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考察《红楼梦》的思想倾向的性质问题，就必须从分析它的思想内容着手。因为，结论不能凭空臆造，必须从具体的分析中得出来。事实上，上述三派意见，都是研究者从他们自己对《红楼梦》的思想内容的认识、理解中引申出来的。
《红楼梦》写的是一个封建贵族家庭由盛到衰的历史，而且又是以一对贵族青年——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的发生、发展，直到毁灭的过程作为情节的中心线索，来展开这个贵族之家的生活图卷的。作者的笔，虽然随着主要人物的活动，多次触及到了这个贵族之家的垣墙之外的更广阔的生活领域，但并未着意去写，更没有直接地去描写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地主和农民这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但是，《红楼梦》的思想意义，正如李希凡同志在最近发表的《悲剧与挽歌》那篇文章中所论断的，“远不止是一个贵族家庭的写照”[7]，因为，它在相当广阔的幅度上，并相当深刻地暴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生活面貌，揭露了支配着当时的社会生活的种种封建的制度、道德的实质。这部小说尽管还夹着一些封建性的东西，例如，对封建朝廷和封建制度的精神支柱——儒家的伦理观，还有所保留，其中还浓厚地流露着对这个贵族之家衰败、某些人物不幸命运的惋惜哀悼，但基本上表现出了较明显的反封建的倾向。《红楼梦》对封建制度及其上层建筑的批判，用我们的观点看，自然有不足之处，有不少地方不够真实、深刻，但比起它以前的文学作品来，却无疑真实、深刻得多。
《红楼梦》用不少笔墨描写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奢侈豪华。这不仅表现在秦可卿之死、贾元春省亲等几个大的排场上，而且也表现在贾府中每日每刻发生的生活细事上。作者把一个农村老婆子——刘姥姥带进荣国府、大观园，直到贾宝玉的怡红院中，显然是有意识地来显示贫富不均的悬殊。这样的内容，自然早就被一些作家表现过，诗圣杜甫写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非常集中地揭露了这种现象。可是，《红楼梦》并没有只停留在贫富悬殊的现象的对照上，它还进一步触及到了更本质的内容。《红楼梦》写进了黑山庄庄头邬进孝向宁府交年租的一节：面对那一份着实可观的账单，贾珍还极不满意，厉颜正色地说：“不和你们要，找谁去？”这不正点明了这个贵族之家的奢侈生活，他们的纵欲挥霍，正是建筑在劳动人民的血汗之上吗！尽管，贾府中那许多婢女，衣装华艳，整日笑语喧天，有的还得到了主子的青睐，决心终身与主子相依为命，但她们哪一个没有一段辛酸的身世呢？这个贵族之家的主子们的养尊处优的生活，不正是靠她们的手足来维持，不正是建筑在许多人家的妻离子散、卖儿鬻女的悲剧之上吗！
《红楼梦》描写了这个贵族之家在政治上的权势。世袭荣国公贾赦庸俗无聊之馀，又要故作风雅，看中了人家的旧扇子，就通过由他们帮助做上了官的贾雨村谋取到手，弄得人家倾家荡产。这个贵族之家的一个妇女——王熙凤，就可以依恃特权，包办官司，从中谋取银子；逼死人命，也在所不惜。就连他们的仆人——周瑞家的，听说自己的女婿吃了官司，仗着主子的权势，也丝毫“不把这些事放在心上”。小说中所写的“护官符”，就点明了其中的道理。这样的内容，自然在《红楼梦》之前的文学作品中也曾多次表现过。但《红楼梦》超出于那些作品的地方就在于：它不再把统治阶级的人物欺凌平民的现象当作个别的偶然性的现象来写，在写了贪官、恶霸的同时，又写了主持正义的清官、良吏，在揭露了统治阶级的个别人物横行霸道、草菅人命的同时，又写了统治阶级的正派人物为民请命、为民申冤的正义行为，仿佛人压迫人、人欺凌人的现象，与封建制度无关，最高统治者还是主持公道似的。而《红楼梦》是把贵族、皇商、官吏欺压平民的现象，当作他们的本性来写的，当作封建等级制度的必然产物来写的。
《红楼梦》描写了这个贵族之家的生活的腐朽糜烂。贾府的另外一些主子，如贾赦、贾珍、贾琏、贾蓉等，都是些无耻之徒，什么“伦理纲常”，他们丝毫也不放在心上。柳湘莲说得好：贾府中只有“那两个石狮子干净罢了！”如果《红楼梦》只写了贾赦的老而无耻，贾琏的偷鸡摸狗，贾蓉与婶婶、姨母的打情骂俏，如此等等，那也就着实不足为奇，在它之前早有若干作品描写过这些东西；虽然它暴露、批判得更坚实有力。《红楼梦》更深刻的地方是：即使封建统治阶级的正派人物，也未逃脱掉被批判的命运。在它里面，力图与这个庸俗腐朽的家庭割断联系的贾敬，本身也是个庸俗腐朽的人物。他一心炼丹，求长生，最后毁灭了自己，正表明他的愚昧，对现实生活的绝望。道貌岸然，竭力维护封建正统的贾政，在贾府中可算是一个正派人物了，但实际上不过是个顽固肤浅、庸俗虚伪的庸人，在他身上哪里有一星儿积极素质。号称“品格端方，容貌丰美”，“行为豁达，随分从时”的薛宝钗，又何尝真正有性格的美和精神的美，在她身上分明显示着封建道德礼俗的虚伪性。……《红楼梦》超出以前的地方，就在于它能揭破生活表面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深入把握到它们的实质。譬如，嫡庶制度是封建宗法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方面，嫡为正，庶为偏，在封建社会里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红楼梦》虽然还未完全摆脱封建宗法观念，但通过赵姨娘、探春、贾环这一组人物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揭穿了封建宗法制度下的嫡庶关系的实质和不合理，它使读者感到了赵姨娘的阴险毒辣，并非是她生来就具有如此的性情，而是封建宗法制度所规定的那种极端不平等的家庭地位所造成的；探春精明、好强，不徇情，识大体，实际上是她力图摆脱不光彩的“庶出”的身份的表现，尽管她能一度获得嫡系主子的赏识，但终究不能使她改变“庶出”的身份。再如，贾元春被选为才女，进入了凤藻宫，继之又被册封为贵妃。从封建的观点和世俗的眼光看来，这无疑是封建社会里的妇女的最幸运的出路了。但《红楼梦》却透过了其极富极贵的表象，揭示出了就里所蕴藏的辛酸、血泪。没有一定的见识和胆力，怎能表现出这种人物生活的深层底蕴。
总之，《红楼梦》虽然写的是封建贵族阶级的生活，但它不只是暴露了封建贵族阶级的生活的奢侈糜烂，而是透过了那种一方面是奢侈糜烂，一方面是讲究封建名分、纲常的外观，解剖了支配着那种生活的封建制度——宗法制度、婚姻制度和封建伦理道德的不合理的本质。从反映生活的真实性、深刻性说，它显然高出于它以前的许许多多的文学作品，达到了一个新的艺术高度。
一切的文学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自然，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没有《红楼梦》反映的那种封建贵族阶级的生活，曹雪芹无论如何是创作不出《红楼梦》这样一部作品来的。但是，现实生活不会自动地转化为文学作品，文学创作在任何时候也不只是机械、直观地再现生活。所以，《红楼梦》这部作品的产生，它之所以能够在真实、深刻地反映社会生活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表明作家认识、反映、批判社会生活的能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作家认识、批判社会生活的能力的发展，显然与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归根结底，是受着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的。马克思说过：“旧思想的解体与旧生活条件的解体是同时进行的。”[8]新思想的产生正表明社会上已经出现了新的社会因素。《红楼梦》这部作品的产生，它在反映、批判封建贵族阶级的生活，以及支配着这种生活的封建制度和封建传统伦理道德方面，之所以达到如此高度，显然是与当时社会生活有关，归根结底是与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有关，与封建制度的开始部分地解体、新的社会经济因素的出现有关。根据唯物主义的观点，只能得出这样的看法。所以，《红楼梦》的思想倾向及其性质问题，必须从当时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中去寻找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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