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龙告诉我，他的博士学位论文《清初散文三大家研究》行将出版，邀我作篇序。我曾忝居导师，自然是义不容辞。然他作此文，举行论文答辩，已经过去数年，凭忆臆难于说得中肯，便将他的当时提交答辩的论文检出，重新读过，感觉似乎比当初审阅时尤好。当时是怎样写的评语，现在记不甚清楚了，总体的印象是论文写得非常平实，论述允当，却嫌不够厚重。这次重读方才品味出其平实之可贵：由于平实方才不失于随心妄说，空疏而没有多少实际的内容，所作出的分析、论断都是从历史和文章的实处生发出来的，表述要言不烦，甚是中肯，其中不乏已往论者未曾论及者。
云龙研究清初散文三大家——侯方域、魏禧、汪琬，无意对自清初已形成的古文三大家之说进行重新评估，也不重在对此三大家进行褒贬、抑扬，作出新的评价，而是持历史主义的客观态度，联系其社会背景和文学历史状况，对他们的立身行事、文学观念、散文创作特征和艺术成就，作出客观的诠释、认知。这是云龙研究清初散文“三家”之宗旨和基本思路，也是他这篇论文写得非常平实、不矜奇嗜博、也不务深奥的原因。
侯方域、魏禧、汪琬三家为同一时代的人，都经历了明清鼎革的那场社会巨变，然各自的遭遇行事不一，思想状态不同，散文创作也各具特色，如当时首先标举三家之文的宋荦所说：“三君出处歧辙，其所成就亦殊，要之，无愧作者。”（《国朝三家文抄序》）至于三家散文各自的成就，宋荦及其他论者大都是用形象化的比喻，或用极抽象的概念，进行表述，虽然不失允当，却甚不具体、深切，让人难以知道其实际情形。云龙的论文，是就三家的行事、心志和文章进行分析、论述，便由简括走向具体、由感悟走向认知，也就触及了已住论者没有识见到的地方，各家散文的成就、特色及其之所以然的原因，都作出了具体、明确而颇为深切的表述。
云龙对侯方域、魏禧、汪琬三家其人其文的诠释、认知，是符合其人其文的实际的，所作的评论是恳切的。譬如论侯方域：出身侯门，少富才情，自视其高，陷入政治旋涡，遭遇坎坷，入清后欲自保名节，却又被迫应试，出处失据，心情至为凄苦。他早年受晚明士风、文风的影响，思想较自由，为文主体性甚强，尤其晚期，大都注入了历史兴亡和人生患难的感慨，又不受传统文章法度的束缚，传记用小说传奇笔法。论魏禧：经历明清易代的巨变，坚守名节，为文议论历史和当代人事，旨在经世，识见精到而可行，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为忠臣烈士、奇士异人立传，都旨在“砥砺行节”，塑造人格。论汪琬：经受明清易代之变，却随遇而安，就试入仕，并不通泰，便辞官归隐。其学业、文章亦如其人，不干预现实，文章工于碑文墓志，法度谨严，只是心平气和地依传统的观念传述墓主行事而已，并没有特别的意思。论文中所作出的这些论断，虽然有些地方还可以继续进行深细入微的开掘，有些表述还可再作斟酌、修正，但却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云龙对清初散文三家的论述，不着重褒贬、抑扬，但却不是没有是非；没有褒贬、抑扬，只是不作简单化的褒贬、抑扬，而是在分析、比较中显示出其长短、优劣，不特意地加予褒词和贬语。譬如揭示出侯方域经历社会动乱，入清后出处失措，一篇《壮悔堂记》吐露出他不能自拔的痛苦和难以言喻的人生感慨，也就可见其人。他为文议论古今，独抒己见，气势凌厉，却逞才使气，意见不甚切实，这就避免了单向的褒贬。对他为当时的汪琬和后来的方苞指责为“以小说为古文”的传记文，则是联系古代散文的历史，给予了肯定性的评价。对文章弘富、身后被推尊为继宋之欧阳修、曾巩，明之唐顺之、归有光之后的“本朝一大家”的汪琬，也是正面说明其文章的“文道合一”，思想正统，文风雅正，在具体的论述和与侯方域、魏禧的比较中，显示出其适应、迎合现实政治需求的倾向。这样，也就通过侯方域、魏禧、汪琬三家的个案研究，显示出清初文学由历史反思转向盛世之音的历史趋势。
最后表示一个愿望：云龙研究的这个题目，云龙论文中触及而未详论的，都还有些问题有待继续进行研究的。希望云龙守此田园，继续耕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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