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是目前所能见到的这部文言短篇小说集最早的一部较完整的抄本。在蒲松龄的原稿本现在仅存半部的情况下，这部抄本自然是应当受到重视。六十年代初，张友鹤先生做《聊斋志异》的会校、会注、会评工作，依据原稿本存佚情况，分别采用原稿本或铸雪斋抄本为底本，校以其他本子。后来，上海人民出版社影印了铸雪斋抄本，把它公诸于世，对研究《聊斋志异》的创作情况和版本源流，无疑是有益的。

然而，人们对《聊斋志异》的这部重要抄本的抄者和底本的由来，并不甚了然。张友鹤先生在《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的《后记》里说：“铸雪斋是历城张希杰的斋名，他的本子抄自济南朱氏，朱氏本是依据原稿抄录的，……”这固然不错，但嫌太简单笼统了。197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影印和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这部抄本的“出版说明”中，也都未能补充新的内容。

事实是研究问题的基础。不弄清《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的一些基本情况，就难于对它的性质、价值作出确切的评论；在研究这部小说集涉及到这部抄本的时候，也难免发生一些错乱。譬如，章培恒同志为《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所作《新序》，就存在着这方面的不足之处。《新序》中有这样一段话：

铸雪斋本的祖本为雍正时殿春亭抄本，已佚。其分为十二卷，实非蒲松龄原意。其理由是：据殿春亭主人《跋》，该本系据蒲松龄原稿过录，但他与蒲松龄及其子孙并不相识，稿本系转托别人借来，时为雍正二年。而蒲松龄儿子蒲箬在松龄逝世当年（康熙五十四年）所作《行述》、《祭父文》，蒲氏家属在雍正三年请同邑张元所作《墓表》，皆说此书八卷；蒲松龄孙立德在乾隆五年所作《聊斋志异跋》则说十六卷。……而与蒲家毫无关系的殿春亭主人却将其分为十二卷，到底何所依据？

这里先不谈分卷问题，仅就中间讲殿春亭主人“与蒲松龄及其子孙并不相识”，“与蒲家毫无关系”，“稿本系转托别人借来”数语看，显然失于作进一步的考察。殿春亭主人就是蒲松龄友人朱缃的儿子，不能说“与蒲家毫无关系”；他所转托的人也并不是毫不相关的“别人”，就是为蒲氏作《墓表》的张元的儿子张作哲，当时张元就正在朱家坐馆。所依据的事实没有搞确切，立论也就难于让人信服了。

所以，很有必要对《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的有关情况，作一番较为具体深入的考察。

《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是用自用十行稿纸抄写的，框外右下方印有“湖铸雪斋”五字。“目次”首页，钤章为“湖张氏家藏”。卷一首页钤有“张希杰印”、“汉张”、“文献世家”三章。显然，抄主即为济南张希杰，字汉张，铸雪斋是其斋名。

为了弄清张希杰是什么样的人物，遍检《济南府志》、《国朝山左诗钞》诸书，仅从《历城县志》里获得了一点材料。该书卷二十二《艺文志三》，赫然著录着：

《铸雪斋集》十五卷又附八卷，张希杰撰。

下面还附录了德州宋弼、胶西法坤厚的两篇序文。法序里说：

予友张子练塘，少负异才，乃蹉跎五十馀年，生平知交悉腾达以去，而练塘屡踬场屋，以诸生老。

我原以为，这样一个极平常的科举失意文人，其文集的稿本恐怕已不存于世上，我们对他的了解大概也仅限于此了。万万没有料到，竟然在山东省图书馆里看到了这部《铸雪斋集》，真是喜出望外。

《铸雪斋集》三函十五册，一律用同《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一样的印有“湖铸雪斋”字样的十行稿纸书写，字体也一样，卷首也钤有“张希杰印”、“汉张”等印章。每卷首页均署：练塘张希杰汉张著，男伦（敬五）、叙（仲辉）、嘉（元倩）、昭（德圃）分校。卷前有法坤厚、宋弼两序。可见，《历城县志》所采访著录的就是作者这部手稿。

这部《铸雪斋集》收入了张希杰一生的诗文杂著，末卷附有自撰《练塘年谱》。通过这部文稿，可以较为详尽地了解铸雪斋其人其事了。

张希杰，字汉张，号东山，别号练塘。原籍浙江萧山，其父张士凤大约是一位绍兴师爷，来济南为人做幕宾，后来就定居了下来。所以当地人称他们家为“蛮子”。

康熙二十八年（1689），张希杰生于济南城里。《自撰年谱》写到乾隆二十年（1755），时年六十七岁。然法坤厚为《铸雪斋集》作序，是在乾隆二十六年辛巳（1761），序中云：

辛巳秋，予来历下，练塘出其集属为删定，且曰：“吾将录藏以俟来者。”

可见，这年张希杰尚在世，已达七十四岁的高龄了。估计，他大约就死在这之后一两年的时间里。

张希杰自幼也选定了读书仕进的道路。他二十二岁时，曾去泰安青岩书院从当时颇有点名气、后来做了高官的赵国麟学，他也曾受到过先后任山东学政、山东按察使的黄叔琳（昆圃）的赏识。但他始终没有能中举，被拒之于仕途之外，如宋弼在《铸雪斋集序》中所说：

张子少负才名，受学大师，数为名公大吏所知，历试不得一遇。

所以，他在诗中时常自伤不遇，引以为终身之憾。如他五十八岁时写的《伦儿将之蓟堡，口占十首嘱行》诗，其四云：

尔祖当年望父深，劬劳费尽读书心。谁知十战披靡后，白发森森两鬓侵。

直至临终前，他仍然以此为怀，在《休致》诗中说：

谈天谈地总徒然，空戴儒冠六十年。撒手今朝登极乐，谁能参透指头禅？

张希杰家并不富裕。他二十六岁那年，父亲病死，第二年便与大兄“析箸”，开始自谋生计。最初一度“授徒于家”，后来又应聘外出坐馆，前后舌耕十馀年。雍正七年（1729），他四十一岁，应聘去淄川县阅童生卷，从此开始了做衙门师爷的生涯。先是为兖州知府作记室；继而被升任安徽巡抚的老师赵国麟召去，推荐他到绩溪、休宁两县襄理公务；后来，黄叔琳又荐他去福建为人做幕宾。大概是由于他仍然冀博一第，按期回济南参加乡试，或者还由于他性情简傲，不为人所赏识，所以在各处均为时不长，最后去福建竟没有谈妥就折回山东了。为了生计，他还曾在乾隆六年（1741）去山东章丘筹划开煤窑的事，结果也是一无所成，不了了之。此后，年过半百，他也就安心守贫，住在济南大明湖畔度其余年了。他一生困于场屋，诸事无成，晚年的生活虽不至于有冻馁之患，但也可算作贫穷了。他五十八岁那年有《解嘲》诗自况云：

朱门豪门两不收，牛衣长卧实堪羞。朝廷若挂穷民榜，定把张郎作状头。

张希杰虽然在科举上历试不中，但确有几分才气，宋弼说他“少负才名”，法坤厚称之为“少负异才”，并非纯属客套。在当时的学官中，黄叔琳算是有真才实学的。张希杰能受到黄叔琳的赏识，说明其学问和诗文在那些秀才们中间还是较为出众的。赵国麟官至礼部大学士，逝世后是张希杰为他写的《行状》，并未被时人视为妄庸，也可说明这一点。他一生颇喜欢读书，耽于诗文，如他在《铸雪斋赋》中所说：“日与朽蠹为邻，长藉管城作嫁”；晚年还特意把所作许多文字编辑起来，要“录藏以俟来者”，可见他还颇为自负。他的诗文多是应酬、游戏之作，或者是发泄他那一肚皮怀才不遇的牢骚，诙谐戏谑的意味颇重，如他在安徽做幕宾时作的《祀灶作》：

媚灶家家爆竹声，萧条又触旅愁生。黄羊已遍人家祀，白水何劳我手擎！千里关河徒入梦，一枝灯火伴深更。鬼神果有回天力，带诉张郎客邸情。

就有点近于打油诗。宋弼《铸雪斋集序》中说：

张子练塘历试不得一遇，平生踪迹半天下，坎坷肮脏抑郁无聊之气，一假笔墨以发之，是必有陆离光怪藏乎其间，宜其傲睨一世，而若有所不屑也。

这几句评语可以说是颇为中肯，抓住了张希杰诗文的特点。这样一类诗文，固然表现了作者的真性情，但也毕竟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不曾引起社会上的广泛注意，而且还容易被正统派文人视为格调不高。再加上张希杰位卑家贫，居家时等于市井小民，在社会上没有什么名望，《铸雪斋集》自己家无力刊行，也没有受到别人的注目和鼓吹，当时的卢见曾选《国朝山左诗钞》，稍后的张鹏展选《国朝山左诗续钞》，收罗均十分广泛，但却没有选他一首诗，所以，他的名字和诗文也就长期埋没无闻了。

“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张希杰本来是自信其诗文会在后世找到知音，即所谓“录藏以俟来者”，他怎么也不会料想到，他的姓字直到现在还为我们所知，他的《铸雪斋集》之所以还被我们感到兴趣，并不是由于他的诗文本身，而是由于他有机会抄录了一部《聊斋志异》。

张友鹤先生生前曾断定：《聊斋志异》的铸雪斋抄本是“抄自济南朱氏”。他虽然没有进行论证，但也不难推想，其根据是：铸雪斋本卷末有署名殿春亭主人的校编后记，这篇后记位于张希杰自己写的跋语之前；而殿春亭主人，据路大荒先生考证，就是济南朱缃的儿子朱崇勋。

路大荒先生的文章题为《谈谈济南朱氏本〈聊斋志异〉》，发表于《光明日报》1961年7月30日的“文学遗产”栏。他根据朱缃《观稼轩集》卷二《丰台看芍药，又过王氏花圃，晚归作》诗的自注：“余家殿春亭，芍药最盛”；朱琦（朱缃孙）《倚华楼诗集》卷四《春草轩牡丹盛开，沈澹园太守招诸同人花前小饮，即席分韵五首》之四的自注：“殿春，予家亭名，芍药最盛”，证明殿春亭主人当为济南朱氏某人。铸雪斋抄本所载殿春亭主人跋语，作于雍正癸卯，也就是雍正元年（1723）。其时，朱缃早已下世。路先生又援引宋弼《桐阴书屋诗草序》关于朱崇勋的介绍，认为联系起来看，殿春亭主人当即其人。

这里之所以简单复述路大荒先生的文章内容，原因有三：一是尊重路先生的研究所得；二是由于路文篇什甚短，又加以时间已久，竟被一些研究《聊斋志异》的同志忽略了，不知殿春亭主人为济南朱氏；三是路文在论证上尚嫌不够周延，只联系宋弼的《桐阴书屋诗草序》，还证明不了殿春亭主人确为朱崇勋，有必要做点补充说明。

王士禛《候补主事子青朱君墓志铭》记：朱缃卒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得年仅三十有八”，子五：崇勋、崇道、宾理、翊典、瑞宙（《蚕尾文集·续集》卷十五）。朱缃的这五个儿子，只有崇勋、崇道二人事迹见于《历城县志》、《国朝山左诗钞》诸书，并有诗集流传。《国朝山左诗钞》卷五十六小传云：

崇勋字彝存，号怡园，缃子，贡生，有《桐阴书屋诗草》。

崇道字带存，号荷园，崇勋弟，贡生，有《湖上草堂诗》。

翻检《桐阴书屋诗草》、《湖上草堂诗》，亦未发现同其三个弟弟—起宴游联吟或分韵、唱和的诗，也无从了解宾理等三人的情况；仅从朱崇勋长子朱琦的《倚华楼诗集》卷二找到一首《题三叔父自写负暄图》，诗云：

自写荒寒入草庐，南荣曝背意何如。也知炙手黄金贵，终是羞看货殖书。

可见宾理能画，也未进入仕途，大约连个贡生的头衔也未得到。

蒲松龄孙立德的《东谷文集》中，有《书〈聊斋志异〉济南朱刻卷后》一文，开头一段说：

右《志异》为卷若干，为篇若干，先大父柳泉公所著，朱君佐臣、佑存两世叔编次，以谋梓行者也。昔我大父柳泉公，文行著天下，而契交无人焉，独于济南朱橡村先生交最契。先生以诗名于世，公心赏之；公所著书才脱稿，而先生亦索取抄录不倦，盖有世所不知而先生独相赏者，后之人莫得而传也。洎公与先生俱谢世，先生嗣君佐臣、佑存皆能世其家学；而我先人相继沦亡，余小子德抱守故业，多病无成，阐扬无自，然窃谓《志异》一书必传而未必传，非但后人之咎，抑亦我公平生知己之少也。而两世叔深嗜笃好，缮写成编，且将授梓而刊行焉。……

蒲立德在这里明白地说，缮写、编次并将授梓刊行《聊斋志异》的是朱缃之子佐臣、佑存两人，而不是朱崇勋。佐臣、佑存两名，特别是佑存，屡见于张元《绿筠轩诗集》的一些诗题中，如《朱带存招偕王公舒、成若眉，及余门人佐臣、佑存，月下明湖泛舟同赋》、《留别佐臣、佑存》、《晚抵汶河同梅溪、佑存月下小酌》等。据《历城县志》卷四十朱缃小传末云：

子崇勋，字彝存……延淄川张元教子弟三十馀年。

可知张元曾长期在济南朱家坐馆。朱崇勋是一家之长，崇道与之年纪差不多，大概都已进过学，不会再从张元受业，所以张元在诗题中均以字称之，如《留别朱彝存》、《朱带存饯别湖上》。被张元称作“门人”的佐臣、佑存，参照蒲立德的话来看，他们无疑就是朱崇勋、崇道的三个弟弟中的两个，很可能是老三宾理和老四翊典。

在张希杰的《铸雪斋集》中，有《祝朱彝存六十》一诗。此诗载卷十《应求集》里，未署干支，但其中第三、四句却透露了消息。诗云：

风云令子魁龙虎，月露封翁射斗牛。

前一句无异是指朱崇勋的儿子中举事，后一句也无异是指其本人受封赠事。查《历城县志》之《选举表》和《赠表》：朱崇勋次子琦在乾隆十二年（1747）中顺天乡试，授神木县知县；五子璜在乾隆十八年（1753）中山东乡试；朱崇勋及其父在乾隆十六年（1751）因朱琦封文林郎神木县知县。据此可知，朱崇勋约在乾隆十八年左右为六十岁，雍正元年（1723）为三十岁左右，其父朱缃在康熙四十六年（1707）去世时，他仅只十四岁左右。这样看来，他比他的三、四弟宾理和翊典，多则大十一二岁，少则只大五六岁。在雍正元年朱家过录《聊斋志异》时，宾理、翊典也二十来岁了，宾理还可能已二十五六岁，他们也有可能是那个作《聊斋志异》”校编后记”的殿春亭主人。联系上面摘引的蒲立德所拟跋语看，事情就更应当是这样：殿春亭主人为朱宾理、翊典兄弟偶用之署名。至于执笔撰写识语的，究竟是宾理还是翊典，文献不足，就难于确定了。

铸雪斋抄本是否直接据朱氏本过录，这就要看张希杰有无条件接触到朱氏抄本。

朱氏是当时济南的名门望族，张希杰也家居济南城里。虽然两家门第悬殊，但张希杰却算是有点文名，朱崇勋兄弟们也都没有进入仕途，崇勋、崇道更像其父朱缃一样，自命为风雅中人，喜欢结交骚人墨客，如宋弼在《桐阴书屋诗草序》中所说：

恬淡不仕，无所见于时，独往往为诗，以写其怀抱。所与唱和，若安丘张卯君（在辛）、淄川张榆村（元）、胶州张山农（谦宜）、高南阜（凤翰），皆一时老宿。

所以，双方是会有些文字交往的。上面援引的张希杰《祝朱彝存六十》一诗，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细检《铸雪斋集》，里面还有几首写给朱家的诗：

《祝朱大中丞太夫人八十寿》，乾隆六年（1741）作。大中丞指朱纲，崇勋的三叔，时任云南巡抚。

《贺朱彝存》，自注：“五月四日。”祝寿之作，载《应求集》，位于《祝朱彝存六十》之前，约作于乾隆十六七年（1751—52）。

《贺朱苍珮璜中式第五名》，乾隆十八年（1753）作。

《索朱彝存秋海棠》，载《练塘纪年诗》，乾隆十九年（1754）作。

另有四首，题为《烟草名淡巴菰，见姚依〈露书〉，从前中国并无此种，明末方生，蔓延天下，嗜者虽多，咏者甚少，聊赋四律，用以解嘲》，载《练塘纪年诗》，系于乾隆十二年（1747）。此诗虽非为朱家写的，但朱崇勋《桐阴书屋诗草》里却有和诗，题作《淡巴菰，和张汉张二首》。

通过这些诗可以看得出来，张希杰与朱家并不只是由于同居一城而彼此识面，偶有过往而已，而是在一段时间里交往还颇为频繁、密切。自然，祝寿贺喜很可能是出于一般礼节上的应酬，朱氏是名门望族，当地人在其喜庆日子里去祝贺一下，并不一定意味着有什么深交。但是，张希杰在那几年里频繁地投以贺诗，表现得特别热情，就超出了一般的同里关系。看其《祝朱彝存六十》诗的末二句：

持将云母珠麈赞，绿玉堂中豁醉眸。

他不仅参加了朱家的寿筵，而且兴高采烈，喝得醉眼朦胧，俨然以主人的亲故自居，见得他们之间是有一定的交谊的，决非朱家的疏客。

更值得注意的是《索朱彝存秋海棠》诗：

今年秋事太阑珊，篱菊离披花信残。欲借海棠点秋景，莫教辜负客窗寒。

第一，如果没有一定的交情，张希杰怎么能冒然向朱家索取花草？第二，张希杰家居济南城里，并不是羁旅外乡，何以诗中用了“客窗”一词呢？这就不能不使人做这样的推想：当时，张希杰不是住在自己的铸雪斋中，而是在朱家为客。

张希杰何以住在朱家呢？很可能是应聘来朱家接替张元做西宾。张希杰的这些诗，多数是乾隆十六年到十九年间写的，表明这期间他与朱家交往甚密。前面曾提到，张元曾在朱家长期坐馆，《历城县志》中说是“三十馀年”。康熙末年，他已到朱家了。卢见曾《雅雨堂遗集》卷二《平山诗钞序》中说：

余守永平之五年，岁己巳，延吾同年友张式九先生长公榆村来主教帘。

己巳为乾隆十四年（1749），参照《历城县志》所说“三十馀年”之数，可断定张元就是这年才离开济南朱家去河北永平主持敬胜书院的。张希杰与张元可能早就相识了，因为，他们同是科举中人，曾一同参加过山东乡试；据张希杰《自撰年谱》记载，在雍正七年（1729），他应聘去淄川阅童卷，取中的人就有张元的三弟张峣，这种事会是二人相识的一个契机，更何况二人长期同在济南呢！大约是在张元决意应卢见曾之请去永平时，便推荐晚年居家的张希杰来接替自己在朱家坐馆了。

又，据张希杰《自撰年谱》记载，乾隆十六年济南后宰门一带大火，他丢失了全部图章。可见，他居住的房子或教书的学馆也毁于火灾。所以，事情也可能是这样的：本来张希杰与朱家已有交往，张元去永平后，朱家缺少西席，张希杰经常到朱家与崇勋兄弟们闲聊或议论诗文，对朱家尚在学作制艺文的孩子们做些指导；火灾发生后，朱崇勋便邀请张希杰住进家中了。

自然，由“客窗”一词推断张希杰曾在晚年入朱家坐馆，尚无确凿的资料来证实，但是，这期间张希杰与朱家交往甚密，却是肯定无疑的。仅从交往甚密的情况看，张希杰也完全有条件从朱家借阅并过录其《聊斋志异》的抄本。铸雪斋抄本卷首张希杰的题辞和卷末张希杰的跋语，均署乾隆辛未，即乾隆十六年，正是在他与朱家交往甚密的期间。这就证明了张希杰确实是直接抄自朱氏，铸雪斋抄本是依据朱氏本过录的。

铸雪斋抄本卷末殿春亭主人的跋语，叙述了抄校、编次《聊斋志异》的情况。跋语开头说，他家“旧有蒲聊斋先生《志异》抄本”，“后为人借去传看，竟失所在”，深以为憾。这话并非虚语，其父朱缃与蒲松龄生前是知友，蒲氏《聊斋文集》中有致朱缃的信，云：

昨所寄书，如蒙电过，望掷还也。

这“书”当为《聊斋志异》的部分原抄本。朱缃有题《聊斋志异》诗，说明他确曾读过。他很可能过录了一份。题诗作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秋，次年五月他就病逝于家。所以，也可能是他未及照蒲氏的意思寄还，书便留在了朱家。

殿春亭主人识语中又说：

一日偶语张仲明世兄。仲明与蒲俱淄人，亲串朋好，稳相浃，遂许为乞原本借抄，当不吝。岁壬寅冬，仲明自淄川携稿来，累累巨册，视向所失去数当倍，披之耳目益扩。乃出资觅佣书者亟录之，前后凡十阅月，更一岁首始告竣。中间雠校编次，晷穷晷继，挥汗握冰不少释。

张仲明不是别人，就是当时正在朱家坐馆的张元之子作哲。《淄川县志》卷五“重续举人”有小传：

张作哲字仲明，号浚庵，元子。乙卯举人，临朐教谕，幼有隽才，年十三，作《清明郊游记》，累数千言。其伯祖笃庆见之，批其尾曰：“石破天惊，此吾家千里足也。”十六应童子试，冠其军，名藉藉诸生间。……在任四年，丁内艰，服未阕，病卒，年五十有一。所著有《听雨楼诗集》。

据《临朐县志·职官志》，张作哲大约是乾隆五年（1740）任该县教谕的，参照《淄川县志》所说“在任四年，丁内艰，服未阕，病卒，年五十有一”，可推知他约生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他在雍正元年（1723）为朱家借来《聊斋志异》原本时，已二十七八岁。年纪略小于朱崇勋、崇道，略长于宾理、翊典。他来朱家是因为父亲在这里坐馆。他的《听雨楼诗集》里有《与佑存话旧》诗，云：

空斋一夜萧萧雨，十五年来共此声。

可见他曾随张元在朱家住过很长的时间，大约是中举后才离开的。张元父子与朱家虽有宾主之别，但看他们在朱家能待了这么长的时间，也说明关系相处得颇融洽，建立了一定的友情。

张元父子与蒲家不仅同邑，而且有世交。张元的父亲永跻，字式九，康熙五十年（1711）举人，两上春官不第，遂绝意仕进，肆力于诗歌古文，尤善作词，有《蕉雨斋诗词稿》。他是蒲松龄之挚友张笃庆的族弟，自己与蒲氏也有交往。《聊斋词集》里就有三首和张永跻之作，一为《大江东去·与张式九同饮孙蕴玉斋中，蒙出新词相示，因和五调》，一为《又寄〈露华〉一调》，一为《满江红·读式九悼亡之作》，见得两人有一定的友谊。张元生于康熙十一年（1672），小蒲松龄三十多岁，算是晚辈，然亦有“文酒往来，上下其议论”（申士秀《绿筠轩集序》）。蒲氏死后，就是张元应蒲箬的请求撰写了《柳泉蒲先生墓表》，中云：

学者目不见先生，而但读其文章，耳其文望，意其人必雄谈博辩，风义激昂，不可一世之士；及进而接乎其人、则恂恂然长者，听其言则讷讷如不出诸口，而窥其中则蕴藉深远，而皆可以取诸怀而被诸世。

可以说非亲聆声謦者，不能为此言也。张作哲更晚，但少年时代也当见过蒲松龄，与蒲氏子孙，特别是蒲立德，当有所往来。殿春亭主人跋语中谓“仲明与蒲俱淄人，亲串朋好，稳相浃”，并非虚言。

张家与蒲家为世交，朱家与蒲家也要算是世交。既然如此，那么张作哲假其父张元的名义，代朱家向蒲家借抄《聊斋志异》原稿，蒲箬父子是不会拒绝的，如殿春亭主人跋语中所说：“当不吝。”也就是说，朱氏兄弟完全有条件借到蒲氏原稿。

《聊斋志异》全稿近五百篇，达四十万字，过录一遍是要花费相当的精力和时间的。从据朱氏抄本过录的铸雪斋抄本看，张作哲借来的稿子显然是全稿，而不是部分篇什，朱家“觅佣书者亟录之，前后凡十阅月”乃成。可以想见，当张作哲向蒲箬父子借原稿时，他们是不会、也不大可能为了朱家借抄而花费几个月的精力和时间赶抄一部出来；如果那样，实际上也就等于专为朱家而抄录，照他们三家之间的交谊，便可以径直地赠给朱家了。考蒲松龄生前，虽有抄本外传，但都不是全本，王士禛、唐梦赉等知友，也都只拿到部分抄本，原因除了尚未完成外，还有个抄录费力问题。朱家这次借抄，距蒲松龄逝世才五六年，篇帙浩繁的全本恐怕尚未传出过。张作哲也不会从淄川别人家弄到一部抄本，当作从蒲家借来的原稿搪塞朱氏兄弟。但我又估计张作哲借出的可能并非手稿本，而是一部誊录供借抄的副本。理由详后。再从殿春亭主人跋语中说的那种接到稿本后，便觅人缮写，还不辞辛苦地赶忙亲自雠校编次，至于“晷穷晷继，挥汗握冰不少释”的情况看，可能是蒲箬父子在交给张作哲《聊斋志异》副稿时，曾说过“先稿出手录，寒舍别无副本，希尽速抄毕掷还”之类的话。从当时的多种情况分析，朱家通过张作哲从蒲家借来的本子，当为《聊斋志异》的副稿。

认定朱氏抄本的底本为《聊斋志异》的副稿，上面对当时的一些事实情况的分析，还只是一种推论，要证实这种推论，尚需对现存半部原稿和由朱氏抄本过录的铸雪斋抄本作一番考察。下一节将涉及这些内容，所以这里就从略了。

《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影印本的《出版说明》里，只说它“有目四百八十八篇，其中有目无文的十四篇和部分残缺的一篇”，至于这种有目无文的现象是怎样造成的，是原来就缺文，还是后来佚失的？则没有交代清楚。

有目无文的十四篇是：

卷一 《鹰虎神》；

卷二 《放蝶》、《男生子》、《黄将军》、《医术》、《藏虱》、《夜明》、《夏雪》、《周克昌》、《某乙》、《钱卜巫》、《姚安》、《采薇翁》；

卷十二 《公孙夏》。

我们看到，这十四篇缺文有十二篇是属于卷八里的，比较集中。影印本的《出版说明》里曾交代说：“原抄本第八卷有四十一页、第十卷有一页，均有破损，系后人补抄上去的。”检查影印本的这一卷，不仅发现文中有许多字迹不同、显系补抄的语句，还有一些由抄补所造成的现象，如《梦狼》、《崔猛》等篇题目前面有数行空白，天地格上移，稍有错位，显然表明原抄本这几行空白是黏贴上去的，再如《紫花和尚》和《盗户》两篇最后的数个或十数个字抄在行间的竖格上，也显然表明这两篇是补抄进来的，由于原来的空白行已抄满而全文却未完，下面一行就是后一篇的题目，所以只好如此；而且还发现缺了不少页。这一卷前四十页未标明页码，后面十九页标了页码，却是从“五二”到“六九”，在“五五”和“五六”两页之间，又插进了一页未标明页码的。可见原抄本这一卷本来是六十九页，而现在却只有五十九页，无疑是少掉了十页。我们估计，这少掉的十页当为本卷的十二篇缺文的篇幅。这就说明，这十二篇缺文并非铸雪斋抄本原来就缺，而是由于抄后破损而散失了。最近去北京大学图书馆查看了原书，事实确乎是这样。

另外两篇，即卷一的《鹰虎神》和卷十二的《公孙夏》，联系本书卷十一的《齐天大圣》残缺的情况，可推知也是由于缺页而缺文，并非原来即有目无文。

这样看来，铸雪斋抄本原来的目和文数目一致，都是四百八十八篇。

《聊斋志异》原稿现在仅存二百三十六篇（《猪龙婆》重出文不计），约当原稿的半部。将这半部原稿与铸雪斋抄本目录相应部分对照，后者只少《海大鱼》和《牛同人》两篇。但原稿中《海大鱼》篇后有勾去的符号，之所以要勾去，无疑是因为《聊斋志异》里另有《于子游》一篇，又写了海中忽见大山，顷刻而没，相传为海中大鱼，清明节前往拜其墓云云，内容重复，此文单薄，可以裁汰；而《牛同人》则原稿中已残缺，有尾无头，读者阅读时摸不着头脑，大概就是为此而删掉了。既然事出有因，并无妨碍，所以也就不能算是缺少。这半部篇数相符，另外半部想来也该相符，至少是差不多。事实也确是如此，就现在综合各种本所得，铸雪斋抄本也仅只少新发现的二十四卷抄本、青柯亭刻本中有的《人妖》和《丐仙》两篇而已。

铸雪斋抄本分十二卷。据卷后殿春亭主人跋语看，分作十二卷是始自朱氏抄本，是殿春亭主人这样做的。跋语中说，张作哲“自淄川携稿来，累累巨册”，他在雇人抄写时自己曾进行了一番“雠校编次”。显然表明从蒲家借来的稿子并未分卷；如果已经分卷，只为供自家阅读而抄录一部，就不必多此一举了。张希杰的跋语没有写这个本子的过录情况，大概就是表明他只是过录而已，没有什么好讲的。

对铸雪斋抄本的分卷问题，有两种绝然不同的认识。张友鹤在《聊斋志异》三会本的“后记”中说：

通行本均作十六卷，独此本分为十二卷。将手稿本（即本文所说原稿本）各篇的编排次序，对照各本总目一看，显然基本上和此抄本相同而和其他本子不同。……由此可以肯定抄本总目正是作者的原目，而十二卷也正是作者原定卷数。

所以，他整理的三会本就依铸雪斋抄本作十二卷。章培恒同志则在三会本“新序”中提出了异议，认为：

铸雪斋本的祖本为雍正时殿春亭抄本，已佚。其分为十二卷，实非蒲松龄原意。

理由是：一、“手稿本中既无全书分为十二卷的任何迹象，亦无关于每卷起迄的任何痕迹”。二、“《云萝公主》前既有作者手定目录，足征此为作者手定某一卷的第一篇。但在铸雪斋本中，此篇却为第九卷的倒数第七篇。由此可知，铸雪斋本的分卷法与蒲松龄的分法很不相同”。三、从殿春亭主人跋语，足见他“在这方面已经动过一番手术，非复原稿面貌了”。他又认为，蒲氏子孙在《聊斋志异》的卷数问题上有歧异，蒲箬《柳泉公行述》和《祭父文》说是八卷，而蒲立德在乾隆五年所作《聊斋志异跋》则说十六卷，“当是稿本八册，起初不知其如何分卷，因以一册当一卷”，其后“或从其他方面得知蒲松龄原欲分为十六卷，故又纠正了八卷之说”。

细察半部原稿本和铸雪斋抄本卷首目录，章培恒同志在分卷问题上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原稿影印本订作四册，除第一册正文第一页左上角有“聊斋志异一卷”字样，第二、三册则只“聊斋志异”四字，第四册正文第一页已缺，不得而知，估计当与第二、三册相同。“一卷”，习惯上不是卷一的意思，而是表明蒲松龄最初成书时，所作尚不甚多，不准备编作多卷本。后来所作益多，只是大体分装成册，直到最后也未编定卷次。蒲箬等《祭父文》、张元《柳泉蒲先生墓表》说八卷，当是就八册而言。至于蒲立德称作十六卷，恐怕也是就十六册而言，因为后来原稿确又改装订为十六册，据解放初目击过半部原稿的同志讲，当时确系八册，并不是如影印本这样装作四册。原稿并不分卷，更无分为十二卷的任何标志，张友鹤谓“十二卷也正是作者原定卷数”，是没有根据的。他之所以得出这样的认识，是由于他将全书总的篇次与分卷问题混为一谈了。实际上，两个本子尽管总的篇章次序一致，但分卷多少并不一定相同，正如两个人都要走相同的一段路程，中间经过的村镇自然一样，但一个人中间休息三次，另一个人中间休息五次，并非一定都休息三次，或休息五次。不过，章培恒同志论述原稿并非分作十二卷无疑是正确的，言之有据，但认为蒲松龄本意可能是欲分为十六卷，也缺乏确凿的根据，难于证实。

这个问题与分卷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但又毕竟不是一码事。这个问题之所要单独讨论，因为事关对铸雪斋抄本的评价。

上面曾援引过张友鹤的意见，他认为铸雪斋抄本的目录，对照半部原稿各篇的编排次序，基本相同，从而肯定这部抄本的总目正是作者的原目。而章培恒同志却截然相反，认为铸雪斋抄本“虽基本保存了稿本每一册内部的各篇次序”，但却把稿本的册次搞乱了，“把原稿的编次搞乱”了，它的全书编次“实太杂乱无章”，“乱七八糟”。

对照原稿各册的篇章次序，铸雪斋抄本卷首目录的相应部分确实与之相同，仅只少了上面分析过的事出有因的《海大鱼》和《牛同人》两个篇目。张友鹤、章培恒都承认这个事实。两人意见的分歧，表现在铸雪斋抄本的总目和原稿全部篇章的次序是否一致的问题上，一个肯定，一个否定。现在，原稿仅存四册，除第一册外，其他三册均未标明册次。如果照铸雪斋抄本的总目来确定四册原稿的册次，实际上就是以自己为标准来衡量自己，结论自然是两个本子的篇章次序基本一致。张友鹤就是这样认识的。这样来认识显然在方法上有缺点，因为各部分内部的篇次一致，不等于各部分联贯起来也一致，如果一个本子将其某几部分联贯错了，那么两个本子的总的篇次就必然不一致了。章培恒同志从《聊斋志异》中少数写作年代可以考定的篇章来检查铸雪斋抄本的总目，发现其中有时代前后颠倒的现象，作期晚的反倒编排在前，所以便认为是“将稿本各册的册次搞乱”了，从而将全稿的编次搞乱了。

章培恒同志无疑是如实地反映了一些实际情况，譬如说，铸雪斋抄本的第八卷中的一些篇章，如《夏雪》、《化男》，作期要算最晚，却不在全书的最末一卷，提出这个问题进行探讨，对弄清原稿的原貌、全书的创作过程，确有积极意义。但是，这个问题比较复杂，章培恒同志的意见也还有不够周延之处。譬如，《聊斋志异》中有少数篇的写作年代可以考定，大部分是不能确定的；所写故事发生的年代的先后，也不足以表明其写作年代的先后。一册之中有个别或少数篇的作期较晚，是否就表明这一册全部篇章的作期均较晚呢？原稿的编次和分册固然可能以写作先后为序，从现存的半部原稿看，可以说是基本如此；但是，会不会也还有些错综情况？这些问题都还需要作些具体的研究、探讨。

特别应该提出的是，章培恒同志对铸雪斋抄本批评过严，说全书编次“实太杂乱无章”、“乱七八糟”，就不够实事求是。既然承认铸雪斋抄本“基本上保存了稿本每一册内部的各篇次序”，只是认为它“将稿本各册的册次搞乱”了，那就应当说它的各个部分还保存了原稿本的原貌，并不“杂乱无章”、“乱七八糟”。原稿本各册既然未标明册次，颠倒了册次自然是完全可能的，但这是不是铸雪斋抄本的底本的抄校者殿春亭主人乱来呢？前几年在距蒲松龄故乡不远的淄博市周村区，发现了一部乾隆间的二十四卷抄本，其中有不见于铸雪斋抄本的《人妖》、《丐仙》两篇，文字上也颇有些异文，显然不是据朱氏本和铸雪斋抄本过录的。这部抄本，虽然由于分卷问题篇次上有些变化，但大体上与铸雪斋抄本全书的篇次，以及由铸雪斋抄本所定的原稿本的篇次，还有一致性。如果说铸雪斋抄本“将稿本各册的册次搞乱”了，那么这部二十四卷抄本也是一样。这就表明原稿本的册次当时已不易辨认，或者说由于蒲松龄生前未曾进行最后的编订，确定卷次，原稿本身就显得较乱。我们今天可以对此进行研究、探讨，以便清楚地揭示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的整个过程，以及其思想发展过程，但不能把责任完全归咎于铸雪斋抄本和分作十二卷的始作俑者殿春亭主人，尤其不应言过其实，不适当地加以指责。

铸雪斋抄本确有些杂乱的地方。上面所讲到的搞乱了稿本册次还只是一种可能，而它各卷的实际篇次与卷前总目的目次不一致，则是客观实际情况。它各卷的实际篇次与总目不一致，以卷四、卷九、卷十一、卷十二等卷最突出，篇次提前或移后的多达十多篇，几乎等于重新编排，使卷前的目录丧失了目录的性质和作用，按目录去查作品往往是如缘木而求鱼；卷一、卷二、卷六等卷的变更较少，仅一二篇，或三四篇提前或移后。全书十二卷，只有卷五、卷十两卷，才文与目一致，一点也不紊乱。

何以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我觉得，卷前的总目无疑是抄自朱氏抄本的总目，这个总目反映了朱氏抄本的实际编次。理由很明显，总目既然不是依据各卷的实际情况编制出来的，那就必然是如实地从它的底本的目录过录下来；如果是依据各卷的实际情况编制出来的，也就不会发生文与目不一致的现象了。所以，后面各卷的实际篇次的变更，则无疑是在张氏过录中所造成的。变更较少的，如卷一仅只《真定女》和《蛇癖》两篇的篇次提前了，这很可能是出于篇幅的考虑，把这种篇幅短的提前插进某一页所空的数行中。变更较多的，如卷四、卷九、卷十一等卷，则反映了这样的一种情况：开始先把本卷中篇幅较长、抄者认为质较好的篇章过录下来，最后又把遗漏下来的各篇补抄在本卷的最后。所以，实际篇次与卷前的总目次就不大一致了。

铸雪斋抄本不是一个人抄成的。全本有三种笔迹，有整卷一种笔迹者，也有一卷两种笔迹者，甚至有一篇两种笔迹者。抄手既多，似乎抄前又没有规定一定的抄法，有的篇与篇连接着抄，中间并无空行，有的却篇后空着半页，甚至大半页，下篇从下页重新开头，颇不一致。有的卷标有页码，有的卷部分标有页码，也有的卷完全未标页码。这就使我们感到，张希杰并不富有，不能像朱家那样“出资觅佣书者”缮写，只能让儿子们轮流帮着抄录；他既不是位图书收藏家，又不想整理刊行，只是由于“欣赏奇文”（语出《铸雪斋集》卷六《行香子·铸雪斋漫兴》词），抄录一部来阅读，所以也就不讲求工整了。

前面曾经讲过，铸雪斋抄本曾受损坏而有残缺，以及抄补的现象，它各卷的篇次与总目所列目次不一致，是不是也与此有关系呢？恐怕是应当估计到这种因素的。卷八残缺的现象最重，此卷篇次的错乱，自然与残缺有关；卷九、卷十一、卷十二等卷，有十数个篇章补抄在本卷的最后，或许也是由于残缺才需要补抄的吧。从一些地方看，补抄的迹象是明显的，因为字体大小、工草不同，但仔细看来，抄者并未易人。这表明受损、抄补的时间并不甚晚。联系上面讲过的张希杰《自撰年谱》记载到的乾隆十六年济南后宰门一带大火，他失掉了全部图章的事，情况很可能是这样的：铸雪斋抄本是两次抄成的，火灾前已基本过录完毕，火灾中一部分受损，造成残缺，事后就只好再抄补起来，所以也就出现了许多不整齐划一的现象。我们未曾仔细研究原抄本，分析自然是受到限制，不敢自以为是，这里先提出一些推测，俟以后看到原抄本时再重新考虑这个问题吧！

铸雪斋抄本卷十《张贡士》后有“高西园云”一段附则。青柯亭本将此附则概括为“高西园晤杞园先生，曾细询之，犹述其曲文，惜不能全忆”数语，加在了正文之后。三会本则既有青柯亭本所概括之二十二字，又有铸雪斋抄本这段附则，并均作为《聊斋志异》的正文，这是不妥当的。

“高西园云”一段，不可能出自蒲松龄的笔下。仅就事论事，他就不会像发现什么秘密似地借别人之口为自己写的作品作注，说《张贡士》所记为安丘张卯君事。张卯君名在辛，张杞园（贞）之子，蒲松龄是认识他们父子的，这有蒲诗《朱主政席中得晤张杞园先生，依依援止，不觉日暮，归途放歌》可证。篇中之所以讳其名而只云“安丘张贡士”，大概是出于礼貌，不会根本不知道。

高西园，就是在雍正、乾隆年间以诗、画名于当世的高凤翰。他生于康熙二十三年（1683），比蒲松龄小四十多岁。其父高曰恭曾为淄川儒学教谕，时在康熙三十五年（1896）至四十年（1701）。高凤翰随其父到过淄川，与蒲松龄是见过面的，但当时还仅十四五岁。其《题蒲柳泉先生〈聊斋志异〉》诗中云：

忆昔见君正寥落，丰颐虽好多愁颜。

指的就是那时的情况。附则中记高凤翰的话，有“余素善安丘张卯君”一句，就不类少年人的口吻。据高凤翰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前后作的《赠张卯君广文观城》诗（《南阜山人诗集类稿·湖海集》），有“十年识卯君，曾未窥涯际”两句，可知他与张在辛相识是在康熙五十年（1711）前后。所以，他在少年见到蒲松龄时，还不可能讲“余素善安丘张卯君”这类的话。他离开淄川后，便没有再见过蒲松龄，蒲松龄何以会加上“高西园云”这段附则呢？

高凤翰成年后出游，始自康熙六十一年。第二年即雍正元年，他到济南参加这一年的优试，由于与张元有旧交，所以便住在朱家。张元《历下与高南村话旧》诗中云：

昨因文战来济上，与我抵足谈寒温。忆昔吾师在般水，君才束发我初婚。弹指流光三十载，相看白发惊心魂。

就是勾画的他们过去和当时的交往情况。诗中所谓“吾师”即指高曰恭。这一年正是朱氏兄弟忙着抄录《聊斋志异》的时候，高凤翰也在这里读到了这部小说集，并且在朱氏抄本后写了题跋，大为蒲松龄“少负艳才，牢落名场无所遇”而深为愤慨。这就是铸雪斋抄本卷后之南村《题跋》的由来。

《张贡士》附则，不见于原稿本，也不见于二十四卷抄本，青柯亭本将此附则改作上引数语更不类，可见这是在雍正元年，高凤翰读《聊斋志异》时讲到了此事，朱氏兄弟便附记在其抄本的本篇之后了。

我们用了不少的工夫，考察清楚了《聊斋志异》的这部抄本的抄主、底本、抄写时间，以及有关的一些情况，然而，最后又不能不承认，它虽然较为完整，抄成时间也较早，有其不容忽视的版本价值，但却又有其较为显著的缺点，不能算是《聊斋志异》现今所存的最佳抄本。

衡量一部文学名著的抄本，一个重要的标准，是其忠实于原著的程度，也就其内容在多大程度上与原著保持一致。

用这个标准来衡量这部铸雪斋抄本，篇数较通行的青柯亭刻本多出四十馀篇，与二十四卷抄本相等，接近综合各本所得原作四百九十馀篇的数目。这是其优长处之一。另一优长处是，它虽由原稿之分册变为分作十二卷，但卷首所列总目，据研究者考证，与手稿本的总目次是一致的。此外，它也没有改换手稿本中诸如“北兵”、“满兵”、“大亲王”之类的有碍时讳的字眼，也是其优长处。

但是，将它与现存半部手稿本互校，可以发现其异文较多。自然，各篇异文多不一，有的篇只见于个别语句，而有的篇则至于比比皆是。兹举数例。

《水灾》（载手稿本第二册，铸雪斋抄本卷四），第一则仅一百六十馀字，而异文却多达十馀处：

《雨钱》（载手稿本第二册，铸雪斋抄本卷四），全文三百馀字，异文多达几二十处：

《驱怪》（载手稿本第二册，铸雪斋抄本卷四），异文竟多达三十馀处。还有更多者，限于篇幅，就不再列举了。

还有一种不好的情况，就是铸雪斋抄本脱文十字以上者，并不罕见。

例一，《捉狐》（载手稿本第一册，铸雪斋抄本卷一）首句，手稿本作：

孙翁者，余姻家清服之伯父也，素有胆。

铸雪斋抄本则简化为：

孙翁，素有胆。

自“者”以下凡十字，均无。

例二，《劳山道士》（同前）篇中一段，手稿本为：

道士……令自咒毕，呼曰：“入之！”王面墙不敢入。又曰：“试入之。”王果从容入，及墙而阻。道士曰：“俯首骤入，勿逡巡！”

在铸雪斋抄本里，无自“王面墙”以下二十三字，又改“骤”为“辄”，成为：

道士……令自咒毕，呼曰：“入之！俯首辄入，勿逡巡！”

例三，《三生》（同前），手稿本首句为：

刘孝廉，能记前生事，与先文贲兄为同年，尝历历言之。

铸雪斋抄本变“与”以下十三字为“自言”二字，省略了十一个字。

例四，《凤阳士人》（载手稿本第一册，铸雪斋抄本卷二）临近结束有一段，手稿本写凤阳士人妻子梦中又见其弟三郎：

三郎……返身欲去。女牵衣曰：“汝不携我去，将何之？”三郎挥姊仆地，脱体而去。女顿惊悟，始知其梦。

铸雪斋抄本少掉“女牵衣”至“脱体而去”凡二十二字。

上面所举两种异文情况，表明铸雪斋抄本中出现的异文，并非过录中的笔下误，而是主动的删改。如此对待原著，自然不能算是一种良好的态度。

从上文可以确知，铸雪斋抄本是依据朱氏抄本抄写的。那么，其中的这些异文，究竟是朱氏抄本原有的，还是铸雪斋主人张希杰造成的？由于朱氏抄本不存，难于作出准确的判断。为了进一步探究一下这个问题，我们不妨采用将手稿本和铸雪斋抄本、二十四卷抄本合校的办法，从三者之间的差异，作一些推测，亦可见铸雪斋抄本和二十四卷抄本之差别。

为了不使篇幅过长，这里只选择几篇异文较少的篇什进行比勘。

一、《考城隍》（载手稿本第一册，铸雪斋抄本卷一，二十四卷抄本卷一）

说明：铸雪斋抄本异于手稿本者六处；二十四卷抄本仅二处，此二处皆同于铸雪斋抄本。

二、《画壁》（同前）

说明：铸雪斋抄本异于手稿本者四处；二十四卷抄本仅一处，此一处亦同于铸雪斋抄本。

三、《山魈》（同前）

说明：铸雪斋抄本异于手稿本者三处；二十四卷抄本二处，此二处亦同于铸雪斋抄本。

四、《酆都御史》（载手稿本第一册，铸雪斋抄本卷四，二十四卷抄本卷八）

说明：铸雪斋抄本异于手稿本者十处；二十四卷抄本仅二处，一处同于铸雪斋抄本，一处独异。

五、《饿鬼》（载手稿本第三册，铸雪斋抄本卷六，二十四卷本卷十二）

说明：铸雪斋抄本异于手稿本者十二处；二十四卷抄本仅四处，此四处全同于铸雪斋抄本。

六、《乔女》（载手稿本第四册，铸雪斋抄本卷九，二十四卷抄本卷十八）

说明：铸雪斋抄本异于手稿本者十四处；二十四卷抄本三处，均为独异。

这里虽然只就六篇做了比勘，但这六篇并非抱着成见选择的，自信可见一斑，再选择几篇做比勘，情况会是一样的，如果出现不同者，那也肯定会是极个别的。所以，就此六篇的情况，足可以作出如下判断：

同手稿本相校，铸雪斋抄本中的异文大大多于二十四卷抄本。从这个方面来看，铸雪斋抄本显然不如二十四卷抄本更接近手稿本。

二十四卷抄本中的异文，又多数同于铸雪斋抄本，不同于铸雪斋抄本的异文比较少见。这种情况表明，现存的这两部较完整的早期抄本，可能同出于一部据蒲松龄手稿本过录的本子。否则，两者何以会有如此多的相同的异于手稿本的地方？关于那个本子，有这样两种可能性：一、它就是朱家于雍正初抄录的本子，即后世所说朱氏抄本；二、它是朱氏据以抄录的底本，也就是说，朱氏于雍正初年从蒲家借来的稿本，并非现存半部的手稿本，而是蒲家自抄的一部供外借的本子。

铸雪斋抄本与二十四卷抄本之间的差异，明显地说明：铸雪斋抄本中出现的异文，一部分是其底本原有的，一部分是由于抄录不十分严肃、认真所造成的，特别明显的是那些明显地可以看出是擅自改字、减字的地方。

事实说明，铸雪斋抄本不能算是《聊斋志异》现今所存的最佳抄本。二十四卷抄本虽然抄写时间可能略晚一些，但所包括的篇数与之基本相等，只有十数篇是此有彼无，此无彼有，而在文字上接近原稿的程度，以及错讹之少，却大大地胜过它，庶几可称为最佳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