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春天，陆侃如先生打算整理冯沅君先生的著作，交出版社出版。两位先生从20世纪20年代末结为伉俪，合著《中国诗史》，到新中国成立后合著《中国文学史简编》，携手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一起远渡重洋留学巴黎，一起经受了抗日战争时期颠沛流离的辛酸，也一起享受过一部部学术著作问世时的喜悦，他们之间的情谊自然是非同一般。冯先生病逝转眼四年了，陆先生在哀痛中十分关注冯先生的文学业绩，希望未出版者能够出版，历年发表过的许多论著得以结集，其心情是完全可理解的。
陆先生想到要整理的冯先生的著作有多种，为了尽快完成，提出把汇编冯先生古典文学研究论文集一项交给我来做。开始，我有点踌躇，怕力不胜任，难以做好，转而想到冯先生对我的苦心培养，想到冯先生生前一件件令我终生难忘的事情，又觉得于情于理都是不能推辞的。
我生也晚，1951年进山东大学学习时，冯先生早已是全国知名的学者了。开始是慕名，我以有这样的学术名流做老师而感到高兴、自豪。后来听她讲“唐宋传奇概论”，资料掌握之丰富、娴熟，分析论述之深入、精到，使我们非常敬佩，感到果然是名不虚传啊！我的学习兴趣就逐渐被吸引到古典文学方面来了。在班上，我并不是拔尖的学生，因为对冯先生开的课感兴趣，学得特别认真，因而总能获得优秀的成绩。大概由于这样，冯先生也逐渐注意到我这个学生。记得是在最后的一个学期，一天上中国文学史课，冯先生忽然叫我站起来朗读一段讲义中尚没有讲过的古文。平时冯先生不大提问学生，这次突然把我“提”了起来，我精神上不免有点紧张，但总还算是比较流畅地读了下来。当她让我坐下的时候，我抬头看到她的嘴边流露出一丝别人几乎难以察觉的微笑。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当时我是不理解的。临毕业时，冯先生提出留我做古典文学教研室的助教，我这才领会到她早就留心物色作助教的对象了，那次是在测验一下我阅读古文的能力。事后，我还听人说，当校务委员会讨论各系留助教的名单时，冯先生竟在会议室外面坐等，直到讨论完毕陆先生出来告知已定了下来，她才放心地走回家去。我之所以成为一个古典文学课的教师，这与冯先生的启迪和提名留校是有关系的。留校后，冯先生亲自担任我的导师。为了使我能获得更多的帮助，她还请关德栋教授也做我的导师。她为我制订的进修规划，非常细致具体，山东大学校刊上曾登载了出来，作为典范，供其他教研室制定青年教师培养计划作参考。她虽然兼着许多社会职务，全面负责教研室的工作，而且每周还要上五六个学时的课，工作非常繁忙，但对我的进修仍然管得严，抓得紧，定期对我进行辅导，解答学习中遇到的疑难问题，及时审阅、批改我交的读书札记。有时，我的一篇札记，她从观点、材料、逻辑和标点诸方面提出的意见，竟多达数十条、上百条，足见她是多么认真、细致和严格了。我进修了一年多的时间，冯先生就让我担任几周的课程，以便在教学实践中进行锻炼。为了我上这几周的课，她亲自帮助我备课，并组织教研室的全体教师讨论我的讲稿，听我进行试讲，议论教学方法。可以说，她是手把着手带我走上讲台的。在最初几年里，我能够在业务上有较为显著的提高，较快地承担了教学工作，冯先生是费了许多心血的，岂止是“诲人不倦”四个字所能够概括得了的！
冯先生对我的热心培养，绝对不是出于个人的偏爱。我毕业的时候，正值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提出和贯彻之始，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需要教育事业相应地迅速发展，大力培养师资也就成了学校的一项重要任务。冯先生在尽心于教研室的建设，率领教师努力提高教学质量的同时，十分重视对青年教师的选择和培养，正表明她衷心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并且意识到在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中一个老学者所应尽的职责。也正是出于这样的责任感，她对她负责培养的青年教师和研究生，都是热情认真，尽心尽力地进行培养，辅导唯恐不细，帮助唯恐不足，关怀唯恐有所不至。凡是经她培养的，没有一个不深受感动，不深感教益良多，在业务上成长较快的。有过这样一件事：我们学校曾经表彰过冯先生培养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的工作，《光明日报》还报道过她的经验。一次交流经验会上，有人却说冯先生是“抱着孩子走路”，意思是做得过分了。事后，冯先生颇为风趣地说：“该抱着走的时候就该抱着走嘛，难道放鸭子似的就好吗？”尽管有人不以为然，但冯先生一直是坚持每周都对青年教师和研究生讲课、作辅导，如此年复一年地培养出了一批古典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方面的新人，分配出去都成了那些单位的主要力量。
冯先生逝世后，不少同志就曾提及整理遗著的事。在“四人帮”当道的时候，那也只能是大家的一种不能实现的心愿而已。打倒了“四人帮”之后，我国出现了真正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毛主席所制定的“双百”方针在学术领域得到了贯彻，整理出版或再版像冯先生这样有成就的老一辈学者的著作，就不只是有必要，而且是有可能了。因为，这对繁荣文化事业促进学术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是有益的。现在，卧病在床的陆先生提出要我来汇编冯先生的学术论文集，我没有任何理由推辞，只能爽快地受命，黾勉从事了。
冯沅君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史家。在上个世纪20年代里，她曾创作了一些短篇小说，发表在创造社的刊物上。作品不多，但却很引人注目，在社会上影响颇大。差不多就在这同时，她进了北京大学研究所，因而也就逐渐转向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了。发表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上的《楚辞之祖祢与后裔》等和以《南宋词人小记》为题的一组文章，是她的第一批学术成果。尔后和陆侃如先生合著的《中国诗史》，是继王国维先生的《宋元戏曲史》、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之后的又一部有开创意义的中国文学专史著作。时间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遗憾的是我们还没有在他们的基础上搞出一部新的中国诗史来。留学巴黎归来，她又和陆先生合编了《南戏拾遗》，从此，她的研究兴趣就集中到了中国古剧方面。完成于抗日战争初期的《古优解》，按其内容自然是属于历史社会学方面的著作，但也无疑是有古剧探源的意义，论证了王国维先生在《宋元戏曲史》中提出的、但却语焉不详的古优为中国戏剧的远源的论题。在抗日战争期间那种经常迁徙、生活极不安定、图书资料非常困乏的条件下，除《古优解》外，冯先生还陆续写出了汇总在《古剧说汇》一书中的数十万字的考证文章，解决了宋元戏曲的形成、演出和创作中的许多具体问题，对进一步研究中国戏曲史有丰富的参考价值。连同新中国成立后和陆先生合著的《中国文学史简编》，以及她最后几年精心主编、现在即将出版的《中国历代诗歌选》（下编），就这几部系统的学术专著看，冯先生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是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的。这是我国文史界大家所公认的。
当我受陆先生之命，将冯先生历年发表的和未发表的论文汇集起来，并一一重新认真读过，以便校正排印中的差错时，头脑里不断生发出许多联想，深切感到对自己的业师在学术上的贡献和在治学上所表现的高尚精神，过去并没有较为深刻的理解，甚而曾经有过误解，说过一些过头话，做过一些使冯先生伤心的事情，思慕、感激、悔恨交集，心情是很不平静的。
冯先生是一位十分受人尊敬的学者。熟悉她为人的，提起来没有一个人不赞佩的。她正直朴实，严于律己，谦虚谨慎，生活朴素。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她一直是拥护党的领导，积极参加党所领导的各项政治运动，不辞辛苦、勤勤恳恳地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和文化事业，做了大量的工作，成绩十分显著。
1952年春，学校开展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冯先生积极响应，在运动中作了深刻的检查，中间讲到在学术思想上受到过胡适的影响。那是在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思想运动之前，显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可是，我们一些青年人却把这一点看得过重了，以致到了1958年教学改革的时候，我还曾在会上重提这方面的意见，而对实际情况并没有作全面的了解和实事求是的分析。学术领域的事情往往是错综复杂的，形式上近似的现象，实质上并不总是一致的。从事古典文学研究，与“整理国故”的逆流，也并不就是一码子事。现在，我认真地阅读了冯先生这一系列的学术论文之后，清楚地看到先生的学术思想是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而不断脚踏实地地前进的。如果说，她最早的《南宋词人小记》、《南戏拾遗》等，还只是做了历史文化资料的整理工作，《中国诗史》还偏重诗体的递兴和诗人风格的差别，那么，她在30年代末作的《古优解》，就已经有了显著的突破，是在用社会学的眼光来研究社会现象，联系社会现象来研究文艺现象了。这六万字的论著，在与西方古代社会的fou[1]的比照中，揭示了中国古代社会“优”的起源、技艺、特征和影响，具有相当的科学价值，在当时的学术界是不可多得的。更值得注意的是，她作《古优解》之后，并未感到满意和满足，还继续钻研这个课题，从新获得的史料中进一步明确了“古优的身份是奴隶”，并认为“这个意念的确定对于旧稿《古优解》的影响颇巨”，于是又写了《古优解补正》。这篇《补正》，从“古优是奴隶的一种”，他们的职务是“供君王贵人们娱乐”这一基本观点出发，将古优起源的时代由原假定的西周初，提前为由文物证明已进入奴隶制的商代，并且更为切实地阐明了古籍记载中有关古优的一些后人不甚了然的问题，也揭示出后世优伶和古剧发展的一些具体现象的历史原因。这种学术上的进展，显然表明先生已初步接受了阶级论的观点。她在40年代写的《唐传奇作者身份的估计》一文，同样说明了先生学术思想的进步状况。文章从唐代科举制度及其所造成的以进士集团为主的“新社会阶层”的生活行径和思想趣味，来揭示唐传奇兴盛的社会原因，说明其内容和形式何以具有惟奇为尚、充满浪漫气味的特点，一些具体看法、意见，固然还可以讨论，但基本方面显然是正确的，特别是注重联系社会政治和阶级状况来说明那个历史时期的文学现象，无疑是抓住了根本，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回想过去我对冯先生缺乏认识，又不去认真了解，竟向她提过不符合实际的粗鲁意见，深感内疚，有负于先生培养我的一番苦心。
新中国成立后冯先生发表的论著，更清楚地反映了她是认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毛主席著作的，并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研究中国文学史，整理文学遗产，评论古代的作家作品。就以1965年发表的《评〈窦娥冤〉及其改编本》一文看，就不单纯评论古剧，而是面向现实，联系近世的改编和演出，无论是对关汉卿的原作，还是对近代的改编本，都是本着“批判继承”和“古为今用”的原则，有分析地给予恰如其分的评论，肯定其中积极健康的内容，也严肃指出其中应摒弃的消极落后、对人民群众有毒害的内容。尽管文章中有个别提法、意见不一定十分恰当，因为那是在有些人别有用心地搞了一场批判所谓“鬼戏”的风潮之后，他们打着光明正大的招牌，善良正直的人一时识不破，受到些影响是难免的；但是，文章确实是贯彻了党的改革旧戏曲的方针，体现了对文化遗产的正确原则。这对一个大半生研究古典文学的老学者，应该说是颇为难能可贵的。如果文章标题下面不是署着冯先生的名字，说不定有人会以为它是一位中青年戏剧评论者写的呢！
冯先生的治学态度是十分谨严的。文史学界大都有这样的印象，她的论著本身更是证明了这一点。她从不在学术上搞主观臆断，从不只抓到点滴的材料就大作其文章，言之无据，随意云云，也从不凭着一条孤证便对所要探讨的问题下定论，对于不能下定论的总是只作约略的推断，或者明确存疑。她还时常就新获得的资料或就对原来资料的再认识，对已经完成的论著作补充或修正。如《古优解》、《王实甫生平的探索》、《吴伟业〈圆圆曲〉和〈楚两生行〉的作期》诸文，以及那部专著《古剧说汇》，都表现着她在学术上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精神。使我体会最深切的，是那篇考证吴伟业的两首诗的作期的文章。那是冯先生主编《中国历代诗歌选》（下编）的时候，我分工写清人诗的注释初稿，对吴伟业的这两首诗的作期并没有认真对待，前一首只根据常见的《吴诗集览》，作了个大约的推断，后一首只凭着冒襄《同人集》中吴伟业致冒襄的信，定为康熙六七年。我还颇自信，以为我刚刚搞完《孔尚任年谱》，了解清初文人的活动情况，是不会弄错的。所以在稿子的旁边还贴上了一张小条，写明依据的材料，以示言之有据。但是，冯先生在定稿时却重新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考订，将有关史实和诗的内容这两个方面联系在一起加以考察，推翻了我初稿中的意见，作出了符合实际的推断。当冯先生对我说明这两首诗的作期的改动情况时，还特别语重心长地说：“做学问是不能粗枝大叶、敷衍了事的，应当严肃认真，力求把问题搞透彻。”我当时脸上热辣辣的，颇有些难为情，而心里也确实非常敬佩，深感是受到了一次难得的教育。后来读到这篇文章，更感到不仅那谨严的态度，就连那治学的方法、考虑和论证之周到缜密，对我们也是很有启发的。
读冯先生的论著，我们还可以感到其中体现着一种高尚的学德、学风。她深深懂得治学的甘苦，所以非常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在自己探讨问题的时候，既不轻易地否定或贬抑别人的意见，更不埋没别人的发现和创见。例如《王实甫生平的探索》一文，就把别人所做过的工作都明明白白地写了出来，并在最后明确地表明自己是“以王实甫自己的作品《退隐》散套为中心，联系《录鬼簿》的记载、孙楷第先生发现的苏（天爵）文、陈寅恪和王季思两先生对金（圣叹）本《西厢记》‘垂帘双圣主’的解释等”[2]，对王实甫的生平画出个轮廓的。在这里，我记起了这样一件事情：一次闲聊时，我说，咱们写文章也能像人家那样一下子提出个尖锐问题，分析作品也能达到个新的高度就好了。冯先生听了轻微地笑了一下，说：“那样的文章不是咱们这些人所能写的！”我琢磨了许久，才体会出先生这句话的深意，就是做学问要老老实实，实事求是，不能妄想一下子就超出别人，更不能为了显示自己的高明而对前人和别人轻易地贬低和否定。就具体针对性来说，这自然是对我的委婉的批评，但也正切中不少人的通病：不肯埋头做学问，切实地研究问题，却总想超过别人，对别人的文章找点岔子，甚至抓住片言只语，就批判一通。冯先生不赞成这种不良学风。她虽然是个知名学者，但从不以“权威”自居，相反地倒是极为谦虚，即使对自己认为不正确的意见，也总是采取心平气和的商讨态度，讲清道理，并不以驳斥别人为能事。她有时还在文章中明白地说出，那种意见自己虽然不同意，但在某一点上或人家引用的某条材料，对自己却是“有所启发”的。这是一种多么可贵的学风，多么坦荡的襟怀！且不说那卓越的学术贡献，就是这种高尚的学风，也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的。
现在，冯先生的学术论文集汇编起来了。这里有必要将汇编工作中的考虑和情况作些说明。
关于集录的问题。
冯先生的论著是值得珍视的一份学术遗产，对于我们研究古典文学有多方面教益和参考价值。为了较完整地保存先生一生研究古典文学的成果，我把搜集到的她历年撰写的考证、校勘和评论等类文章，除已汇入《古剧说汇》者外，基本上都收进这部论文集里来了。其中包括了早年写的《读〈笔生花〉杂记》和未能照原来设想写完的《南宋词人小记》，也包括了曾经单独出版过但后来一直未获得再版机会、篇幅又不甚宏巨的《古优解》，以及曾一度收入《古剧说汇》、新中国成立后再版时又被抽了出来的《古优解补正》，还包括了从先生遗物中找到的两篇未发表过的文章：《汉赋与古优》和《我所认识的伟大剧家关汉卿》。前者写于40年代，是《古优解》的续篇；后者写于50年代末，是晚年之作。中间还收入了《南戏拾遗导言》。应当交代一下：《南戏拾遗》署的是陆先生和冯先生合著，但考虑到两位先生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是有较明确的分工的，陆先生是唐以前，冯先生为唐以后，并且偏重古剧，这部书又正好是冯先生研究古剧的起点，所以也就收进来了。冯先生发表过的文章，还有部分没有收进来。不收的原因自然因文而异，有的现在还没有找到，有的随着新资料的发现和公布而失去了意义，不收并无损于先生的学术业绩。
关于编次的问题。
冯先生治学虽有一定方向，有所专攻，但她学问渊博，研讨的问题也是多方面的，于古剧方面外，时有别枝逸出。把她数十年间的文章汇集在一起，确实琳琅满目。如按年月编次，不同内容交错起来，不免显得杂乱，缺乏条理；如按文章种类，考证、校勘和评论分编，不仅数量极不平衡，多寡悬殊，而且有的也难以区分。鉴于此，我就冯先生论著的实际情况，分作以下四编：
第一编是《古优解》及其续篇和《补正》。这个课题别人没有探讨过，冯先生以其精深的功力作了周详的研究，说明了古代社会的和有关古剧渊源的许多后人茫然的现象，学术价值较高，所以排在前面。
第二编是考证和评论古剧的10篇文章。这是冯先生长期研究古剧所得的《古剧说汇》之外的另一部分成果，分量较重，为研究中国戏曲史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内容，对评论和改编古代剧作也有一定的启发和参考作用。无论就文章的内容或写作的时间看，与《古优解》一组基本上是相衔接的，故而列于其后。
第三编是研究评论文学史上戏剧方面之外的一些作家作品的文章，共10篇。所研究评论的对象，分属于诗文、小说各类文体，而且时代也几乎遍及南北朝以后的各代，不便于归类，为方便读者拣阅，这一编是按文学史的顺序编排的。即使按写作时间编次，与此也相差无几。关于《西游记》的一篇，虽为批判文章，但也是就小说研究中的问题而展开的，而且又仅此一文，所以也照此原则，排在了《〈三国志演义〉刍论》之后。
第四编是《南宋词人小记》一组。冯先生在初发表时“致读者”中说：这是她“读书时笔记之一种”，“各节体例也十万分之不严谨，有年谱，有轶事，有疏证，有的只考其游地，有的只考其朋辈”。又说：“我的宏愿是先写了姜张派，再写辛刘派。”遗憾的是，只连续发表了五节和一个“附录”，没有照原来的设想写完。虽然如此，这已发表的几节，对周、张两个词人的事迹和创作画出了个轮廓，对研究宋末词坛也颇多参考价值。所以也收了进来，作为最后一编。
关于校订的问题。
汇编冯先生的论著，应当保持其原貌，不能随便更改、增添或删减什么。但是，有一些文章在发表时存在着一些排印中的差错，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前的刊物，差错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如《〈杨白花〉及其作者》、《暖红室本〈董西厢〉摘误》，都只是五千馀字的文章，而脱、误却多达近二十馀处，所以不能不认真通读，把刊印中的差错，包括引文中的差错一一校正过来。另外，对个别篇也作了一些技术性的修改，如《〈季布骂阵词文〉校补》后面所附的《答黄云眉、郑静远两先生》，中间有两点是说明；两先生所指的是刊物印错了，并非失校。既然前面正文中已将刊物印错的改正了，那么这里也没有必要再保留这样的说明了。所以删掉也丝毫无损于文章的原意，不能算是删改文章。这里需要特别声明一下的是：《南宋词人小记》中的《草窗年谱》和《草窗朋辈考》两节，变动较大，有改有补。这是冯先生生前自己所做的，我是根据她改过的那本刊物和夹在其中的一些写着拟增补内容的纸条过录下来的，并非我擅自妄为。《怎样看待〈一捧雪〉》也是据原稿排的。
冯先生的这部论文集，在她逝世五周年的时候，就要付印了。我一方面感到，陆先生嘱咐的事情告成，可以告慰冯先生于地下了，并且，这也是为研究古典文学提供了一份有丰富参考价值的资料，心情上有所宽慰，另一方面又觉得自己秉性鲁笨，学力不足，汇编中免不了有许多不妥当的地方，如果冯先生还在世，她是不会满意的，所以又有些惶恐不安。然而，这也只好寄希望于能听到熟悉或不熟悉冯先生的同志们的批评指正了。
（1979年6月9日）
[1] fou，法文，相当于英文的fool，指古代社会宫廷中或贵族之家的弄臣、小丑。
[2] 孙楷第先生发现的苏文，指元苏天爵《滋溪文稿》中的《元故资政大夫中书左丞知经筵事王公（结）行状》。陈寅恪与王季思两先生对金本“垂帘双圣主”的新解，见于王季思《从〈莺莺传〉到〈西厢记〉》一书中，王季思先生转述了陈寅恪先生对金圣叹本《西厢记》杂剧最后“谢当今垂帘双圣主”一句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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