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逝世半个世纪，他用了大半生的心力作成之《聊斋志异》，方才得以刊行。令人感到兴趣的是，事情竟如此之巧合：乾隆三十一年（1766）冬，杭州有赵起杲、鲍廷博编刻之十六卷本《聊斋志异》问世；次年春夏之交，山东长山县之周村（今属淄博市）又有王金范选刻的十八卷本《聊斋志异》刻成，两书差不多是同时行世的。然而，赵、鲍编刻之青柯亭本，旋即风行天下，许多地方不断翻刻，后来出现的注释本、评点本、绣像本，全是以它为底本，而王刻之十八卷本却没有广泛流传开来，很少人知道它，现在存留下来的仅寥寥二三部而已。

王金范刻本《聊斋志异》何以未能广泛流传？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如印行的数量，刻印之工劣，都会影响到流传，但是，更根本的原因，恐怕还在于其内容多有不及青柯亭本之处。

在《聊斋志异》的流传中，既然早期出现过这样一种本子，而且世不多见，那么也就有必要对它作一番考察，弄清它的来源及其未能广泛流传的内在原因，或者能够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首先要声明的是，六十年代初，陈乃乾曾有《谈王金范十八卷本〈聊斋志异〉》一文，载《文物》杂志1963年第3期。本文之作，参考并吸收了陈文中的一些意见，自然也有看法不同之处。

王金范刻十八卷本《聊斋志异》，初刻本内封题“乾隆丁亥孟夏新镌，介景堂藏板”。此丁亥为乾隆三十二年（1767）。又有“乾隆乙巳年重镌”本，内封右侧题：“淄川蒲松龄柳泉氏著，金坛王梓园横山氏参订”；左侧题“分类、圈点，郁文堂梓行”。此乙巳为乾隆五十年（1785）。据日本藤田祐贤、八木章好合编《聊斋研究文献要览》，光绪年间还有王毓英之重刻本，题《聊斋志异新本》。

王金范，江苏金坛县人。陈乃乾据苏惇元《方望溪先生年谱》，考知王金范为方苞侧室杨氏生女之婿。《光绪金坛县志》卷八“选举表”于例贡栏载其仕历：

王金范，字文叙，任山东唐县主簿，升蒲台县丞，署新城、长山、莱芜知县，循声久著。

山东无唐县，所记“任山东唐县主簿”一句有误。关系不大，兹不追究。《蒲台县志》卷二“职官表”确有其人，县丞栏下载：

王金范，江南金坛人。由监生，乾隆二十三年二月任。调长山县丞。

又，《长山县志》卷五“秩官表”县丞栏载：

王金范，乾隆二十七年任。

下一任为毕锺秀，“乾隆三十二年署”，是即王金范离长山县丞任之年。

这样，王金范先后在山东蒲台、长山做县丞的仕历，便基本清楚了。至于《光绪金坛县志》所载“署新城、长山、莱芜知县”事，在新城、莱芜诸邑志中，却不见记载。或者《光绪金坛县志》记载有误，或者由于是署县事时间甚短，新城、莱芜县志不载。

王刻十八卷本自序末署“乾隆丁亥孟夏横山王金范书于周村且居书室”。乾隆丁亥，即乾隆三十二年（1767），也就是他离长山县丞任之年。周村为当时长山县治所在，为山东中部商业、手工业颇为发达的大镇，有“天下第一村”之称。王金范自名其室曰“且居”，可能意味着他已解任，但暂不离开这里，还要留住一段时间，或者如陈乃乾所断言：他“此后也许没有回到原籍金坛”。这自然也只是一种推测。不过，此书刻之于周村，恐怕是无疑的。

王金范在序文中讲述了他选刻《聊斋志异》的缘起及底本之来源。他说：

柳泉蒲子，以玩世之意，作觉世之言；握化工之笔，为揶揄之论。凡其所言孝悌廉节，达天知命，与夫鬼怪神仙，因果报应之说，无不可以警醒顽愚，针砭贤智，即所谓事异而理常，言异而志正者，岂得以言之无稽而置之哉！第其书浩漫，亥豕既多，甲乙紊乱，又以未经付梓，抄写传讹，寝失其旧，或前后枘凿，而神理不相贯注；或头绪繁剧，而宾主不甚分明，犹之名葩而杂于芜草，嘉植蔓于藤萝，实可惜也。

辛巳春，余给事历亭，同姓约轩，假得曾氏家藏抄本，公退之馀，爰择其可观者，删繁就简，分门别类，手抄而点窜之，几阅寒暑，始得成帙，哦松之暇，聊以自娱。同人怂恿付梓，公诸同好，置之案头，不特可以破拘墟之习见，悟理境之无方，而于世道人心，亦不无少补云。

前一段讲《聊斋志异》题旨之正，然传抄讹误甚多。这自然是为他摘选、删改作依据。于此，这里暂不评论。后一段说明其底本之来自，及其选抄、点窜，最后“同人怂恿付梓”之大概。其中“辛巳春，余给事历亭，同姓约轩，假得曾氏家藏抄本”一句，这里有必要先作些诠释。

辛巳，当为乾隆二十六年（1761），也就是王金范在蒲台做县丞的最后一年。这年他才得到了一部《聊斋志异》的抄本，而最后选编完成于乾隆三十二年，自然可以说是“几阅寒暑”，那么他选抄、点窜，也自然是在长山任上进行的。

“余给事历亭”一语，俞樾在其《春在堂随笔》卷六中曾当作人名，将此十八卷本说成是“余历亭、王约轩摘抄本”。他显然是把“给事”二字，理解为给事中之省称了。清有给事中之官职，通常尊称给谏，罕有称给事者。给事，可用作动词，意为陪从、办事。如《墨子·杂守》：“睨者小五尺不可卒者，为署吏，令给事官府若舍。”又，《汉书·刘向传》：“不令给事朝省。”陈乃乾文曰：“‘历亭’是地名，即济南，‘给事历亭’是他在济南公干。”这个解释是正确的。

王约轩，其人名升。此十八卷本中，有其题词，署“翼城王升约轩”。《民国翼城县志》卷二十一“选举·贡生”栏下载其小传：

王升，字国华，西郑村人。（乾隆）三年选授武寨县训导，升山东淄川县丞，迁利津县丞。与弟猷成、廷华，俱工诗，刻有《壎篪集》。

《淄川县志》卷四“重续秩官·县丞”栏载：

王升，字约轩，山西翼城人，优贡。（乾隆）二十年任。和平谨厚，见之者如坐春风。工书法及诗、古文词。二十八年调繁利津。

《利津县志》卷六“职官表”载王升康熙二十八年任县丞，与《淄川县志》正合。又，《淄川县志》卷七下“艺文志”载有王升与淄川县学官、本邑名士之《游黌山联句》，序云：

乾隆辛巳仲春十有七日，偕孟圣文（衍奎）、章玉书（锦麟），以祭汉尚书董公、宋孝子王公至此。时同游者，王柳村（廷楠）、孙麓村（文盛）、高岸青（绪）、张亮斋（廷寀）也。晋翼城约轩王升记。

王升在蒲松龄家乡做过七、八年的县丞，本人又工诗能文，与之同游黌山者，高绪为高珩之曾孙，张廷寀为作蒲松龄墓表的张元之孙，他自然是会耳闻已下世的蒲松龄之名，知道蒲松龄著有《聊斋志异》一书，也有条件假得这部书之抄本。

“曾氏家藏抄本”之曾氏，最初于淄川、长山诸邑志中，均未找到，后来于王培荀《乡园忆旧录》中发现了一条线索。该书卷二“曾南村”条云：

曾南村尚增，历城人，吾邑张榆村先生高第弟子也。

张榆村即为蒲松龄作墓表之张元。雍正元年，张元在济南朱家坐馆，曾为朱氏弟子从淄川蒲家借来《聊斋志异》之原稿（见前《铸雪斋和〈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曾尚增既为历城人，又曾受业于张元，他自然有可能直接据蒲松龄手稿，或间接据朱氏抄本，抄录了一部《聊斋志异》。联系王金范序中“余给事历亭”一语，王约轩所借到之《聊斋志异》抄本，也有可能就是曾尚增之家藏。

据《历城县志》卷三十八“列传四”，曾尚增字谦益，乾隆二年（1737）进士，历官芜湖知县，德州、平定州、郴州知州，乾隆二十五年（1760）卒于郴州官舍。如果王约轩所假得之抄本，确系曾尚增之家藏，那么其时曾尚增已卒，其家所藏书籍流出，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又，陈乃乾文中提到：“王金范刻本还有一个特点，把‘益’字改成‘更’，‘无益’改成‘无用’，‘可益儿慧’改成‘可使儿慧’。据我猜测，这‘益’字可能是王金范的父亲或祖父的名字，为了避他自己的家讳，把《聊斋志异》里的‘益’字全改掉了。”细校王刻十八卷本，确乎是避“益”字极严，原稿中所有“益”字，几乎无一漏网。然而，这却不一定是王金范为避自己的家讳而改掉的，更有可能是“曾氏家藏抄本”就已全改掉了，是抄手为避主人之名字而全部改掉的。

王金范刻十八卷本《聊斋志异》，除王金范自序外，还有两组题词，及长洲宋允睿的一篇跋文。前一组是王士禛、张笃庆、朱缃和宋允睿四人的题诗，前三人之题诗，《聊斋志异》的各种抄本、刊本均有，唯独宋允睿（默庄）之《题〈云萝公主〉传后》，为其他诸抄本、刊本所无。后一组是王升（约轩）诗二首、钱塘包燻（藜照）诗一首、金坛王乔（仙令）诗三首、仁和包燿（丽庭）诗一首、河东王廷华（思亭）调寄《惜分飞》词一阕、长山李维梓（云肃）诗六首、钱塘陆同文（书田）调寄《满庭芳》词一阕。只有二十四卷抄本有此本所有包燻诗一首及王乔诗三首之一，其他抄本、刊本均无王升等七人之题诗题词。

约略考察，可知此七位题词者，当时均在长山一带，他们与王金范是相识的。

包燻是长山县的典史。《长山县志》卷五“职官表”：

包燻，浙江叙议，乾隆十三年任。

下一任为吴含光，系乾隆四十一年任。可见包燻做长山县典史长达二十九年之久，与王金范同衙数年。《长山县志》卷十二“艺文志”载包焯《咏翠飞岩》诗、包燻《吊孙少府》诗。可见杭州包氏有三兄弟当时在长山，可能是包焯、包燿短时期来长山包燻任所暂住。

王乔，亦为金坛人，与王金范为同乡。其题词之第二首云：

自辟茅堂号且居，哦松弄竹更摊书。

阮家一任祟无鬼，司马何妨赋子虚。

“且居”，已知为王金范在长山的室名；“司马”，一般是州同知的尊称，这里显然是指做县丞的王金范。这样，王乔赞颂王金范点窜《聊斋志异》，就不免有夸大其词之嫌，将蒲松龄的功劳转送给王金范了，实际上“赋子虚”的并不是王“司马”。第三首又云：

蒲子挥毫寓意深，丹黄雠校费清吟。

世人不识弦中趣，未许轻弹子敬琴。

这里虽然说到原作者蒲松龄，但对王金范点窜之功也有些称扬过分，近于颂谀。此本卷首书名“聊斋志异”四字，是据王乔手书刻板，字体堪称端庄清秀，可见他亦工书。他可能是随王金范在长山县衙中帮助文牍的一位师爷。

王廷华，据上文引《民国翼城县志》卷二十一王升小传，可知为王升之难弟。其《惜分飞》词云：

聊斋笔，狐鬼迹，真真假假空耶色。墨痕干，夜光寒。经营惨淡，泪蜡成斑。难，难。　　江上客，哦松室，小楷蝇头消永日。一回删，一回攒。镌梨铲枣，成就今番。看，看。

也是为王金范捧场的。“江上客”，自然是指王金范。词中称“哦松室”，前引王乔题诗也有“哦松”二字，大概“哦松”亦为王金范之室名。词末云“镌梨铲枣，成就今番”，且以“看，看”句作结，这至少表明此时这部十八卷本已经付梓。此本卷首高珩序文，是据王廷华手书刻板。王廷华此时当随其兄王升在山东利津县任所。

题《满庭芳》词的钱塘陆同文，署字书田，不知为何许人。其词曰：

误入迷途，问津无路，谁令立雪衡门？自不知非，那得席而温。满怀正欲谈玄，异书授我赖王孙。焚膏细阅，鬼狐情，谁道不消魂！　　想前人遗恨，贤愚莫辨，史笔名存。看妖魔如现，没法堪吞。幸天孙持造化，能教色相总归原。书中意，良贾深藏，敢易妄评论。

从开头几句，见得其人也是科举失意，出来作吏或作幕者。词中虽然提到王金范，说“异书授我赖王孙”，却没有像前几位那样称扬王金范改订《聊斋志异》之功；虽然也说《聊斋志异》“鬼狐情，谁道不消魂”，而对“书中意”，却说是不敢妄评论，语似谦虚，实则是圆滑世故。

在七位题词者中，李维梓是唯一的一位当地人。《长山县志》卷七“仕绩”有其小传：

李维梓，字云肃，由监生援例授山西宁武府同知，因解甘肃军需、川陕兵饷军功，加一级，调汾州同知。汾州素称难治，既抵任，发奸摘伏，都鄙肃清；营办差务，皆出私橐，民爱戴之。

查《汾州府志》卷九“职官表”，府同知栏下载：

李维梓，山东长山，监生，乾隆二十二年任。

陈正勋，乾隆二十五年任。

可见李维梓只是做到汾州同知，乾隆二十五年（1760）便谢职，以后自然是归田园居，王金范选刻《聊斋志异》时，他正在长山家中。

李维梓家是长山的官宦大族。李维梓的祖父李斯佺，官至两淮盐运使；从祖李斯义，就是《聊斋志异》中《大人》篇所记之“长山李孝廉质君”，后于康熙二十七年成进士，官至福建巡抚；父李可淳，官至广南韶连道。以上诸李，《长山县志》卷二十七均有传。此外，族中入仕途者，亦复不少，就不列举了。作为长山县丞的王金范，是不能不与其治下的巨室缙绅交好的，其所编刻之《聊斋志异》有谢职居家的李维梓的题诗，是可以理解的。

李维梓的六首诗，前四首是称赞《聊斋志异》，诗云：

摊书竞欲选奇观，才揭篇章意已阑。

争似此编滋味好，谁人解作眼前看？

飒飒西风欲暮天，呼樽展卷一开颜。

编名志异原无异，只在人情反复间。

志怪夷坚半寓言，真真幻幻尽真铨。

妙从因果虚无处，问取如来大法船。

达观世事博群书，宛转关情岂自娱。

满纸精神真奕奕，聊斋洵不愧名儒。

认为《聊斋志异》名曰“志异”，其实不异，所写“只在人情反复间”，而且多半有寓意，有醒世之功，其寓意正从“虚无处”生发，可谓颇有见地，较之此书其他题词高明。

李维梓题诗之第五首是：

江左贤才莅政馀，丹黄雠校乐居诸。

涸思乾虑归班马，岂但裁成辨鲁鱼。

这是称赞王金范校雠、选刻《聊斋志异》之功。但也仅此一首，最后一首便转为夫子自道：

跋涉曾经廿载馀，息肩万虑总消除。

秋来曝背茅檐下，快读新传志异书。

前两句显然是说自己外出做官二十馀年，现在谢职家居，无官一身轻，万虑全消；后两句是说自己生活悠闲，曝背茅檐下，阅读新出之《聊斋志异》，感到非常快意。大约是由于李维梓身份较其他几位题词者为高，无县衙小吏、师爷们的那种势利心，所以并不着意称扬选刻此书的王金范，题诗的格调也不同，显得更有文学修养。

以上情况表明，十八卷本《聊斋志异》的编刻者王金范，及此本中诸题词之作者王升、包燻、李维梓等人，当时全都在山东长山县一带，此书当初刻于当时长山县治所在之鲁中名镇周村。清人杨复吉《梦阑随笔》中云：

蒲留仙《聊斋志异》脱稿后百年，无人任剞劂。乾隆乙酉、丙戌，楚中、浙中同时授梓，楚本为王令君某、浙本为赵太守起杲所刊。

称王刻为楚本，无疑是由传闻而致误。如改“楚中”为“鲁中”，“楚本”为“鲁本”，就符合实际了。

为了显示王刻十八卷本之性质，有必要先将其全部篇目依次开列出来。其中多有改易题目者，于括号内注明原题目。

卷之一〔孝〕商三官 侠女 珊瑚 仇大娘 田七郎 陈锡九 大男 于江 庄农（水灾） 周顺亭（孝子）

卷之二〔悌〕张诚 商二（二商） 曾友于

〔智〕施愚山（胭脂） 周元亮（诗谳） 朱徽荫（老龙船户） 于成龙（于中丞） 费祎祉（折狱） 张老相公 张氏妇

〔贞〕陈云栖 细侯

〔义〕乔氏（乔女）

〔贤〕细柳 林氏 谢氏（马介甫附）

卷之三〔梦征〕杨公（杨大洪） 王桂庵子寄生附

〔勇〕崔猛 吴将军（大力将军） 某妾（妾击贼） 尼僧（武技） 农妇 勇女（大人） 杨千聪 徐彪（夜叉国）

〔情痴〕孙子楚（阿宝）

〔书痴〕郎玉柱（书痴）

〔炎凉〕胡四娘 镜听

卷之四〔术〕柳生 小二 相士（邢子仪） 钱卜（钱卜巫） 道士（钟生） 老僧二则（续黄粱、画壁） 老尼（孙生）

单道士 道人（道士） 采薇翁 戏术三则（偷桃） 卜者（妖术） 妖道（长治女子） 术人（小人） 造畜

卷之五〔妒悔〕江城 金氏（邵女） 连氏（段氏） 毛氏（段氏附）

〔糊涂〕陈其善（郭安） 邑宰（郭安附） 陈端庵（郭安附） 司训三则（其三为饿鬼） 王生（单父宰附）

〔诡谲〕某家内眷（天宫） 某妻弟（真生附） 刁某 牧竖 淄川吏（梦狼附，仅见于《聊斋志异遗稿》） 曹操（曹操冢附）

〔谑报〕霍生 王某（霍生附）

〔薄倖〕南三复（窦氏） 姚安

〔亵报〕周生 安邱生（果报）

〔淫报〕博兴势豪（博兴女） 某甲

〔不孝〕（缺文）

卷之六〔杂记〕颜氏 易嫁（姊妹易嫁） 郭华野（公孙夏附） 神医 贤宰（邵临淄） 张不量 蒋虎臣（蒋太史）乱离二则 库官 橘树 真定女 金永年 化男 汪可受

李象先 某生（狐惩淫） 三生 裸体（地震） 青城山妇 屠户三则（狼） 义犬 情鸿（鸿） 狮（狮子） 象 大蛛（龙戏蛛） 黑兽 蛤 大蝎 鹿衔草 古瓶 红毛毯 查牙山洞（龙飞公主附） 研石淄川某（某乙） 某经略（三朝元老附） 元老（三朝元老） 秦桧

卷之七〔正神附判〕冥王二则（元少先生、阎王） 酆都御史 周将军二则（董公子、冤狱） 雷曹 雹神 蝗神 柳秀才 陆判

〔仙一〕芙蓉城（瞳人语） 乩仙（何仙） 安期岛吕祖（吴门画工） 宫梦弼 白于玉 余德 刘海石 郎生（贾奉雉） 颠道人

卷之八〔仙二〕巩仙 和生（瑞云） 杨十姑（粉蝶） 老妪（菱角） 彭海秋 神女（仙人岛） 西湖主 青娥

卷之九〔仙三〕云萝公主 嫦娥 锦瑟 龙女（罗刹海市） 织成 竹青 霞姑（五通） 翩翩 霍女

卷之十〔鬼一〕庚娘 纫针 连琐 慰娘（薛慰娘） 秋月（伍秋月） 晚霞 秋容小谢（小谢） 梅女 鲁女（鲁公女）

卷之十一〔鬼二〕宦娘 小倩（聂小倩） 无病（吕无病）阿端（章阿端） 祝生（水莽草） 湘裙 阿霞 爱奴 九娘（公孙九娘） 文淑（房文淑） 温姬（嘉平公子） 鬼梦（凤阳人士）

卷之十二〔鬼三〕聂政 王六郎 田子成 刘氏妇（刘夫人） 叶生 去恶（于去恶） 褚生 宋生（司文郎） 王兰 长清僧 金生色 牛成章 刘某（刘姓） 隶役（布客） 周克昌 紫花和尚

卷之十三〔狐一〕马介甫 恒娘 狐妪（王成） 秀才（念秧二） 真生 潍狐（潍水狐） 胡生（胡氏） 韵狐（沂水秀才） 狐联 酒友 绩女 矮狐（秦生） 周三老翁（河间生） 嫁女（狐嫁女） 狐戏（王子安）

卷之十四〔狐二〕青梅 婴宁 十四娘（辛十四娘） 凤仙 长亭 娇娜 青凤

卷之十五〔狐三〕红玉 莲香 小翠 小梅 鸦头 狐姊（阿绣） 封三娘 九郎（黄九郎）

卷之十六〔狐四〕舜华（张鸿渐） 三娘（巧娘） 狐报（荷花三娘子） 狐梦 狐妾 胡四姊 狐谐 狐仙（褚遂良） 萧七姊（萧七） 狐女 双灯 毛狐 狐灯 金陵女子

卷之十七〔狐五〕翠仙（云翠仙） 邻舟妇（武孝廉） 丑狐 毛物（浙东生） 小丈夫（贾儿） 窃食狐（农人） 入瓶（狐入瓶） 伏狐二则 阿琐（董生）

〔妖一〕香玉 葛巾 黄英 素秋

卷之十八〔妖二〕花姑子 白秋练 阿纤 绿衣女 莲花公主 少女（冯木匠） 八大王 三仙 静山（侯静山） 苗生 狞鬼（画皮） 海公子 巨鬼（申氏） 黎氏 书生（泥书生） 马（画马） 小官人

据此篇目，便可以讨论王刻十八卷本之性质了。

第一，王刻并非全本，而是一部自出心裁的选本。

蒲松龄《聊斋志异》原稿，今仅存半部，总篇数不可遽定。张友鹤汇校各种抄本、刊本，成《聊斋志异》之三会本，共得文四百九十一篇。与王刻本同时刊行的青柯亭本，编者赵起杲自谓“单章只句、意味平浅者删之”，共收文四百三十一篇，仅差十分之一强，庶几可称“明珠实无遗铁网矣”（《刻〈聊斋志异〉例言》）。而王刻十八卷本，收录二百七十五题，其中有十一题是从原篇分出之后附文；如卷二《谢氏》原为《马介甫》之附文，卷三《毛氏》原为《段氏》之附文等，其中也有合原二题为一题者，如卷四《老僧二则》，原为《续黄粱》、《画壁》二篇，卷七《冥王二则》，原为《元少先生》、《阎王》二篇，然为数极少，仅三题而已。如照《聊斋志异》原篇目统计，正负相消，王刻十八卷本实收录二百六十七篇，仅为全书的二分之一强，较青柯亭本亦少收一百六十馀篇。

王刻十八卷本有宋允睿之跋文，中云：

吾友王子横山先生，嗜古好奇，学优遇啬，殆与柳泉后先同辙，爰取是书删而订之，得十八卷，名曰“摘抄”。

可见此本最初曾拟定名为《聊斋志异摘抄》。河南省图书馆所藏此书残本二册，版心单鱼尾上端刻“志异摘抄”四字，亦可证。浙江省图书馆等处所藏此书，扉页、总目和各卷首页均题作“聊斋志异”，版心上端仅存“志异”二字，“摘抄”二字处成了空白，显然是被挖掉了。其实，“摘抄”二字，从其刻本篇目的角度，倒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只是由于王金范觉得《聊斋志异》向无刊本，为突出自己“删定”之功，所以便直以《聊斋志异》之名出之了。

王金范在序中自言是嫌《聊斋志异》内容芜杂，而“爰择其可观者”，编成此书；其选录标准，自然是重在“警醒顽愚，针砭贤智，即所谓事异而理常，言异而志正者”。然而，他所选录者固多佳什，但也遗弃了为后世所称赞的一些优秀篇章，如《促织》、《梦狼》、《席方平》、《考弊司》、《金和尚》、《林四娘》等等，就都没有入选。这恐怕不是无意识的遗漏，也不是因为这些作品不可取。这些篇章大都是讥刺官贪吏虐的，《梦狼》篇末之“异史氏曰”说得更尖锐：“窃叹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对封建官吏说来，这类作品显然是很有刺激性的。长期做县衙小官吏的王金范，自然很敏感，他弃而不取，是可以理解的。

第二，王刻本在编次上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分门别类。

蒲松龄《聊斋志异》原稿的篇目次序，是在长达四十馀年的创作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最后并没有着意进行编排。早期的几部较完全的抄本，基本上维持了原稿的篇目次序，有的只是作了不同的分卷，或分作十二卷，或分作二十四卷。所谓曾氏家藏抄本，大概也是这样。

王金范选刻此十八卷本，打乱了原来的篇目次序，而仿照《太平广记》“采摭菁英，裁成类例”（李昉《太平广记表》）的做法，依据作品内容或主要形象之属性，将所选二百六十馀篇，分作孝、悌、智、贞、义、贤、梦征、勇、情痴、书痴、炎凉、术、妒悔、糊涂、诡谲、谑报、薄倖、亵报、淫报、不孝、杂记、正神附判、仙、鬼、狐、妖二十六类。其中“不孝”一类，仅于总目中列此一名目，并没有收录作品，所以实际上只有二十五类。此书扉页还特别标出“分类”二字。

王金范对《聊斋志异》进行分类的做法，是不可取的。第一，《太平广记》是集数代志怪传奇小说之大成，有保存文献之功，李昉用分类法编辑起来，好处是便于检索。而《聊斋志异》是蒲松龄个人的创作，篇数远远少于《太平广记》，十八卷本则更少。王金范打乱原来的篇目次序，以类相从，正如俞曲园所评论：“无甚深意，殊觉无谓。”（《春在堂随笔》卷六）第二，《聊斋志异》好就好在丰富多采，“各篇各具局面，排场不一，意境翻新，令读者每至一篇，另长一番精神”（《冯镇峦《读聊斋杂说》）。王金范仅仅从作品的表层性质，即故事的内容或形象的属性，硬是将多种多样的作品，分作二十馀类，这就使这部小说集显得不那么丰富多采，而单调浅薄，如同“黄茅白苇，令人一览而尽”（同上），失去了对读者的诱惑力。

第三，十八卷本最根本的缺陷是，由于王金范妄自删改原著，大大地损伤了《聊斋志异》的原貌。

由前面所引王金范的序文可见，他对所假得之《聊斋志异》的抄本，颇多非议。他所非议者，固然包括传抄之误，而实际上涉及到了《聊斋志异》本身的问题，如所谓“是书汗漫”，“甲乙紊乱”，以及“前后枘凿，而神理不相贯注”，“头绪繁剧，而宾主不甚分明”等。他作这样一些非议，明显地是为他恣意进行删改，制造借口。

王金范之删改，主要表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改换题目。有的是全改，如《胭脂》改作《施愚山》，《夜叉国》改作《徐彪》，《仙人岛》改作《芳云》，《天宫》改作《某家内眷》，《贾奉雉》改作《郎生》，《嘉平公子》改作《温姬》，《画皮》改作《狞鬼》等。有的仅只增减或改动一二字，如《博兴女》改作《博兴豪势》，《小谢》改作《秋容小谢》，《伍秋月》改作《秋月》，《公孙九娘》改作《九娘》，《辛十四娘》改作《十四娘》，《何仙》改作《乩仙》，《胡氏》改作《胡生》等。全书共收二百六十七篇，改换题目多达一百馀篇，如果读者只看此本的篇目，会误以为它多出他本许多篇章，或者误以为窜入了许多非蒲松龄作的赝品。这一百馀篇题目的改换，几乎全都没有什么意义，且不少题目经过改换，就体现不出本篇的题旨、意蕴来了，实在是大煞风景。

二、擅改原文。王金范对蒲松龄原作极不尊重，大动其刀笔，情况远远超过了张希杰之铸雪斋抄本和赵起杲、鲍廷博之青柯亭刻本。铸雪斋抄本和青柯亭刻本，固然对部分篇章之部分字句作了删改，但基本上还保存了原作之面貌，而王刻十八卷本，则几乎没有一篇不删易语句。如果单就所改动的语句而言，似乎无可非议，甚至使人觉得更简练明快。然而，小说是文学作品，原不可以文章遣词造句之法律之，各个作家的作品自有其独具的语言风格，一经改篡，就失去了原有的语言风格之特色，乃至有损于原作之精神、韵致。

例如《陆判》篇开头一部分写朱尔旦性豪放，夜负十王殿东庑立判木像来，对友人曰：“我请髯宗师至矣！”临负去时，又祝曰：“门生狂率不文，大宗师谅不为怪。……”称判官为学政大人，这种戏而不谑之语，既符合读书人的特点，又活画出朱尔旦豪放不羁的性情，并且，此情节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鬼判与朱尔旦交好之缘由，即如但明伦所评：“事虽豪放，然亦恭而有礼，不是徒为游戏博饮者，此判之所以称为达人而惠然肯来也。”而在王刻本中，却将“我请髯宗师至矣”句，改作“我请得髯判至”；将“大宗师谅不为怪”句，改作“判谅不为怪”，避开了“宗师”二字，便大煞风景，意蕴全无了。

再如《白于玉》篇中写仙人白于玉假馆于吴青庵，吴生“另舍舍之”，原作下面有这样几句：

生视所读书，并非常所见闻，亦绝无时艺，讶而问之。白笑曰：“士各有志，仆非功名中人也。”

这几句是白于玉诱导吴青庵弃去举业和功名心之始，也是本篇题旨之所在，但却被王金范删掉了。又，本篇于白于玉离去后，原作有一段写吴青庵思念良深，并由之导入梦境的文字：

逾数日，细雨忽集，思白綦切。视所卧榻，鼠迹碎琐；慨然扫除，设席即寝。无何，见白家童来相招，欣然从之。

而在王刻本中，径直简化为：

次夕方寝，见白家童来招，欣然诺之。

变得干干巴巴，毫无意境和情趣。复又，吴青庵由白家童导入天门后，原作有一段游广寒宫的文字：

见处处风景，与世殊异。童导入广寒宫，内以水晶为阶，行人如在镜中。桂树两章，参空合抱；花气随风，香无断际。亭宇皆红窗，时有美人出入，冶容秀骨，旷世并无其俦。童言：“王母宫佳丽尤胜。”然恐主人伺久，不暇留连，导与趋出。

在王刻本中，这一段也被删去了。连同上面两处，看得出来王金范是只要小说情节的主干，而摒弃了附着于其上的枝叶，这就使经他删改过的一些篇章，失去了原作的文学色彩。

更有甚者，王金范对一些篇章作了伤筋动骨的大段删除。如已经陈乃乾文所举出者：《陆判》删去陆判为朱尔旦妻子换头的一段，凡六百七十馀字；《湘裙》删去记荡妇鬼葳灵仙的一段，凡七百馀字；《狐嫁女》（改题《嫁女》）删去殷天官还其于狐家所窃之爵于原主的一段，凡二百馀字；《瞳人语》（改题《芙蓉城》）删去两瞳人对话的一段，凡二百馀字；《罗刹海市》（改题《龙女》）删去马骥入大罗刹国一段，凡一千一百馀字，等等。这些篇章之大段删芟，固然并非全都不无道理，如《湘裙》后半部分记葳灵仙一段，堪称败笔，清人何垠就评之曰：“未免多事。”但多数程度不同地损害了原作的旨趣、韵味。《罗刹海市》被删去的部分，写大罗刹国“所重，不在文章，而在形貌”，而又妍媸颠倒，官职愈高，形貌便愈丑，正是本篇的精神命脉之所在。王刻本删掉这一部分，仅留马骥入海市婚于龙女的部分，就完全没有那种独特的情趣，及其所含的意蕴了。《瞳人语》篇删去了富有韵味的瞳人之语，自然也就只剩下一个干巴巴的故事，味同嚼蜡了。再说，即使删削的全是原作之败笔，一经删改，就不再是原作之面貌了。这种随意删改别人的作品的做法，本身就是不可取的。

还有个别篇章，虽然只改动了个别词语，无伤原作之面貌，但这个别词语之改动，却恰好闹了笑话。如原作《公孙夏》篇“异史氏曰”中，插叙了郭华野居官清鲠，于赴湖广总督任途中，便撤了一个捐纳入仕、于赴任途中作威作福的县令的官职。郭华野，是康熙朝的郭琇，他以抨击权相和珅而有直臣之名，《清史稿》卷二百七十有传。郭琇是山东即墨人，所以蒲松龄于本篇中谓之“吾乡郭华野先生”。所谓“吾乡”，指同为山东人之意。王刻本将此段文字从“异史氏曰”中摘出，独立成篇，题曰《郭华野》，除了删去原作中与正文相衔接的话，再就只是将首句“吾乡郭华野”，改为“淄川郭华野”。显然，王金范不知郭华野为何方人氏，甚至不知郭华野就是郭琇，从而便将原作中所说“吾乡”，误以为必定是作者蒲松龄之邑县，结果便改变了郭华野的里籍。这岂不是既庸且妄，贻笑大方！

三、篡改“异史氏曰”。《聊斋志异》里许多篇幅较长的篇章，后附一段议论文字，文前冠以“异史氏曰”四字。这是此书的一个重要特点。王金范对此更不尊重。凡是经他删去部分情节者，如《陆判》、《罗刹海市》诸篇，便完全删去“异史氏曰”。这样，为人称赏的《罗刹海市》后附之“花面逢迎，世情如鬼。嗜痂之癖，举世皆然……”一段愤激之文，便不见了。即使仍然保留着篇后所附之议论者，也全都删去了“异史氏曰”四字，而且也大都经过删节或改写。删节者，有《王六郎》、《小谢》（改题《秋容小谢》）、《嫦娥》、《田七郎》、《商三官》等篇。此类删节，多数尚不背离原意，而改写者则往往与原作大异其趣了。陈乃乾文曾举出《三生》（“刘孝廉能记前身世”）、《潍狐》（原作《潍水狐》）两篇后附文之篡改，避免了对“王公大人”、“居民上”者大为不敬之骂世语。这里再举一例。《梅女》篇原“异史氏曰”云：

官卑者愈贪，其常情然乎？三百诬奸，夜气牿亡尽矣。夺嘉偶，入青楼，卒用暴死。吁！可畏哉！

这是说正文所叙的那位典史，贪赃枉法，诬人为奸，结果是其爱妻死后为娼，自己也未得善终，真是天理昭彰！开头以“官卑者愈贪，其常情然乎”二句入文，见得蒲松龄对州县小官吏之痛恶。长期做州县佐贰之王金范，自然神经颇敏感，不独将正文中“典史”二字尽改为“问官”，而且也挥笔删去“官愈卑愈贪”二句，于原作“三百诬奸，夜气牿亡尽矣”句之后，另作其文章：

一命之士，苟存心济物，于物心有所济。世有一等阘冗之徒，读书无味，治生无方，则借此托身，以悍隶为爪牙，以劣衿为鹰狗，甚至豢贼贻殃，嗾奸反噬，瞒天害理，无所不至。念切民瘼者，于此等处留神约束，则造福无穷矣！

意思是官吏并不坏，有的只是“阘冗”无能而已，坏的是“悍隶”、“劣衿”，只要能留神于此，加以“约束”，就功德无边，天下太平了。联系十八卷本所删汰篇章及对某些篇本文之篡改，不难看出王金范是力图抹煞或减弱原作揭露、诅咒官吏之思想倾向，其原因恐怕就在于他是一位小官吏。

依据以上粗略考察，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王刻十八卷本在现存《聊斋志异》诸抄本、刊本中，是一部最不忠实于原著的选本。在现存半部稿本和多种早期抄本的情况下，王刻十八卷本也就基本上没有校勘价值。张友鹤整理会校会注会评本仅只辑入王金范所加数条评语，在会校中丢开了王刻十八卷本之异文，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完全没有必要让现在的研究者、评论家陷入王金范主观武断、不负责任地篡改所造成的无意义的纠纷中。

王刻十八卷本卷五有一篇《淄川吏》。此篇，手稿本、康熙抄本、铸雪斋抄本、二十四卷抄本、青柯亭刻本均无，仅只又见于段瑮刻《聊斋志异遗稿》，题为《梦狼后附二则》。张友鹤整理三会本，将此篇与《聊斋志异遗稿》中另外不见于其他各本之《晋人》、《蛰蛇》等五篇，均以“是原作还是后人伪托，尚有待于考证”，置入附录中。

为判断《淄川吏》是否原作，这里有必要全文引录如下：

淄川令杨某，性刚鲠，撄其怒者必死。尤恶吏胥，小过不宥。每堂坐，吏胥之属，无敢咳者。此属间有所白，必反而用之。适有邑人犯重罪当死，一吏索重赂为之缓颊。邑人不信，且曰：“果能之，我何靳报焉。”乃与要盟。少顷，鞫是事，邑人不肯服，吏在侧呵语曰：“不速供，械梏死矣！”公怒曰：“何知我必械梏之耶？想其赂未到耳！”遂责吏，释邑人。邑人乃以百金报吏。

诡诈多端，少失觉察，即为所用，正不止肆其爪牙食人已也。此辈败我阴骘，甚至丧我身家。不知居官者是何肺肠，偏要以赤子饲麻胡也！

按，此篇写淄川令杨公（《聊斋志异遗稿》作“邑宰杨公”）刚愎自用，为诡诈多端之胥吏所赚。篇末议论，虽有“不知居官者是何肺肠”之语，然作者所深恶者还是诡诈之胥吏。这种观点同前引王金范对《梅女》篇“异史氏曰”之改写非常相近。特别是其中“此辈败我阴骘，甚至丧我身家”之语，更明显地是临民居官者的口吻，与蒲松龄的身份、思想颇不一致。

又，《聊斋志异》中记述传闻逸事之篇什，事虽怪诞不实，然人物之明言姓名者却往往为实有，里籍、科甲均无误。此篇所写为“淄川令杨公”，《聊斋志异遗稿》称“邑宰杨公”。查《淄川县志》卷四“秩官”、“续秩官”，自明代万历以后，特别是蒲松龄所生活之清代顺治、康熙两朝，无一杨姓县令。这种查无实据的情况，也与蒲松龄作《聊斋志异》的一般特点不相符合。倒是在王金范选刻十八卷本之前不久，淄川有一位杨姓县令。《淄川县志》卷四“重续秩官”载：杨成龙，乾隆二十五年任，二十七年“调繁历城”。其时，为王金范“假得曾氏家藏抄本”之王升，正在淄川任县丞。王升，乃至王金范，当与其人相识。

综合上述诸情况：一、此篇不见于手稿本和几种早期抄本，而段瑮《聊斋志异遗稿》刻于道光四年，晚于王刻十八卷本半个多世纪；二、此篇所表现的思想，与蒲松龄之身份、思想不甚相合，同王金范之身份、思想倒是比较吻合；三、此篇又同《聊斋志异》中记传闻逸事篇什人物多可考实的特点不一致，所说“淄川令杨公”有可能是指乾隆年间任淄川令之杨成龙，大体可断此篇非蒲松龄原作，有可能是出自王金范本人之手，或者是王升等与王金范摘抄《聊斋志异》有关的某一个人所写。

《聊斋志异》之《荷花三娘子》篇末有一段评语：

友人云：“花如解语还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放翁佳句，可为此传写照。

王刻十八卷本卷十六载此篇，改题《狐报》，篇后亦附评语，然删去了“友人云”三字，另于评语后增加了“约轩”二字，显然是注明此评语乃其友人王升所加。

对此，张友鹤先生于《聊斋志异》三会本“后记”中特别提出：“这却是可供研究的一个问题。”

其实，问题非常清楚：手稿本、康熙抄本均存《荷花三娘子》篇，并均有评语，手稿本此篇又确系蒲松龄的手迹。这就有力地说明此段评语原为蒲松龄本人所加。他显然是很欣赏这个评语，又由于某种原因，不便明言作此评语者之姓名，所以便以“友人云”三字出之。王金范注明评语为王升所评，显然是搞错了，或者是有意作伪，以博为他“假得曾氏家藏抄本”的友人王升之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