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是一部历史小说，所叙述的故事对作者罗贯中来说，也早已过去一千馀年了。历史题材的小说，不像取材于当代社会生活的小说那样，后世的研究者即使不知道作者创作的年代，也较容易从小说中描写的许多社会现象，以及一些具体的器物、官职名称等方面，看出一些端倪。然而，也并非绝对不可能，作者总是生活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即使写古代的历史题材，也不能不或多或少、或显或隐地留下一些他那个时代的痕迹、烙印，只不过是不那么明显而确凿罢了。
从这个角度观察，我觉得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引用的大量诗词，就多少显示着这部小说的成书时代。
全书共引用了三百三十馀首诗词，以七言绝句居多。有的记出了原作者的姓名，绝大部分是唐宋人，其中尤以唐人胡曾的《咏史诗》最多，一人而有十二首；有的未署名，只泛称“后人”、“史官”、“宋贤”等。它们都是被小说作者插在一个个情节叙述终结时，对前面刚刚叙述过的人物、事件进行评论，或褒或贬，起着中顿和品评的双重作用。如卷六第九则，在叙述了曹操屯兵官渡，许攸建议袁绍分出一支轻骑去袭击许昌，反被袁绍呵斥了一顿之后，接着就是：
有胡曾诗曰：
本初屈指定中华，官渡相持勒虎牙。
若使许攸才用足，山河争得属曹家！
意思是惋惜袁绍不能用许攸之计。又如同卷第十则，在叙述了官渡之战，袁军大溃，曹操从缴获的图书中检出一束许都和曹操军中的人私通袁绍的书信，荀攸建议逐一追查，“收而杀之”。曹操却令全部烧掉，并不追究之后，下面就是：
史官有诗曰：
尽把私书火内焚，宽洪大度播恩深。
曹公原有高光志，赢得山河付子孙。
《三国志通俗演义》的这种引诗来品评人物、收束情节的特点，与宋元间的平话是很近似的。现存的元至治间新安虞氏刊行的《全相平话五种》、初成于宋又经元人增益的《大宋宣和遗事》、研究者断为金亡前后刻的《新编五代史平话》，就都在长篇叙事中间，以“诗曰”、“有诗为证”、“后有人吟诗道”等一类话语为引子，加进了许多诗词，如《三国志平话》有十九首；《秦并六国平话》多达六十馀首；《大宋宣和遗事》有三十九首。它们在平话中也是起着情节中顿和品评人物的作用。如《三国志平话》卷中《赤壁鏖兵》一节：
却说黄盖多装粮草，外有三只舡。当日周瑜数十个官人引水军都奔夏口城外。黄盖舡至夏口，人告曹操曰黄盖将粮军以赴其寨，曹操笑而迎。……却说诸葛披着黄衣，披头跣足，左手提剑，扣牙作法，其风大作。诗曰：赤壁鏖兵自古雄，时人皆恁畏周公。天知鼎足三分后，尽在区区黄盖忠。
并且，这几种平话中，也多有胡曾的《咏史诗》，在《秦并六国平话》中，竟占了总数目的五分之一。这种文体上的近似，表明《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与元代这几种平话相去并不甚远。
再看《三国志通俗演义》引用的诗词，不署姓名的泛称，多用“后人”、“史官”，“唐贤”一词用了一次，“宋贤”一词用过十多次，却不见“元贤”一类字眼。这可以视为元人的口吻，表明作者为元人。署原作者姓名的，不计重出者，不计明显的为唐以前的史评、论赞的作者，如裴松之、习凿齿等，共得二十九人。这二十九人中，可知为唐人的七人，有陈子昂、杜工部、白乐天、元微之、杜牧、罗隐、胡曾；可知为宋人的十七人，有司马温公、朱子（熹）、苏学士（轼）、范石湖、曾子固、邵康节、程伊川、宋贤晁尧臣、宋贤丘玉林、宋尚书姚伯善、宋陈兰石、宋楚菊石、宋参政学士叶士能、南轩张氏（栻）、王友直、胡竹窗（疑即号竹庄的胡仲参）、陈黼；另外有四人，即曹仙姑、林汉泉、林迈、徐雪庭，虽不敢断为唐宋人，但也不会全是宋以后的人。可以确知为明代人的，就只有曾为人所指出过的一个尹直，书的卷二十一“孔明秋风五丈原”一则里，引了他的一首赞。由此可见，这二十九人，基本上是唐宋人。至于尹直，细察“孔明秋风五丈原”一则，便可发现他的赞词未列在写诸葛亮病卒后紧接着引用的唐宋人赞颂的诗词之后，却插在写廖立闻诸葛亮病卒而落泪、李平为诸葛亮病卒而悲痛至死的情节之后，情况颇特殊，有理由认为是原本并无，是刻书时才加添进来的。所以，从《三国志通俗演义》中这些有署名的诗词看，作者也当为元人，书是元代写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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