故事的主题歌。
故事中的鬼魂，故事开头已有明白的提示，都是在于七一案中受株连而死于非命的人，有平常的书生、柔弱少女、年迈老妇。她（他）们都有人之常情，通情达理，循规蹈矩。公孙九娘温文尔雅，一副少女的娇羞之态；甥女虽然已人死为鬼，孤苦无依，连自己的婚事还“不肯自草草”，必待“尊长之命”，何其知礼！这样一些文弱、规矩、心地平和的人，却成了犯上作乱的贼犯、被株连的疑犯，遭致被逮治而死于非命，岂不冤哉！故事中的公孙九娘等自然不必定实有其人，但她（他）们却无疑是于七一案被株连致死的那数以百计的人群的代表，故事无疑是对那样不幸的人们的追悼、哀思，其中也无疑隐含着对官府株连甚广的残暴的非议。
读过这篇故事，不难意识到其创作的奥秘：在这种古老陈旧的幽婚故事的框架里，融入的是现实中的非常具体真实的血泪内容。虚幻的故事不过是作者为那些在于七一案中死于非命的人们虚拟的一种让她（他）们以生前的样子显示、吐诉苦情的特殊场合，一种只有在享有自由幻想、虚构权力的文学创作中才能制造出来而不被视为荒诞的场合。蒲松龄正是有意识地利用了古老陈旧的故事模式及其所包含的人死为鬼的观念，利用了文学创作享有的自由虚构的权力，结撰成这样一个幻中有真的故事，一个看似荒唐而实则现实性极强、内蕴极为深沉的故事，以出脱他内心深藏的对于七一案中惨遭不幸的人们的同情、哀思和对当政者滥捕滥杀的残虐行径的愤懑。
这篇故事最见作者用心良苦的地方，还表现于它有一个极不寻常的结尾。故事明显的是古老的幽婚模式，却完全改变了六朝志怪小说中这类故事以男主人公携带鬼女的赠物返回人间，发墓开棺验证确然作结的套路，也没有像后来的幽婚故事那样，男子离去，故事也就宣告终了。蒲松龄别出心裁，用意极深地制造了一个结而不尽，让读者感到出人意外、颇为费解的结尾。
公孙九娘知道，人鬼路殊，莱阳生不宜久留，便表示了一个愿望：“千里柔魂，蓬游无底，母子零孤，言之怆恻。幸念一夕恩义，收儿骨归葬墓侧，使百世得所依栖，死且不朽。”然后，“以罗袜赠生，挥泪促别”。在中国古代，女子“以夫为家，谓出嫁回归”（汉代大儒郑玄语）。现在的《汉语大词典》中“归”字的第一个义项就是“古代谓女子出嫁”。出嫁是女子最基本的归宿，也才算是人生有所依栖。这位“女学士”死后还没有忘掉这个道理，还要得以与夫同穴，方才算是“得所依栖，死且不朽”，多么通情达理，又多么可叹可悲！然而，作者却没有让她这个可怜的愿望得以实现。莱阳生“欲觅九娘之墓，则忘问志表”，在那里葬着众多的同遭不幸的人的乱坟中，他无法找到公孙九娘的坟墓，迁其骨殖；“及夜复往，则千坟累累，竟迷村路，叹恨而返。展视罗袜，着风寸断，腐如灰烬”，连一点点可作纪念的遗物也荡然无存。故事本来就是凄苦的，末又生出一种遗憾，可以说是凄苦到底，没有给出些许的宽慰。
蒲松龄是怀着深切的同情、悼念之心写这篇故事的，他何尝不愿意让那些不幸者得到些安慰，却偏偏不让公孙九娘的心愿得以实现。显然，他是不愿意制造那种心灵的安慰，以女主人公的那种极其可怜的愿望的满足，缓解她的生命毁灭的大悲哀，冲淡整篇故事的悲怜哀婉的基调，让读者的心情终篇而舒缓下来。
更为深沉的是故事的结尾还留下了个让读者感到困惑不解的问题。莱阳生是位有情有义的书生，当时未能找到公孙九娘的骨殖，心里久久感到不安，半年后再次到济南寻觅，希望能够见到公孙九娘，问明其墓坟的标志，然而，在那“坟兆万接，迷目榛荒，鬼火狐鸣，骇人心目”的坟场里，他终无所遇，虽然在失望东归的途中，意外地发现了公孙九娘的身影，急忙奔去，公孙九娘却“若不相识，再逼近之，色作怒，举袖自障”，莱阳生急呼“九娘”，她则“湮然灭矣”，消失不见了。莱阳生并未负心，还是急切地要实现公孙九娘的心愿，她为什么竟然反目绝情呢？
清代评点家们对这个事情有不同的理解和态度。梓园说：“志表乃第一紧要事，当先问之。此九娘所以恨也。”但明伦说：“稷门再至，冀有所遇，此情实可以告卿。既独行于丘墓间，何难再示以理香之所？乃色作怒而举袖自障，女学士毋乃不恕乎！”他们都是就事论事，没有玩味作者如此结尾之深刻用心。单就评点家们对这种结尾有不同的意见说，这正表明他们都没有读过这篇故事立即抛开故事，忘却故事中的那几个可怜的冤魂，他们还在继续品味着故事的意思。换句话说，正是这种出人意外的结尾，才造成了令读者读后还不能立即忘怀这个饱含着现实的血泪内容的故事，不能忘怀故事中的那几个冤魂，也就是忘怀了造成这些冤魂的那个事件的惨无人道。这不仅仅是文学艺术崇尚的结而不尽的馀味、馀韵，更为重要的还使故事的思想内涵和悲怆情结变得更加沉重。作者在篇末“异史氏曰”里，举出屈原忠而被谤，自沉汨罗和晋太子申生孝顺，却为父亲抛弃为例说：“古有孝子忠臣，至死不谅于君父者。公孙九娘岂以负骸骨之托，而怨怼不释于中耶？脾鬲间物，不能掬以相示，冤乎哉！”似乎是说公孙九娘冤屈了莱阳生，慨叹人生往往像莱阳生一样无法剖白自己的真实心灵，而含冤负屈。这其实是一种狡黠之笔，整篇故事表述的是公孙九娘、甥女、朱生等，也就是她们代表的那许多受株连致死的不幸者的弥天冤苦！这才是这篇故事的真正命意。
蒲松龄在《聊斋自志》里说他作《聊斋志异》是：“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司马迁说韩非作《孤愤》是“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愤遂成为愤世而不见容于时之言。《公孙九娘》借古老的幽婚故事，传达出死于于七一案的小民的弥天冤苦，要算最典型的也是最成功的“幽冥之录”形态的“孤愤之书”。
（原载《蒲松龄研究》2005年第3期）
评论 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