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中，除了上面所说过的职称、地名之类的注子，还有许多注子是用来补充小说正文的，或交代人物名号、后来的去向，或补叙情节发生的缘由，或对引用的诗词作简单的诠释，或对所写人物作些扼要的评论。
书中的这类注子，对后来涌现大量的小说评点，也许发生过开风气之先的作用，但就其在书中的作用、口气等方面玩味一下，与后来的小说评点并不一样，不少注语不像是外加的，而是这部小说的补充成分，有的简直就是小说的组成部分。虽然不能绝对化，完全否认其中有在传抄过程中抄者、读者所加添的，但大部分恐怕还是出于小说作者自己的笔下。
卷五第十则“关羽斩颜良”，写关羽倒提青龙刀，纵马冲入颜良阵中。颜良见关羽到来，恰欲问之，马已近前。关羽一刀斩颜良于马下，河北军大败。后面有一段双行小字，注云：
原来颜良辞袁绍时，刘玄德曾暗嘱曰：“吾有一弟乃关云长也，……必在曹操处。如见他，可教急来。”因此，颜良见关公来，只到（道）是他来投奔，故不准备迎敌，被关公斩于马下。
又，卷十一第二则“诸葛亮一气周瑜”，叙述周瑜率兵攻取曹军占据的南郡，及至杀败曹军，径到南郡城下，却见已被刘备方面的赵云占领了。下面小字注云：
原来，孔明定计，令赵云至城外埋伏，只等曹仁尽发出城，却扮作曹兵，连夜取了南郡，杀了陈矫等一行之人，随即安抚居民。
这类注子，就是对正文所叙述的情节作补充说明，意在使读者或听众懂得是怎么回事，作小说正文亦未尝不可。在我国古代的话本小说和章回小说中，就不乏这种补充交代的写法，现在有了专名，叫做补叙。这种补叙性质的文字，如非作者自为，还会是别的什么人！
还有些注子更为明显，或者是从性质上看十分必要，或者虽不十分必要，却分明是作者口吻。如：
卷十一第五则“魏延献长沙”，写魏延杀韩玄投奔了刘备，诸葛亮认为他背叛旧主，品行不可取，又看他“脑后有反骨”，更觉不可靠，便要杀之，“以绝祸根”。接着引“史官”诗一首：“知人知己乃圣贤，先明预晓得心传。卧龙相法高天下，曾向长沙识魏延。”下面注云：
后魏延果反西川，亦是孔明遗计斩之。
这两句注，对解释所引“史官”赞诸葛亮“先明预晓”“相法高”，无疑是必要的；否则，刚刚读到这里的读者，还不知道魏延后来如何，怎么会理解诗中所说“先明预晓”指的是什么事情。这里除非不引“史官”之诗，既然引了就应补充说上两句；引诗和作注当是一个人。
卷六第四则中有这样两段注语：
黄巾降者多，话中无用，多不载。
这韩福不是冀州韩馥。韩馥在那张邈处，心疑刎死。这个是纳粮买官的。
前一段所谓“话中无用，多不载”，意思是在本书的故事情节中没有用处，所以多数都没有写进来。“话”，乃“话本”之“话”，意即故事。这显然是作者拟说话人的口气。后一段是由于考虑到“福”、“馥”同音，怕听众弄混了，所以交代两句。特别是韩福和韩馥都是不见经传的小人物，除非作者谁还会记得他们，想到他们，觉得有必要作个声明以示区别呢？这分明是作者所为。
此外，书中还有一些以“史官”的名义出现的评论性的注语。如卷四第四则写曹操杀王垕毕，紧接着是一条小字注子：
史官云：虽然妄杀一人，却瞒过三十万人，免致失散。此曹公能哉，而用诈谋也。
又，卷十二第六则，写曹操在潼关被马超杀得大败，欲暗渡渭河截击马超的后路。不料曹操刚上船，马超就赶到渭河岸边，命令骁将绕河射之。曹操在船上靠许褚奋勇一手使篙撑船，一手举鞍遮护，方才幸免。下面引后人诗曰：“若非许褚倾心救，孟德应为泉下人。”诗后注：
史官亦曰：若无许褚，曹公必亡矣！
众所周知，小说中所说“史官”，“官”字犹“看官”之“官”，并非专指修史书的官员，也非指治史学的学者，而多是指编写平话、演义小说等通俗历史故事的人。这类注子所说“史官”，从话语、口气看，显然是作者在叙事中间借“史官”之名来插话，如同《水浒传》中常见的以“说话的”（即现在所谓说书的、讲故事的）一词自称，来插话闹点“噱头”一样。
难道那些简单地介绍人物字号、注释地名和物名的注子，也必为作者自己所写吗？当然，孤立地看来确实难于肯定，可是，要知道现存的平话、小说话本，以及《水浒传》中，就大都带有这类对正文作补充说明的文字，有的采用小字，是注子的形式；有的就夹在行文中间，如同小说的正文。例如，《七国春秋平话》卷下乐毅“兵至军（郓）州西下寨”句后，就有：
此时（地）春秋名景德镇，今张秋是也。
又，《武王伐纣平话》卷中“姬昌得罪，贬在姜（羑）里城中”下面，也有两句：
此城在汤州北七里，今汤阴县是也。
这两处未用小字注子形式，但同上面讲过的这部书中的地名注的作用和语气是一样的。再如，《大宋宣和遗事》元集写到崇宁四年，彗星出现，宋徽宗遣人毁掉元祐党人碑，诏除党人之禁，并引用了刘克庄一首诗，中有“更无人敢扶公议，直待天为现彗星。早日大程知返复，暮年小范要调停”四句。诗后又写道：
大程指程颢，小范指范纯仁也。倘不因彗星之变，元祐党碑怎么能碎得！
这同上面讲到的这部书中在引诗后所加的必要补充文字，也是一样的。其他如，这部书中有补充简介人物的注子，《武王伐纣平话》等书中也有；这部书中有解释事物名词的，《水浒传》在行文中就多有这种解释性的文字，读者从中就可获知什么是“剪拂”、“盆吊”等等。总之，这种在叙述故事和描写人物中间，加进一些补充性质的解释、说明文字，在平话和演义小说中是普遍现象，不独这部《三国志通俗演义》里才有。这也不难推想，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平话原是讲史性的话本，是供“说话人”讲历史故事的文本，一要“说话人”能够完全懂得，二要使听众能够完全听懂，对一些历史上的地名、职称，以及估计到当时的一般群众不熟悉的事和物，就有必要加上一些解释、说明。即使在话本从口头文学转向书面文学后，这种情况也还是要保持的。在平话盛行之时，《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作者自然也不能不这样做。郑振铎先生在其《三国志演义的演化》一文中就曾指出：
嘉靖本于原文之下，原有少许注释，或为刊行者所加，或即罗氏原本所有。
这是因为其中有些注子确实非常明显，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如果进一步联系元代平话也多有这类注释性文字，以及本书中的地名注几乎没有一个与元代地理名称不相符等情况看，恐怕就应当说，虽然不能完全排除其中有少数刊行者所加的，但绝大多数是出自作者之手，是罗氏原本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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