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化、大丰两县近年所发现的文物，凡属口头传说性的，皆不足为据，有参考价值的只有三件：一是出土的《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砖刻；二是《施让地券》砖刻，原物已失，仅存拓片；三是民国七年施氏十八世裔释满家（本名施书诚）手抄的《施氏长门谱》。
1982年4月，笔者应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之邀，随同全国各地的十多位《水浒传》研究者，到兴化、大丰进行施耐庵文物资料的考察座谈，看过了这三件文物资料。我认为，单靠这些材料，还不能揭开《水浒传》作者之谜。
《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和《施让地券》都是出土之物，自然不会是赝品。被认为有重要价值的，是前者中间叙述墓主曾祖、祖两代的一段文字，但由于字迹已多磨损，极难辨认，参加这次考察座谈的十几个人反复斟酌，勉强读作：
曾祖彦端，会元季兵起，播浙，遂家之，及世平，怀故居兴化，还白驹。生祖让字以谦。
实际上，其中“播”、“浙”、“遂”三字，非常模糊，难于肯定。后者是一件迷信用物，用砖质刻成，埋入地下，以示此方墓地有主，其他“邪精不得干犯”。这个地券是施文昱于明景泰四年（1453）二月十五日迁葬其父母时埋入坟地中的。据《施氏长门谱》，施文昱字景龙，是施让的长子，可见埋有此地券的坟墓，就是施让之墓。这本《施氏长门谱》中，也有淮南一鹤道人杨新所撰《故处士施公（让）墓志铭》，撰写时间也是景泰四年二月十五日，与施文昱立地券的时间正相合。这表明《施氏长门谱》也是基本可信的，原属兴化县、现属大丰县的白驹场的施氏祖先中，元末明初确有施彦端、施让两代人。
《施氏长门谱》比较可信，还表现在其中的《故处士施公（让）墓志铭》一文，只说到“先公彦端，积德累行，乡里以贤德称”，并没有1952年《文艺报》所公布的同一文中所说“先公耐庵，元至顺辛未进士，高尚不仕。国初，征书下至，坚辞不出，隐居著《水浒》自遣”一段不合情理的话。这表明《文艺报》上公布的那篇《故处士施公（让）墓志铭》是经过篡改的，将“彦端”改成了“耐庵”，并加进了所谓中进士、著《水浒》几句。出土的《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中，就既没有说彦端字耐庵，更没有说他曾中过进士，写过《水浒传》；如果这个施彦端真的中过进士，其曾孙施廷佐的墓志铭中既然讲到他，那么也就必然要讲他中进士的事，不会仅只称赞他“积德累行，乡里以贤德称”，哪里会有粉不往脸上搽的！
虽然《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和《施让地券》并非赝品，《施氏长门谱》也基本可信，但遗憾的是还不能证实《水浒传》作者施耐庵的问题。前两件并没有出现“耐庵”二字，唯一提到“耐庵”二字的地方，是《施氏长门谱》中谓“始祖彦端公”“字耐庵”。释满家手抄的这份族谱，前面有施彦端十四世孙施封于乾隆四十二年所写的序，但到满家再抄时已经过多次增补、转抄。此本记载其始祖，正文只有这样一行字：
始祖彦端公，元配季氏、申氏，生让。
而“字耐庵”三字，是添加在“彦端公”三字的右下侧，字迹虽与正文相近，有可能同出满家一手，但也显然不会是乾隆年间施封修的那个本子所固有的，而是后来添加进来的。此谱“彦端公”以下的各代，就都是先书讳×（多数缺讳），后书字×，均在正行中。如果施封修的那个本子已有“字耐庵”三字，此本也就不会有别于以下各代而写在正行之侧了。既然出土的《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记述施彦端的一段并无“字耐庵”的字样，那么何以证实此谱中于正行之外旁加的“字耐庵”三字是确凿可信的呢？又何以证明白驹场施氏始祖彦端公就是《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呢？有的同志不加分析，对这批文物资料完全信以为真，当作解开施耐庵之谜的根据，实际上是重蹈王道生的覆辙，理所当然地不为多数研究者认同。
但是，也应考虑到，《施氏长门谱》中添加“字耐庵”三字，以及兴化、大丰一带有许多施耐庵的传说，也许并非事出无因；《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中未提及施彦端字耐庵和著《水浒传》之事，也并不一定表明这个施彦端绝非施耐庵。因为，小说在当时还是市井间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即使盛行之后也还是算不得文学，说小说和写小说的人不仅进不了正史文苑传，而且往往受到正统文人的诽谤，《水浒传》更被诬为“奸盗脱骗，坏人心术”。清初的周亮工就说过：“予谓世安有为此等书人，当时敢露其姓名者！”所以，施彦端的后人讳言其先人著《水浒传》之事，连著书的署名都不在族谱中明写出来，也并非不合乎情理。像署名王道生的所谓《施耐庵墓志》那样，既说施耐庵曾中进士，官钱塘二载，又直书其著有《三国演义》、《江湖豪客传》（即《水浒》）等小说，倒是不合情理的。所以，《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不书施彦端字耐庵，《施氏长门谱》的早期抄本中也无“字耐庵”三字，并不能排除施彦端就是施耐庵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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