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红楼梦》问题讨论后，虽然《红楼梦》研究的方向已经扭转到了文学的评论方面来，也取得了不少的成就，但也还有若干重要问题，学术界尚有争论。《红楼梦》的思想倾向的性质问题，便是其中的一个。
在这个问题上，大致有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何其芳称之为“农民说”。主张这种意见的人认为：“当时（指《红楼梦》产生的时代）的现实生活是以农民和地主间的阶级斗争为轴心的。在那时候，只有农民的革命斗争，才是唯一有冲击封建地主阶级统治权使其发生动摇的力量，才是唯一能够造成革命转变时期的革命因素。”[1]“就产生在这个时期中的文学作品的人民性而论，如果不是从农民以及以农民为首的劳动人民的革命的发动、革命的思想感情和愿望以及他们对于封建制度的憎恨、仇恨吸取源泉，那它就根本没有任何人民性而言。”[2]“曹雪芹无保留地揭露了地主阶级的罪恶，宣告了它的死刑，也就必然意味着，他是由下而上，从被剥削阶级，从身受其害者的角度来观察他们，否定他们的。正是农民群众的革命情绪，构成了曹雪芹深广的社会批判的主要动力。”[3]
第二种意见，何其芳同志称之为“市民说”。李希凡、蓝翎同志的《红楼梦评论集》，就持着这种意见。这部书中说道：“《红楼梦》反封建的思想倾向不是一般的反封建的思想倾向，它有着特定的在封建社会末期所产生的新的社会因素，尽管它还不可以完全摆脱封建的束缚，作者的虚无主义和宿命论的思想还影响着它，但从基本倾向看，是反映了新兴市民社会力量的要求。”[4]又说道：“《红楼梦》所反映的这种带有解放人解放个性的性质的新命题，就其社会性质讲，只可能是属于当时新兴的市民社会意识的反映。从社会发展的意义上讲，这是当时唯一的新思想的萌芽，它体现着历史发展的新要求。”[5]
第三种，是何其芳同志《论红楼梦》一书中意见，姑且称之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叛逆说”。这部书认为：《红楼梦》中间关于农民和农民生活的描写非常少，“很难用什么正在酝酿着起义的农民群众的革命情绪来解释”；《红楼梦》所表现的平等思想、尊重个性的思想、“以思想一致为爱情基础的新的进步的婚姻观”，它们的发生“不一定要以资本主义的萌芽的存在和发展为前提”，它们“是否只有市民阶级才能提出，也是很可疑的”。他的结论是：“《红楼梦》的全部内容所表现出来的作者的思想都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而且这种概括要比农民说和市民说自然得多，合理得多；它的作者的基本立场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叛逆者的立场，他的思想里面同时也反映了一些人民的观点。前者是和人民相通的，后者是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人民的影响……封建社会的人民自然主要是农民和市民，但不能缩小到只是农民或只是市民，尤其不能缩小到只是正在酝酿着起义的农民或只是代表资本主义萌芽的市民。”[6]
应该怎样认识《红楼梦》的思想倾向和性质问题呢？下面是我在这个问题上所作的一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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