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学史研究从一开始便与传统的考据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上世纪初，几位大师级的学者将清代学术中的考证之学，由经学、史学延伸到古代文学的研究中，王国维作《宋元戏曲考》，胡适作《中国章回小说考证》，梁启超作《桃花扇笺注》，才使文学史研究成为一门日益兴旺的学科。

文学史属于文学研究的范围，考证学的方法不能完成其基本的学术使命，上述三位大师的考证性的著作已程度不同地包含着文学批评的内容，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之出，更显示出文学批评在文学史研究中的重要意义。

数十年来，在文学史研究中考证性的、基本属于考证性的论文、著作，仍然相继不绝如缕，数量甚多，其中也确有不少有学术价值的，成为文学史研究业绩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中也有许多没有什么价值、意义的考证，甚或有不足为信，乃至不求其信的考证，使人感到程度不同的厌烦。这里面是有些道理、原则的。

考证，亦称考据，是研究过去时代的事物的一种方法，就是凭藉一定的文献材料，经过辨析、梳理、判断，揭示出现在人们所不知、不详知的历史上的事物的真实情况。仅就方法而言，作史书、研究过去时代事物，都必然要用到的。古人早就用以辨别古史书中记述之失实、古籍之真伪，而广泛自觉地用之于研究历史、古籍及其中所记事物，并形成一种气候；成为一代学术的重要特征，则是在有清一代，特别是乾嘉时期。

清初学者鉴于明代学术“空言心性”、“束书不观”之风气，力主通经致用，于是由辨论义理转向古籍之名物训诂，研讨古代的典章制度、地理沿革，考证方法遂盛行起来，并且由经书之辨伪、训诂，史书之考异，衍生出文字音韵之学、舆地之学、历算之学等学术门类。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

凡欲一种学术之发达，其第一要件，在先有精良之研究法。清代考证学，顾（炎武）、阎（若璩）、胡（渭）、惠（栋）、戴（震）诸师，实辟出一新途径，俾人人共循。贤者识大，不贤识小，皆可勉焉。中国积千年文明，其古籍实有研究之大价值，如金之蕴于矿者至丰也。而又非研究之后，加以整理，则不能享其用，如在矿之金，非开采磨冶焉不得也。故研究法一开，学者既感其味，又感其必要，遂靡然向风焉。愈析而愈密，愈浚而愈深。盖此学派在当时饶有开拓之馀地，凡加入派中者，苟能忠实其事，不拘大小，而总可以有所成，所以能拔异于诸派而独光大也。

又云：

夫无考证学则是无清学也。[1]

梁启超的这最后一句话，虽是特就乾嘉学人而言，未免有失偏颇。乾嘉学者基本上不重义理，不重经世致用，也屡为近世人所诟病。然就学术而言，乾嘉学人确实做出了丰实的成果和显著的开拓，尤其是其治学方法，即所谓考证学，更为近世学人所称道，称之为“近于”或曰“暗合”“科学的方法”。

清人考证学的基本精神原则是“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实事求是”是基本原则。戴震说：“学者当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2]意思是不要为前人的注释、解说所拘束、蒙蔽，也不要先有成见，妨碍去求真知；从正面说，就是要对研究的对象如实地去认识，做出符合实际的正确论断。“无征不信”是强调论断、立说要有充足的证明，言之有据。戴震说：“若夫依于传闻以拟其是，择于众说以裁其优，出于空言以定其论，据以孤证以信其通，虽溯流可以知源，不目睹渊泉所导；循根可以知杪，不手披枝肆所歧，皆未至十分之见也。”[3]这是说单靠“传闻”，选用别人的说法，单靠抽象的推理，或者仅有个别的证据，都不能做出完全正确的认识、论断。其根本的一点就是强调要有充分确凿的证据，体现着实证的精神，也就是近世人称之为近于科学方法的地方。

清代学者治学重在考证，考证方法便获得了发展。他们对古代经、史、诸子各类的典籍的辨伪、训诂名物、稽考典章制度和地理沿革的同时，也提出了做考证的一些基本原则，创造了一些具体可行、行之有效的操作方法，使考证达到了相当缜密、完善的境界。例如，要求学者首先要“尊疑”、“虚己”、“空所依傍”，就是要排除一切先入之见，对研究对象持怀疑态度，疑才能促使去求知。正是这种治学精神，使他们做了大量的辨伪书、订正史实的工作，其中最突出的贡献是阎若璩考明晋代出现的《古文尚书》十六篇是伪书，胡渭辨明宋以后出现的《河图》、《洛书》系邵雍所传、道士陈抟所伪造。后来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提出的许多条辨伪书]伪史迹之原则，就是从他们所使用的方法总结出来的[4]。再如，强调治学要“博赡而能贯通”，“巨细毕究，本末兼察”，“不留馀议”。他们研究一部古书，辨明其真伪、源流，校订其文字正讹，往往要经历数年乃至数十年的时间，反复参证，达到“传其信，不传其疑，疑则阙”的程度，而后成其说。所以他们做考证都主张“博证”，而不以“孤证”为信。顾炎武还在其《音论》中提出“本证”和“旁证”之说，也就是现在我们通常所说的内证、外证：内证是指所研究的作品里提供出的可作证据的人事、时地等方面的情况，外证是指作品之外有关的记载、评述、引录等方面的材料。一般情况下，兼有内、外两方面的证据，方能做出正确的结论，容易取信于人。这里讲到的几点，都具有方法论的性质，后人做考证都是要遵循的。清代学者之考证得以称“学”，正缘于此。清代学者以治经为主，经书是包括了纯文学的《诗经》的。由于《诗经》文本疑议极少，考证派学者除了在《毛诗序》作者问题上有所争议，辨明实非孔门弟子子夏所作，重要的贡献在于训诂名物方面，没能拓展到《诗经》之外的文学作品。

文学史研究的对象是历史上产生的文学作品，同研究经、史、诸子等类古籍一样，要涉及到文献、史实方面的问题，诸如作品的真伪佚存、产生年代、版本流变、佚名作者、署名作者生平、文学社团，以及作品本事、文字名物等多个方面的事情。这些事情虽然不是文学史研究的中心内容，但还是要搞清楚，否则便难免以假乱真，时序错位，真相不明，论断无凭，莫知原委，既妨碍了对作品的理解、评说，也无从梳理出文学发展演变的头绪。所以，文学史研究中，考证是不可或缺的。

近世文学史研究中大量的考证性的或半考证性的论著，虽然良莠不等，但有价值的论著确实丰富了对中国古代文学的认识，促进了文学史研究总体上的深入。这也正可以说明考证在文学史研究中的功用及其价值、意义。就比较显著者而言，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是文献的发掘、确认，弥补了文学史上的空缺。例如，敦煌变文的发现、确认，才知道唐五代时期有这样一类通俗的佛教文学作品，开辟了文学史研究的一个新课题。敦煌曲子词的发现，为宋代文学之一胜的词，找到了来头。元代《三国志平话》等几种平话被发掘出来，才使人见到了宋人笔记中讲到的“讲史”类话本的面貌，显示出小说史上的一个阶段，也为研究章回小说文体的形成提供了历史依据。

二是对于作品题材来源的考察，有助于了解作品的成书情况和创作特征。从胡适的《中国章回小说考证》，到郑振铎的几篇考证“水浒”、“三国”、“西游”故事演化的文章，虽然还停留在对小说题材层面的考察上，只能说是初入文学批评的疆域，曾被鲁迅视为“此乃文学史资料长编，非‘史’也”[5]，但是，揭示出了小说史上不可忽视的现象，后来的研究者由此才做出了这几部小说名著为“积累型”小说的论断，由之再进一步又可以认识到这几部“积累型”小说各自的制作、成书的特点，解析、评论也就有了可靠的基础。

三是对作家生平事迹的考察，可以深知其人，为之作出详实的传记，对理解其作品的思想内蕴和艺术特征也是至关重要的参照点、切入点。胡适就是由于考知了曹雪芹的家世及其临终年前沦落的境况，提出了《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小说，驳倒了以前流行的由附会建构的索隐派，而贴近了这部小说的实际，后来的评论家对它进行文学批评，解析其思想和艺术，也还是以胡适的考证为基石。推而广之，许多作家年谱的制作，作家生平事迹的考察，大都不同程度地成为解读其作品的依据，阐幽发微的支柱。

四、名物训诂、典故笺释、本事考索，更是解读作品的前提，更可以说是应有之义。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就是以考察本事为基点，做出对作品的诠释、评论。其《柳如是别传》基本上是假诗文征史，广征博引，考索出钱谦益与柳如是之姻缘始末，及其所涉及的朝政、军政大事，其中显现出钱谦益在明清易代前后的许多隐微的行迹、心迹。书中许多历史内容是由解诗而得以发明，换一个角度说，钱谦益的那些寄人事、心迹于富丽的自然景物和历史传说交织的意象中的诗篇，正是从这里面得到了无可置疑的阐释，征史和解诗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

五、辨伪书是治文化史、学术史应该做的一项工作。清代学者便颇热衷于此，并且成为其成绩的一个重要方面。近世文学史家也时而有辨伪的论著，如胡适的《辨伪举例》，揭发国学扶轮社石印本《聊斋诗集》所载蒲松龄诗全系伪作；马幼垣、马泰来兄弟和苏星考证未见古本的《京本通俗小说》是伪书，日本矶部彰考定《西游证道书》卷首所载元人虞集序实为伪造[6]，等等。这些问题虽然都比较具体，但却关系较大。譬如，不揭露虞集的《西游记序》是伪造的，便不能有力地证明《西游证道书》署名为元代道教全真派宗师丘处机原著是作伪行为，《西游记》小说的成书时代也难以判定了。

以上情况表明，文学史研究不能不首先研究藉以进行研究的各种文学史料，考证作品的作者、真伪、年代，以及相关的社会史料，解决对作品进行解析、评论中必然要遇到的一些难题。轻视、排斥考证是不对的。

文学史研究不能没有考证，文学史家不能不做考证性的工作，但是，作为研究方法的考证，本身并不是一种有自己的特定对象的专门学科，其价值、意义是视所考证的问题在其所属的学科中的作用而定的。在文学史研究中，考证是从属于文学史的基本任务，即有助于历史地解析、评论作品，建构文学的历史系列，展示文学发展的历史面貌，可以说是文学史研究的基础工作。所以，做考证不能远离文学史的基本任务，文学史研究也不能停留在对各种文学史实、现象的考证上。诚然有些学者的研究偏重于文学史文献的发掘、整理，作家事迹、作品本事和版本方面的考证，基本上没有对作品做文学批评性质的解析、评论，却成为后来的研究者必备的参考文献，仿佛是具有独立的学术价值。这自然是中国固有的学术传统所造成的现象，但他们所做的考证正是文学史研究首先要做的基础性的研究，其价值也正是在于为后来的研究者开拓了道路，为解析作品和建构文学的历史系列提供基本依据。文学史研究在不断拓展和深化，考证还是要做的，事实上也有许多研究者不断地做着旧问题的新考证，考证前人未考证过的新问题。不论做什么问题考证，都只是文学史研究的基础工作，其重要性取决于是否有助于解析作品，解决文学史上的属于史实和现象方面的疑难问题。研究者有此明确的意识，便不会自得其乐地去做一些无甚意义的考证，考证也会冲破自我封闭的状态，自然而然地开启通向解析作品、把握文学现象的历史底蕴的闸门。

在文学史研究中，考证是基础工作，其价值、意义取决于所考证的问题对解析作品、建构文学的历史系列的作用之大小。考证一部名著的作者、时代、版本、本事诸方面的问题，与考证一部平庸不入流的作品的作者、时代、版本、本事诸方面的情况，意义是不等同的；考索一位作家的关乎其为人之大体和文学创作的事迹是有意义的，而纠缠其无关紧要的事情之考证，则意义甚微，甚至了无意义。这自然不能绝对化，考索出一件看似无足称道的小事，可能会有助于解决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或者引发出一个新的问题来。但大体上还是可以区分，也应当区分的，否则会流于繁琐，无甚意义，成为人们常说的“繁琐考证”。这种情况在《红楼梦》研究中就表现得非常突出、明显。考明了作者曹雪芹家世的兴衰之变迁，明白了其生于繁华、终于凄凉的身世，便使《红楼梦》的诠释摆脱了索隐派的附会之法，走向了文学批评的正途，从而贴近了小说的实际。但后来扩展开来，便渐次离开了文学史研究的宗旨。详细地考察曹雪芹父、祖辈做江宁织造的升沉荣辱，自是应有之义，有益于深切理解其作《红楼梦》的内心隐秘，至于考证其三世祖以上的事情，考辨其祖籍是丰润还是辽阳，便与他作小说关系不太，意义甚微；更无限度地证明他是宋代大将曹彬、三国时代魏太祖曹操之后裔，更是毫无意义了。自然，辽阳曹氏家族的变迁，作为明清之际的一种社会现象加以研究，还是有意义的，但却逸出了文学史研究的疆域，属于历史学的范围了。还有一种情况：由考明了曹雪芹的家世而建立的“自传说”，最初并没有完全否认《红楼梦》里有虚构，而后来持“自传说”的研究者进而要将《红楼梦》里的主要人物一一坐实为曹家某人，由贾元春而硬是推定曹雪芹必有一位“大姊”，以及不厌其烦地争辩大观园的地点，究竟在南京还是北京，都失于胶柱鼓瑟，对诠释小说没有什么意义了。

前几节里说的是考证是一种治学方法，在文学史研究中做考证是基础性的工作。文学史家所做的考证有成就，但也有缺陷、弊端。所以，还要研讨几个如何做好考证的问题。

考证的对象基本上是具体事实问题，在文学史研究中不外乎是作品的作者、年代、版本、本事、影响诸方面的实际情况。考证自然是要为诠释、评论提供依据，但不论如何诠释、评论，求真求实却是第一意义，否则又何必去做考证？这虽然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但有的人却不这样想，不这样做，所以还是要重复一下这个基本的原则。

考证要有证据，要凭证据。没有证据，便不能做考证；没有证据、证据不足的考证，便等同于猜想、臆测，不足为信。做考证首先要做的是搜集有关的材料，捕捉证据。

搜集材料是考证的基础。新材料的发现，对所考证的问题能提供出坚实有力的证据，做出前人未曾做出的更圆满的结论，有时还会引发出新的问题，开拓研究的新视点、新方面。但材料并不全都可靠，有的记述失实，也有虚假，不可以径直地引以为证。证据本身不真实，据之做出的结论也必然是不正确的。如《晋书·干宝传》载干宝作《搜神记》是缘于其家婢女被置入其父墓中十年后而复生，其兄曾猝死因术士上诉于天庭而得复活。《晋书》是采自六朝志怪书，其事荒诞不经，如果以此来说明干宝作《搜神记》之动因，显然是不可信从的。文献材料不可尽信，不仅有道听途说之失实，还有故意作假者，如前面举出的清人汪淇伪造的元人虞集《西游记序》，近世人伪造的《聊斋诗集》，前些年还有人推出了曹雪芹的一部《废艺斋集稿》，经学者仔细考察，原来是假的。所以，对材料是要做鉴别的。发现新材料固然可喜，只有辨明确实是真实的，方才可以作为考证的证据。如果在考证中擅改原材料的字句，改变其原意，以适应自己的需要，更是涉及学风、学德的问题了。

其次是考证的证据是否具备考证的结论所需要的条件的问题。作为证据的材料所表述的具体事物，能够证明的问题有一定的范围和限度。有时一条材料便可证实一个问题，有时却只能证明所考证的问题的某一个方面，有时数项证据也不能证实所要考证的问题，只能说具有了一定的可能性。喜欢做考证的胡适深谙其中的道理，曾经说：

凡作考证，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要注意可能性的大小。可能性（Probability）又叫做“几数”，又叫做“或然数”，就是事物在一定情境之下所能变出的花样。[7]

他说“要注意可能性的大小”，自然是要求可能性由小趋大，争取达到如同他举出的例子：把一个不倒翁掷到地上那样，“有一百分的站立的可能性”。

从这个原则看，现代的许多文学史研究中的考证，特别是考证通俗小说作者的文章，是非常不“注意可能性的大小”，却强行要做出一种结论。考证《金瓶梅》的作者为谁的结论，多达二三十种，考证《醒世姻缘传》作者的也有数种结论，全都没有获得研究者公认。究其原因就是所举出的证据只是在某些方面具有或然性极大的可能性，而不足以证实所推导出的那个人确为小说的作者。更有的考证者全然不顾可能性的大小，只是抓住一二点不足为据的证据，不成其为理由的理由，牵强附会，也就不是考证了。

值得注意的是提出要“注意可能性的大小”的胡适，也在考证《醒世姻缘传》作者的问题上，没有“注意”这个“重要的原则”。《醒世姻缘传考证》推定作者为《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举出的证据有四项：一是《醒世姻缘传》里有与《聊斋志异》里《江城》等篇相似的情节；二是《醒世姻缘传》用的方言俗语与《聊斋俚曲》有许多一致的语词；三是《醒世姻缘传》的故事背景是蒲氏家乡附近章丘地方，其中还写到明清之际的几个实有的人事；四是原来曾有蒲松龄作《醒世姻缘传》的传说。[8]这几项证据都有或然性：两部作品有相似的情节，作者未必是一人；方言和地区相同相近，不必定是一位作者所写；传说不一定是事实。四种带有相当大的或然性的可能性，合在一起仍构不成“一百分”的可能性。所以，后来有研究者从《醒世姻缘传》里找出一些不可能是蒲松龄所作的证据，推出另外几种结论。他们的结论虽然达不到“一百分”的可能性，却足以颠覆作者是蒲松龄之说。如果进一步追究胡适考证失误的原因，恐怕就在于他所标榜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考证方法，考证伊始便有了“假设”，“求证”也就自觉不自觉地往“假设”所设定的“结论”用心求证，而忽于做反方向的考察，致使不利于“结论”的材料便视而不见了。这就涉及到了另一问题，就是思维或曰思辨在考证中的作用问题。

考证是研究历史事物的一种基础性的方法，也是一种思维活动，从搜集材料、提取证据，到最后推导出结论，整个过程都离不开思维的作用。考证固然要凭证据，结论要有充分的证据，但却不能绝对化。有些问题是实体实事，非有真凭实据，不足为信，而有些问题或者由于文献无征，或者并非实体实事，带有几分抽象性，是无法获得直接的证据，如果一定要拿出证据来，那就只好放弃考证。那样，实际上是忽视了思维在考证中的作用，从而使考证的视野、功能萎缩，只能去考证一些关于实人、实地、实际年月的具体问题，并且只能仰仗于直接证据之获得。

有人认为考证重在实证，主要用归纳法，其实是一种误解。清代考证大师阎若璩就曾说：考证“不越乎以虚证实，以实证虚”[9]。所谓“以实证虚”，即对具体事物进行综合，做出概括性的认识，就是归纳法；“以虚证实”，即依据一定的通则、常理，对具体事物做出判断，就是演绎法。实际上，做考证离不开分析、综合、判断、推理，大都是兼用归纳、演绎两法的，只不过是由于考证内容的不同，在考证程序的某个阶段，有所侧重而已。通则、常理是从具体事物归纳出来的，既经归纳出来，就可以据以裁定具体的事物。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谈“史料之搜集与鉴别”，就提出了他称之为“推度的推论法”的所谓“理证”，举出的例子是王充在《论衡·书虚篇》里驳斥旧说“颜渊与孔子在泰山望阊门、白马，颜渊发白齿落”之事为伪，理由就是依人的生理法则，“人目断不能见千里之外”，“用睛暂望，影响断不能及于发齿”，虽无别的材料证明，却无疑是正确的。[10]自然，社会人事现象之通则、常理往往带有或然性，不能完全排斥其中有偶然性，但人的思维的能动性是能够处理社会人事之复杂情况，做出符合实际的判断、推论。

许多考证文章之不足为信，缺乏有力的证据固然是一个原因，但也有思维方法方面的失误，如以偏代全、偷换概念，违反思维的基本原则。这种情况多半是发生于强行要证明先行预设的结论的推论中。还是以《醒世姻缘传》作者问题的考证为例，如果换一个思路，不过早预定某一个人，而就已获得的材料，逐步缜密地判定小说写作的时限、佚名作者生活的地域，再推断出作此小说者应是哪一类的人物，为之画出一幅时、地、人事三合一的“模拟像”，以待新材料、新证据的发现，最终找到其人，显然比强行推定某一位名人更符合科学研究的准则，更有实际的价值，至少可以避免产生无中生有的事端，引发许多无谓的争议。遵守思维的法则，积极发挥思辨的能力，文学史上许多疑难问题，是可以找到最适当的解决途径的。

（原载《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1]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7—28。

[2] 戴震：《与姚姬传书》，《戴东原集》卷九，《四部丛刊》本，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

[3] 戴震：《与姚姬传书》，《戴东原集》卷九。

[4]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之《史料之搜集与鉴别》，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90—106页。

[5] 鲁迅：《与台静农》，《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355页。

[6] ［日］矶部彰：《围绕着元本〈西游记〉的问题》（中译本），《中国古典文学丛考》第二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45—357页。

[7] 胡适：《重印乾隆壬子本红楼梦序》，《胡适学术论文集·中国文学史（下）》，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840页。

[8] 胡适：《胡适学术论文集·中国文学史（下）》，第1145—1196页。

[9] 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卷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

[10]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