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本论文集《文学史学的明清小说研究》，选入的是我在20世纪后四十年里发表过的关于几部古典小说名著的考论文章，1999年由齐鲁书社出版，2008年天津教育出版社列入他们的“名家学术文库”，出版了修订本。这个集子选收的是那个集子不曾收、不能收、不及收的古典文学方面的考论文章。不曾收的是指我在编那个集子时有所斟酌而未收入的古典小说方面的文章，不能收的是非明清小说名著方面的文章，不及收的是那个集子编成之后近几年陆续写出来的已发表和尚未发表的文章。
这些文章写作时间跨度更大，内容虽然限定在古典文学研究的范围，但涉及的方面却较宽泛，题目较纷杂，难以给它取一个朴实明白的名实相副的名称，只好依古今文化人习惯的做法，题作《敝帚集》。“敝帚”一词，取“敝帚自珍”之义，好像有人是用过的，至少也算不上别致，但在我却有自己的体会，用之为书名正反映出我在编辑这个集子时的一种心情。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话说得未免绝对了些。作者中自然有人自视甚高，骄己傲人，可谓之“不自见”，但并非全都是那等轻薄。“自珍”有多种不同的心态，不全是不自量，有一种是出自人之常情，那就是文章——抄袭者除外——是作者用心写出来的，是作者精神劳动的成果，作者自然有某种大小不同的成就感，尽管说不上有什么成就，也还是如陆游所说，“敝帚何施亦自珍”。
我依照文章的类型，将这些文章分作三个部分排列起来。第一部分是一般的论文，最早的一篇是《试论洪昇剧作〈长生殿〉》，最晚的是2008年发表的《袁宏道赞〈金瓶梅〉“胜于枚生〈七发〉多矣”释》。早年发表的文章，由于思想的简单和知识的贫乏，总有些幼稚浅薄的地方，乃至是完全错误的。嗣后读之，便自感汗颜。所以，多数都没有收入这个集子。收入的这篇《试论洪昇剧作〈长生殿〉》，原文也有一些幼稚的话语，表述中多有武断牵强的地方，程千帆先生曾提出过“商榷”，实际上就是批评。但这是我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自珍”之情久久未能消释，反复思之，又觉得文章的核心——对《长生殿》戏剧结构及其所蕴涵的意思的解析，还是比较中肯的。我在20世纪末为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史》撰写“清初戏曲”一章，关于《长生殿》的评述，便基本依照原来的认识进行改写的。现在收入的文章，题目和基本框架不变，内容则做了较大的修改，删去了许多不切实际的话语，论述力求更加妥帖、深切，所以注明是“修订稿”。
还有一篇也要做点说明：现在收入的《孙悟空形象的社会学诠释——就〈西游记〉前七回说》，原是1962年发表的《谈孙悟空和〈西游记〉的时代精神》的第一节。改革开放后，应邀为两家出版社行将出版的《西游记》撰写导读性的“前言”，由于当时人们正纷纷反对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诠释《西游记》，我也感到这节诠释孙悟空形象的社会根源有机械论之嫌，所以便尽量地压缩了这一节的内容，主要就《西游记》的主体——西天取经的情节进行思想和艺术两个方面的解说。为了这个问题，我读了黑格尔《美学》中关于神话的论述。他认为希腊神话不是象征型艺术，而是古典型艺术，也就是说神话故事自身就有其意义，但还是应当揭示出其后面隐藏着的较为深刻的意义；只是要注意其生成的偶然性、随意性和它们暧昧的一面，避免穿凿附会，不要只把抽象的普遍意义指点出来，而把艺术形式消灭掉（《美学》中译本第二卷《序论》）。由之我感到从古代民众的生存状况所形成的社会心理方面，诠释孙悟空形象生成的根源，正符合我在那一节里引用的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里一个论断：“有人想在天国的幻想的现实性中寻找一种超人的存在物，而他找到的却只是自己本身的反映。”我诠释出的意义，是从神话性的形象抽取出来，也可以说就是形象本身的意义，并非把那种意义强加到形象里面去的。至于这种意义与后面取经故事有怎样的关系，那是要另作研讨的。所以，便把原来文章的这一节单独作为一篇，删去了一些涉嫌比附的话语，收进了这个集子。
第二部分是一些篇幅不太长，乃至极短小的小说考证方面的文章。1989年至1993年数年间，应时任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的魏同贤学兄之邀，忝居该社编辑出版的《古本小说集成》编委末席，撰写了40余部小说的“前言”，分别载于各部小说的卷首。每篇“前言”限定在千字左右，也就是不能超过小32开竖排的两个页码，只能简明扼要地说明那部小说的作者、内容、版本几个方面的基本情况，但要力求准确无误。分配给我作“前言”的小说，有的我并不熟悉，我做小说研究偏重于小说文本的解析；有的小说的作者问题，研究者还是有争议的。所以，我在下笔之前，不得不尽力检读有关文献，从中获得一些新知新见，记录下来便形成了这样一组文章。其中自认为最有意义的是《关于烟水散人徐震》一篇。《女才子书》署名烟水散人，研究者考出即为嘉兴人徐震。署名烟水散人的小说还有《合珠浦》、《珍珠舶》、《春灯闹》等多种，与《女才子书》的语言、意趣、风格不甚一致，乃至甚不一样。有研究者认为烟水散人并非一人，不会全是徐震所作，有的可能是书坊主人伪托烟水散人之名。我阅读了这几部署烟水散人著、编、戏述、校阅的小说的序、跋、题识，发觉其间是有关联的，依据其中透露出来的信息，可知是徐震家境寒素，作《女才子书》后，与书坊主人发生了关系，为了生计，多年为之改编、自编通俗小说，乃至并不完全自愿地写出了连他自己都不以为然的艳情小说。从《女才子书》到《春灯闹》，正反映出徐震由尚不失风雅地撰述所谓“才女”的故事，到卖文为生而逐渐落入庸俗的笔路历程。这可以作为研究明清之际通俗小说商品化的大趋势下小说创作的一个案例。这组文章，包括曾载入《1993年中国古代小说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的四篇，为了减免失误，表述得更加充实些，在收入这个集子前，都做过不同程度的修改，有的还是重写过的。
第三部分文章是我历年为师友的论著、博士研究生的论文、我所在的集体的著作写的序文或后记，都是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的。所序之著作不同，要求不一，序的内容、写法自然不一样。为《杜甫诗选》、《元曲百科辞典》等书写的“前言”，那是要重点介绍杜甫诗、元代散曲杂剧的文学成就，自然是就自己的识见而发。为别人的论著作序，侧重于发明其学术成就、价值，起到推举的作用，即或指出其不足处，也只能是点到而已。这是作序的潜规则，古今人概莫能外，我亦不能免俗。我之所以要将历年为学友、学生的论著写的序收进文集，是因为这也是我半生学术活动的一个侧面，其中大部分投射出我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实践中所持有的一些基本观点，通常是我秉持那样的观点去评阅学友和研究生的论文，适合者予以称扬，不适合者提出商榷，不少时候也由学友的研究的论文得到启发，使我持有的观点更深入了一步，也更有自信心了。譬如说，我认为古代文学作品对读者、诠释者具有先在的客体性，文学作品的语言结构形态（文体层面）、用那种结构形态的语言表述出来的人事（图像层面）以及其自身蕴涵的意思，都是可以认识的。理解、诠释虽然有读者、诠释者思想感情的介入，但基本上是一种理性思维活动，对被理解、诠释的作品是一种认识。要对一部文学作品做出较为确切的理解、诠释，不能只凭囫囵的感悟，要对其文本肌质的各个层面、因素进行解析、考察。我的这些序文，所序之论文内容不涉及这些问题者除外，便大都是就这些问题论其成就的。最为明显的是吕芃的《龚自珍诗艺发微》，论文从诗歌意象的性质特征、疏密程度、语言的语法和虚词运用、比喻象征手法等几个层面，作出了具体而深细入微的解析，非常实际，具有相当的不可改易的确定性。我认为可以把这篇论文作为研讨文学作品诠释问题的范例，说明作为精神产品的诗歌也是可以认知的。至于诠释的多样性，即所谓“诗无达诂”之说，那是发生于读者、诠释者对诗歌的语言意象所蕴涵的意义的理解有所差异，只有对诗歌的语言、意象层面及其表现方式、方法作出如实的评价，才能避免误解，获得对其蕴涵的意义的深切理解，领会到其表现艺术的奥秘。
使我在文学诠释问题的认识上有所启发而深入了一步的，是张庆民的论著《陆氏〈异林〉之钟繇与女鬼相合事考论》。他在研究魏晋志怪小说中，觉得近间研究者对陆氏《异林》仅存的一则钟繇与女鬼的故事诠释得甚不中肯，遂对故事的主角钟繇、当时流行的女鬼与人男相合的故事生成的社会底蕴、记录钟繇故事的陆氏的学风意趣，做了非常周详乃至可以说是过度的考论，从而揭示出了这则故事的真实底蕴。我信从中国传统的读书要知人论世的原则，也就是了解了作品的社会文化背景、作者的有关情况，才能较为确切地理解、诠释作品的意思、意义。张庆民的论著给了我进一层的启示，就是我们习惯上称考察作者、社会文化环境为“外部研究”，解析、诠释作品为“内部研究”。其实，两者是不可以断然分开的，其间有一个相扶相倚、相互渗透的结合部：有的是了解作者及其环境，并不直接关系到作品的理解、诠释；有的自身就是理解、诠释文本内涵的应有之义，考明作品中写入的、涉及的人事，也就基本上理解到了作品表现的意思。我在为张庆民的这部书写的序的最后一段说的就是我由之体会到的这层意思。
最后特别说明的是，第一部分里有两篇文章是两人联名发表的：一篇是殷孟伦师和我合作的《杜诗名篇中几个语词的训释问题》，一篇是我和日本进修生阿部晋一郎合作的《解识龚开》。后一篇是我给阿部君出的题目，他将《元代名人传纪资料索引》中“龚开”条下列出的资料名目，全都复印出来，作成一篇短文，只考证了龚开的里籍、在两淮制置使司的职务、与之交游的人物。我从他汇集起来的文献资料，发觉其中蕴涵着丰富的信息，便动手做研讨，稽考出龚开的许多事迹，作成一篇文章。如果不是阿部君将那些文献材料集中提供出来，我便不会作成这篇文章。前者是1978年我请殷孟伦师审定我们教研室集体编写的《杜甫诗选》稿子，他认真提出了若干条注文的修正意见，嗣后我觉得我们这部选本中有些语词的诠释与已出的一些注本不同，要进一步做点论证，便起意写了这样一篇文章，也是经过殷孟伦师的审订，交由《文史哲》发表的。原来的文章中有对“葵藿倾太阳”句的“葵藿”和“来如雷霆收震怒”句的“收”两词的辨析，是殷孟伦师提出来的，所以这里就不收入了。收入的三条，也是包含着殷师的劳动的。还有一条是原文没有的，就是“即从巴峡穿巫峡”中的“巴峡”条，是我另外写出交由《破与立》杂志发表的，也就并入这个题目中了。
（200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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