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中考察蒲松龄与张笃庆的关系，据张笃庆康熙三年（1664）《和留仙韵》，首联“司空博物本风流，涪水神刀不可求”，及句后自注“张华，官至司空，著《博物志》，多记神怪事”，推断蒲松龄在二十馀岁时便已“雅爱搜神”，开始记叙神鬼怪异事，也就是作起后来“集腋为裘”命名为《聊斋志异》的小说了。
《新考》出版后，有研究者查出“涪水神刀”是三国时候蜀人蒲元用涪江水淬炼出的锋利异常的快刀，其事不见于今传本《博物志》，而是载于唐人类书《艺文类聚》，不能认为张笃庆诗是用的张华的典故。继之有研究者进而对张笃庆这两句诗做了别样解释，认为不是讽谕蒲松龄写神鬼怪异故事之不当，从而不能证明蒲松龄从二十来岁便开始作《聊斋志异》。
蒲松龄从什么时候作起《聊斋志异》的，问题本身或许不特别重要，但考证其事却别有意义。因为以往有种甚为流行的说法，蒲松龄是由于科举屡屡失意，方才作起《聊斋志异》来的。那种想当然的说法，又是颇迷惑人的。史实还是要搞清楚为好。现在，疑义既然发生在对张笃庆“司空博物本风流，涪水神刀不可求”两句诗所喻之意的理解上，自然还是要对这两句诗再做番研讨，祛除误解，守护住实事求是的原则。
律诗八句四联，称“联”，意谓两句要对仗，但开头两句，通称“首联”，却不必一律对仗，也就是不必是对联式的两个并列句，往往上句是言物说事，下句是由之生发的情感、意见。张笃庆这两句诗是《和留仙韵》的首联，上句“司空博物本风流”是说事，下句“涪水神刀不可求”是对上句的申述。“涪水神刀”虽然不见于张华《博物志》的辑佚本，好像与之无关，但也无疑是张笃庆借来喻指“神怪事”的。因为两句紧紧相连，读者不能不如此理解。至于这种用法好不好、当不当，那是另一种性质的事。大概张笃庆已感觉到有问题，担心读者不明其意，发生误解，所以随之作了说明：“张华，官至司空，著《博物志》，多记神怪事。”读者不可以置之不理。他用“涪水神刀”指代“神怪事”，也是确当的，并无不妥。再说，上句说“本风流”，下句说“不可求”，这也是说话、行文常用的一种语式，先以浮泛常理做铺垫，再以但是的口气出脱本意。这在诗歌中亦不罕见，如陆游《示儿》：“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吴伟业《圆圆曲》：“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多情”字是反讽语，所以我加上了引号。）张笃庆这一联诗下句的“不可求”三字是承上句“本风流”三字而出，也应当是贬义，即俗话所说的“抽象的肯定，具体的否定”。它是指“神怪事”说的，只能是虚幻不实的意思。不能理解为如同“难得见”、“罕有”之类的话头，当做赞赏的意思。“难得见”、“罕有”都是称扬实有已见的好东西，从来没有、也不会有人用以称扬不存在的东西。蒲松龄也曾用过“涪水神刀”典故，其《呈树百》诗云“我有涪洼刀百炼，欲从河海斩长鲸”，也是假如有、若能有的意思，表达一种心情而已。
用典是中国古代诗文特有的一种隐喻方法。张笃庆用了张华作《博物志》“多记神怪事”的典故，隐喻何人何事呢？诗题为《和留仙韵》，表明他是写给蒲松龄的，内容与别人无涉。如果说是自喻，便缺乏根据。张笃庆自幼性耽于诗，不只是喜欢作诗，而是锐志于诗，要以诗名世。这在他自撰年谱里说得很清楚。至少在当时，也就是他写这首诗的时候，确实还没有写过《博物志》一类记神怪事的文章，他怎么会凭空向蒲松龄说这种事自炫“风流”呢？既然绝对不可能是张笃庆自喻，那就只能是对蒲松龄说蒲松龄的事了。这虽然不能实证蒲松龄此前已经记述神怪故事，却也应当认为是合乎情理的推测。完全抛开张笃庆自注的意思，那才不合诗句之本意。
训诂考证是中国传统的研究文史的方法。乾嘉汉学家也总结出了一些科学原则，其中一条是孤证不足取信，要掌握多种材料，从多个角度求证。要实证《聊斋志异》里确有蒲松龄二十岁左右写的篇章，是一件繁难的事情。所以，我在《蒲松龄与张笃庆》一文中避开了这件事，但还是就张笃庆后来写给蒲松龄的多首诗，揭示出他多年一贯地不赞成蒲松龄热衷于作“记神怪事”的文章，屡屡劝告说“聊斋且莫竞谈空”（《寄留仙、希梅诸人》），即便《聊斋志异》已有当地名流高珩、唐梦赉作文作序推奖，张笃庆作的题辞中也有“说鬼时参猛虎行”之句，表示点称许，而另一句“君自闲人堪说鬼”，便又有所保留。他屡屡以“说鬼”、“谈空”指称《聊斋志异》已作出的篇章，与他这首诗中“涪水神刀不可求”，不是同一种意思、同一种腔调吗？既然后来张笃庆屡屡以“说鬼”、“谈空”指称《聊斋志异》已作出的篇章，据之推断张笃庆这首诗借张华作《博物志》事，讽谕蒲松龄热衷叙写神怪故事，不更是顺理成章，有旁证材料，毋庸置疑的吗？此外，我还引用了蒲松龄文《醒轩日课序》中所引别人讥讽他的话：“试思日所临摹，伊王（指王安石）伊柳（指柳宗元）？日所诵习，其韩（指韩愈）其欧（指欧阳修）？”意思是指责他学习写作的不是古文大家那样的正经文章，指的就是他作志怪小说。作为参证，我还讲到孙蕙在康熙十一年（1672）写信劝蒲松龄“敛才”，意思也是劝他心思用在做举业上，不要只作那些无益无用的文章。我自己觉得这番分析论证算得上文献可靠，理由充足，结论是立得住的。
做了上面的再思辨，增强了自信，但终究没有举出确为蒲松龄方及冠之年作的篇什，难以令人完全释疑。其实，已往研究者考证此问题，有康熙九、十年，七、八年之说，也都是约略推测，即便言之成理，也证明不了前此时日蒲松龄没有写作和不可能写作志怪事的小说。若能举出蒲松龄及冠之年的作品，便无须做纯推论性争辩了。要从《聊斋志异》近五百篇中找出确为作者及冠之年的篇什，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是要费心思稽考的。幸好还有不敢自以为是但也算差强人意之所得。
蒲松龄在《聊斋自志》中云：“雅爱搜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闻则命笔”之“闻”与“命笔”，虽不必是当时、当日，但也不会拖后很长的时间，因为记忆和兴趣是会逐渐淡薄乃至消失的。依此常理，如果知道其言说的时日、时段，那么该篇写作的时日、时段也便可以大体确定了。《聊斋志异》里有些篇以“某某言”打头，如《山魈》“孙太白尝言”，《咬鬼》“沈麟生云”，《新郎》“江南梅孝廉耦长言”等，下面是其言说的怪异事，都是“闻则命笔”的典型模式，由于言者及其言说的时日无考，其写作时日也无从考知，有待他日能有所发现。但还是有几篇是可以约略考知的。
《黑兽》开头云“闻李太公敬一言”，下面叙出李太公言说的怪异事：号称百兽之王的虎居然慑服于一种“不知何名”、“殊不大于虎”的黑兽，虎衔来一只死鹿，想讨好黑兽，死鹿被猎人偷走，黑兽怒虎欺骗，“以爪击额”，虎一点没有反搏，“延颈受死”。李太公敬一是蒲松龄的挚友李尧臣的祖父，名思豫，字敬一，《淄川县志》卷六“人物·续义厚”有传，他没有什么功名，以为人和睦厚道著称乡里。李尧臣与蒲松龄为世交，年纪相仿，差不多同时进学，交往较密切，还与张笃庆同为当时小有名气的郢中社友。康熙三年（1664），就是张笃庆作《和留仙韵》的那一年，蒲松龄曾应邀就读李家，与李尧臣“共笔砚”，相互切磋，以期在科举上有大成就。以年辈约略估计，李尧臣的祖父此时应该已是年逾花甲，他向蒲松龄讲沈阳地方虎畏惧黑兽事，蒲松龄随之笔录下来，应该是在蒲松龄就读李家期间，也有可能更早几年。这位前辈老人向蒲松龄讲怪异事，岂不意味着他也知道这位晚辈秀才喜欢听怪异事并记之为文吗？
无独有偶。《聊斋志异》早期抄本中，与《黑兽》同在一卷，篇次亦相临近的一篇《梦别》，篇头没有明书“李太公敬一言”，不是《黑兽》那种典型的“闻则命笔”的模式，但也无疑“闻”自“太公敬一”，是就其言说之事加以重构、润色而成的。篇中叙述“先叔祖玉田公”临终时托梦向“王春李先生之祖”诀别，王春李先生之祖醒后，意识到玉田公死了，不听“太公请先探之”之劝告，天明即素服前往吊唁，及门便见到玉田公家已挂出了丧幡。此篇的题旨是称扬两人交情诚笃，生死不疑。“王春李先生”是李尧臣的父亲，名宪，字王春。据《淄川县志》卷六“人物·宦迹”，李宪是顺治三年（1646）进士，官浙江孝丰知县，“因积劳卒于官”。查同治《孝丰县志》卷五“职官”，继李宪任者是顺治八年（1651）上任的，则李宪也当卒于是年。“先叔祖玉田公”是蒲松龄的叔祖蒲生汶，《淄川县志》卷六“人物·孝友”载其小传，他是明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官河北玉田知县，以父病笃辞官归里侍亲。他托梦与好友诀别，李宪之祖笃信不疑，当是李氏后人称扬其先人美德的附会之说。很久以前的事流传到现在，始作俑者应当就是篇中叙及的劝其父待有实信再往吊唁的“太公”。李宪早已逝世，向蒲松龄言说者，也应该是尚在世的太公李思豫。蒲松龄记叙这件许久以前的事，涉及李家存亡不一的三代人，如何称名，经过斟酌，对已逝世的李宪，不依常礼像称蒲生汶为玉田公一样称他作孝丰公，而称之为“王春李先生”，仿佛其人尚在世，是有其用意的。全文前后没有说及李思豫，中间突然插进“太公请先探之”一句，意在增强主人公信而不疑的力度，但“太公”一词则不够明确了。“太公”在古代可以称父辈老人，也可以称祖父辈老人。蒲松龄以世谊晚辈习称李思豫“太公”，如《黑兽》。句中“请”字表明“太公”指的是主人公的儿子李思豫，而不明了李家世系的读者则不明白其所指了。问题发生于本可以不出“王春李先生”这个人物，如果径直说李敬一太公之父，叙述便可以更简捷明快，这是由于主人公即李宪之祖，李思豫之父，他们三代人中李宪是进士及第，做过县令，有较高的地位和名气，出其名可以增高乃祖笃于友情的美德的价值和知名度。作品的价值、传播幅度也会随之提高增大。古代的民间传说、小说、戏曲，往往依附历史名人，原因就在于此。
写李家祖上美德的《梦别》无疑是作于蒲松龄与李尧臣二十岁上下交往最密的时期，行文直书临终托梦与友人诀别者为“先叔祖”，却不让李尧臣取代其父之名，也应是以其年尚少，甚或是尚未及冠，其人无名，也就显示不出李家门第清贵。
手稿本题“一卷”的一册，有篇《鬼哭》叙写顺治四年（1647）“谢迁之乱”中发生的鬼怪事。谢迁为首领的民变队伍攻占了淄川城，清廷派大军用火炮复攻陷淄川城，搏斗十分激烈，官军大肆杀戮“贼”兵和“从贼”居民，死尸枕藉，鲜血横流，惨不忍睹。作者的挚友张笃庆《厚斋自撰年谱》中追记当时目睹的惨相，仍心有余悸。怪异故事就是从这一事件生发出来，这或许就是蒲松龄童年记忆的幻相。
故事是官军攻陷县城，当时正回籍守孝的北直学政王昌荫，随军进住城中宅第，“扛尸涤血而居”，白昼往往见鬼，夜间则闻墙角鬼哭：“我死得苦！”不言自明，读者能领会到这是那些被官军杀戮的人在诉苦。有意思的是王学政依势仗剑恫吓：“汝不识我王学院耶？”得到的反应却是“但闻百声嗤嗤，笑之以鼻”。王昌荫没办法，便“设水陆道场，命释道忏度之”。这是这篇小说的核心，个中所蕴涵的实际情况，当时淄川人自会有所觉察，后世读者便难知悉了。幸好篇末“异史氏曰”又作了进一层的提示：“当陷城之时，王公势正烜赫，闻声者皆股栗，而鬼且揶揄之，想鬼物逆知其不令终耶？”前两句是说官兵攻陷县城时，王昌荫曾为官军将领出谋划策，陷城后为官军辨识指认谢迁兵丁和所谓“从贼”嫌犯，能一言定谳，所以令人闻声战栗。后一句说明鬼敢于嘲弄他大概是预先知道他后来“不令终”——未得好死。这是有意透露他下场不好的消息，不只是诅咒。现已有研究者蒲泽从《清实录》查出，王昌荫返京后数度转官，不数年以监察御史罢官，顺治十四年（1657）以“窝盗、杀人及诸不法事，讯实弃市”。泄露这个事实，也就反映出了蒲松龄写这篇《鬼哭》的背景和心态。王昌荫十多年前在家乡助纣为虐的行事，淄川人多有非议，当他还在朝为官时，只能是敢怒不敢言，待他犯死罪受极刑的消息传到淄川，许多人便有种可以释怀的感觉，一时间路遇熟人、友朋相聚，不免言说议论一番，蒲松龄凭着幼年的闻见感受作成了这篇直是恶谑的《鬼哭》，为那些死难者诉苦情，出脱淄川人对王昌荫其人其事的怨气。判定《鬼哭》作于顺治十六年（1659）蒲松龄及冠前后，应该是八九不离十的，时间长了，谁还会惦记着那些陈年旧事？
俟有暇再考，也当续有所获。
（原载《蒲松龄研究》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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