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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艺可以认知

——《龚自珍诗艺发微》序

吕芃的这篇博士学位论文——《龚自珍诗艺发微》,终于要出版了。我怀有一种行将了结一桩心愿的心情,义不容辞地来为他作一篇短序。

当这篇论文进行学位论文答辩的时候,曾获得了评审专家和答辩委员会的学者们的上好的评价。这自然包含着学者们对青年后进的鼓励的美意,吕芃自己和忝为其指导教师的我,是充分理解这层意思的。不过,学者们的评语也非虚誉之词,他们是严肃认真的,也是有学术眼光的。吕芃的论文确实是一篇颇堪称赏的佳作。当我尽指导教师之责,最初阅读这篇论文之际,就曾私自欣喜,吕芃果然不负所望,写出了一篇好文章。论文通过答辩之后,我一直期待着它的出版,公之于世。

龚自珍是开一代风气的思想家、文学家。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云:“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正由于他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的惊世骇俗之论,对晚清的学术界影响深巨,近世学者对其学术思想曾作过深入的研究,有些精深的论著,而对其文学作品的研究,却尚嫌不足。龚自珍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诗歌创作方面。研究者虽然并无异词地目之晚清间的大诗人,每每置于近代文学史之首章评论之,然多是一般性地揭示其表现的思想内涵,于艺术性方面只拈出几条较为明显的特征,再分析几首、几句诗作例证,尽管也符合实际,却也失于肤廓,缺乏坚实而细致的分析,远不足以显示出龚自珍诗歌的独特品格及其在中国诗歌史上的革新意义。

吕芃这篇论文的开拓性,就是鉴于前人研究之不足,着重从诗歌构成的几个要素方面,对龚自珍诗歌的意象运用、行文体式、隐喻手法、象征方式诸方面,进行考察、分析,而且做得相当坚实而精细。吕芃强调的是对龚诗文本的分析,偏重诗歌本体的内外形式因素的特征,所以题为“诗艺发微”。这样的研究之可取,正在于超越了囫囵感悟式的诗歌批评的窠臼,那样只能是随评论者个人之所感悟、识见,说出诗人诗作的某几个大致的特征;从诗歌本体的几个要素方面进行周密而具体的考察、分析,才能切实地揭示出某位诗人诗作的基本特征和独特的品格。正是这样,吕芃的这篇论文揭示出了龚自珍诗歌中的许多前人未曾发现或约略言及而语焉不详的具体细微的特征,如较之以前的诗歌,特别是近体诗,意象密度降低了,自然意象大部分脱离真实的“物境”基础,成为诗人主观心灵的象征或附属物;意象组合中,动词(包括静态动词)往往具有动感色彩;行文造句一般保持了语法结构的完整性、规范性,多数近体诗对仗程度大大降低了,同一诗中也不避“同字相犯”的传统大忌,用韵也不必限于同一个韵部,表现出对传统格律的破坏,等等。这种具体的特征,虽然是一一单独论述的,但却如论文中所说,相互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是相互伴随的,并且共同构成了龚自珍诗歌的一种独特风格。意象的减少,不受诗歌传统格律的束缚,也就意味着传统的诗歌意识的消解、淡化,使诗歌有可能成为诗人随心所欲的“开放性文体”。正是通过这种考察,论文中作了这样的概括:“从某种意义上说,龚诗通过‘以文为诗’而成为现代自由体诗歌的先声之一。”(第二章“结语”)这一点也正与龚自珍在学术思想上开一代风气、在政论中发表了一些惊世骇俗之论的精神风格有着内在的联系,是龚自珍的思想品格在诗歌创作中的必然表现,也显示出龚自珍诗歌在中国诗歌史上的革新意义。

论文还对龚自珍诗歌中的隐喻手法和象征方式,作了具体细致的分类研究,分类之细致仿佛是讲修辞学。这样做不仅仅是因为诗人普遍地少不了要用隐喻和象征手法,更重要的是由于龚自珍受社会环境的压力,以及他偏爱《庄子》和屈原的作品,特别好用隐喻和象征方法抒情言志,所以论龚诗的艺术,解析龚诗的内蕴,就必须研究龚诗中的隐喻现象和象征手法。论文归纳出龚诗中的多种隐喻类型,揭示出龚自珍对诗歌中隐喻的加强,他对某些隐喻和象征方式的偏爱,如常常“以木喻人”,用“潮”、“云”、“飞”、“怒”等词构成隐喻意象,等等,这就从又一个侧面,对龚自珍的诗来说更是一个重要的侧面,具体细致地说明了龚诗的艺术特征,以及其独特的艺术风格是怎样构成的,而且也为深切地解析龚诗的内蕴提供了可信从的依据。譬如说,龚自珍经常用“潮”、“云”、“飞”、“怒”等词构成隐喻意象,就反映着他的个性和心境,如论文中所说,他的“诗歌创作多不是在平静的心境中自然而然的流露,而是在激昂、焦虑的心情压迫下的结果”,在诗中也就形成了奇特瑰丽、声情沉烈的风格。再如,在龚诗中,“以木喻人”的隐喻的多样化的重复出现,亦如论文中所分析,这便“为龚诗文本提供了一种‘互文性’,使一些无从正面阐释的东西,可以在这种相关性中得到正确的理解”。论文中举出的例子是《己亥杂诗》第二十四首,从字面上看,只是慨叹道旁一处有黄泥亭和白茅堂而无树木,而且自注“道旁风景如此”,似乎并无深意,但是联系龚诗常常“以木喻人”的特点,则可以悟出此诗的深层内蕴是讽刺科举制度不能培养栋梁之材。

论文的最后一章是论述龚诗中的寓言和象征。前出之论龚诗的论著多曾论及,但也只是说龚自珍有部分寓言诗,指出龚诗中经常出现的“秋”、“夜”、“剑”、“箫”等意象是象征什么。吕芃的论文则从诗歌创作的角度,对龚诗中的寓言方式,“秋”、“夜”、“剑”、“箫”四个象征性意象,作了具体细致的分析、研究,也就是在“言”与“意”、“象”与“所象”的关系上进行了分析、研究,这才可以说是超越了笼统的感悟,进入了诗艺的分析、研究,从而也就作出了更深切的解析。譬如说,龚诗中“秋”字出现的频率很高,依照传统的观念,悟出龚诗中的“秋”象征着衰败的社会,是容易的,但还只是停留在阅读感受的层次上,还不能算是解诗。吕芃的论文首先分析出龚诗中的“秋”同现实情境的分离,即不是实指季节特征,同传统诗歌写“秋”总是连带白露、落木、西风等事物也不同,而是往往以孤立、单纯的形态出现,是“观念性的、符号性的”,所以具有象征意义。在论述了龚诗中的“秋”是衰世的象征之后,又分析了龚诗中的“秋”与以前诗人如杜甫、王士禛、黄景仁诗中“秋”的意象的不同:一方面是在他们的诗中“秋”与现实之间的对应关系无从得到确认,龚自珍是“明确地在‘秋’和衰世之间建立了象征关系”;另一方面是“没有被传统的‘悲秋’意识所束缚”,“秋”作为衰世的象征,却没有表现为“对衰世无可奈何的认同”。对于“夜”的象征意象的分析,论文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出:“在龚诗中,真正有价值的不是‘夜’的单纯的重复性,而是‘夜’和清醒的个人结合在一起的重复,是两个因素共同构成的统一结构通过反复出现而成了象征”,“两个因素是同等重要、缺一不可的,否则,这一象征意义就建立不起来”。这些分析深细入微,可以说是迈入了解析诗歌的一个新境界。

吕芃人极聪慧,又勤于攻读。从这篇论文可以看出他不仅中国古典诗歌方面有一定基础,而且阅读过西方诗歌批评理论,更重要的是真正消化了,所以才能够对龚自珍的诗歌作出如此具体细致、鞭辟入里的分析、论述。说到这里,我又不禁重生惋惜之意:他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后,去电视台做编辑工作了,如果他能够继续从事文学研究,那该多好啊!我一直感到我们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流失了一名新的生力军。

(1995年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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