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博物馆的文物库房里，收藏着《聊斋志异》的一种旧抄本，计有四大册，二小册。

这数册旧抄本，其中四大册曾为著名的聊斋文献收集整理者路大荒所收藏。四十年代后期，著名的聊斋著作研究者刘阶平曾于路大荒处目睹过，从中辑出青柯亭刻本所未收的二十馀篇。当时，刘阶平在其《蒲留仙著作考略》一文中对此种抄本曾作了简单的介绍，他说：

曾见到几种抄本，其中尤推淄川路大荒先生所藏为最佳本，共为四册，题作两卷。首册有高珩（念东）序文：“君将为魍魉曹丘生”，“丘”字不讳。末册有阮亭王士禛奉题诗，而“禛”字亦不讳。路氏断为出于康熙间抄本（无立德跋语）。复就这抄本与今日坊间刻本篇目互校，其篇目词句多与坊间刻印本不同，并溢出坊间本篇目二十二则，计有：《吴门画工》、《乱离二则》……

——《东方杂志》第四十四卷第十号

此抄本后归山东省博物馆。虽然五十年代中期，林名均在《四川大学学报》1955年第2期上发表的《〈聊斋志异〉所表现的民族思想》一文中，又曾依据刘阶平文作了简单介绍，但仍未引起研究者的重视，以致张友鹤在六十年代初集《聊斋志异》之各种抄本、刻本，进行会校、会注、会评，竟忽略了这种抄本。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直到张友鹤整理之《聊斋志异》三会本问世之后近二十年，才有任笃行对这数册抄本作了较为细致的考察。他在题为《一函不同寻常的〈聊斋志异〉旧抄》的文章中，认定四大册和二小册“二者的开本和格式设计雷同，连字迹也一个模样”，当出于一个抄手；从文字上仅避康熙讳，认定“它是康熙年间抄写的”；经过同铸雪斋抄本、青柯亭刻本互校，认为它“最接近手稿本”，具有不同寻常的校勘和其他方面的价值。文章刊载于《蒲松龄研究集刊》第一辑。

任笃行的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国内外研究者的注意。日本庆应大学聊斋研究专家藤田祐贤在《关于二十四卷抄本〈聊斋志异〉》一文中说：“读了任先生的论文，使人感到这些抄本也是很重要的抄本”，如果“把二十四卷抄本和（山东）博物馆藏抄本，作为校勘的资料，整理出比之于三会本更好的善本，当然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更渴望的是首先把博物馆所藏抄本影印出版。”（1981年3月日本《东方》杂志第14期）嗣后，藤田祐贤教授还将此种抄本著录于他和八木章好合编的《聊斋研究文献要览》里的《聊斋志异》版本一栏中，题作“康熙抄本”，下注：

康熙年间抄本。据手稿本直接过录的抄本残卷，现存四整册及二残册，250篇。山东省博物馆藏。

这种抄本确乎是不同寻常，值得重视。所以，这里也有必要进一步作些补充性的考察、研讨。

目睹过此抄本之研究者，均从文字中的避讳情况，认定为康熙年间之抄本。这无疑是正确的。因为，此抄本虽然避康熙讳并不严格，如《耳中人》“谭晋玄”三字，“玄”字缺末笔，而《灵宫》“遂如玄友”句，“玄”字便未缺末笔，但是，雍正、乾隆二帝讳，确无一避者，如《画壁》“不甚弘厂”句、《青凤》“第宅弘阔”句、《仙人岛》“弘丽无比”句等，“弘”字均未缺末笔或改为“宏”字。特别是王渔洋题诗之署名，铸雪斋抄本作“渔洋老人”，二十四卷本作“王士正阮亭”，青柯亭刻本作“渔洋山人王士正贻上”，独此抄本不避，直作“王阮亭士禛”，更是有力证据。

康熙一朝凡六十年。那么此抄本又是康熙间哪个时期抄录的？

任笃行文中在肯定“它是康熙年间抄写的”之后，又进一步做了一个推断：“第二卷录有王士禛和张历友的题辞，表明它是康熙四十七年后的抄本。”（《蒲松龄研究集刊》第一辑第175页）这个推断可以认为大体正确，但也有可商榷之处，还应作些修正。

此抄本卷首标有“卷二”字样的一册，载有铸雪斋抄本最后一卷（即第十二卷）的十九篇，其中《粉蝶》、《桓侯》两篇，均有“吴木欣言”的一段附文。蒲松龄同吴木欣发生交往，时在康熙三十七年（1698）前后，考证见本书《蒲松龄与朱缃》之第四节。据此，这两篇之作期，当在康熙三十七年之后。此外，此册中之《公孙夏》，篇末也有一段附文，记当时的名臣郭琇（文中称“郭华野先生”）“以清鲠受主知，再起总制荆楚”，于赴任途中便撤了一个刚捐为县令在赴任途中作威作福的人的官职。据《清史稿》卷二百七十本传，郭琇是康熙三十八年（1699）春起授湖广总督的。那么这段附文，至早也该是康熙三十八年夏秋间写的，更可能还要晚上一段时间。这些篇显然都是蒲松龄后期的作品。所以说任笃行的推断大体正确。

值得注意的是还有这样一些情况：

一、任笃行推断此抄本是康熙四十七年后抄本，根据是在铸雪斋抄本中，张笃庆题辞的署名上面有“戊子”二字，“戊子”指康熙四十七年（1708）。然而，仅只是铸雪斋抄本张笃庆题辞署名有“戊子”二字，其他诸本都没有，是否可靠，值得怀疑。查张笃庆《昆仑山房诗集》（旧抄本）七律卷，其题辞题作《题〈聊斋志异〉》，系于壬戌年，即康熙二十一年（1682）。究竟是戊子，还是壬戌？题辞之第一首有“五夜燃犀探秘箓，十年纵博借神丛”之句，“十年”固不必是实数，可以理解得更宽泛些，但是，也似乎不能扩展到三四十年。特别是在此抄本中，张笃庆的题辞在前，王士禛的题辞在后，与其他本子不同。这很可能反映着题辞之时序，张笃庆题辞时间早于王士禛康熙二十八年（1689）之题辞。看来，《昆仑山房诗集》之编年是可靠的，张笃庆为《聊斋志异》题辞时在康熙二十一年。既然如此，便不能依据张笃庆的题辞，断此抄本为康熙四十七年后的抄本。

二、此抄本仅有张笃庆、王士禛两人的题辞，没有其他诸本都有的朱缃的题辞。朱缃是康熙四十六年（1707）死去的，他题《聊斋志异》七绝三首，至迟不迟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铸雪斋抄本是依据朱缃的儿子的抄本过录的，抄主张希杰同朱家有过来往（详见本书《铸雪斋和〈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铸雪斋抄本中朱缃题辞署作“丙戌橡村居士题于济上”，“丙戌”为康熙四十五年，正相合。如果此抄本果为康熙四十七年后的抄本，何以会没有朱缃的题辞呢？

综合以上情况，我觉得此抄本的抄写时间有可能早于康熙四十七年数年，说它是康熙四十年（1701）后的抄本，更合适些。我们还可以作这样的设想：如果它不是抄主一年半载集中抄成的，而是断断续续地抄成，延续了几个年头，那么第一册的抄写时间也有可能早于康熙四十年，这就与济南朱缃借抄《聊斋志异》差不多是同时了。

关于此抄本，任笃行文中介绍说：“这个合本高26.2公分，宽16.5公分，每卷册（指四大册）为一百多页，每页二十行，每行三十字左右，目录列于各卷正文前面。外貌很像手稿本。特别是《王六郎》篇末，书眉抄有王评一则，更像手稿本的复制品。”后面还经过比较，说明“这个本子的篇目，也同手稿本很接近”，文字上也“最近手稿本”（《蒲松龄研究集刊》第一辑第174、175、177页）。由此可以做出这样的论断：它是直接依据手稿本过录的。

这一点是很宝贵的。因为，现存的几种抄本，如铸雪斋抄本、二十四卷抄本、黄炎熙抄本等，都不是直接依据手稿本抄写的，而是转抄的，并且还经过重新分卷编次。

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一点，这里想再做一些补证。

此抄本中之四大册，有两册为手稿本所存者。一是卷首有序文的一册，显然是第一册；二是此抄本首篇为《酒虫》的一册。要证明此抄本是直接依据手稿本过录的，可以先撇开其他册，独对两者共存的这两册，从篇目和文字方面，做些对照，以弄清其间的关系。

先从篇目上看。手稿本第一册，正文首篇题目前一行，顶格有“聊斋志异一卷”六字，前面有高珩、唐梦赉、聊斋自志三序文，并无他人题辞。此抄本与手稿本完全一样。手稿本此册首篇为《考城隍》，末篇为《猪婆龙》，凡六十四篇。此抄本仅缺《海大鱼》一篇，篇次全同。缺《海大鱼》一篇，事出有因：手稿本此篇末句后，有勾删符号。作者之所以要删去此篇，是因为后来又作有《于子游》一篇，较此篇为详，也是说海中忽有一山，相传清明节海中大鱼携儿女往拜其墓。所以，此抄本抄主不录。就这一册说，无论是内容或外貌，确实是“很像手稿本”。

另一册，为现存手稿本之第三册。手稿本首篇为《鸦头》，末篇为《阎罗》，凡六十九篇。此抄本缺首、尾两篇及中间《孝子》一篇，只有六十六篇。手稿本首页第一行上端，有“聊斋志异”四字，此抄本缺首篇，以手稿本之第二篇《酒虫》为首篇，题前第一行便没有“聊斋志异”四字，似有待补抄的意思。中间缺《孝子》，最末缺《阎罗》，无法揣度其原因。然缺首篇《鸦头》，却有迹可窥。手稿本《鸦头》篇第一页有十数行文字，因严重破损而无法通读下去，这大概就是此抄本缺抄的缘故。此抄本虽然缺少了三篇，但全部篇次还是与手稿本完全一致，没有任何前后颠倒的情况。所以，不能因为它缺少了三篇，便怀疑它不是依据手稿本抄写的，倒是从缺少手稿本有破损地方的《鸦头》，更可说明它是依据手稿本过录的。

再从文字上看。任笃行曾就此抄本中所有的《考城隍》、《耳中人》、《尸变》等十九篇，与手稿本、铸雪斋抄本、青柯亭刻本进行了比勘，结果是：“铸本异于手稿本一百六十九处；青本异于手稿本一百一十七处；合本（即此抄本）异于手稿本仅四十处。在上述篇章中，全同于手稿本的篇章，铸本一篇，青本二篇，合本有七篇。”并且，“合本的文词，不但一般靠近手稿本，且有的词句唯有它和手稿本相一致”。（《蒲松龄研究集刊》第一辑第176页）

异文较少，文字最靠近手稿本，自然可说明转手少，不是辗转传抄的本子，但不足以证明它就是直接依据手稿本过录的，还应当进一步探究一下这较少的异文是怎样造成的。

抄写中往往会出现笔下误，除非抄毕再作精心的校对，一般人抄书很难完全避免。此抄本屡有误、脱、衍、倒的情况。有的地方已经在抄写中或抄后校读时改正了过来，如：

《劳山道士》 手稿本：“受业仙师”。此抄本原抄作“受业先师”，后于字旁改“先”为“仙”。

《犬奸》 手稿本：“青州贾某”。此抄本原抄作“青州贾其”，后涂改“其”字下半部，变为“某”。

《花姑子》 手稿本：“未几，女果至”。此抄本原抄漏“至”字，后添。

《聂小倩》 手稿本：“未有刚肠如君者”。此抄本“肠”字下误衍一“若”字，后于其字上加一墨点，示意点去。

《新郎》 手稿本：“新人入门”。此抄本原抄作“新入人门”，后于“入人”二字旁划了两竖，表示两字前后倒置。

另外，也有许多文字上的误、脱、衍、倒，没有涂改，如：

《尸变》 手稿本：“瞥见兰若”。此抄本作“瞥将兰若”，“将”字误。

《山魈》 手稿本：“窃谓寺僧失扃”。此抄本作“窃诗寺僧失扃”，“诗”字误，致误之原因，在于下紧接一“寺”字。

《灵官》 手稿本：“朝天观道士某”。此抄本作“朝天官道士某”，显然因字音相近，而误“观”为“官”。

《细侯》 手稿本：“顾杀子而行，亦天下之忍人也”。此抄本误“忍人”为“仁人”。“忍”与“仁”音近，所以致误。

《小谢》 手稿本：“渭南姜部郎第”。此抄本抄作“渭南姜部第”，“部”字下脱一“郎”字。

《馎饦媪》 手稿本：“逼问釜汤所在”。此抄本作“逼问釜汤沸所在”，衍出一“沸”字。误衍一“沸”字的原因，显然是由于上文有“俄闻汤沸”一句，此处写顺了。

《阎王》 手稿本：“涕泗流离”。此抄本作“涕流泗流离”，前一“流”字显然是衍文。手稿本“流”字原脱，是添加在“泗”字旁的，所以造成抄者的错觉，以致衍出一字。

此抄本中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些讹误，改正者便与手稿本相同，未改正者则成为与手稿本不同的异文。这些异文，大多是错误不通的。可以肯定，这些错误不通的异文，不是别有所本，而是抄写中的笔下误。

此抄本还有一个颇值得注意的特点，就是有许多地方是照手稿本的字体字形抄写，不改作通行的字体字形。如：

《尸变》：“且奔且号”。“奔”字，手稿本写作“犇”。“犇”为“奔”之古体。铸雪斋抄本、二十四卷抄本，均用通行体。此抄本依手稿本，用古体“犇”。

《瞳人语》：“此芙蓉城七郎子新妇归宁”。“妇”字，手稿本写作“媍”。“媍”为“妇”之异体字。铸雪斋抄本、二十四卷抄本，均用通行体。此抄本依手稿本，用异体字“媍”。

《画壁》：“孟心骇叹而无主”。“骇”字，手稿本写作“駴”。“駴”，一同“骇”。《庄子·外物篇》：“圣人之所以駴天下。”铸雪斋抄本、二十四卷抄本，均用通行体。此抄本依手稿本。

《考城隍》：“有长鬚吏捧册翻阅”。“鬚”字，手稿本写作“鬒”。“鬒”，《康熙字典》引《正字通》：“同‘鬚’。”铸雪斋抄本、二十四卷抄本，均用通行体。此抄本同于手稿本。

此外，手稿本还有些习惯写法，如“肉”字写作“”（见《宅妖》、《张老相公》、《龙肉》诸篇），“幽”字写作“”（《见《莲花公主》、《绛妃》诸篇），“仇”字多加一点，写作“”（见《陆判》、《张老相公》诸篇），等等。此抄本也大都依照手稿本的写法。

综合以上情况，可以肯定此抄本确实是直接依据手稿本过录的。

既然由此抄本与手稿本共存的两册相比较，说明此抄本是直接依据手稿本过录的，仅缺少四篇，且事出有因，文字上大多数异文是抄写中的笔下误，那么另外两大册、两小册，也应当如此，在篇目、文字上最接近手稿本。这样，就有必要将这数册为手稿本已佚的部分，同铸雪斋抄本、二十四卷抄本和青柯亭刻本的有关部分，也做一番比较，这对进一步认识此抄本、进一步认识手稿本，以及解决校勘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是有裨益的。

一、任笃行文已经提出：黎阳段瑮刻《聊斋志异遗稿》收有铸雪斋抄本、青柯亭刻本所失收的《晋人》、《梦狼》附则二、《阿宝》附“集痴类十”三篇。张友鹤因别无他据，“是原作还是后人伪托，尚有待考证”，所以暂收入《聊斋志异》三会本的“附录”中。此抄本有其中的两篇：一为《晋人》，一为《阿宝》附“集痴类十”。《晋人》见于此抄本以《董公子》为首篇的一册，然非单篇，乃《黄将军》篇之附则，文字上仅于《聊斋志异遗稿》本“不屑格拒之术”句上，多出“生平”二字。《阿宝》附“集痴类十”，见于此抄本以《某公》为首篇的残册中，文字上全同于《聊斋志异遗稿》本。这两篇当补入《聊斋志异》正文中。至于《梦狼》附则二，因此抄本《梦狼》篇尾部残缺，无法断定有无此附则，也只好暂且存疑。后面《王金范选刻十八卷本〈聊斋志异〉》一章中，另有考证。

二、此抄本以《董公子》为首篇的一册，有《商妇》、《阎罗宴》两篇，前后紧相衔接。《阎罗宴》篇末，小字注云：“上二则，袁宣四云。”铸雪斋抄本、二十四卷本抄、青柯亭刻本，均无此七字。细按：《商妇》写“天津商人某”，其妇为女鬼引诱自缢。《阎罗宴》写“静海邵生”，家贫不能为母寿，阎罗召之赐宴，并赠银五两。静海，亦在天津附近。袁宣四名藩，康熙二十四年（1685）曾客于蒲松龄设馆之毕家，二人于石隐园中时相唱酬。这年中秋后，袁藩病重返里，旋卒。（详见前《蒲松龄与袁藩》一章）袁藩曾在此之前三年，曾客居天津，在道台衙门里作幕宾。《商妇》、《阎罗宴》所写二事，必为袁藩于康熙二十四年夏秋间在毕家时，向蒲松龄讲述的。可以相信此抄本《阎罗宴》篇末七字，原为手稿本所有，并非抄者擅自添加。再者，在铸雪斋抄本卷七中，《商妇》和《阎罗宴》不再前后紧接，中间插入了《禄数》一篇，而二十四卷抄本和青柯亭刻本，仅收入了《阎罗宴》一篇，“上二则”云云便失去了依托，这恐怕就是七字消失的原因。

三、此抄本较《聊斋志异》三会本多出《巧娘》王渔洋评语一则：

阮亭曰：巧娘出冢，形耶？魂耶？

张友鹤未及采用的二十四卷抄本，也没有录此则王评。可以说，在现存诸本中，此则王评为此抄本所独有。此则王评是真的还是假的？依据以下情况揣度，应肯定确为王评。一、未发现此抄本有随意伪托加添文字的情况。二、据研究者考证，王渔洋评语原是“在另外的纸笺上分条写下的”，后来“在原稿内还附有王渔洋手稿数十纸”（杨仁恺《聊斋志异原稿研究》第60—61页）。此抄本既然是在蒲松龄尚在世的时候据手稿本过录的，自然有可能多录入一则。三、此则评语追究巧娘出冢后是“形”是“魂”，太死板了，似乎嫌此篇结尾处没能像《聂小倩》、《连琐》等篇那样交代清楚。大概为此蒲松龄没有把它（或者还有一些则）抄录在手稿中，其他抄本也就未得抄入。

四、《沂水秀才》附“不可耐事”一则。青柯亭刻本缺，铸雪斋抄本附则如下：

友人言此，并思不可耐事，附志之：对酸俗客。市井人作文语。富贵态状。秀才装名士。旁观谄态。信口谎言不倦。揖坐苦让上下。歪诗文强人观听。财奴哭穷。醉人歪缠。作满洲调。体气若逼人语。市井恶谑。恁憨儿登筵抓肴果。假人馀威装模样。歪科甲谈诗文。语次频称贵戚。

二十四卷抄本亦有此附文，同铸雪斋抄本基本一致，然句子有上下颠倒的地方，并有四处异文，也照录于下：

友人言此，因并思不可耐事，附志之：对酸俗客。市井人作文语。富贵态状。秀才装名士。信口谎言不掩。揖坐苦让上下。旁观谄态。财奴哭穷。歪诗文强人观听。醉人歪缠。作满洲调。恁憨儿登筵抓肴果。市井恶谑。体气苦逼人语。歪科甲谈时文。语次频称贵戚。假人馀威装模样。

字下加黑点者为异文。“因”乃多出之字。“掩”、“苦”、“时”，铸雪斋抄本为“倦”、“若”、“诗”。除“苦”“若”之异尚待斟酌，另两处显然以二十四卷抄本为是。“信口谎言不掩”，现代口语“睁着眼睛说瞎话”、“当着面说假话”的意思。另一句，既然主语是“歪科甲”，那么后面的宾语自然应当是“时文”，也就是八股文，意思上才完全吻合；如果是“诗文”，前面主语便不必特别标出“科甲”二字。此抄本《沂水秀才》篇后亦有此附文，句子的顺序和文字，同二十四卷抄本完全一致。手稿本当是如此。

五、铸雪斋抄本卷二《龙》，凡四则，各写一事。青柯亭刻本只有前三则，题下有“三则”二字，少第四则“袁宣四言……”。三会本据铸雪斋抄本补为四则。而此抄本与青柯亭刻本一样，只有铸雪斋抄本的前三则，题下也有“三则”二字。什么缘故？这从二十四卷抄本可以看出端倪。二十四卷抄本有《龙》两篇，一见于卷十一，为“袁宣四言”一则；一见于卷二十，即此抄本和青柯亭刻本之三则。据此似可以推知：此四则在手稿本里原来就是分离的，前三则合为一篇，题下有“三则”二字，“袁宣四言”一则单独成篇，是铸雪斋抄本的底本之抄主殿春亭主人，把四则合在一起的。

六、此抄本以《董公子》为首篇的一册中，《刘姓》、《金姑夫》两篇，篇后无有“异史氏曰”，而其他诸本此两篇是有“异史氏曰”的。最简便的解释是此抄本之抄者漏抄了。但也许有另外的原因，譬如说当时的手稿中尚未写有“异史氏曰”，只是无法探究、证实。这里只好录以备考。

这里应着重研讨一下此抄本以《王者》为首篇的一册的篇目问题。

手稿本仅存半部，分装为四册，除前有序文的一册可知必为首册外，其馀三册的册次就不得而知了。铸雪斋抄本被发现后，研究者发现：它虽然已厘定为十二卷，但并没有打乱手稿本各册的篇目顺序。这是要注明一下，这是就其卷首所列总的篇目顺序而言，后面的实际篇次与总目却不完全一致，在一卷之内有前后移位的情况。手稿本一册约等于铸雪斋抄本的一册半。这样手稿本一册的篇章就要分属于铸雪斋抄本的两卷，如手稿本第一册就包括铸雪斋抄本的第一卷和第二卷的前二十一篇；有的册还要分属于三卷，如现存手稿本第二册就包括铸雪斋抄本第三卷的后十五篇、第四卷的全部和第五卷的前六篇。反过来说，铸雪斋抄本的一卷中也往往是手稿本前后相接的两册里的篇章，如铸雪斋抄本第六卷就包括现存手稿本第二册的后六篇和已佚的以《鸦头》为首篇的一册的前三十七篇。于是，有的研究者认为，铸雪斋抄本的总目可能保持了手稿本的全部编次的原貌，这个编次也正反映了《聊斋志异》创作的时序。

此抄本与手稿本共存的两册，以及以《酒虫》为首篇的一册，同铸雪斋抄本的总目并无矛盾，然以《王者》为首篇的一册，却出现了很特殊的情况。

情况之一：此册首页第一行书名“聊斋志异”下标有“卷二”字样。手稿本和此抄本，除第一册书名下标明“一卷”字样，其他各册均未标明卷数。同时，此册末篇《一官员》之后，录有张笃庆、王士禛二人题辞。按常理，题辞一般附于全书末卷卷末，何以此抄本录于“卷二”之末？

情况之二：此册实收文五十四篇，对照铸雪斋抄本总目，其中十四篇见于铸本卷十一，十二篇见于铸本卷二，九篇见于铸本卷三，十九篇见于铸本卷十二。兹依原篇目顺次开列如下：

《王者》《陈云栖》《织成》《竹青》《段氏》《王大》《乐仲》《香玉》《王十》《大男》《韦公子》《石清虚》《曾友于》《嘉平公子》（以上见铸本卷十一）《二班》（《见铸本卷十二）《九山王》《遵化署狐》《张诚》《汾州狐》《巧娘》《吴令》《口技》《狐联》《潍水狐》《红玉》《龙三则》《林四娘》（以上见铸本卷二）《江中》《鲁公女》《道士》《胡氏》《戏术》《丐僧》《伏狐》《蛰龙》《苏仙》（以上见铸本卷三）《苗生》《薛慰娘》《田子成》《王桂庵》《寄生附》《姬生》《公孙夏》《韩方》《纫针》《桓侯》《粉蝶》《李檀斯》《锦瑟》《太原狱》《房文淑》《秦桧》《博兴女》《一官员》（以上见铸本卷十二）

这五十四篇在铸雪斋抄本里分属于卷二、卷三和最后两卷的作品，写作时间也相差比较大。前面已经言及，《公孙夏》、《桓侯》、《姬生》等篇为蒲松龄晚期的作品，作期可晚至康熙四十年（1701）。而见于铸雪斋抄本卷二里的几篇，则可断为蒲松龄前期的作品。如《巧娘》篇末云：“高邮翁紫霞，客于广而闻之。地名遗脱，亦未知所终矣。”冯镇峦注“高邮翁紫霞”为蒲松龄同邑之高珩，误。高珩虽号紫霞，也具备向蒲松龄讲述巧娘故事的条件，但就“高邮翁紫霞”这五字看，“高邮”显然是地名，是说高邮州的一位号紫霞的长者。如将“高邮翁”认定是高珩，“邮”字便无法解释。蒲松龄曾在康熙十年（1671）夏随孙蕙客居于高邮约三个多月。《巧娘》自然不纯粹是记述高邮翁紫霞先生所讲的故事，但其人必实有，而且向作者讲过类似的故事梗概。《巧娘》之作，当不会拖上十数年的时间。再如《林四娘》篇，所记为康熙初期青州一带地方流传甚广的衡王宫中妖异事，故事虽然甚荒诞不经，但却事出有因，故事中凝结着浓郁的对明衡王府遭毁灭的悲哀。事过境迁，这种情绪不会延续很长的时间。《林四娘》之作，不会拖到康熙二十年之后。再者，《巧娘》、《口技》、《狐联》、《红玉》诸篇，篇后均有王士禛评语。据考证，王士禛评点《聊斋志异》，时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见本书《蒲松龄与王士禛交往始末》），这恐怕就是《巧娘》等篇作期之下限。总之，此册所录包括了蒲松龄前期和后期的作品。

此次所收录的，大多数篇幅较多，且不乏名篇，罕有篇幅短小、无甚意思者。见于铸雪斋抄本卷二、卷三者，两本的篇目顺次是一致的；而见于铸雪斋抄本卷十一、卷十二者，则不同，此抄本较铸本少许多篇。下面依铸本篇目顺次开列，为此抄本所有的篇目加“△”号，以见两本篇目之不同：

卷十一：△《王者》《某甲》《衢州三怪》《折楼人》《大蝎》△《陈云栖》《司札吏》《蚰蜒》《司训》《黑鬼》△《织成》△《竹青》△《段氏》《狐女》《张氏妇》《于子游》《男妾》《汪可受》《牛犊》△《王大》△《乐仲》△《香玉》《三仙》《鬼隶》△《王十》△《大男》《外国人》△《韦公子》△《石清虚》△《曾友于》△《嘉平公子》

卷十二：△《二班》《车夫》《乩仙》△《苗生》《蝎客》《杜小雷》《毛大福》《雹神》《李八缸》《老龙舡户》《青城妇》《鸮鸟》《古瓶》《元少先生》△《薛慰娘》△《田子成》△《王桂庵》△《寄生附》《周生》《褚遂良》《刘全》《土化兔》《鸟使》△《姬生》《果报》△《公孙夏》△《韩方》△《纫针》△《桓侯》△《粉蝶》△《李檀斯》△《锦瑟》△《太原狱》《新郑讼》《李象仙》△《房文淑》△《秦桧》《浙东生》△《博兴女》△《一官员》

此抄本缺少的篇章，有的篇幅甚短小，如《大蝎》、《蚰蜒》、《黑鬼》、《牛犊》、《土化兔》等；有的涉及时事，如《张氏妇》、《鸮鸟》等；有的所记怪异事缺乏意蕴，如《男妾》、《青城妇》等，总之，绝少佳作。

根据以上分析，第一，不是同一时期的作品；第二，同一时期的作品又缺录了许多篇，则可以断定：这一册不是照手稿本原篇目抄录的，而是经过优选的，或者是据作者自己优选的一册过录的。

再联系此册首页标明为“卷二”，最后又录有张笃庆、王士禛二人的题辞，又可以推知在蒲松龄大半生的创作过程中，《聊斋志异》曾先后以一卷本、二卷本的面貌传出。一卷本即现存手稿本第一册，卷首书名下标有“一卷”二字，便可证明。二卷本即手稿本第一册，再加和此抄本卷首书名下标有“卷二”字样的这一册一模一样的一册。康熙四十年（1701）春蒲松龄给王士禛送去的两卷（参看本书《蒲松龄与王士禛交往始末》），十之八九就是这样两册。

这样又可以想象到，此本之抄主最先是从蒲松龄那里借来了两册手稿，抄毕之后，又陆续借来其馀数册手稿抄录。这样，此抄本就与后来特别是蒲松龄辞世后据最后编排过的手稿本抄录的本子，不完全一致了，有的册规模、篇目一致，有的册则收文较少。此本有两小册，就可能原本即如此，并非后来破损所致。

本书《蒲松龄与朱缃》一章已讲及，朱缃向蒲松龄陆续借出《聊斋志异》手稿，至少有十五册。看来，此本抄者借出《聊斋志异》手稿抄录，同朱缃借抄《聊斋志异》的情况颇相类。

还可以再进一步作点揣测：如上文所推断，此抄本之抄写时间是康熙四十年（1701）前后，同朱缃借抄《聊斋志异》全稿的时间基本一致，而两者借抄的情况又颇相类。再者，现有案可据的，当时曾借到《聊斋志异》全稿而又全部抄成的，只有朱缃一家。那么，是否可以认为此抄本就是朱缃抄本之残本呢？虽然，我们还没有找到更充分的证据，但也应当说是不无这种可能性。

根据以上对此康熙抄本之考察，下面谈谈《聊斋志异》的校勘问题。

张友鹤整理之“三会本”，应当说是一部集所见诸本之大成的本子，功不可泯。但是，由于他未得获见此康熙抄本和二十四卷抄本，也不能不使“三会本”带有一些缺陷。自然，这些缺陷，在他作会校之时是难以察觉的，只是在有了此康熙抄本和二十四卷抄本可作观照的情况下，其缺陷就明显地显露出来了。

“三会本”《后记》中说：

从文字校勘上说，手稿本价值最大，这是作者的定稿本，可惜只存半部，因此源出于手稿本的铸雪斋抄本就受到我们特殊的重视。

——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724页

由此，整理者选定的“校勘的原则”是：

首先依据手稿本（简称稿本）；稿本所未载的各篇，就依铸雪斋手抄本（简称抄本）。这就是说，凡青柯亭刻本（简称青本）、同文书局石印本（简称同本）和遗稿本（简称遗本）等通行本错误之处，都按稿本或抄本加以改正。

——同上书第1725页

问题就出在使铸雪斋抄本受到“特殊的重视”，从而对“稿本所未载的各篇，就依铸雪斋手抄本”这样一个原则上。因为，铸雪斋抄本并非直接据手稿本抄录，而且也不是忠实地抄录，不论是它的底本就不忠实，还是它本身不忠实，结果一样，就是它里面有些抄者擅自改动而造成的异文。手稿本尚存的篇章，在“三会本”里自然依手稿本改正了过来；而手稿本失存的各篇，“三会本”便宁从铸雪斋抄本，而不从青柯亭本与手稿本一致的文字，这就不甚合适了。自然，如单就铸雪斋抄本和青柯亭本互校，其间的异文是难于辨认何者同手稿本一致，但是，再加上此康熙抄本及二十四卷抄本，四本进行互校，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了。也就是说，铸雪斋抄本与青柯亭本之间的异文，同据手稿本抄录的此康熙抄本的文字相同的一方，必然是同于手稿本，再加上二十四卷抄本之佐证，就可以肯定了。这样就会出现数种情况，大体上是三种：或者铸雪斋抄本可从，即前引任笃行文中所谓“据合本结合铸本校正青本”者所举之例子（《蒲松龄研究集刊》第一辑第178页）；或者青柯亭本可从，即任笃行文中所谓“据合本结合青本校正铸本”者所举出之例子（《蒲松龄研究集刊》第一辑第179页）；或者铸雪斋抄本、青柯亭本皆不可从，可据此康熙抄本并参照二十四卷抄本改正，即任笃行文中所谓“据合本校正铸本，同时校正青本”者所举出的例子（《蒲松龄研究集刊》第一辑第180页）。重要的是无论哪一种情况，其结果则是归一于接近手稿本，至少会比只依铸雪斋抄本的做法更加接近手稿本，也就是使手稿本已佚的那一部分篇章的某些文字接近恢复手稿的原貌。

这样互校之所以能够达到这样的结果，不仅在于靠多数决定取舍与否，还在于可以从中窥知铸雪斋抄本、青柯亭本出现异文的各自特点和原因，从而增强了我们的判断力，更容易辨认何本当同手稿本一致。众所周知，半部手稿本发现后，研究者将青柯亭本与之相校，发现青柯亭本的编刻者为避时忌，删改了一些文字。现将它再与铸雪斋抄本、康熙抄本相校，发现手稿本已佚的一些篇章，情况亦然如此，譬如《竹青》有一句，青柯亭本作：“有兵过，弹之中胸。”铸雪斋抄本、康熙抄本和二十四卷抄本，“兵”字上均有一“满”字。依据青柯亭本特注意避时忌的特点，那么即使手稿本、康熙抄本已佚的篇章，碰上这种情况，也可以判断铸雪斋抄本可从了。

从与手稿本的对校中，可以发现铸雪斋抄本屡简化手稿本的文字。如《考城隍》首句：“予姊丈之祖，宋公讳焘，邑廪生。”铸雪斋抄本无“予姊丈之祖”五字，“廪生”作“庠生”。《捉狐》首句；“孙翁者，余姻家清服之伯父也。”铸雪斋抄本无“者”字并以下九字，“孙翁”二字直与下文“素有胆”三字相连，首句便变成为“孙翁素有胆”。《成仙》中一句：“僮自言为成弟子，代荷衣粮，导与俱行，星饭露宿，逴行殊远。”铸雪斋抄本无“星饭露宿，逴行殊远”八字。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再校以其他本子，这类为铸雪斋抄本所删略之字句，康熙抄本、二十四卷抄本，以及青柯亭本，还都保留着，前者更无一字之差。

现再就手稿本已佚的篇章，将铸雪斋抄本与康熙抄本、二十四卷抄本相校，发现铸雪斋抄本也有类似的简略处。如《竹青》首句，康熙抄本、二十四卷抄本均作：

鱼容，湖南人，谈者忘其郡邑，家綦贫，下第归，资斧断绝。

而铸雪斋抄本则是：“鱼容”作“鱼客”，人名变成了泛称，并且少了“谈者”和“綦”三个字。要知道，用“谈者”一类字眼，是《聊斋志异》里一种常见口吻，以便使读者感到所说故事确有所据。“綦”，是作者家乡以东一带地方的方言中还保留着的一个古词语。再如《香玉》中写到黄生岁暮返家，次春二月梦绛雪来，说有“大难”，请他急返山，他醒后便赶赴崂山下清宫，下面的几句，康熙抄本、二十四卷抄本作：

则道士将建屋，有一耐冬，碍其营造，工师方纵斤矣。生知所梦即此，急止之。

而铸雪斋抄本于此处缺少了“知所梦即此”五字，变为“生急止之”，“急止之”的原因也就隐去，变为“潜台词”。再如《大男》开头几句，康熙抄本、二十四卷抄本并为：

奚成列，成都士人也。先有一妻一妾。妾何氏，小字昭容。妻早殁，娶继室申氏，不能相善，虐遇何……

铸雪斋抄本之第二句缺“先”字；“娶继室申氏，不能相善”九字稍简，作“继娶申氏，性妒”六字。全篇故事发生在其妻殁后，故第二句以有“先”字为好。再如《吴令》第二句，此康熙抄本作：

吴俗最重城隍之神，木肖之，衣以锦，藏机如生。

二十四卷抄本同此。铸雪斋抄本缺“衣以”二字。“木肖之，衣以锦，藏机如生”，非常通顺。“藏机”为一词，蕴含生机之意。少“衣以”二字，变作“锦藏机如生”，就句子蹩扭不通顺了。为篇幅计，例子不再多举了。由以上所述，亦可见铸雪斋抄本中之异文，并非全为抄写中的笔下误，很多地方是抄主张希杰任意简化手稿本的文字所造成的，或者是他所依据的殿春亭主人抄本已经简化、删略。有了这种认识，就可知对手稿本已佚的部分篇章，过于倚重铸雪斋抄本，而过于不从青柯亭本，就恰恰有损手稿本的原貌。上面所举数例，青柯亭本倒是接近此康熙抄本和二十四卷抄本，也当接近手稿本。自然，在“三会本”中，有些较明显的地方，如《陈云栖》篇中铸雪斋抄本节去之“莫从稽其妄”五字，已据青柯亭本增补了进来，遗憾的是大多数地方并未如此，只于校文中注明了青柯亭本作“××”字。而这又显然是由于整理者未参校更多的早期抄本所造成的。

开头提到藤田祐贤文中希望“把二十四卷抄本和（山东）博物馆藏抄本，作为校勘的资料，整理出比之于三会本更好善本”的话，是很有见地的。应当重视此康熙抄本和二十四卷抄本在校勘方面的价值，克服特别倚重铸雪斋抄本的偏向，做法是：手稿本存留的部分，基本依手稿本，只校正其中的笔误；手稿本不存的部分，基本依此康熙抄本和二十四卷抄本，只参照铸雪斋抄本和青柯亭本校正其中的笔误和明显不通之处。至于分卷、编次，那自然应依据手稿本八册的格局，参照铸雪斋抄本的总目次，来排定各册的篇次。这样，庶几可以整理一部最接近手稿本、无文字上之讹误的《聊斋志异》的定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