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脂砚斋为谁何人氏，难于考定，其评语多是寥寥数句的直观的感触，意见也并不完全确当，然而，脂砚斋评语却在《红楼梦》研究的历史上起到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20世纪初，《红楼梦》被笼罩在诸种牵强附会地索隐和随意地评点的气氛中，索隐派纷纷探究其影射的政治历史，评点派就其命意各逞臆说，争议钗黛之优劣。20世纪初，《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被发现了，“新红学”派提出了“自传说”，研究者的目光顿然贴近了这部小说，已往的种种臆说便受到了质疑。
历史又过去了大半世纪，对曹雪芹身世的认识更丰富了，对《红楼梦》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发展，由脂砚斋评语而生成的“自传说”早已受到了理所当然的怀疑、扬弃，《红楼梦》的思想意义、文化内蕴和艺术成就，获得更深入的阐释。尽管如此，脂砚斋评语，作为一份古代文学批评理论的历史遗产，仍然没有完全失去其价值和意义，它依然可以给予今天的读者许多有益的启示，它在小说批评理论上的建树，还没有为人们所充分理解，尚待研究者做进一步地探讨、阐释。
脂砚斋不同于他以前的李卓吾、金圣叹、毛纶等人，他是以曹雪芹创作的知情人的姿态来评点《红楼梦》的，在评点中时而显示自己十分熟悉小说中描绘的那个世界、那种生活，曾经耳闻目睹过其中的一些事物，时而情不自禁地发出几声抚今追昔的感叹。可以相信他确实是知情人，不只是因为他道出了曹雪芹的一些真实情况，有些情况外人是难能知道的，而且由于他对《红楼梦》所描绘的那个世界、那种生活，有着“非经历过者”难能有的感受，与作者的心灵息息相通，所以才能做出了许多（当然不是全部）贴切、独到的评语，在小说美学的诸如创作论、真实论、典型论方面，做出卓越的建树。自《红楼梦》印行广泛传世之后，评点者甚多，解析题旨、情节，品评人物，用心颇细，然而都没有在《红楼梦》研究中产生较大的影响，也没有几家受到近世小说批评理论家的重视。究其原因，恐怕主要不是那些评点家的文学修养比脂砚斋低，而是他们不像脂砚斋这样了解作者，也不甚熟悉小说描绘的那种生活，读之感受不深切，如鲁迅所论述过的那样：“文学虽然有普遍性，但因读者的体验的不同而有变化，读者倘没有类似的体验，它也就失去了效力。”[8]
脂砚斋评语的一个主要内容，是透露出曹雪芹创作的底蕴、背景材料，以及《红楼梦》中一些细节的素材来源。这与《红楼梦》第一回里表露的创作思想和所谓“真事隐去”、“假语村言”的做法，是一致的。这不只是显示了《红楼梦》是曹雪芹满怀身世之悲而就其亲身经历过的生活写成的，而且也为深切地理解《红楼梦》的这一基本特点，提供出一些具体的线索和有益的启示。
曹雪芹是就“亲历亲闻”的生活经验写成《红楼梦》的。脂砚斋说他是“哭成此书”。这有别于长期积累而成书的历史小说《三国志演义》、英雄传奇《水浒传》和神魔小说《西游记》，也有别于借旧故事框架写当代世情、有暴露而无眼泪的《金瓶梅》。这是无疑义的。但是，曹雪芹的身世经历与《红楼梦》展示的贾府的盛衰，究竟是怎样的关系？脂砚斋评语提供的信息，有以下几种情况：
他道出了《红楼梦》中的一些情节是“真有是事”，作者“实实经过”，或曰“非经历过，如何写得出！”这等评语大都是就小说中的生活细节，或没有确指的社会现象来说的。如第二回林黛玉初入荣国府走到正房前，几个丫鬟笑着迎了上来，三四人争着打起门帘，脂批云：“真有是事，真有是事。”这是一般的生活现象，所谓“真有是事”，只是说真有这样的事。再如第二十五回马道婆花言巧语，假神道报应引诱贾母多出银子做“善事”，脂批云：“一派无伦理信口开河的浑话，却句句都是耳闻目睹者，并非杜撰而有，作者与余实实经过。”这种事也是当时常有，何尝是只有曹家才有，所谓“并非杜撰而有”，只是说有生活依据，同“真有是事”是一个意思，并没有确指贾母是曹家哪一位老太太。评曰“非经历过，如何写得出”的地方甚多，方面甚广，大事如贾元春省亲，先有十几个太监骑马而至，气喘吁吁地以“拍手”示意“来了”；元春与贾母、王夫人见面，“三个人满心里皆有许多话，只是俱说不出”（第十八回）；小事如林黛玉、史湘云月下在水池边联诗，黛玉看到有个黑影，怕是有鬼，湘云不怕，拾起石子打去，“只听那黑影里戛然一声，却飞起一个白鹤来”（第七十六回），等等。这些都是表示小说写得确如其然，没有那种生活经历的人是写不出来的。脂砚斋的本意原是赞扬小说写得真实，但却道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强调了作家的亲身经历对小说创作的重要意义。
脂砚斋还时而就《红楼梦》中的一些话语、事物，发几句感慨。如第八回秦钟初见贾母，贾母给了他一个金魁星，脂批云：“作者今尚记金魁星之事乎？抚今思昔，肠断心摧。”第十三回秦可卿托梦王熙凤，说：“若应了那句‘树倒猢狲散’的俗语，岂不虚称了一世的诗书旧族了。”脂批云：“‘树倒猢狲散’之语，今犹在耳，屈指三十五年矣。哀哉，伤哉，宁不痛杀！”第二十八回贾宝玉与薛蟠、蒋玉菡等人行酒令，用“大海”喝酒，脂批云：“大海饮酒，西堂产九台灵芝也，批书至此，宁不悲乎！”第三十八回薛宝钗等邀贾母赏桂花，林黛玉吃了些蟹肉，心口觉得微疼，须喝口烧酒，贾宝玉忙道有烧酒，便命将那合欢花浸的酒拿来，脂批云：“伤哉！作者犹记矮
舫前以合欢花酿酒乎！屈指二十年矣。”等等。这些话语、物品，可以相信曹雪芹家昔日是有过的，所以引起脂砚斋几番抚今追昔地感叹。然而，它们在小说中出现的场合，又何尝与曹家一致：“树倒猢狲散”原是曹寅常说的话，在小说中却是秦可卿托梦之语；“大海饮酒”是“西堂故事”，原为庆贺产灵芝之吉祥，在小说中却是被安置在一场带有庸俗味的闹剧中，显然都与原来的人事、场景不相合。这种情况原本是小说创作中必不可免的，小说作者往往会有意无意地顺手拈起他周边生活中的一些事物，熔铸进他编织的故事情节中。
脂砚斋评语提供出的《红楼梦》的背景材料，具有曹雪芹家世的史实性质的，有所谓“南直召祸”、“四次接驾”。“南直召祸”指的是曹家江宁织造府被抄。《红楼梦》前八十回没有贾府被抄家的情节，脂评是就第一回苏州葫芦庙失火，邻居甄士隐家也被焚而发，说是“写出南直召祸之实病”，意思比较隐晦，大概是谓甄家被烧寓曹家被抄之意。后四十回里有贾府被抄家的情节，不论是不是曹雪芹的遗稿，同曹家的被抄原委也不一样。“四次接驾”指的是康熙皇帝南巡，四次驻跸江宁织造署，曹寅主持接驾事。《红楼梦》中没有接驾的情节，只在第十六回里赵嬷嬷和王熙凤议论贾元春行将省亲事，说到江南的甄家“好势派，独他家接驾四次”，脂批云：“甄家正是大关键，大节目，勿作泛泛口头语看。”又回前评曰：“借省亲事写南巡，出脱多少忆昔感今。”又曰：“大观园用省亲事出题，是大关键处，方见大手笔行文之立意。”这就道出了曹雪芹构思的用心：写省亲不仅是借以抒发“忆昔感今”之悲哀，而且也是要由之引出大观园之建造，为展示他笔下的那些人物的命运设置那样一个活动天地。
由脂砚斋评语传出的多种信息，反映出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隐衷和基本特点：他是展示所亲身阅历过的人生，而非实录其身世；取材于所历所见的生活，却运用文学的想象，进行了改造、移植、变形，乃至幻化，重新组合成一个超越一家之事而内涵深沉意蕴的小说世界。这就是曹雪芹自己向读者示意的所谓“真事隐去”、“假语村言”的基本内涵。
脂砚斋熟悉《红楼梦》所摹写的那种生活，读来感到亲切，似曾相识。所以，称赏《红楼梦》写得真切，也就成了其评语的另一个主要内容。尽管，他的评点带有一般评点家的局限，多就具体情节而发，显得比较零碎，但综合起来，却揭示出了这部小说独到的艺术特点，并且在文学的真实性问题上，登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脂砚斋心目中的真实，不是实有其人，实有其事，不是纪实性的真实性。他有一条评语说：“若真有一事，则不成《石头记》文字矣！作者得三昧在兹，批书人得书中三昧亦在兹。”（第二十八回）可见，他所谓的真实，是文学虚拟的真实性，其内涵也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摹写的真实，即如脂评所说：“形容一事，一事毕真。”（第十九回）如第六回刘姥姥进入王熙凤卧房，“那凤姐儿……坐在那里，手内拿着小铜火箸儿拨手炉内的灰。平儿站在炕沿边，捧着小小的一个填漆茶盘，盘内一个小盖钟。凤姐儿也不接茶，也不抬头，只管拨手炉内的灰，慢慢的问道：‘怎么还不请进来？’”脂批云：“神情宛肖”，“此等笔墨，真可谓追魂摄魄”。第十八回贾元春省亲，先有十几个太监“喘吁吁跑来拍手儿，这些太监会意，都知是来了，来了，各按方向站住。……半日静悄悄的，忽见一对红衣太监，骑马缓缓的走来，至西街门下了马，将马赶出围幙之外，便垂手面西站住。半日又是一对，亦是如此，少时便来了十多对，方闻得隐隐细乐之声。”脂批云：“画出内家风范”，“形容毕肖”。这类叙述没有做较多的描绘，却绘影传神：前者显现出王熙凤骄矜的神态，后者写出了太监们的紧张、严肃，显示是贵妃之尊贵。这确如脂评所说：“形容一事，一事毕真。‘石头’是第一能手矣。”
脂砚斋屡屡称赞的，是《红楼梦》的情节“合情合理”、“近情近理”，即符合现实生活自身的必然性，是彼时彼地必有之事。如第七十三回邢夫人见了傻大姐拾到的绣着春宫图的香囊，“吓得连忙死紧攥住”。脂评云：“妙，这一‘吓’字方是世家夫人之笔。虽前文明书夫人之为人稍劣，然在情理之中，若不用慎重之笔，则邢夫人直系一小家卑污极轻贱之人矣。”这就是说，邢夫人虽然曾经帮助贾赦劝鸳鸯做小妾，可谓“为人稍劣”，然而就其软弱性格和“夫为妻纲”的伦理处境中，她那样也是“在情理之中”，她又毕竟是“世家夫人”，发现丫头拿着绣春囊那样物件，张扬开来，不只是丢丑，还可能生出事端，岂能不“吓”？“吓”才正合情理。第十七回林黛玉误以为贾宝玉连她给他做的荷包也送给了小厮，赌气将给贾宝玉做好了一半的香袋铰了，及至发现贾宝玉还“珍重地带在里面”，自悔莽撞，又愧又气。脂批云：“按理论之，则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若以儿女之情论之，则是必有之事，必有之理。”为什么？“怒之极，正是情之极。”所以，这才是“情痴之至文也”。在此评语里，前一个“理”字，是笼统、抽象的理；后一个“理”字，是生活实际之情理。可见，他所谓的“情理”，不是抽象理念的合理性，而是现实生活随处自具的合理性。
正是基于这种情理观，脂砚斋解析了《红楼梦》里的一些人物话语的真实底蕴。如，他极称赏第三十九回写刘姥姥称贾母“老寿星”，贾母回称刘姥姥“老亲家”，“神妙之极”，因为，在那种特殊的场合中，善于应接的刘姥姥，如此称呼方才得体而讨极尊贵的贾母的欢心；贾母既欢心，如此回称方才显得大方，而不失其尊贵。又如第七回王熙凤要见见秦钟，尤氏笑着说秦钟“斯斯文文的”，“比不得咱们家的孩子们胡打海摔的惯了”。脂批云：“卿家胡打海摔，不知谁家珍怜珠惜？此极矛盾，却极入情。盖大家妇人口吻如此。”意思是尤氏的话与事实相反，不合情理，但出自大家妯娌之间，尤氏以亲昵、调笑的态度，要王熙凤不要嫌弃秦钟小家子气，却是合乎情理的。这“极矛盾，却极入情”，是现实生活中人们表示意见时常有的修辞现象，其中包括礼貌性的、奉迎性的、调侃性的、欺骗性的多种性质的语言伪装。《红楼梦》的优点，就是随人随地写出许多人物经过粉饰、伪装的话语，显现出各自的性情，从而也就真切地反映出那种生活的原有的面貌。
也正由此，脂砚斋在评语中多次指出《红楼梦》是照生活的实际写出人物性格复杂性，而不像当时流行的一般小说那样，人物性格单调、雷同，形成千人一面的套数。如第一回写贾雨村相貌堂堂，脂批云：“最可笑近世小说中，凡写奸人则鼠耳鹰腮等语。”第二回写林黛玉“聪明清秀”，脂批云：“看他写黛玉只此四字。可笑近来小说中满纸‘天下无二’，‘古今无双’等字。”他还就第二十回写林黛玉讥笑史湘云咬舌，“二哥哥”说成“爱哥哥”，提出了美人有一缺漏并不妨碍其为美的论点，说：“今以咬舌二字加之湘云，是何大法手眼，敢用此二字哉！不独不见其陋，且更觉轻俏娇媚，俨然一娇憨湘云立于书上，掩卷合目思之，其‘爱’‘厄’娇音如入耳内。”意思是美的人物有一种缺陷，能够增加其真实感，直如大千世界中活脱脱的人物。人的性情也是这样，所以，他又进而提出了人物性格复杂性的问题。第四十三回写贾府内闱凑钱为凤姐过生日，尤氏把周、赵二位姨娘凑的银子交还给了她们，说：“你们可怜见的，那里有这些闲钱！凤丫头便知道了，有我应着呢！”脂评道：“尤氏亦可谓有才矣。论有德，比阿凤高十倍，惜乎不能谏夫治家，所谓人各有当也。此方是至理至情。最恨近之野史中，恶则无往不恶，美则无一不美，何不尽情理之至之如是耶！”这虽是就尤氏而发，实则《红楼梦》里许多人物，莫不如是，这个道理也表现于其他的评语中，只是这条评语做出了明确的概括。这个论点不仅揭明了《红楼梦》在中国小说创作史上的创新性，如鲁迅所说：“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9]而且在小说批评理论史上，它也有首发意义。
脂砚斋评语对《红楼梦》的核心人物——贾宝玉形象的解析，是异常精彩的。
贾宝玉生活于富贵家庭，为祖母钟爱，受父母管教，男女奴仆趋从奉迎，与一般贵公子无异，自然也显现出作者曹雪芹幼年的某些身影。第十七回贾宝玉带人到初建的大观园中戏耍，忽听贾政就要来了，“带着奶娘、小厮们，一溜烟就出园来”，脂批云：“不肖子弟来看形容。余初看之，不觉怒焉，盖谓作者形容余幼年往事。因思彼亦自写其照，何独余哉！”类似的情况，脂批未说到的可能还有若干。然而，脂砚斋并没有将贾宝玉说成是自我写照，而是看作作者创造的小说人物。他说：“按此书中写一宝玉，其宝玉之为人，是我辈于书中见面知有此人，实未目曾亲睹者。又写宝玉之发言，每每令人不解；宝玉之生性，件件令人可笑。不独于世上亲见这样的人不曾，即阅今古所有之小说奇传中，亦未见这样的文字。于颦儿处更为甚，其囫囵不解之中实可解，可解之中又说不出理路。合目思之，却如真见一宝玉，真闻此言者，移至第二人不可，亦不成文字矣。”（第十九回评语）这一段评语非常中肯，恰切地说明了贾宝玉形象的特性：他不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物，谁也不曾“亲睹”过这样的人物，而且“今古之所有小说传奇中”，也不曾有过这样的人物形象，而是这部小说中的一个古今无双的文学形象。这种认识已经接近近世文学批评理论中关于典型形象的“这一个”的观点。后几句更进一步地说明了贾宝玉形象带有文学意象化的性质，其囫囵不可解的言语，令人可笑的“生性”，以生活常理论之，似乎不可理解，而其中蕴蓄的意思、精神，又是可以意会、理解的，正是由于存在着这种形式和内涵的特殊关系，所以又是可意会而难于言传的。这一方面触及了近世文学批评理论中所谓“陌生化”的问题，典型形象是“熟悉的陌生人”，以及文学的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差别的问题，文学形象可以不具有现实的逻辑的真实性，逻辑思维的抽象性难于符合文学形象内涵的多义性。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贾宝玉形象的思想内涵，与当时通行的观念不相符合，乃至完全相悖，所以也使当时的读者、评点家难于明晰地说出其理路。
这后一个方面，可以从脂砚斋的另两条评语得到印证。第十九回里贾宝玉自称“浊物”，脂评云：“妙号。后文又曰‘须眉浊物’之称。今古未有之人，始有此今古未有之妙称妙号。”“这些宝玉意中心中确实之念，非前勉强之词，所以谓今古未有之人耳。听其囫囵不解之言，察其幽微感触之心，审其痴妄委婉之意，皆今古未见之人，亦是未见之文字。说不得贤，说不得愚，说不得不肖；说不得善，说不得恶；说不得正大光明，说不得混帐恶赖；说不得聪明才俊，说不得庸俗平凡，说不得好色好淫，说不得情痴情种，恰恰只有一颦儿可对，令他人徒加评论，总未摸着他二人是何等脱胎，何等骨肉。余阅此书，亦爱其文字耳，实亦不能评出二人终是何等人物。”这一连串的“说不得”，说明《红楼梦》的这两位主角，已经不能用当时固有的社会观念、道德原则来进行诠释、品评了。而这种情况岂不是正表明，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性格具有了与当时旧有观念、习俗和道德原则不同的、尚未被社会舆论所认同的新的品质！
脂砚斋虽然自谓“说不得”、“亦不能评出二人终是何等人物”，但还是时而要做解人，以自己所悟出的意思启示后来的读者。如第三回写林黛玉曾听见母亲说过宝玉“顽劣异常，极恶读书”，脂批云：“是极恶每日‘诗云’‘子曰’的读书。”第七十三回写贾宝玉“偶然一读书，不过供一时之兴趣”，脂批云：“妙，宝玉读书，非为功名也。”第十九回写贾宝玉对袭人说：“等我化成一股轻烟，风一吹便散了的时候，你们也管不得我，我也顾不得你们了。”脂评云：“是聪明？是愚昧？是小儿淘气？余皆不知，只觉悲感难言，奇理愈妙。”同回写贾宝玉给读书上进的人起名“禄蠹”，脂批云：“二字从古未见，新奇之至。难怨世人谓之可杀，余却最喜。”尽管这些只言片语，还只是透露出贾宝玉性格的一些表象的底蕴，有待后世文学评论家的深入阐释，但毕竟是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里，堪称是贴近《红楼梦》实际的解释，比后来的其他评点派、索隐派和自传说，都中肯。
脂砚斋评语还有许多条透露出《红楼梦》八十回后面的曹雪芹已写或拟写的一些情节的情况。这些情况对了解曹雪芹的创作思想和原设计，是有裨益的。但是，高鹗、程伟元所补成的后四十回，既然已经同前八十回一起流传了二百馀年，也就没有必要、也不大可能改变八十回后的情节了，历史的距离难于使今世的作者弥合起来，这里也就不解说脂评这方面的情况了。
脂评不论在今人看来带有多大的缺点，它都是中国古代小说批评理论中的一份足云珍贵的遗产，其中就孕育着一些天才的思想理论的萌芽。即使退一步说，脂砚斋是伪做曹雪芹创作的知情人，其成就、贡献也是不能抹杀的，何况那种情况的可能性是极小的！
（原为《红楼梦》山东文艺出版社整理本《前言》）
[1] 《春柳堂诗集》七言近体《伤芹溪居士》。
[2] 《绿烟琐窗集》。
[3] 《延芬室稿·戊子初稿》。
[4] 冯其庸：《论庚辰本》。
[5] 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下·戚蓼生与戚本》。
[6] 朱谈文：《红楼梦论源》第三编《版本及脂评概述》。
[7] 《随园诗话》卷二。
[8] 《花边文学·看书琐记》。
[9]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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