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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评《石头记》之我见

曹雪芹没有完全写定使他身后享盛名的《红楼梦》,便过早地离开了人间。其友人张宜泉挽诗云:“北风图冷魂难返,白雪歌残梦正长。”[1]所抒发的便是这样的感叹。

现在我们读到的一百二十回的《红楼梦》是曹雪芹逝世约三十年后,经高鹗、程伟元依据传抄本加以整理、修改、补写而印行的本子。尽管也可以说即使高鹗、程伟元不做这件事,终究会有人去做的,但高鹗、程伟元二人使之成为一部完整的作品,广泛流行,功不可泯。

从曹雪芹逝世到高鹗、程伟元续成印行,这期间《红楼梦》有不完整的抄本流传出来,开始传抄的范围较小,仅限于其远近亲朋。有文献可征的读者,就有富察明义、爱新觉罗·永忠等人。明义有《题〈红楼梦〉》诗。小序云:“曹子雪芹出所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盖其先人为江宁织造府,其所谓大观园者,即今随园故址。惜其书未传,世鲜知者,余见其抄本焉。”[2]永忠有《因墨香得观〈红楼梦〉小说,吊雪芹》诗,其一云:“传神文笔足千秋,不是情人不泪流。可恨同时不相识,几回掩卷哭曹侯。”[3]

正是由于《红楼梦》文笔传神,极富小说的艺术魅力,遂传抄的范围越来越大,虽未印行便已经脍炙人口了。到18世纪末,便有人以传抄其书牟利了,如程伟元在初印《红楼梦》的序中所说:“好事者每抄一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得数十金,可谓不胫而走者矣。”高鹗、程伟元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有感于此小说之脍炙人口,为社会所需求,又有憾于它“无全璧,无定本”,才决意整理、补写、印行,先后推出了两种文字上有些差异的一百二十回的《红楼梦》,研究者简称为“程甲本”、“程乙本”。

赖近世“红学”家的留心搜求,陆续发现了十馀种《红楼梦》的抄本,多为八十回本,有的残缺不全,多带有数量不同的脂砚斋评语,有的无署名。它们之间虽然亦有些异文,但与经过高鹗、程伟元整理的“程乙本”的前八十回文字上的差别更多。近世研究者大都把它们算作脂砚斋评本系统,以与“程乙本”相区别。其实,从它们之间的差异看,还可以分作三类:

一类题名《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有署名脂砚斋等人之评语,最不完整。它们是: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残存十六回。由于第一回正文中有“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之语,通称“甲戌本”。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八十回本,存四十一回零两个半回。第四册(第三十一至四十回)回目页题名下记:“脂砚斋凡四阅评过,己卯冬月定本”,通称“己卯本”。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八十回本,原缺第六十四、六十七两回,实存七十八回。其中有四册回目页题名下记有“庚辰秋月定本”字样,通称“庚辰本”。

一类题名《石头记》,八十回本,多面目完整,有与上一类共见的评语,但无署名,也有上一类不载的评语。主要有:

《石头记》,原八十回,民初有正书局据以石印,现原本存前四十回,后四十回已佚。卷首有戚蓼生序,通称“戚序本”。

《石头记》,八十回,中缺第五、六两回,实存七十八回。原书藏于前苏联列宁格勒图书馆,通称“列藏本”。

《石头记》,一百二十回。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纸张、笔墨、行款,都非一色”,当是先抄成前八十回,尔后又据“程甲本”或相近的别抄本补抄了后四十回,将两者拼配起来,所以也可以列入此类。研究者以其出自清代某蒙古王府,简称“蒙府本”或“王府本”。

一类题名《红楼梦》,评语较少,有的极其少,近于白文本,主要有:

《红楼梦》,八十回,卷首有梦觉主人序,末署“甲辰岁菊月中浣”,简称“甲辰本”或“梦觉本”。

《红楼梦》,原八十回,存前四十回,卷首有舒元炜序,末署“乾隆五十四年岁次屠维作噩旦月上浣”,简称“舒序本”。

《红楼梦》,一百二十回。此本情况比较复杂,清末已破损,有多种抄配情况,前八十回经人据“程乙本”涂改,后四十回抄自“程乙本”。清末藏主杨继振题名《红楼梦稿》,简称“梦稿本”或“杨藏本”。

上述三类抄本,尽管情况错综复杂,但基本上可以断定第一类抄本最早出,第二、三类抄本乃由之演变而出。

第一类所谓“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所标出的干支自然不是它们自身的抄写年代,而是它们的底本——脂砚斋抄阅重评之原本的年代。如果信其为真,那就分别是乾隆十九年(1754)、二十四年(1759)、二十五年(1760),均在曹雪芹生前。这里暂不涉及原本,只就这三种抄本看:“己卯本”正文中“玄”、“祥”、“晓”三字均缺末笔,研究者认为是避康熙皇帝之御讳和康熙、乾隆间两代怡亲王允祥、弘晓之名讳,当为乾隆间怡亲王府之抄本。研究者又以怡亲王府与曹家有特殊关系,此抄本中又没有“甲戌本”、“庚辰本”里有的己卯年以后的眉批,断其过录年代当在乾隆二十四年之后不久。[4]这种论断是可以信从的。“甲戌本”中有条署“甲午”——乾隆三十九年(1774)的眉批,“庚辰本”中有多条畸笏叟丁亥——乾隆三十三年(1768)的眉批,二本抄录年代稍晚一些,但还是在曹雪芹逝世后不大久的年月里。

第二类中的“戚序本”,年代大致可考。抄主戚蓼生为乾隆间人,事迹略可考,卒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研究者推断他得到《石头记》抄本,整理评语,为之作序,是在乾隆三十四年至四十七年(1769—1782)他做京官期间,[5]也是可以信从的,因为这正是《红楼梦》传抄范围逐渐扩大之时。“列藏本”、“蒙府本”,研究者认为其抄写年代(“蒙府本”指前八十回)可能早于戚本,恐怕也不会超出这个期间。[6]

第三类抄本的年代较晚,则是无可置疑的。“甲辰本”、“舒序本”,据各自的序文题署,前者抄成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后者抄成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已接近高鹗、程伟元补写、摆印之时了。“梦稿本”之抄录,大概与高鹗、程伟元补写差不多是同时,所以才出现抄后随之又据“程乙本”涂改一番的情况。

这三类抄本的早晚,还可以从其中评语的情况得到说明。

这三类抄本大都带有多少不同的评语,情形不一:第一类抄本的一些评语有署名、干支,除脂砚斋外,署畸笏叟者也有许多条,第二、三类抄本则无署名;有些评语见于多种抄本,有些评语为某种抄本所独有。大体说来,第一类抄本评语数量多,第三类抄本最少,有的接近于无。

第三类抄本评语少,是由于抄主删去了据以过录的本子中的大量评语。“甲辰本”第十九回回前评中有这样几句话:“原本评注过多,未免旁杂,反扰正文。今删去,以俟后之观者凝思入妙,愈显作者之灵机耳。”这几句话不论是梦觉主人加的,还是所据底本的抄主加的,都表明以前的抄本“评注过多”,而不是原来就少或无。

高鹗、程伟元整理、印行白文本,也是删掉了原来有的评语。他们在“程乙本”的“引言”中,就含糊其辞地表明了这一点。他们说:“是书词意新雅,久为名公臣卿赏鉴。但创始刷印,卷帙较多,工力浩繁,故未加评点,其中用笔吞吐、虚实掩映之妙,识者当自得之。”这里所说“未加评点”,是没有附加原有的评语,还是自己未加以评点?意思比较含糊。然而,考虑到他们何以要在“引言”中做这样一条说明,而且其中又有“久为名公臣卿赏鉴”之语,不难推想他们所凭据的抄本原有较多的评语,并且为世人所知,所以才有必要做个交代。

第二类抄本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其中既有许多与第一类抄本重出的评语,也有些它们共有而不见于第一类抄本的评语,还有些各自独有的评语。它们与第一类抄本不同处是评语后一律没有署名及记写干支。显然,各自独有的评语系抄主自为,共有的评语应有所来自,或者它们自有渊源关系,与第一类抄本重出的评语,孰为先,孰为后呢?

“戚序本”第五回有条批语云:“按此书凡例,本无谮赋,前有宝玉二词,今复见此一赋(指赞警幻仙姑赋),何也?盖二人乃通部大纲,不得不用此套。”文中“谮”字显系“赞”字繁体之误。“甲戌本”亦有此批语,“赞”字不误,只是下面还有两句,不录。这条批语,在“甲戌本”中完全合适,而在“戚序本”里就有些破绽。因为,“甲戌本”卷首确有个“凡例”,而“戚序本”却没有那个“凡例”(其他抄本亦然),没有“凡例”,评语“按此书凡例云云”,却何从说起?谓此评语来自“甲戌本”,就不为无据了。

“蒙府本”第十六回有段批语云:“园中诸景,最要紧是水,亦必写明方妙。余最鄙近之修造园亭者,徒以顽石土堆为(?),不知引泉一道。甚至丹青,惟知乱作山石树木,不是画泉之法,亦是误事。”“甲戌本”、“庚辰本”都有此批语,与之不同处有二:一是“徒以顽石土堆为”后有一“佳”字;二是“庚辰本”批语后署“脂砚斋”之名。“徒以顽石土堆为”后有一“佳”字,句子完整。“甲戌本”、“庚辰本”题名《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此批语后又有署名,其中的“余”字之指代是明白的。“蒙府本”只题名《石头记》,此批语又无署名,此“余”字就不明指代了,无疑也是来自第一类抄本。

由以上情况,可以推断以“脂砚斋重评”题名、带有大量脂砚斋评语的抄本,当为现存《红楼梦》的最早抄本。嗣后在传抄中,评语经抄写者改头换面,有存有佚,随着传抄范围愈来愈广,抄写者只对小说有兴趣,评语便被删而不录,只留了一些漏网之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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