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宏道《锦帆集》卷四有致董其昌一信，中云：
《金瓶梅》从何得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后段在何处？抄竟当于何处倒换？幸一的示。[1]
近世论《金瓶梅》者多援引此信，并作为考察这部小说成书年代之重要文献。
台湾研究《金瓶梅》的专家魏子云独对袁宏道的这封信的真实性问题表示怀疑，理由之一是：
问题是袁宏道对于《金瓶梅》的赞语，所谓“胜枚生《七发》多矣”则与《金瓶梅词话》的内容不符。按枚乘《七发》所写是楚太子有疾，有吴客往问一事又一事，都不能说到太子的病根，直问到第七事，说到“‘将为太子奏方术之事，有资格者，若庄周、魏牟、杨朱、墨翟、便蜎、詹何之伦，使之论天下之释微，理万物之是非，孔老览观，孟子持筹而算之，万不失一，此亦天下之要言妙道。太子岂欲闻之乎？’于是太子据几而起曰：‘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涊然汗出，霍然病已”。斯所谓“说七事以启发太子也”。至于《金瓶梅词话》虽所写多是明朝当代社会之糜烂，亦只是骚士个人的寄意与抒情，与枚叔所写之（吴客七发）何能相提并论？所以，如果袁中郎生前确曾写过这封信，则所见之《金瓶梅》，或许不是这一本。否则，也许这封信乃时人所纂附[2]。
所谓《金瓶梅词话》“与枚叔所写之（吴客七发）何能相提并论”，袁宏道“所见之《金瓶梅》，或许不是这一本”，魏子云后来在《传世之〈金瓶梅词话〉非原作》中又有所申论：
《金瓶梅词话》也是改写本……《金瓶梅词话》以前的《金瓶梅》，不是由《水浒传》移来的西门庆与潘金莲的故事，可能是一部有关政治讽喻的谤书。
袁中郎第一次读到，赞词是“胜枚生《七发》多矣！”按，枚乘的《七发》是一篇有关政治的内容。怀疑《金瓶梅》在袁中郎读到抄本时，似乎还不是有关西门庆与潘金莲的故事。[3]
在《金瓶梅原貌探索》一书中也说：
袁中郎这般朋友最先读到的《金瓶梅》是一部“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的政治小说。[4]
《金瓶梅词话》之前是否曾有过一部非西门庆与潘金莲故事的《金瓶梅》，文献无征，无法证实确有其书。即便是果有其书，那也只是说明传本《金瓶梅》之前有那样一部政治小说，既然不是“由《水浒传》移来的西门庆与潘金莲的故事”，在事实已不存在的情况下，对阅读、评论《金瓶梅》也没有什么实际的裨益。
这里边有个应当辨析的问题，倒是袁宏道赞《金瓶梅》“胜于枚生《七发》多矣”，是否与《金瓶梅词话》“内容不符”？《金瓶梅词话》真的是与枚乘《七发》“不能相提并论”吗？徐朔方在《答台湾魏子云先生——兼评他的〈金瓶梅〉作者屠龙说》，提出过这样的质疑：
《七发》的主旨是人间最好的享受都比不上要言妙道，“云霞满纸”只是形容文章言情状物之妙，请问与政治何关？[5]
这是针对魏子云《金瓶梅原貌探索》中“袁中郎这般朋友最先读到的《金瓶梅》是一部‘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的政治小说”一语而发的，不同意将枚乘《七发》说成是政治主题，也就是不同意依据对枚乘《七发》的误解，推测《金瓶梅》原来是一部“政治小说”；就“‘云霞满纸’只是形容文章言情状物之妙”一语看，言外之意是借枚乘《七发》称赞《金瓶梅》，并非不可。惜乎没有作进一层的申述。
枚乘《七发》与《金瓶梅》，一为汉赋，一为明代通俗小说，文体不同；一写吴客与楚太子关于养生修身问题的问答，《文选》的注者李善解释为“《七发》者，说七事以起发太子也”，而《金瓶梅》则是描写明代社会生活景象。粗看起来，似乎两者全然不同，难以“相提并论”。那么，袁宏道将《金瓶梅》与《七发》相比较，从文章的角度称《金瓶梅》“胜于枚生《七发》多矣”，是不经意的混说，还是高明地看出了两者存在着相同或相似的可以进行比拟、比较的地方？
枚乘《七发》虚拟的吴客与楚太子的问答，内容是吴客说七事启示楚太子以养生修身之道。前六事是音乐、饮食、车马、宴游、狩猎、观潮，都是富贵中人拥有并且不惜侈靡的生活享受。文章主旨是说明这几个方面的享受，正是楚太子“有疾”的原因，也是富贵中人贪图安逸享乐而玩物丧志、身心疲惫的缘故，其中的道理是：“出舆入辇，命曰厥萎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脓，命曰腐肠之药。”由此而致“有疾”的楚太子自然已无力享受这六事的乐趣。最后，吴客提出第七事，要楚太子听取圣哲辩士诸如老、庄、孔、孟之“要言妙道”，则立身行事，“万不失一”。楚太子便恍然大悟，“涊然汗出，霍然病已”[6]。刘勰在《文心雕龙·杂文》中评《七发》说：“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词云构，夸丽风骇。盖七窍所发，发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7]
《七发》，按其开头吴客说楚太子的病因，是由于“久耽安乐，日夜无极，邪气袭逆，中若结
”，“纵耳目之欲，恣肢体之安者，伤血脉之和”，中间陈述音乐、饮食、车马、宴游、狩猎、观潮六事，自然是作为应当有所限度、警惕、防戒的事，不要过于侈靡。但是，吴客的陈述却是用夸饰的语言极言六事之美好、壮观、有乐趣，只有在谈音乐一段里，才表述出美好的音乐会使人丧志，说是“此亦天下之至悲也”。吴客陈述此六事，多未明示扬弃的意思，只是表明由“久耽安乐”而致“有疾”的楚太子已经不能享受了，最后吴客提出圣哲们的“要言妙道”，使之恍然大悟，找到了养生修身之方，这才显示出前六事的负面意义，如刘勰所评：“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
对《七发》这种作法，古人是有所评议的。枚乘作《七发》以后，后汉及魏晋间仿效者众多，成为以“七”称名的一种文体。刘勰评之曰：
自《七发》以下，作者继踵。……自桓麟《七说》以下，左思《七讽》以上，枝附影从，十有馀家。或文丽而义暌，或理粹而辞驳，观其大抵所归，莫不高谈宫馆，壮语畋猎，穷瑰奇之服馔，极蛊媚之声色，甘意摇骨体，艳词动魄识，虽始以淫侈，而终以居正，然劝百讽一，势不自反，子云所谓“先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也”[8]。
刘勰的这段评议，似乎是专对《七发》以后的仿作而发，但也应该包括“七”体的首创者枚乘的《七发》。依照上面对《七发》的解析，说前六事，张扬音乐、饮食、车马、宴游、狩猎、观潮之美好，与最后提出“要言妙道”，前者具体铺陈，鲜明生动，后者则非常简括、抽象，应该说存在着“文丽而义暌（相违、分离）”之病，所谓“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之意，也免不掉“劝百讽一，势不自反”之讥，先把六事用夸饰的语言说得那么好，让人意摇心动，怎么能突然让楚太子感到遵循圣哲们的“要言妙道”才是正道？刘勰引扬雄“先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语，见于《汉书·司马相如传》，下面还有“不以戏乎”一句，“戏”是游戏、不郑重的意思，批评得就更严厉、尖锐了。
明白了枚乘《七发》在作法上的“始邪末正”，“劝百讽一，势不自反”的特点，便可以意会《金瓶梅》与《七发》并非不可以“相提并论”，袁宏道称《金瓶梅》“胜于枚生《七发》多矣”，并不意味着他所读到小说可能是与传本《金瓶梅》不同的另一种《金瓶梅》。
《金瓶梅》是白话长篇小说，描绘的是西门庆、潘金莲、李瓶儿等人的故事，虽然涉及城市生活的诸多方面，中心却是西门庆发乎嗜欲逐财、逐色的活动，尤其着意于表现其占有众多女人的嗜欲和乐趣。而在作法上则属于基本客观的展示，摹绘男女房中事至为具体、逼真，时而缀有俗曲加以形容，直如刘勰说古代之“七”体：“极蛊媚之声色，甘意摇骨体，艳词动魄识。”《金瓶梅》后半部，写到西门庆纵欲身亡后，潘金莲终未逃脱武松的尖刀，毒死前夫的恶行受到惩罚；西门庆的正室吴月娘诚心礼佛，为亡夫赎罪，最后儿子孝哥也被高僧度脱进入佛门，一切冤孽消释。这也颇像刘勰所说“始邪末正”，说拟《七发》的文章犹如扬雄所说“先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
自然，袁宏道致董其昌的信中说，他读到的《金瓶梅》不是全本，至多是半部书，十之八九是前半部分，没有看到后面“终之以居正”、“曲终而奏雅”的部分。但前半部分在展示西门庆逐财、逐色的行事的附加成分里，也就是每回开头的打油诗，回中插入的少量诗赞，也有讽喻酒色财气伤身肇祸的话头，与情节的叙述描写的倾向性不相一致。这也能够使文学家袁宏道意识到《金瓶梅》与枚乘《七发》在作法上有相似的地方，从而联系起来，称赞《金瓶梅》“胜于枚生《七发》多矣”。
袁宏道生活在产生《金瓶梅》的那个时代，文化思想界涌动着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封建伦理关系的松动而产生的为人的基本欲求张目、反对宗教的和礼教的禁欲主义的人文思潮。较之这种思潮在思想家的著作和文学上如戏曲《牡丹亭》中的反映，《金瓶梅》可以说是它的粗俗的表现形态。作为这种思潮在传统文学中的代表作家，袁宏道读到这部用原生态的生活语言，无所顾忌地展示出那种“欲望的世界”，感到新鲜、惊喜，并由于小说也有点讽喻的成分，便以汉赋中有影响的作品作比，称赞它“胜于枚生《七发》多矣”。他所谓“胜于”，自然包括形象鲜活、叙写生动，也应该包括所叙写的生活图画更贴近社会人生实况，这都不是赋体文章之叙事状物所能做到的。
（原载《明清小说研究》2008年第2期）
[1] 钱伯诚整理：《袁宏道集》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73页。
[2] 魏子云：《论明代的〈金瓶梅〉史料》，载《金瓶梅馀穗》，（台湾）里仁书局2007年版，第31页。
[3] 魏子云：《传世之〈金瓶梅词话〉非原作》，载《金瓶梅馀穗》，（台湾）里仁书局2007年版，第130页。
[4] 魏子云：《金瓶梅原貌探索》，（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版，第205页。
[5] 徐朔方：《答台湾魏子云先生——兼评他的〈金瓶梅〉作者屠龙说》，载《论〈金瓶梅〉的成书年代及其他》，齐鲁书社1988年版，第227页。
[6] 本文引《七发》文句，均据中华书局1977年影印清胡克家校刻唐李善注《文选》本。
[7]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254页。
[8]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255—2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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