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地说,弄清一个作家的交游活动,对了解其生平事迹、思想,乃至所创作的作品,是有裨益的。我搞《孔尚任交游考》有着更为直接的明确目的,这便是为探索孔尚任创作《桃花扇》的思想根源和素材来源,提供一些情况和材料。
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任务呢?原因就在于在《桃花扇》的研究中,有一个重要问题没有很好地解决,就是剧作家的主观(即孔尚任的言行思想)和作品的客观(即《桃花扇》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倾向),似乎不大好理解:孔尚任自青年起便志在仕进,困于场屋还典田捐了个监生头衔;中年意外地受到康熙皇帝的眷顾,被破格地拔为国子监博士,曾感激之至地表示:“书生遭际,自觉非分,犬马图报,期诸没齿。”这样一个人物,怎么会对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的南明弘光小王朝兴亡之迹,感到了莫大的兴趣呢?怎么会在剧中表现了那么浓郁的兴亡之感呢?孔尚任的友人顾彩曾在为《桃花扇》作的序中说:“云亭山人以承平圣裔,京国闲曹,忽然兴会所至,撰出《桃花扇》一书。”“虽然,作者上下千古,非不鉴于当日之局,而欲哺东林之馀糟也,亦非有甚慨于青盖黄旗之事,而为狡童、黍离之悲也,徒以署冷官闲,窗明几净,胸有勃勃欲发之文章,而偶然借奇立传云耳。”可见顾彩是看到了《桃花扇》中有“黍离之悲”,不过他把孔尚任作《桃花扇》说成是无意识的就不正确了。这“胸有勃勃欲发之文章”,又是怎样造成的呢?看来,还需要从客观现实中探寻影响孔尚任的思想的因素,而平生的交游又是对一个人发生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便选择了这个课题。
孔尚任交游甚广,特别是出使淮扬三年和做京官的十多年,诗文题目中提到的人名,数目甚夥,有的并未晤面,或即使曾晤面却未有深交,有的虽曾有一段时间交往,但却对他创作《桃花扇》没有什么关系,一一进行考索是没有必要的。譬如孔尚任同里友人颜光敏、位显名高的大诗人王士禛、虽仅相晤一次但却神交十年之久的刘廷玑,以及孔尚任在为户曹期间经常过往唱和的庞垲、陈于王,以及与孔尚任同时以异数出山的孔尚
等人,都与孔尚任关系比较密切,但未发现他们与《桃花扇》的创作有关系,所以都只在年谱里提及,交游考里便没有作进一步的考察。像大学士熊赐履、徐乾学等人,就更没有必要进行考察了。在交游考里多是孔尚任治下河三年中所结识的遗老,原因也就在于这三年对《桃花扇》的创作至关重要,冒襄、张怡、杜濬、许承钦诸遗老,确实向他讲述了弘光小王朝的许多细故,对他的创作思想也颇有影响。
也正因为这样,所以作《孔尚任交游考》,就不只是去考证那些一般人不大熟悉的人物,一般地考察其生平事迹和思想面貌,而且也包括一些为研究者所比较熟悉的人物,而考察的重点则是放在他们和孔尚任的关系上,特别是他们对孔尚任创作《桃花扇》可能产生的影响上。
这次修订,删去了孙枝蔚,补充了顾彩和张勄二人。删去孙枝蔚,是因为孔尚任与他的交往时间甚短,也不太密,孔尚任到扬州不数月,他就逝世了,《湖海集》中只有一首《挽孙豹人》诗,对《桃花扇》的创作没有什么影响。增添顾彩,是因顾彩曾与孔尚任合作《小忽雷》传奇,还曾为《桃花扇》作序,并改为《南桃花扇》,论孔尚任和《桃花扇》几乎不可避免地要提及顾彩;并且,过去研究者又对顾彩的生平事迹了解得很少。增添张勄,是因为《桃花扇本末》中曾提到他。当孔尚任作成《桃花扇》后,秋夕,“内侍索《桃花扇》甚急”,而孔尚任的“缮本莫知流传何所”,于是从“张平州中丞家,觅得一本,午夜进之直邸,遂入内府”。这是个重要关节。我花了不少功夫,才了解到张平州中丞就是罢职的浙江巡抚张勄。在《孔尚则》一节里,还附带叙述了秦光仪的情况;《顾彩》一节里,附带讲述了容美土司田舜年的情况。这样,《桃花扇本末》中所讲到的人物,基本上搞清楚了,这该是不无意义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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