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存最早刊行问世的百回本，应当视为《水浒传》的基本文本。
《水浒传》这一百回小说，大体上说是叙写梁山泊起义军的初步形成（第一回为引子，从第二回王进被迫走关西到第四十回江州白龙庙小聚义）、发展壮大（从第四十二回宋江受天书到第七十一回梁山忠义堂排座次），到梁山泊全伙受招安、征辽、征方腊，从而遭到毁灭的结局。全部情节的发展，线索清晰，阶段性也颇分明，完全合乎情理。譬如说，江湖上极孚众望的郓城小吏宋江，脚踏两只船，他的上山带动了一大批好汉；在宋江的主持下，多个朝廷将官被招降，多位地方豪杰并非自愿地被赚上山，梁山队伍扩大了，力量增强了，但同时也蓄积下了接受招安的倾向力。这是《水浒传》的成功之处。然而，《水浒传》的这样三个有内在联系的部分，叙写的重心，表现的意旨，蕴涵的思想精神，则有所转移、变化，并不完全一致，可以说是形成了音调不同的三部曲。《水浒传》的第一部分，逐次叙写了王进、林冲、鲁智深、阮氏兄弟、武松、宋江等人，他们的身份、地位不同，性情各异，都在各自的生活环境中，受到了权势者的欺凌、迫害，不甘心忍受，进行了反抗、报复，从而为官府所不能容，只好投奔梁山，做了绿林强人。这一部分最贴近现实生活，展现了当时社会多方面的混乱、黑暗，到处有大小权势者欺凌弱小的真实情况，从而也就显示了一个“乱由上作”、“官逼民反”的主题。
林冲原是京中禁军教头，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美满的家庭，他没有也不会有自发的反叛意识。最初妻子受到朝中权贵高俅之子的戏辱，他忍让了下来；继而被高俅设计陷害，刺配沧州牢营，做了囚徒，他仍抱有幻想，等待服役期满，和家人团聚，重新过其正常的生活。最后在高俅非将他置于死地不可的情况下，别无选择，他才奋起反抗，杀死高俅派去杀害他的爪牙，雪夜投奔梁山。武松是打虎英雄，县衙门的都头，由于亲兄长被地方恶棍害死，而县官又徇情不予审理，才动手拼搏，斗杀西门庆。他刺配孟州后，仍然安于做囚徒，直到又因抱打不平，又中了张督监的诡计，再次被判刑发配，并且欲在押解途中将他杀死的时候，他才采取了激烈的报复行为，“血溅鸳鸯楼”，杀死张督监全家。宋江上梁山的道路更曲折。他身为县衙押司，却喜结交江湖豪杰，由于放走劫取生辰纲的首犯晁盖，从而与梁山好汉有了关系，又导致了他为掩盖犯“法”的真情，不得已杀死了外室阎婆惜。他潜逃在外，坚持不肯上山落草，宁愿回家就捕。在被解往江州的途中，还坚决不同意梁山好汉解救他，直到江州牢营里又题诗遭祸，受到权势者的陷害，被押上法场，被梁山好汉解救出来，实在无路可走，这才随同上山，做了绿林首领。这些人物上山的道路，集中显示出一个“逼”字，如果不是到了不做强人就得伏首就戮的生死关头上，他们是不会去做绿林强人的。
《水浒传》的这一部分里，也写了另一种人物，他们并非自身遭到欺凌、迫害才铤而走险的，而是不满于社会上的不平事，挺身而出，救助受欺凌、迫害的良善弱小，剪恶锄凶，才处在了为官府所不容的地位上。鲁智深是这类人物的突出代表。在这个形象的性格中，除了有多数梁山好汉所共有的济困扶弱的豪侠精神，还有着无视宗教戒律的任性自由的人文精神，合成与现实秩序、法度的对立性。更具有主动反抗精神的，是晁盖、吴用，他们是出于对聚敛民脂民膏的贪官污吏的不满，联络贫苦到难以为生的渔民阮氏兄弟等人，劫夺了大名府留守梁中书送给当朝太师蔡京祝寿的财宝——生辰纲。这已不是个人的报复性的抗争，而是超越了个人的利害，虽然采取的是原始性的劫掠方式，但却有着视赃官之财为“不义之财”的觉醒，这种劫掠行动也被表现为正当有理的行动。
以颂扬的笔调显示出对权势者进行报复、对制造仇恨者进行复仇和对剥夺者进行剥夺的合理、正当性，可以说鲜活地反映了封建社会被压迫者的心声，在思想观念上是一个大的突破。
《水浒传》的第二部分三十回书，是写梁山队伍的发展壮大，不断地攻城夺池，成为威胁朝廷的强大力量。这一部分情节里，自然先后有更多的好汉上山，但却多是被请、被赚、被俘而成为梁山首领的，还具有前一部分所表现的那种讴歌被压迫者复仇、显示“逼上梁山”的题旨的，只有“解珍解宝双越狱，孙立孙新大劫牢”等数节。这三十回的情节主要写的如“三打祝家庄”、“大破高唐州”、“两打曾头市”、“攻打大名府”等几个大战事，虽然声势浩大，力量极强，总是取得了胜利，但是，主动进攻的目的却大都是为了搭救他们要邀请、赚请的好汉上山“聚义”。
我们将《水浒传》的这三十回与前四十回分开，当作它的第二部分，主要的是由于小说的思想基调、意向发生了变化。这一部分的开头，第四十二回写宋江遇九天玄女，接受了三卷“天书”，给梁山泊“聚义”大业定下了纲领口号，这就是：“替天行道，辅国安民。”在封建社会里，“天”是神圣化的朝廷的表征，“辅国”就是辅助皇帝和朝廷治理天下。所以，梁山好汉攻城夺池，惩治贪官污吏、豪强恶霸，也令读者感到快意，但是却局限在不反对皇帝和朝廷的框子里，在前一部分里阮氏兄弟唱的歌——“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宋代称皇帝为官家），在这一部分里就成了梁山队伍行动的思想基础。宋江正是用“奸臣当道，蒙蔽圣聪，请暂栖水泊”之类的言语，争取那些富豪（如卢俊义）、朝廷将官（如关胜）上山入伙的。
通过这三十回，梁山首领达到了一百单八将之数，队伍扩大了，力量大到足以与朝廷相争。但是，既然不反对朝廷，那么这支队伍究竟要何去何从？这个问题也就提到日程上来了。第七十一回“梁山泊英雄排座次”后，宋江吟出《满江红》词，结句说：“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这就清楚地表明，在整部小说的结构中，这第二部分实际上是从第一部分向第三部分转化的过渡曲。
《水浒传》的第三部分，写宋江主动积极争取朝廷招安，连与朝廷派来的大军对阵，也成为向朝廷示意的途径和讨价的砝码，终于率领梁山全伙受了招安，变成了效力朝廷的队伍，被派去远征辽国（保境）、平定方腊（镇压另一支反抗朝廷的队伍）。
从作者的态度看，自然是肯定宋江的主张和行动，但是，他所叙写的故事情节却显示出了梁山全伙受招安的悲剧性。
第一，《水浒传》这一部分叙写宋江处心积虑地争取受招安的同时，也写出了李逵、武松、吴用、阮氏兄弟等人反对招安、破坏招安的活动。李逵大闹菊花会，武松说宋江提出招安“冷了兄弟们的心”；在朝廷使臣来宣示招安旨意时，阮小二扳倒船身，偷换了“御酒”，故意引起梁山好汉的不满，李逵更是一怒之下“扯旨谤钦差”。
第二，第八十二回以后，写宋江率领全伙受了招安，却又清醒地写了受招安后的原梁山队伍受歧视、排挤，由此而引起了梁山好汉们的不满，李逵等人提出重上梁山，宋江也心情抑郁。特别是“陈桥驿挥泪斩小卒”一节，写梁山队伍的一名军校，一怒之下杀死了一名克扣朝廷赏赐的物品的厢官。这本来是昔日梁山好汉们经常做的快事，然而，现在的宋江却不敢得罪朝廷，不得不“挥泪”斩了那名军校。这段情节写得非常耐人寻思。
第三，更重要的是，《水浒传》并没有让受招安的梁山好汉得到好的结局，也就是没有编织出一段梁山好汉个个官高爵显、封妻荫子的美妙“神话”。他们在征方腊中，一部分人战死，一部分人伤残，一部分人看到这种结局而灰心，或归家，或隐去，有的竟痛苦地自杀了，就连宋江、卢俊义等坚持接受招安的首领也没有逃脱可悲的下场，被朝廷“赐”药酒毒死了。尽管作者的思想并不比他笔下的宋江高明多少，他一直是把宋江当成理想的英雄，肯定他受招安的主张、行动，连宋江等人的被毒害也看作是朝廷中的奸邪所为，宋江死后还让他成神，“庙食千古”，但是，梁山好汉们的悲惨结局，却正显示了受招安的悲剧性，从而也就自然而然地构成了对受招安的否定性的底蕴。
但是，这些是其中部分情节的潜在意义，由于作者的思想观念无法超越“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雷池，他最理想的英雄还是宋江一类的好汉，对抗恶义无反顾的李逵、武松、阮氏兄弟只是感到可爱而已，所以，他对宋江争取受招安的主张、行动是肯定的，对梁山整个队伍的毁灭和宋江的悲剧也只是痛惜，做不出理性的认识。再加上征辽之事在人们观念上的肯定性，顺从着传统观念来看待方腊起义，从而形成对征方腊的肯定性，《水浒传》这一部分所谱写的也就成了半是清醒半是昏昏、意向游移不定的挽歌。后世评论者对此感到困惑，难以做出中肯阐释、评论，原因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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