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一生勤于著述，自少年发轫，垂老仍不辍笔。朱缃赠诗云：“书著山中老更勤。”（《观稼轩诗集·简蒲留仙》）殆非虚语。其一生所作，除了使之名垂后世的《聊斋志异》、篇什甚丰的诗文，以及十五种通俗俚曲之外，还有不少种可以统称之为“杂著”的著作。

张元撰《柳泉蒲先生墓表》，文后仅列举了杂著五种，刻于碑阴。它们是：《省身语录》、《怀刑录》、《历字文》、《日用俗字》、《农桑经》。后来王洪谋撰《柳泉居士行略》，又增补了《家政内编》、《家政外编》两种。其实，据蒲氏自为序跋看，另外尚有《婚嫁全书》、《小学节要》、《药祟书》、《帝京景物选略》、《宋七律诗选》、《庄列选略》、《会天意》、《观象玩占》，凡八种。现在还存有他在康熙九、十年间代孙蕙所拟文稿二册，题作《鹤轩笔札》。这样，加起来就共计有十六种之多。

这些杂著的内容性质很不一样，有的并非个人撰著，而是节要或选编，它们也不是一时之作，如同其《聊斋志异》和诗文之作一样，是蒲松龄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陆续编著出来的。它们虽然不是文学作品，但编著也总有其各自的宗旨，反映着作者思想的某些侧面，按编著之时序排列起来，亦可以窥察其一生思想和著述旨趣之变迁。此篇之作，意思就在这里。

蒲松龄的这十数种杂著，绝大部分至今未经印行，传抄本亦罕见，有许多种恐怕是已经不存了。文献不足，难于作详细考察，只能据有限的资料，获知其大概而已。

此书未见。《聊斋文集》载其序文：

唐宋以来，选择百馀家，造凶煞之恶名，骇人观听，古人不甚遵，颇亦不甚验。最不可解者为“周堂”，不论节候交否，但以为逢若吉，建若凶，此何理也？今必欲集其书，勿乃为荒唐者愚乎？而不然也。我辈俗中人，举世奉为金科，而我独自行胸臆，既有违众之嫌，且子女婚嫁，即无所疑忌，而姻家翁母，必龈龈以为不可，遂不得不设酒封金，转求术士。故不若广集其书，汇其大成，使人无指摘之病，即明知其妄，而用以除疑，亦甚便也。康熙癸亥年志。

由是序可知，此书是为便于群众婚嫁择日、简化礼仪而作，意在破除以前的同类书中诸如所谓“周堂”之类的荒唐迷信之说，又照顾到民间既定的风俗习惯。“周堂”，阴阳家语。陆泳《田家志》：“嫁娶下葬，最忌周堂通。”后俗称婚嫁吉日为“周堂”。蒲松龄认为旧阴阳家书中硬是说某日吉、某日凶，是毫无道理的。看来，以谈鬼说狐为能事的蒲松龄，并不迷信阴阳家们的那些无稽之谈。癸亥，为康熙二十二年（1683）。其时，蒲松龄已补廪膳生，长子蒲箬、次子蒲篪和长女，均已及冠或及笄，三子蒲筠也差不了数岁，儿女婚嫁事未毕，推己及人，所以有这番考虑。

是书有旧抄本，未得见。顾名思义，可知是以修身为内容的语录体之著作。《聊斋文集》载其序：

余先人盛德之名，闻于乡党，凡族人戚友，小有讼争，必来剖诉，求得一言，以判曲直。然生平主于忍辱，时有妄人相干，惟付之不见不闻。……余半生落魄，碌碌无所短长，自念遗行或多，故不足以发世德之祥，敬书格言，用以自省，用以示后。子能体是书，便为跨灶；孙能体是书，即为亢宗。凡我后人，共听之哉！康熙甲子。

甲子，为康熙二十三年（1684）。序中谓是书之作，“用以自省，用以示后”，亦如上文所云“自念遗行或多”，“不足以发世德之祥”，是以自谦的口吻出之，本意恐怕还在于训世，至少是用以教训子弟。他以前曾应同邑友好王永印写过一篇《为人要则》，已收入《聊斋文集》，主张当有一致的地方。

《帝京景物略》，明刘侗、于奕正合撰。是书记明代北京景物，并及畿辅，凡八卷，一百二十九目，每篇之末，系之以诗。由于作者采摭颇疏，考证有不精确处，是书曾受到清人（如王士禛）的指摘，《四库全书总目》卷七十七贬抑特甚。然蒲松龄却极称赏其文章，选辑为《帝京景物选略》。《聊斋文集》载其小引云：

古游记，汗牛马，浩瀚之，隐括之，能事则尽。先生之文也否？字为读，句为折，无读不峭，无折不幽，创矣。其所为创，不直学，才也。尺幅耳，花有须，须可数；泡有影，影可捉；鱼有乐，乐可知。凌波微步，步每不咫，一咫一莲生，步步迹，咫咫印，细珊珊，香尘满，几乎坐绣而行锦矣。昔子昂画马，身栩栩然马。疑先生写树，身则梗叶；写花，则便须蕊；写山若水，则又丘壑影、细浪纹也。甲子于绰然堂得是书，跫然喜。其册八，其目一百又廿九，言累数十万，录之须岁月，烦僮手指也。然其诗也赘，弃之；其记也繁，稍稍去取之，狐取其白，尽美则已。为篇七十又七，为页八十又三，简而可携，便卧游也。

可见，他不是从学问家的角度，如王士禛在《池北偶谈》中讥其不考萨都剌集，失载安禄山、史思明所造双塔事，更没有像《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者那样基于政治的因素而肆意贬抑它，而是用纯文学的眼光，称赏其记述、描写景物之艺术。路大荒编《蒲松龄集·聊斋文集》，于蒲氏《小引》后附录了李尧臣的题跋。李尧臣亦极尽称赏之能事，云：

余读之，幽幽曲曲，渺渺冥冥，一步一折，一折一形，乍离乍合，乍断乍缕。聚而目之，或不能句；平吾气，定吾神，按丹点，寻墨痕，心几碎矣。而后其奇渐露，如游武陵，丹障塞天，鸟语入水，红芳簌簌，洒人衣袂，目眩神迷，由窦而入，忽睹秦人，鸡犬桑麻，田庐阡陌，言笑哑哑，不觉惊叹，出咤于武陵太守也。又或怪渔父饶舌，使千古仙源，误入俗耳。不知无渔父，子骥且无由问津矣，况下焉者乎？然则柳泉之选，又何可少哉！

李尧臣于举业之馀暇，热衷学古文，曾赢得王士禛的褒誉（《淄川县志》卷六“重续文学”）。就这篇跋文看，文章也确实写得简洁隽永，首尾呼应，亦见章法，尤其是后半部分用武陵桃花源事，兼寓两层意思，活脱而有韵致。总之，李尧臣是能文之士。这也表明《帝京景物略》之文笔，确有值得称赏处。蒲松龄之《选略》虽已不可得见，但《帝京景物略》原书尚存，亦可从中领会出他对此书如此感兴趣，为便于随时鉴赏、学习，搞出一个“狐取其白”的节选本，显然是要从中汲取语言艺术的营养，提高自己的文学表现力。这同他创作《聊斋志异》，不能认为没有什么关系。

此书传有旧抄本，未得见。《聊斋文集》载其序：

圣人制礼以范世，而世多悖礼，则刑生焉。刑也者，所以驱天下之人而归于礼者也。顾乡里之夫，目不睹圣明之法，犹往往而犯之。即如骂之一道，出于口而无形，至细也，而子孙施诸祖父母，奴婢施诸家长，皆论死，世俗乌得而知之乎？邱子行素，集五服之礼，并稽五服之律，授余相质。余读而叹曰：充此意，使读礼者知爱，读律者知敬，其有裨于风化非浅矣。”余因即其本而错综之，随亲属别作部，使尊卑之分，亲疏之义，愚夫妇一见可了；而又集日月所易犯者，增之为《怀刑录》，庶吾人知所措手足乎！总颜之曰“措素书”。行素邱子当不以余言为河汉也。康熙三十五年子月上浣。

原来此书初创于同邑邱希潜之手。《淄川县志》卷五“续贡生”：

邱希潜，字行素，己巳岁贡，授黄县训导，告归，构清梦楼于豹山之阳，读书其中，每与山僧野叟，诙谐畅饮，曾不知老之将至。寿八十馀岁卒。

《聊斋诗集》有康熙戊辰年作《三月十九日同邱行素、乔梓、毕莱仲兄弟登豹山看桃花》、己巳即邱行素出贡之年作《九日同邱行素兄弟父子登豹山》、甲申年作《赠别邱行素》三诗。《赠别邱行素》前一题为《重阳毕莱仲邀集石隐园》，且诗中有“邱子久别各憔悴”一句，见得连同后一题《故人惊憔悴》，为同一天于石隐园中作。第一、三两题中均有毕莱仲之名，毕莱仲为蒲氏馆东毕际有之弟际孚之第四子毕盛钥，揣度邱希潜与毕盛钥为姻亲，蒲松龄与邱希潜之交好，当与此有关。又，甲申为康熙四十三年（1705）。是年淄川大灾，《赠别邱行素》、《故人惊憔悴》诗，均说到“饥岁”、“无秋”之艰难，前诗云：“黄花强插愁方剧，白首相看涕欲来。”（其一），估计邱希潜时已至髦之年，长于蒲氏十多岁；他初创此书时，也该是花甲之年了。

据蒲松龄序文，《怀刑录》是专就亲族、戚属及奴婢与家长之间的名分之尊卑，规定相应的礼节、规矩，使群众知所遵从，大约类乎传为朱熹所著《家礼》，而较简单、明了。取“悖礼”则“刑生”之义以警世，所以题作《怀刑录》，又总题《措素书》。

此书不存。《聊斋文集》载其小引，可见蒲松龄对《庄子》、《列子》二书之见解，亦迻录于下：

千古之奇文，至《庄》、《列》止矣。世有恶其道而并废其言者愚，有因其文之可爱而探之于冥冥者则大愚。盖其立教，祖述杨、老，仲尼之徒所不敢信，而要其文洸洋恣肆，诚足沾溉后学。时文家窃其唾馀，便觉改观，则借杨、老之糟粕，阐孔、孟之神理，当亦游、夏所心许也。而诘屈聱牙之句，铨注者言人人殊，或至牵合其理，而并强其句，益使捧卷者吃吃而不可读，亦见其惑已。余素嗜其书，遂猎狐而取其白，间或率凭管见，以为臆说，但求其顺理而便于诵，其虚无之奥义，固余所不甚解，即有所能使余解者，余亦不乐听也。书成，轩轩自喜曰：“以庄、列之奇才，今并驱而就七十子之列，宁非快事哉！”惟与弟子辈，闭门叹赏，而又不敢出以示人，大方者亦无从而非笑之也。庄子不知何时人，书中有见鲁哀公一段，又云陈氏弑君，享国十二世，则自为矛盾，诸儒谓中有赝作，诚然哉！然篇引《列子》甚多，则《列》当在《庄》前。愚意尤注《庄》，故以《列》附其后，凡见于《庄》者，悉不载。丁丑闰月念五日。

丁丑，为康熙三十六年（1697）。

蒲松龄自谓“素嗜其书”，故有是选。前此已作《聊斋志异》中若干篇章，屡用《庄子》里的词语，七年前所作《九日同邱行素兄弟父子登豹山》诗，其二有“酒如《庄》、《列》增人放”之句，恐未必拾人牙慧，“素嗜”二字当不假。他喜爱《庄子》，谓“诚足沾溉后学”，无异于说他自己即受其益。至于他对《庄子》独赏其文章之“洸洋恣肆”，对其“虚无之奥义”表示不感兴趣，这大概一方面是由于还不敢公然背离当时奉之为金科的孔孟之道，另一方面是由于比较讲求实际，对生活哲理有许多深刻的思考，而对高度抽象的宇宙哲理就缺乏探求了。

此书不存。《聊斋文集》载其跋云：

小学之书，教人以事亲敬长之节，威仪进退之文，良足发人德性，真不啻取天下之童蒙而胎教之也。然其书废置已久，不惟目所不及见，并有耳所不及闻者。迩年童子之科，取数綦隘，往往年逾不惑，犹操童子之业，忽增五六万言，俾同总角者咿唔其中，亦良苦矣。余节取其要，存三分之一，以便老蒙士之记诵，不许龆龀者窃取之也。康熙丁丑十月望后四日。

由此跋文，可知此书非讲文字之小学，乃教人事亲敬长、应对进退仪节之小学。

朱熹始作《小学》，谓“养正之功，教之本也”。其书凡内篇四：曰“立教”，曰“明伦”，曰“敬身”，曰“稽古”；外篇二：曰“嘉言”，曰“善行”。明人陈选为乡塾训课之计，编成《小学集注》。清初，童生入学考试，初用《四书》文、《孝经》论各一；后定正试《四书》文二，复试《四书》文、《小学》论各一《清史稿》卷一百○六）。蒲氏序中所说“其书废置已久”，“迩年童子之科……忽增五六万言”，无疑即反映着清初童生考试科目之变化。而他删繁就简，作《小学节要》之目的，又显然是为便于童生记诵，以应付进学考试必作之一论，至于朱子作《小学》之本意，倒在其次了。大概正为如此，所以他才特别声明，是书是专为“年逾不惑”尚未进学之“老蒙生”当作敲门砖用的，“不许龆龀者窃取”。然而，这样说究竟是怕遭致拘墟小儒的非议，还是故作调侃，隐约其词地发牢骚？尚值得玩味。或许这样两种心思皆有。

此书不存。《聊斋文集》载其跋文，篇什虽短，却颇能见其旨趣。跋云：

宋人之什，率近于俚，而择其佳句，则秀丽中自饶天真，唐贤所不能道也。丁丑冬，余从毕子昆朗假得诗钞，闭阁录之。因其浩瀚，即有绝工处，而他句不相称者，辄弃去，故仅存三百二十有二首。吾于宋集中选唐人，则唐人逊我真也，敢云以门户自立哉！末载戴公一什，亦解嘲耳。腊月十四日。

先笺释“余从毕子昆朗假得诗钞”句。

毕昆朗名海洸，《淄川县志》卷五“重续贡生附录”载：

毕海洸，字昆朗，号涧堂，世持子，邑诸生。有《涧堂诗草》。《山左诗钞》按：涧堂，名父之子，诗文并著，尝受业于秋谷宫詹之门，与王孝廉洪谋并为高足。遗诗多经秋谷手评。

毕海洸是和赵执信（秋谷）同年中举的解元毕世持之子，所以卢见曾按语中说他是“名父之子”。他们家是明末官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的毕自肃之后，在淄川毕氏大族中算是比较显赫的一支，藏书当不少。

蒲松龄向毕海洸假得之“诗钞”，可断为吴之振所辑《宋诗钞》。根据是：从宋末开始，宋诗就颇为诗家所非议，有明一朝各派别都尊唐抑宋，所以向无总集、专选，清初此风始变，吴之振之辑本为最早出者。吴之振自序作于康熙十一年（1672），刻印后盛行于世，毕海洸家藏有《宋诗钞》，完全有可能，更何况蒲氏序中明说是“诗钞”。序末云“末载戴翁一什，亦解嘲耳”，此“戴翁”当为南宋晚期的戴复古，《宋诗钞》收其《石屏诗集》，然可借以解嘲者有多首七律，至于果为哪一首，就不好断定了。

蒲松龄选宋人诗，独取七律，自谓“于宋集中选唐人”，可见他还是以唐诗为尚，并不菲薄唐诗，只不过是不苟同明人那样对宋诗采取一概否定的偏激之见，而是认为宋诗中亦有“秀丽中自饶天真，唐贤所不能道”之佳句佳什。这个意见和态度比起明人“唐以后无诗”的论调无疑是对的，从中可以看出他一方面坚持了诗的标准，承认宋诗从整体上看“近俚”，另一方面又看出宋诗也有其时代所赋予的特点，有“唐贤所不能道”的一面。他之所以对宋诗给予一定的肯定，一方面有时代因素，矫正明人偏激之风已开，另一面也有其个人的因素，他于诗一道，尚实，喜直赋，与其《聊斋志异》之创作殊异。自然，这只是极粗略的揣度，如果能有幸发现这本七律选本，细致地作一番考察，当会作出更贴切的结论。

日本庆应大学藏旧抄本，未见。《聊斋文集》中亦未见有关的序、跋。然顾名思义，可断此书为简要通俗之历算书，旨在使群众知道岁时节候之名称及其由来，便于自行推演，以适时安排生活和农桑事宜。王洪谋《柳泉居士行略》列蒲氏著作，末为《时宪文》；蒲立德跋《日用俗字》，亦称乃祖有《时宪文》一种。二文均作于乾隆年间，当为避乾隆帝讳，而改称《历字文》为《时宪文》。因未见序跋，不知此书为蒲氏何年所作，依其内容性质估计，或同《日用俗字》、《农桑经》作期相近。

此书有旧抄本多种。路大荒整理之《蒲松龄集》收入。其性质、体例，自序讲得很清楚。序云：

每需一物，苦不能书其名。旧有《庄农杂字》，村童多诵之。无论其脱漏甚多，而即其所有者，考其点画，率皆杜撰。故立意详查字汇，编为此书。土音之讹，如“豭”读为“脚”，“种耜”读为“种使”之类，悉从《正字通》。其难识者，并用音切于大字之侧，若偏旁原系谐声，例应读从半字，概无音切；或俗语有南北之不同者，偶一借用，要皆字汇所有，使人可以音会。虽俗字不能尽志，而家常应用，亦可以不穷矣。康熙甲申岁正月下浣，柳泉氏志。

全书依事物性质，分作“身体”、“庄农”、“养蚕”、“饮食”、“菜蔬”、“器皿”、“杂货”、“果实”、“兵器”等，凡三十一章，每章用七字句韵语，讲说各个方面的事物、情况；各个方面的常用俗字，就分别嵌入行文中。显然，作者作此书的宗旨是：一、使初通文字者会写日常生活中常讲到但却不会书写的字；二、依据字书纠正群众对一些日用俗字的读音。这显然是一件有意义的普及工作。另外，因为此书是分类讲述生活各个方面的事物、情况，所以又不是单纯的字书，其中也含有一定的知识性，如“庄农”、“养蚕”两章，就含有一定的《农桑经》的内容；有的还含有一定的评论、劝诫的成分，如“赌博章”极言赌博之不良；“堪舆章”揭明阴阳先生祸福吉凶之说为无稽；“僧道章”揭露僧道骗人：“布施银下场中注，抄花钱买被底春。不为皇家养济院，钟磬经箱尽可焚。”甲申，为康熙四十三年（1704），时作者已达六十六岁之高龄。

近年，有研究者举出《蒲松龄集》所收《日用俗字》中数事，同蒲氏之生活时代、思想不相吻合，从而认为它不是蒲松龄的原作。（于天池《〈蒲松龄集〉载〈日用俗字〉非蒲松龄原作》，《文史》第二十辑）此问题值得研究。然流传之旧抄本卷首有蒲立德作于乾隆丁卯仲秋之识语：

大父讳松龄，字留仙，柳泉则其别号也。有诗集、文集、四六集、《聊斋志异》等书，又有通俗劝世游戏词，亦不下十种，皆可行世。今此书先出，以其易为力；而尤有切于身心者，如《省身语录》、《怀刑录》、《家政广编》、《时宪文》，现在校订，陆续嗣出。

后署“乾隆丁卯仲秋孙立德拜手谨识”，另行又署“柳泉蒲先生手著，孙立德毅庵、曾孙一泓翰池校正”。乾隆丁卯为乾隆十二年（1747），时蒲立德六十五岁。大约因年事已高，誊录校对要由其子蒲一泓来做，故而父子并署名字。一切并无不合，且前此一二十年，蒲立德便努力谋求乃祖著作得以刊印问世，此识语不会是后人之伪造。或书内有蒲立德擅自改动处欤？

此书传有多种抄本，《蒲松龄集》收载。《聊斋文集》复载其序：

居家要务，外惟农而内惟蚕。昔韩氏有《农训》，其言井井，可使纨绔子弟，抱卷书生，人人皆知稼穑，余读而善之。中或言不尽道，或行于彼而不能行于此，因妄为增删；又博采古人之论蚕者，集为一书，附诸其后。虽不能化天下，庶可以贻子孙云尔。康熙四十四年，岁次乙酉，正月廿四日。

序中所云韩氏“《农训》”，未见著录，待考。

此书凡《农经》七十一则，《蚕经》二十一则，《补蚕经》十二则（附《腌蚕法》），《蚕祟书》十二则，《种桑法》十则。此书虽然是采自前人所著农桑之书，但是，蒲松龄考虑到了农业生产之地区性的问题，原书有“或行于彼而不能行于此”的内容，故有所选择、增删，使之适合淄川当地的农业生产之实际，书中引用了一些农谚，大概就是当地民间所广泛流传者。日本天野元之助所撰《清蒲松龄〈农桑经〉考》（载《立命馆文学》第240号），运用极丰实的资料，对此书的内容、价值，考论甚详，足资参考。在蒲氏十馀种杂著中，此书在山东淄川及其附近地区的传抄本最多，这也说明它具有相当的实践价值。直到现代，此书还受到农业遗产研究机构的重视，农业出版社于1982年出版了李长年整理之《农桑经校注》。

此书有旧抄本。《聊斋文集》载其序：

疾病，人之所时有也。山村之中，不惟无处可以问医，并无钱可以市药。思集偏方，以备乡邻之急，志之不已，又取《本草纲目》缮写之，不取长方，不录贵药，检方后立遣村童，可以携取。但病有百端，而仅为四十部，殊觉荒率，而较之在《纲目》者，则差有涯岸可寻矣。偶有所苦，则开卷觅之，如某日病者，何鬼为祟，以黄白财送之云耳。康熙四十五年二月十五日。

是则此书乃采自李时珍《本草纲目》，所采选者为常见病而药物为群众易获致之治方。验之本书所采录诸方，其应用药物多为本地城乡常见之物，如大蒜、花椒、王瓜、山药、核桃、菊花等等，同序中所说正相合。蒲氏之所以定名为《药祟书》，是因为其中还录有少量的祈禳之治方，如序末所云“某日病者，何鬼为祟，以黄白财送之”之类。蒲氏有一定的迷信思想，自然是不能完全否认，但是，个中也不无为适应群众迷信心理之意，即如《婚嫁全书序》中所谓“明知其妄，而用以除疑”。对序末“某日病者”云云，不能理解得过死，玩味其语气，就颇有点调侃的意思。

据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所藏聊斋关系资料目录》（载该大学1955年出版之《艺文研究》第4号），该校藏有蒲松龄《药祟书》两种抄本：一为蒲章京抄本一册，一为毕氏抄本重抄本二册。《文献》1985年第1期载有近年于淄川发现之二卷抄本，卷首自序无原序中“检方后立遣村童，可以携取。但病有百端，而仅为四十部，殊觉荒率，而较之在《纲目》者，则差有涯岸可寻矣”数句。显系为了避开“仅为四十部”之言。此二卷本究竟是蒲氏后来之增溢，还是后人擅自增溢？待考。

此书未存。《聊斋文集》载其序：

窃闻陶朱居室，亦资颦黛之人；西伯行仁，犹需蚕桑之妇。油盖而簪华胜，睹丑马之临坛；弓鞋而踏青园，见懿筐在手。蚕政之重，所从来矣。然而烹姜调桂，可占中馈之佳；垢耳蓬头，终作奇男之玷。且柳絮之堂，闱房解赋；书带之室，婢子能文。谁谓风雅之闲情，殊不足道；脂膏之细事，即无堪传哉！爰集内政，以告解人。

“家政”，意即家庭事务之治理。此语原出庾信《侯莫陈君夫人窦氏墓铭》：“君子朝端，贤才家政。”近世偏重指家庭内缝纫、烹调、营养等事务之总称。由此序文，可知此书是专讲家庭妇女烹调、缝纫、束妆，以及闺中吟咏诸事，与现今所说“家政”之义相合。蒲氏题作《家政内编》，是因为他所说“家政”是广义的，另有《家政外编》，专讲男子家务之事。蒲立德跋《日用俗字》，称之为《家政广编》，无疑为内、外两编之合称。

未见著录，研究者谓之已佚。《聊斋文集》载其序：

窃以四民之生，胥资南亩；八口之计，重赖西成。今日而无宵旰之劳，则明日遂无寝食之适，人生斯世，虽欲无劳，不可得矣。然或贵介之子孙，不分菽麦；秀才之庄稼，贻笑耕夫。日用之事，习而不察者，宁少乎哉！他如朝饔夕爨，云剪夏畦之蔬；乘屋牵萝，实落秋园之树，为橐驼之弟子，乃神农之功臣也。下此则释耒耜而问花竹，亦田舍之高风；去淫赌而耽林泉，犹陶朱之令嗣，又乌知蓝蔚之生风月，非所以慰藉劳人乎？集为外政，公之同人。

由之可以看得出来，蒲松龄是把种庄稼、种蔬食、种树，以及种植花竹，乃至寄兴林泉之事，全都包括在“家政”之内了。这显然是小农个体经济思想的反映。

辽宁省博物馆藏蒲松龄手稿二册，笔迹与《聊斋志异》手稿本一样。1958年，叶馀曾当作手稿本《农桑经》，著文介绍。文载《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5期。近年，辽宁省图书馆为便于研究者进行研究，复印了若干部，外加封面，题作《聊斋杂记》。此二册手稿已破损，上册第一页不见标题，前半部分逐月记载种植谷物、蔬菜、树木、花卉之时间、方法；后半部分为“蓄养”（内有“宁戚贩牛经”、“伯乐相马”、“公孙弘养猪法”、“寡妇清养鸡法”、“养鱼”等目）和“诸花谱”。下册第一页题有“书斋雅制”四字，记染纸、造墨、书画、装璜、珍玩、石谱诸事。其所记内容，尤其是上册，同《家政外编序》所说非常近似。它显然不是《农桑经》手稿，因为它同流传的抄本《农桑经》内容不一致，尤其显著者是并无蚕桑事。因此，我觉得它有可能是被认为已不存的《家政外编》的手稿，或者说是《家政外编》的未定稿。联系蒲氏杂著绝大多数的序或跋，都署有编著年代，而此内、外两编讲“家政”的书，序末没有题署，这是否意味着它们可能本来就没有最后定稿。到乾隆年间，蒲立德欲将乃祖所著杂著陆续校订刊出时改称为《家政广编》，也可能就是因为两编为未定稿，打算合在一起，再作一番编订。

这两编的写作年代不详。台湾罗敬之著《蒲松龄及其聊斋志异》，断“两书作成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作者年七十岁”（见该著第88页），这大约是因为那一年蒲氏又选辑《齐民要术》一书，自序中有“以补家政之缺”一语。这自然不无道理，可备一说，然而，补缺之作未必一定在撰写此两编之同年。并且，蒲松龄选辑《齐民要术》事及其自序，仅仅是路大荒讲述出来的，并无其他资料作佐证，虽不必不信，但也不能用以转证别的问题。再者，此两编讲“家政”之书，涉及家庭内帏细事，两编之序均间用骈俪之句，似不类至年古稀的老年蒲松龄之所为，如将作期向前推上数年，似乎更为合理些。姑且存疑，待有新资料发现，再作进一步的考证。

此书未见。《聊斋文集》载其序文，原文过长，兹摘录其中一段，以窥知其内容性质。

是集也，固所以观天文也，然就天言天，则玄穹之垂象，造化之推迁也，而非我也；就我言天，则方寸中之神理，吾儒家之能事，虽元会运世，曾不能当我一息，而参天两地，燮理阴阳，总属馀绪。夫苟凝神默会，则盈虚消息，了无遗瞩，昭昭乾象，不出方寸，彼行列次舍，常变吉凶，不过取以证合吾天耳。

就这段引文，我体会《会天意》是一本观测并解释天文气象、推演宇宙变化之理之书，其性质大概颇类《六经天文编》、《天经或问前集》。据路大荒所见蒲松龄选辑《观象玩占》题识，有“先得《会天意》一册，以其有量晴课雨之益，故依样录之”之语，可知并非蒲松龄撰著，亦未选择，严格说来，似不应列入其著作中。这大概就是张元《墓表》、王洪谋《行略》所不载之原因。

路大荒生前藏有蒲松龄选录《观象玩占》手稿二册，并撰文介绍。文载《山东省志资料》1962年第3期。文中引录了蒲松龄之题识。题识云：

先得《会天意》一册，以其有量晴课雨之益，故依样录之。后见《观象玩占》，无论其卷册浩繁，不能缮写，且天文星宿，多所不能解，仅取其人人共知如日月北斗、风云雷雨之属，录为三卷，聊以备旱涝之秋，为瞻云望岁之助云尔。甲午五月下浣，柳泉氏志。

《观象玩占》，《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一十著录：“五十卷。旧本题唐李淳风撰。凡日月五纬经星云汉彗孛客流杂气，以及山川陆泽城郭宫室营垒战阵，皆著于《占》，而阴晴风雨雹露霜雾，咸附录焉。于日月之交会，五星之退留，今所预为推步，岁有常经者，亦往往断以占候；即日月所不至，五星所不经者，亦虚陈其象，殊不足凭。”

《观象玩占》凡五十卷，自然可谓“卷册浩繁”。甲午，为康熙五十三年（1714），蒲松龄已七十五岁，见得他与世长辞的前数个月，他还在读书，并想着为群众选辑“聊以备旱涝之秋，为瞻云望岁之助”的通俗读物。

鹤轩系蒲松龄同邑友人孙蕙在江苏宝应做知县时的书斋名。青岛市图书馆藏《鹤轩笔札》四册，内容为孙蕙在宝应并曾一度兼署高邮州事期间所发的书启、文告。其中二册确系蒲松龄笔迹，当为他在宝应、高邮作幕期间代孙蕙所拟文稿。

蒲松龄所拟二册，共收文八十篇。第一册封皮有蒲松龄自为题签：“鹤轩笔札，自庚戌十月初三日起至年终止”。第二册封皮亦有蒲松龄自为题签：“鹤轩笔札，辛亥正月起，五月止”。第二册第十六页上题：“后高邮稿，三月二十八日到任”。最后一启为《五月十二日上钞关周》。这些书启、文告，虽然是代人所作之官场文字，与蒲松龄本人并没有直接关系，但也反映出他在那期间的行迹、阅历，透露出他当时的一些思想认识，因为人毕竟不是一台无情感、无灵性的电子模拟器。所以，这两册手稿，对了解其人，乃至对了解《聊斋志异》的创作，都有一定的益助。

关于这两册《鹤轩笔札》的较为详细具体的情况，可以参看邹宗良《蒲松龄的〈鹤轩笔札〉手稿及其佚篇》，文载《蒲松龄研究集刊》第四辑。

通过上面的简略考察，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点情况：

一、蒲松龄此十六种杂著，除代人所拟之官场文字《鹤轩笔札》一种，作于康熙九、十年（1670—71），其馀十五种全部是康熙二十年（1681）以后编著的。这显然是由于他于康熙十八年（1679）入毕家坐馆后，一方面毕家藏书甚丰，如他写给袁藩的词中所说：“书充栋，凭君剪。”（《贺新郎·读宣四见和之作，复叠前韵》）他能够看到许多书籍，前此他是没有这种条件的；另一方面他本人的生活又比较安定，在教书之馀有时间读书和编书，前此，他也没有这种条件。

二、在康熙二十年以后他的后半生里，前后期的编著又显然有不同的性质：前期的编著多为自用兼教人，或研习诗文，如《宋七律诗选》、《庄列选略》；或修身齐家，如《省身语录》、《怀刑录》、《小学节要》，书中就反映着他的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和文学情趣。而后期的编著则多为方便民众，特别是劳动群众，如《日用俗字》旨在教人会写常用俗字，《农桑经》是教人种田、养蚕之法，《药祟书》是给民众提供一些简易的药方，这固然突出地反映出他为民众而编书的思想，而这些书毕竟要算是文化科学普及读物了。

这种情况表明，蒲松龄在康熙四十年（1701）以后，也就是他年逾花甲之后，著作之旨意、内容性质和读者对象，与以前甚为不同了，这反映出他的思想和对现实人生的态度，发生了一个显著的变化。如果再联系蒲氏的其他方面的著作，事情就更加明显了。譬如诗歌创作，以往多抒发科举不第、怀才不遇的哀怨和愤懑，而此后数年，伤时记灾、同情民众苦难之作则显著多了起来，尤其是康熙四十三年（1704）前后持续了三个年头的特大灾荒中，不仅篇什极夥，而且绝少写自家的困苦，几乎全是为时而忧，为民而忧。叙事文学创作方面亦然。此时，《聊斋志异》已近于搁笔，而专为群众创作的通俗俚曲，却进入了创作高潮，现存的十四种俚曲，大多数是他在六十岁以后创作出来。据藤田祐贤、高明阁诸家考证，《俊夜叉》约作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慈悲曲》约作于康熙四十年（1701），《姑妇曲》作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蓬莱宴》、《富贵神仙》、《寒森曲》、《翻魇殃》和《禳妒咒》均作于《姑妇曲》之后，《磨难曲》作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之后，《墙头记》作于康熙五十年（1711）。（藤田祐贤《聊斋俗曲考》、高明阁《蒲松龄俗曲创作篇第考》）如果说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是当作“千秋大业”，有其文学艺术上的追求，那么他创作通俗俚曲，就是为了供民众娱乐，对民众进行教化了。

三、蒲松龄这十六种杂著，他生前全都没有付梓，也没有像《聊斋志异》那样走运，名声日起，传抄日广，半个世纪的光景便镌刻行世了。这原因一方面固然是由于蒲氏及其后人，家资不丰实，无力付诸梨枣，而另一方面也有其自身的价值问题，它们固然也适应了群众的需要，适应了社会的一定的需要，但在同类书籍中毕竟不是高质量、高水平的，何况还有许多种是选录自前人比较流行的书籍呢？也就是说，它们没有像《聊斋志异》那样，在自己的那个领域里，达到登峰造极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