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贵晨相识有二十多年了。我和他都是在大学中文系教中国古代文学的，虽说不在一个学校，交往也算不上密切，但专业相同，研究方向一致，都偏重在中国古代小说方面，少不了时常有些往来，彼此是比较熟悉的，关系相处得还比较融洽。
我年长贵晨十数岁，职称也往往比他先登上一步。记得上个世纪90年代初，在一次评审他所在的学校的古代文学专业的学科建设的会上，我在发言中竟然顺口点到了贵晨的一部专著的不足之处。就我本意而言，是在说明像他做的那样一个课题，还可以做得更好，更有学术价值。但是，当众挑出人家的缺点，是会使人感到甚是难堪的，会后便自感失言，悔之不迭。难得的是贵晨并没有介意，当时没有表露丝毫不快，事后也没有私下里表露过不满，两人之间没有留下一点点芥蒂。
二十多年来，贵晨一直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领域里辛勤耕耘，屡屡有专著、论文发表，成就甚为可观。凡是我感到有兴趣的，也就是我做小说研究理应注意的题目，我大都浏览过，有的认真地阅读过，给我的印象是贵晨治学非常勤奋，认真钻研，用心甚细，每每于研究者所忽略的地方抉出问题来，凡所考论大都是他认真研讨过的富有探索性的所识所见，并且对中国小说史的研究有实实在在的参考价值。
就我比较关注的《三国志演义》的研究来说，它是中国古代小说中第一等名著，近世研究论著甚多，难以有所突破和超越，贵晨却仍然相继作出几点有意义的考论。
关于《三国志演义》的作者罗贯中的问题，自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研究者几乎是无一例外地将当时新发现的《录鬼簿续编》里记载的罗贯中，径直视为《三国志演义》的作者罗贯中，而不计较《录鬼簿续编》中并没有说罗贯中作有《三国志演义》。贵晨经过对照、分析，揭出其间并不相吻合的地方，认为将两者判定为一人，缺乏实在的证据，遂提出了颠覆性的质疑。自然，事情比较复杂，由于文献的不足，这个问题现在尚不能作出肯定性的或是或否的结论，要真正解决这个历史疑案，还有待于发现新资料，作进一步的研讨。而贵晨提出这个问题，正有着引起研究者要正视这个问题，有必要作进一步的研讨的积极意义。
再是关于《三国志通俗演义》基本成书年代问题，也有多位研究者作过考证，意见是不一致的。我也曾经从嘉靖刊本中所引诗赞的作者、小注中的地名注释等几方面，推定这部小说基本成书于元末，并且自信一条注释“治头大祭酒”为“即万户侯之职”的小注，是非元人不能如此注释，小说当成书于元代的铁证。贵晨广泛博览，于明初瞿佑的《归田诗话》里抉出“吊白门”一则文字，对其中所引元人陈孚的《白门》诗、张宪的《缚虎行》诗，以及又从张宪的《玉笥集》检出了《南飞乌》一诗，综合起来作了深细入微的分析、辨证，推定《三国志通俗演义》基本成书的下限为元泰定三年（1326）。贵晨的这番研讨，不仅提供了以前研究未曾使用过的、已出版的《三国演义研究资料汇编》未收载的新资料，为这部小说基本成书于元后期之说补充了新的证据，而且还为进一步研讨这个问题开启了一个新思路，元人的诗文中可能还储藏着有助于解开这个历史谜团的材料，有待于研究者发掘、解析。
三是《三国志演义》成书的特点问题，研究者大都是称之为“积累型”，论其成书大都要历述已往数代的有关史籍、平话、戏曲。就题材说，《三国志演义》自然与《水浒传》、《西游记》一样，都有许多先出的文学的和非文学的作品，写作有所依据，谓之“积累型”，并无不妥，对先出之各种作品进行考察，也是完全必要的。但是，这还只是小说成书的一个方面，还没有揭示出各部小说的作者是怎样处理以前的那些材料，也就是作者如何接纳、整合、熔铸和写定如此这般的小说文本的，而这却是关系到对一部“积累型”小说的创作性质的认定，也会影响到对它的内容和艺术的理解、诠释。贵晨在对《三国志演义》的作者、成书问题的研讨中，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以《论〈三国演义〉的文学性及其性质问题》为题，突出论述了罗贯中创作的主体感情因素，从而认定《三国志演义》是中国第一部文人创作的长篇小说。尽管这还不是正面地考察罗贯中是怎样接纳、熔炼前出之材料，独自写定这部小说文本的，“文人创作”四字似乎还待斟酌，但凸显出了作家的主观感情因素，也能够补偿“积累型”说之偏失，有益于对《三国志演义》的内容和艺术的理解、诠释。
贵晨近年治学最富创造性、堪称独步的研究，是提出了“数理批评”，并作出了理论研讨和谦称为“尝试”的批评实践。这本即将付梓的书的上编收入的就是这个方面的论文。我也是贵晨在文章中说的那种对文学作品专注“形象”批评的人，从不关注文学作品中写入的那些数字，或者说是只依照那些数字的本义来理解，对通俗小说中的一些含有神秘性的数字的隐喻义，以及那些数字是怎样带有隐喻义的，不理解，也不去追究。坦白地说，我也缺乏弄通这种问题的学识。所以，我读贵晨的这些论文，感到颇有意思，颇有收益，很有意义；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特别是小说，应当注意这个方面的问题。
宇宙万物都是以一定的量的状态存在着，所以上古先民很早就有了数的观念，由直接经验的事物之计数，推衍到天象历数的推算，数成为说明、认识客观世界的起点。在上古哲人的头脑中，数是头等重要的理念、方法。《周易》便是以象数卜筮人事之吉凶，后来的《易传》糅合进阴阳、五行之说，加以发挥，特别在汉代“天人感应”说的笼罩下，象数易学更偏离了事物的经验性质和数的自然属性，糅进了神学的内涵，“数”成了“天数”、“命数”之简称，若干数字也成了神秘的定数。随着社会的进展，人们的智力的增高，汉代的象数之学逐渐衰亡，但却为道教用以作为演绎其教义的理论支柱，还渗透进世人的知识、信仰的意识中，自然也要进入文学的构思和文学作品中。文学批评自然也应当加以诠释，不能完全置之度外，不予关注，不进行探究。
贵晨多年精心研讨，确实多有创获。古人重数，多倚数结撰，他总结出了“倚数称名”、“倚数谋篇”、“倚数行文”等类，追根溯源，实出于上古哲人“举措以数，取与遵理”、“参天两地而倚数”的理念。“三”数之广泛运用，从古代小说中，总结出“三复情节”、“三变节律”、“三极建构”、“三事话语”等类，触及小说叙事内外多层结构机制，并析出其根源为上古哲人的“三一而成”的数理观念。这样一些论述，对理解、诠释古代小说创作的深层机制，无疑颇有意义，而且有助于通过小说的创作看出我们民族传统的思维特征。不仅是我觉得给了我许多启示和知识，众多的文学研究者也会感兴趣，予以关注。
我还觉得，贵晨现在已作的研讨还主要是揭示出了古人的数理观念在文学特别是小说创作中的渗透和体现，说明无论名篇、布局，还是叙事、行文，都摆脱不掉古人的数理观念的制约，这也就使其“尝试”性的实践，限于说明、印证，还没有深入文学性的批评。譬如说诗人作家都免不了写入作品许多数字，而命意、性质、意义却不一致：有的是据生活实际而写，无论是确数还是约数，都不含别的意思；有的是自觉不自觉地沿用了古代象数学中的某个或某些数字。自觉使用或不自觉使用，用意又有所不同：有的是作者有意为之，寄寓某种意旨、情趣，借以表现某种特定的倾向性，如鲁迅小说《风波》中的人物都以出生时的斤数命名，有九斤老太、七斤嫂、八一嫂，九斤老太的孙女叫六斤，让九斤老太重复地说：“这真是一代不如一代。”这种种差异就显现出作者用数的性质和创作的境界的差别，一律归之于“重数”的传统，而不作具体的分析，就不能说是尽到了批评的职责。但是，这也正好说明贵晨提出的“数理批评”和所作的“尝试”实践是很有意义的，说明它还有拓展和深化的无限空间。
（2005年1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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