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聊斋志异》手稿本评点人初探

从交游的角度考察蒲松龄的生平事迹及其著作情况，曾给蒲松龄作过墓文的张元，及其父张永跻、其子张作哲，也不无注意之必要。因为，他们一家数代，或同蒲松龄，或同《聊斋志异》，发生过一些关系。

张永跻，与蒲松龄的挚友张笃庆为同高祖之族兄弟。张永跻的曾祖张中发，是张笃庆的曾祖张至发的同胞兄。张中发虽然没有进入仕途，不如其在明末官至礼部尚书、还曾一度为首辅的弟弟张至发显贵，但也算是一位大乡绅，过着富裕而悠闲的生活，陶情诗酒，喜共友朋游眺，还工书法，喜作擘窠大字。《山东通志》卷一百六十七“历史隐逸”有传。

清顺治四年（1647），高苑民谢迁起义，攻陷了淄川县城。张家原本家大势大，少不了有为富不仁之事，在地方上有些民愤。张中发之子张泰瑞，也就是张永跻之祖父，在乱中被捉住杀掉，其妻谭氏、次子媳高氏，也惊恐自缢。高珩作有《一门三义传》，载《栖云阁文集》卷十二，所记自然不完全可靠。五十馀年后，蒲松龄亦曾应张家之请求，写了《请表一门三烈呈》，文中云：“淄川县生员张泰瑞，于顺治四年谢寇陷城，骂贼而死。见恶于乡人之不善，已知素行之高；不屈于利刃之交加，尤见英风之烈。妻谭氏以被俘为辱，义不安于苟生；妇高氏以殉难存心，志无难于并死：从容赴义，慷慨投环。”这显然是站在死主的立场上说话。谢迁起义时，蒲松龄年方八岁，自然不了解事实之真相，他只能依据张家所叙述的，如此云云。大约在谢迁之乱后，张家也就衰落下来，大不如明末时候既富且贵了。

张永跻之父为张询，字可绩，为张泰瑞的三子。其父、母、嫂死于谢迁之乱时，年才十四。据说，他“自是奋志向学”，但科举上并不如意，康熙十一年（1672）乡试仅中副榜。晚年选授山东宁阳县教谕，七年病归。据说颇为学政黄叔琳所推重，可见其时已年逾古稀了。有《静然堂诗文集》，未刊。（据《淄川县志》卷五“续贡生”、《般阳诗萃》卷十二）

张询能诗。《国朝山左钞》卷三十三小传卢见曾按：“先生年十二以神童入泮，学诗于高念东侍郎，与同邑唐太史梦赉、孙给谏蕙、毕刺史际有、袁孝廉藩诸公相倡和，遗稿皆侍郎手评。”其《静然堂诗文集》未见。从《国朝山左诗钞》所选张询诗，如《湖州赠别刘孔集》、《山居待念东先生不至》、《禹陵》诸篇，推断他可能曾以亲戚的关系从高珩游，还曾在康熙十六年（1677）随同高珩、唐梦赉南游吴越。蒲松龄与高珩、唐梦赉、孙蕙诸人，都曾有过较密的交往，毕际有就更不必说了，然而，蒲松龄诗文集里却不见与张询赠答唱和之作，全部诗文题目中根本不提他的名字。两人同邑，年龄只相差十来岁，曾同赴山东乡试，还都曾出入高珩之门，该是比较熟悉的。没有文字交往，这就表明两人不甚相投，没有什么交情，只是相识而已。

张永跻，字式九，曾中举，亦未能入仕。《淄川县志》卷五“续举人”小传云：

张永跻，字式九，辛卯科。笃志绩学，乡墨初出，脍炙人口，群称类古名程。两上春官不第，遂绝意仕进，一肆力于诗歌古文。其所作诗馀，奇伟磊落，识者谓有北宋大家遗风。晚年乐志田园，祖孙父子一堂，自相师友，其家教又藉藉里闬云。所著有《四书问难》、《蕉雨斋诗古文集》，藏于家。

又，《国朝山左诗钞》卷四十九小传卢见曾按：

先生名家隽才，早负文望，与同邑毕解元世持、谭进士再生齐名。而屡困场屋，年将六十始举于乡，耳久废听，壬辰下第，遂终老焉。善诗馀，所著《蕉雨词》二卷，力矫南宋靡芜，独以苏辛为宗，尤为时所仅见。卒年八十有四。

邑志说他是辛卯科举人，此辛卯当为康熙五十年（1711），也就是蒲松龄七十二岁补岁贡的那一年。卢见曾少年得志，也是那年山东乡试中举的，与张永跻为同年友。后来卢见曾入仕，又曾延张元于门下。他说张永跻中举时“年近六十”，自然可信。据此可知，张永跻较蒲松龄小十三四岁。

山东博物馆藏有《蕉雨斋诗词稿》抄本一册，外封书题下注有“不著撰人”四字，墨色较原书题为浓，当为后世收藏单位所加。细阅其中诗词，与张永跻其人无不吻合。如《三弟招饮淡志轩，遇子宣赠予四律，即次韵答之》，小序云：“余与樗园交好四十年，而不时合，倡和亦寡，偶成佳会，得观新制，因乘醉属和。余男元、孙作哲，亦相继濡毫，但助欢呼，都忘工拙，本不足传。……”子宣，为本邑秀才韩维垣之字，见《般阳诗萃》卷九。从“余男元、孙作哲，亦相继濡毫”之句，可肯定此诗词稿之著者，非张永跻莫属。张永跻的诗文稿并未刊行，且其文名也不太大，不会像蒲松龄的著作那样，为后世所重，竞相传抄，故可断定此册“不著撰人”之《蕉雨斋诗词稿》，原为其家之誊清稿本。

张永跻与蒲松龄曾有文字交往。现存的蒲松龄词中，有三阕和张永跻之作，即：《大江东去·与张式九同饮孙蕴玉斋中，蒙出新词相示，因和五调》、《又寄〈露华〉一调》、《满江红·读式九悼亡之作》。按第一阕词题所云，应该有五阕，现在仅见三阕，另两阙无疑是散佚了。因为蒲松龄所作词就没有完全存留下来。

这三阕和张永跻的词，有两阕是抒发科举失意的愤懑，情绪颇为激烈，如《大江东去》：

龙泉知我，频摸索十指，拳拳交捩。共道秀才康落了，红榜姓名高揭。关左伟男，江东豪曲，铁板歌三叠。私心窃幸，今番不伍时杰。　　尽教造化颠倒，风流不减，郢中白雪。掩口胡卢，看连城双璧，燕石何别？读史不平，髑髅欲捉取，抽刀脔切。古来多恨，吾侪凄咽。

“康落了”，用《遁斋闲览》中所记柳冕应举故事：柳冕多忌，讳言“落”字，谓“安乐”为“安康”。试后令仆探报，仆回报云：“秀才康了。”后来人们便谓落第为“康了”。词的后半阕，对科场颠倒优劣，取庸才而黜佳士，表示愤慨之极，直欲将那些昏愦的考官“抽刀脔切”。据词意可断此词作于一次乡试败归之后，至少是蒲松龄此时尚未灰心场屋，绝意进取。末云：“古来多恨，吾侪凄咽。”见得张永跻此时也尚未中举。二人同病相怜，所以牢骚发得如此痛快淋漓，无所忌讳。

词题中所云孙蕴玉，不详其为何许人。细检《淄川县志》、《般阳诗萃》诸书，未发现有孙姓字蕴玉者。《淄川县志》卷五“例贡”栏有孙珅、孙瑶、孙玖三人，皆为康熙间人。已知孙珅字荆玉，孙瑶字怀玉，孙玖字无考。孙蕴玉可能是孙玖，至少也应为其兄弟行。不过，蒲松龄诗中有《病疟歌，寄孙蕴玉》七古一首，首云“老夫五旬初病痁”，中间极写患疟疾之苦状，末云：“三月龙钟杖初起，参差瘦骨深两睛。”蒲松龄五十一岁，为康熙二十九年（1690）。这年春夏，蒲松龄无诗，恐怕就是因为病疟；秋八月，曾就山东乡试，又被黜，有《醉太平·庚午秋闱，二场再黜》。在六卷本《聊斋诗集》末卷“诗馀”，此和张永跻三阕，紧接在庚午《醉太平》之后，估计蒲松龄与张永跻同饮孙蕴玉斋中，并和张永跻五调，当在他五十来岁上某次应乡试的那一年。

然而，《蕉雨斋诗词稿》中，并没有蒲松龄所和之词，没有悼亡之作，亦未见《露华》一调。卢见曾说《蕉雨词》为二卷；此诗词稿仅二十七阕，可见亦非全部，是经过删汰的。不过，自伤蹉跎的倒是颇有几阕，且多借史抒怀，如《念奴娇·慰怀》：

两间千古，经几番、智勇升沉变灭。可有谁能神鼓铸，改得江山样别。草木兵消，貔貅炎过，依旧烟云发。画图无样，纷纷吊古休说。　　达人战垒登临，果通时务，那更须饶舌。竖子成名，何须恨，广武兴悲痴绝。剑拔乌江，星陨渭水，总是英雄劫。看来何碍，乾坤有主风月。

蒲松龄词中“读史不平”，殆非无因。

使我们感到兴趣的是，此《蕉雨斋诗词稿》中有《贺新郎·读聊斋诸曲》一阕，词云：

大雅尊钟吕，问先生、新声小调，弹来奚取？道是阳春听易倦，不若巴音媚妩。那更耐、引商刻羽。日下江河流不转，对诸君、自是难庄语。请高坐，说与汝。　　太常雅乐繁如许。看登歌、褒忠劝孝，篇章缕缕。千载明伦庠序校，春诵夏弦并举。总成了、一堆尘土。尽道老生休聒耳，那箫韶、大夏谁还舞。且共赏，翻新谱。

这是现在看到的唯一的题聊斋俚曲之作。张永跻不以俚曲粗俗，称赞其“媚妩”胜过“阳春白雪”；认为古乐已亡，俚曲颇堪“共赏”，颇可称许。

中山大学所藏《聊斋诗文集》所附“寄聊斋”诸札中，有张永跻一通：

先生近日家居，想不复入马融之帐耶？敬有商者：前蒙慨赐呈稿，非不大佳，但诸老成人，咸谓表彰节义，须据事迹排纂成篇，虽不必太繁，亦不宜太简。此自历来定规如此。近见希梅兄所作质老入乡贤呈，诚有然者。希梅兄已允乡绅呈，其阖学呈，仍乞先生不惜金玉，依传册稍充拓之，俾先人得借鸿章，以邀旌奖，则没存之铭刻，曷有量哉！倘蒙俯允，过初十日上取，容百叩不尽。外家传一本、事实一本。

这里所说“表彰节义”之呈稿，无疑就是上文言及蒲松龄所作《请表一门三烈呈》。那篇呈文确如张永跻所说“太简”，所以他请求蒲松龄依据其家传等材料，“稍充拓之”。蒲松龄是否“充拓”了，不得而知。因为现存蒲松龄所作呈文中，没有“充拓”之文；而《请表一门三烈呈》又实在“太简”，全无高珩《一门三义传》中详述的那些细节，不可能是“充拓”后的呈文。《请表一门三烈呈》中有“五十年旌典不至，遗憾常在于人心”之句，“五十年”当为约数。张永跻此札开头说：“先生近日家居，想不复入马融之帐耶？”亦系揣度的口气，并非一定在蒲松龄从毕家撤帐归家之年。据此推断，蒲松龄草拟《请表一门三烈呈》，张永跻作书请再增益事实，当在康熙四十年（1701）之后数年中。

张元字长四，一字殿传，号榆村。其生平同乃祖、乃父相近。由于家庭不太富裕，长期在缙绅人家坐馆。雍正四年（1725），他年逾五十，才乡试中举，后十上春官不第，八十馀岁，始就山东鱼台县教谕，不数年便卒于鱼台学舍。刻有《绿筠轩集》、《书香堂制艺》，还有《平山诗钞》，未刊。

不过，在其一门祖孙父子中，张元的文名最高。《淄川县志》卷六“重续文学”有传，称其“博学强记，力学过人。居恒手不释卷，生平师法，自有渊源。一时名流，若唐太史梦赉、毕解元世持、谭大令再生，皆深许之。”这还是就其早年而言，后来的推许者不只是本邑名流。历城申秀士为之所作传中，称他“以文名东国三十馀年”（《绿筠轩集》卷末附）。德州小山薑田同之序其诗云：

榆村为昆仑山人先生之从子，学有渊源。故其诗不骋奇，不斗巧，以南以雅，深契乎六朝三唐之旨；始终自守，不稍牵于世俗之趋舍。而又虚怀若谷，不自以为是且工，特属予删之订之，而序以存焉。因忆谢四溟每为诗，辄思割爱而意不自决，属之沧溟直笔去取，则大叫称快。余虽不敢妄拟沧溟，而榆村之视四溟，何多让焉。故加意持择，存其精华若干首。

——《绿筠轩集》卷首

小山薑说得显然有些过分，张元怎么能与明代后七子中的诗坛主将谢榛比肩？但也表明张元的文名确乎超出了淄川一县的范围，像他自己晚年所说：“谬为当代巨公胜流所推许。”（引自《鱼台县志》卷二）

张元之所以文名较高，恐怕与他曾长期在济南缙绅之家坐馆有关。济南为山东省城，政治文化中心，在缙绅人家坐馆，容易结识当地或过往的名流。如济南朱缃家，声势颇赫，地方官员趋附惟恐不及。张元在朱家长达三十年之久，与朱缃子侄朱崇勋（字彝存）、朱崇道（字带存）、朱怀朴（字素存）、朱令昭（字次公）诸喜追逐风雅的贵公子，常修文酒之会。德州的卢见曾、宋弼、田同之，历城的宋云等就是这期间相识的。更幸运的是，他在济南的弟子中多有科举及第进入仕途者。后来，王培荀在《乡园忆旧录》卷二，对此有所称述：

张榆村先生元，昆仑山人从侄也。于时艺功最深，刻有《书香堂集》，王罕皆先生为之叙。及门中乡、会试，入翰苑，膺显仕者，甚多。卢雅雨先生深相推许，岁以二千金延课其子。……馆济南李氏，士琛、士珠兄弟受业，去吾邑（淄川）二百里，忽先生家信至：子妇俱亡。……先生暂归，留课题。弟子以先生断难早回，恣意所为，方在场观优，忽家人报先生至，惊骇进见。先生问课毕否？答以尚未誊清，乃连夜草进。先生阅竟曰：“余途中拟作几篇。”取示学人，心细手和如平时。涵养之深如此。士琛子湘尝对余云尔。及门曾公尚增、周公永年二先生，服膺尤深。

其中提及的张元弟子：李士琛，以贡生入仕，官工部员外郎；李士珠，以贡生入仕，官兴县知县；曾尚增，进士及第，官至郴州知州（以上据《历城县志》卷三十、三十一）。周永年是乾隆时著名学者，进士及第，召修《四库全书》，授翰林院编修（《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一）。朱缃孙朱琦、朱璜兄弟，先后于乾隆十二年、十八年中举，其时张元正在或刚刚离开朱家，也该是其受业弟子。桃李芬芳，自然香及其师，使张元文名大增。

还该提到的是，张元晚年受到了名宦卢见曾的推重、提携。卢见曾字抱孙，号雅雨山人，德州人。康熙五十年（1711），与张永跻同举山东乡试，其时年仅及冠，比张元还小近二十岁。所以，他在《国朝山左诗钞》卷五十五张元小传后按云：“榆村于余为年家子，而年长于余。”他是康熙六十年（1721）中进士的，到乾隆初年，官两淮盐运使，以吏议谪戍；乾隆九年（1744）起复滦州知州，次年擢永平知府，最后又官两淮盐运使十馀年。卢见曾是位饱学之士，喜校刊图书，刻有《雅雨堂丛书》。他又爱才好士，做两淮盐运使时，“四方名流咸集，极一时文酒之盛，金农、陈撰、厉鹗、惠栋、沈大成、陈章等，前后数十人，皆为座客”，“青浦王昶谓其爱才好士，百馀年来所罕见”（《清史列传》卷七十一）。其自作诗文，有《雅雨堂遗集》。还值得一提的，是他广泛搜辑清初山东人诗，得六百二十馀家，诗六千馀首，仿元好问《中州集》例，系以小传，纂成《国朝山左诗钞》，足备乡邦一代之文献。

卢见曾是在乾隆十四年（1749）官永平知府时，聘请张元去永平主教于敬胜书院的。前此，两人曾有过接触。宋弼有《秋夜怀人绝句十九首》，末首云：

白首骚坛气尚雄，论文衮衮水向东。

秋宵欲写怀人句，心折鹤楼崔颢工。

诗后自注：

淄川张榆村先生元。先生屡客吾州。秋崖怀先生句云：“此后相思何处是，秋风七十二泉边。”

——《国朝山左诗续钞》卷九

宋弼字仲良，号蒙泉，德州人。此时正协助卢见曾搜辑《国朝山左诗钞》。后进士及第，官翰林院编修，充《续文献通考》纂修官，累至甘肃按察使（《德州志》卷九“人物”）。据宋弼此诗，可知张前曾客德州，自然是坐馆。王培荀《乡园忆旧录》称卢见曾“岁以二千金，延课其子”，殆非虚语。关于张元应聘到永平主教职事，卢见曾两次言及。一见其为张元所作《平山诗钞序》：“余守永平之五年，岁己巳，延吾同年友张式九先生长公榆村来主教帘。”（《雅雨堂遗集》卷二）一见《国朝山左诗钞》卷五十五张元小传按语：“余在永平，延主敬胜书院。及作《感旧集小传》，实赖其讨论之力。时已八十，论文衮衮，妙有渊源，不可于近人中求之。”《淄川县志》卷六“续文学”张元传也说到：“卢运使见曾得渔洋《感旧集》，元为补传。”看来，《感旧集小传》实为张元代卢见曾捉刀。

卢见曾是乾隆十八年（1753）再度官两淮盐运使的。张元有《雅雨先生再转运扬州，赋寄》，诗云：

十载重临是旧游，凝香燕寝古扬州。

高怀应续《芜城赋》，胜事还开文选楼。（自注：先生方征选山左诗。）

彩笔东南传德水，烟花南部落邗沟。

王前卢后均风雅，占断江南第一流。

诗写得饶有韵致，确如《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八十五所评：“诗法本王士禛之论，以神韵为宗，晚乃渐归朴老，而终未忘其故辙。”“王前卢后”句，活用初唐四杰杨炯“愧在卢前，耻居王后”语，称赞王士禛、卢见曾两位山左诗人，先后官扬州，占断江南诗坛，更为别致。

《绿筠轩诗集》卷末附宋弼为张元所作墓表，谓张元卒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秋天，得年八十有五。据此，张元生于康熙十一年（1672），小蒲松龄三十二岁。张元及冠之年，蒲松龄五十馀岁，又要算是父执，彼此自然相识。特别是蒲松龄四十岁以后，由于《聊斋志异》陆续传出，文名渐起，逐渐成了本邑的名士，张元对这位前辈更应该是熟悉的。他在雍正三年（1725）应蒲箬之请为蒲松龄所作墓表中云：

先生性朴厚，笃交游，重名义，而孤介峭直，尤不能与时相俯仰。少年与同邑李希梅及余从伯历友、视旋诸先生，结为郢中诗社，以风雅道义相劘切，始终一节无少间。乡先生给谏孙公，为时名臣，而风烈所激，其厮役佃属或阴为恣睢，乡里莫敢言，先生独毅然上书千馀言以讽。公得书惊叹，立饬其下，皆敛戢。新城王司寇先生，素奇先生才，屡寓书，将一致先生于门下，卒以病谢，辞不住。

这些记述大概就是张元平日得之于父老传讲。特别是文中还说到蒲松龄“恂恂然长者”之风度，“听其言，则讷讷如不出诸口”之特点，与“但读其文章，耳其闻望”所得到的印象全然不同，更非亲聆其謦欬者所不能道出的。张元在文末说“余于先生为同邑后进，且知先生之深”，是完全可信的。只是由于张元毕竟是晚辈，年纪相差三十馀岁，他在青壮年时间又无特别的表现，中举时蒲松龄已死了数年，所以，蒲松龄生前对这位同邑后进，没有特别注目，没有发生文字上的往还，从而在两人现存的诗文中都没有留下交往的履迹。

不过，对于《聊斋志异》的传播，张元却起了不小的媒介作用。有迹可寻的是：

现存的铸雪斋抄本，抄主张希杰是据济南朱缃之子朱宾理、翊典兄弟的抄本过录的，朱氏抄本则是通过张元，经张元之子张作哲之手，从蒲家借来《聊斋志异》稿本过录的。朱氏抄本抄于雍正元年，其时张元正在朱家坐馆。（详见本书《铸雪斋和〈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大约也正由于张元父子为朱家借《聊斋志异》稿本这种缘机，与蒲家往还增多，才诱发出蒲箬请张元为乃父作墓表之事。

再就是王金范选刻十八卷本《聊斋志异》，自序云底本为曾氏抄本。查淄川、长山邑志，均不见有曾姓缙绅之家或科举中人，不知此曾氏为谁何。查《历城县志》卷三十“选举表”、卷三十八“列传四”，有曾尚增，字谦益，乾隆二年（1737）进士，授芜湖知县，累官郴州知州，乾隆二十五年（1760）卒于任所，年五十三。王培荀《乡园忆旧录》卷二，称曾尚增为张元之高弟。那么，他从张元受业，无疑是在雍正初年了。张元父子为朱家借来《聊斋志异》稿本，其在济南的弟子们自然有机会读到，兴趣大者过录一部，也极有可能。所以，有理由认为，王金范所据之曾氏家藏本，就是曾尚增家之抄本。

张元三子：长名作砺，字伯相；次名作哲，字仲明，号浚庵；三名作宾，字叔尚。三兄弟中，作哲科名、诗名差似乃父。《淄川县志》卷五“重续举人”有张作哲传，称其“幼有隽才，年十三，作《清明郊游记》，累数千言。其伯祖笃庆见之，批其尾曰：‘石破天惊，此吾家千里足也。’十六应童子试，冠其军，名藉藉诸生间。”雍正十三年（1735），乡试中举。乾隆二年（1737）会试，中明通榜，又二年，选授山东临朐教谕，“在任四年，丁内艰，服未阕，病卒，年五十有一”。他约死在乾隆十一年（1746）前后，其时乃父还在济南坐馆。上引《乡园忆旧录》卷二所云，当为实情。

山东博物馆藏张作哲《听雨楼诗》、《听雨楼草》各一册，合为一帙。前者为编年诗，起自辛亥，即雍正九年（1731），终于壬戌，即乾隆七年（1742），是其中举前后十来年之作。其中，诗题多有涂改，册首有署名鸥亭者丙辰（乾隆元年）清明后二日作于京中旅舍之题批，云：“详阅近作，视前又为进格……”，扉页又有其后裔之题签，显然为其手稿本。后者分古、今二体，部分诗与前者重见，部分不见于前者之南游吴越诗，作期当早于雍正九年。此册字体工整，不似多年间陆续书写，而收诗较前者为少，当系未完成之誊清稿本。此二册一帙，与上文提到的张永跻《蕉雨斋诗词稿》，以及张元《绿筠轩诗》、《平山诗钞》抄本，同为山东博物馆所收藏，当同自其家流出。张作哲此二册诗，客居济南之作较多，与济南朱缃子朱崇勋（怡园）、朱翊典（佑存）兄弟，以及一度旅寓济南的高凤翰（南村）、张在辛（卯君）等人，均有唱和，如《九日和怡园先生枕流台韵》、《题南村先生画荷》（诗有“当年载酒明湖畔，秋老西风暮雨时”之句）、《题家卯君先生画石》、《夜雨与佑存话旧》（诗有“空斋一夜潇潇雨，十五年来共此声”之句），可见他曾同乃父一起在济南待过不少年头。

检阅张作哲这两册诗稿，一个意外的收获是部分地解决了《聊斋志异》半部手稿中批语出自何人之手的问题。

现存的《聊斋志异》半部手稿中，有未具姓名者加上去的一些批语。批语的字体不同，杨仁恺《聊斋志异原稿研究》、张友鹤《聊斋志异（三会本）·后记》，均认为出自两人之手：一是《乔女》篇“己卯孟春”的评语，以及《仇大娘》诸篇的眉间和行间的评语，为一人所作；一是第二册末后的四则评语、《酒狂》篇后和眉间的评语，为另一人所作。由于批者姓名均不可考，故“三会本”中“暂用‘无名氏甲’和‘无名氏乙’作为这两家评语作者的代称”。

张作哲的诗稿首先使我们知道了《聊斋志异》手稿第二册末半页的批语中所提到的“鸥亭”为何许人。《聊斋志异》手稿第二册末后的四则批语是这样的：

《罗刹海市》最为第一，逼似唐人小说矣。

《续黄粱》或云太酷。鸥亭云：“正是唤醒他。”元微之云：“千恩万（谢）唤魇人，向使无君终不寤。”

《狐谐》似注意孙姓，但不知何人为翁所恶耳。

《念秧》再一省净，尤佳。

张作哲《听雨诗草》中，有《秋日读鸥亭先生长安除夕诗感怀次韵十首》、《送鸥亭先生之任潼川》两题。前一题，《听雨楼诗》题作《暮秋读禹臣先生长安除夕诗感怀次韵十首》。可见鸥亭与禹臣是一人，禹臣为字，鸥亭为号。从后一诗题，又可知鸥亭曾去四川潼川府做官。查《潼川府志》卷十九“职官表”，本府太和县通判中有：

王洪谋，山东博山举人，乾隆七年任，治县盐大使。

前面《蒲松龄与其诸子及冢孙》篇中曾讲及：王洪谋字禹陈（亦作臣），益都颜神镇人。颜神镇后自益都县划出，自成博山县。现再补录《国朝山左诗钞》卷五十一卢见曾按语：

枣村早游庠序，甚负时名，而屡困场屋，荐而不售者数数矣。康熙庚子始魁。其经公车，又复屡踬。己酉分校河南，得人最盛，解元实出其门。家贫，不得已，就选四川盐场大使，郁郁不得志，旋谢病归里，卒于家。蒙泉云：渔洋先生《五代诗话》，校雠之力，王君为多云。

综合以上情况，可断定张作哲诗题中的鸥亭，就是与淄川相邻的博山之王洪谋。

前面《蒲松龄与其诸子及冢孙》文中曾援引蒲立德《与益都王孝廉禹臣》一札，札中云：

再恳者，《志异》书，倘删录加评，则老叔之大惠也，其叙亦求椽笔挥成。

可见，王洪谋是读到了《聊斋志异》原稿，并受到“删录加评”之请托。由此可断，《聊斋志异》手稿第二册末页批语中所说“鸥亭”，肯定就是张作哲诗题中的“鸥亭”——博山的王洪谋。

那么，《聊斋志异》手稿中的批语，有无出自王洪谋之手的呢？或者说，哪些批语是出自其手呢？

《听雨楼诗》扉页后半页有王洪谋署名鸥亭的批语：

绝句有丰神，须有寄托，得古人比兴之旨，乃佳。

五七律安适处多再得精警。

长古诗力求排奡，又当苦心格律。

详阅近作，视前又为进格，清和润泽四字，可以题目；更欲研味唐贤，必能大张吾军，以慰青眼高歌之望也。

丙辰清明后二日鸥亭醉题于长安旅邸。

后面数页眉间亦有少量批语，如“佳句可画扇头”，“有意无意，似拈似脱，咏物高手”，“中唐佳句”等。另一册《听雨诗抄》，也有许多尾批，如“萧然古淡”，“丰神”，“绝妙佳境，反添成客况，想见行路之难”，“雄杰乃尔”，“浅浅着笔，自然称题”等，字迹均同《听雨楼诗》扉页批语一样，当同出于王洪谋笔下。

将王洪谋的笔迹，与《聊斋志异》手稿中的批语字迹相对照，可看出手稿本第二册末页批语字迹，与之不甚相近，只有“鸥亭”二字近似，恐怕非王洪谋手笔。请看墨迹：

然而，这又无疑表明，于手稿本第二册末页作批者，必与王洪谋同时且相识，否则何以会有“鸥亭”云之口吻？杨仁恺《聊斋志异原稿研究》第八十六页云：“无论从文字内容和书法上考察，（此跋语）都远非庸俗之流所能企及的。跋语中有关‘翁’的称谓，以及书法的时代性，是证明跋语人与作者相去还不远的可靠佐证。”所论极是。那么，其人当可从与王洪谋同时且相识，而又可能见到蒲松龄手稿的人中间去寻找了。譬如张元、与王洪谋同及赵执信之门的毕海洸等人，均有可能。只是由于无文献可征，只好俟诸将来，这里暂不作臆测。

手稿本的另一种字迹的批语，是不是王洪谋的呢？我觉得有此可能。

第一，蒲立德致王洪谋的信中有“《志异》书，倘删录加评，则老叔之大惠也”之语，这无疑是给了王洪谋在乃祖手稿上加评的许可。一般说来，一位晚辈是不好在乡先贤著述的手稿上随便加批的，否则会受到僭越之讥。所以，既然蒲立德已有此言，手稿上有王洪谋的批语，是合乎情理的。

第二，手稿本上另一种字迹的批语，粗粗看起来，似乎也不像是王洪谋批《听雨楼诗》的字迹，但是，仔细观察，有许多字又是很像。这里从手稿本批语和《听雨楼诗》批语中，拣出共有的一些字，影印对照如下：

手稿本批语

《听雨楼诗》批语

这种似像似不像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时间不同，所用笔不同，作批时之态度不同。王洪谋在蒲氏手稿上作批时，更慎重些。

这样，手稿本《乔女》篇末批语后另一笔迹所写“王佶英”三字，似乎也可以理解了。这三字可能是王洪谋之子孙，擅自添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