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能摆脱旧的传统看法的影响，便可以更深入、更本质地揭示关羽“重义”性格的实质。
现在，我们再分析一下关羽与曹操的关系。
关羽“土山约三事”，实质上是自我欺骗。所谓“降汉不降曹”，只是一句不合逻辑的空话。既然自己是汉朝的臣子，又何谈降字呢？曹操看得透彻：“吾为汉相，汉即吾也。”所以，关羽名义上是降汉，实质就是降曹。投降了当时刘备的敌手，将置刘备于何地？何况曹操对他的特别优待，也并没有白费心，至少，关羽为他出了些力，斩颜良，诛文丑，解了“白马之围”，以致使得当时在袁绍军中避难的刘备，几乎丧了性命。如果袁绍真的为关羽斩了他的大将而杀了刘备，关羽是逃不脱负义的罪名的。
自然，关羽毕竟未忘故主，没有违背“桃园结义”的誓言，最后还是离开了曹营；但是，关羽对新主的隆重礼遇，也未尝不感恩戴德，当时就为他立了战功，在临别时还留言表示：“其有馀恩未报，愿以俟之异日。”看，不管曹操是甚等样人，只要对自己有恩惠，那就可以改变过去的敌对态度，原先在许田打围时曾怒形于色，恨不能杀之“为国除害”，现在由于受了人家点恩惠，便感激不尽，声明他日必当报答，怎能称得上是真正的“财贿不足以动其心，禄爵不足以移其志”呢？我们自然不应站在刘备方面的立场上看问题，但就《三国演义》所描写的当时的政治形势看，自命为忠于刘汉的关羽，就不能对“名为汉相，实为汉贼”的曹操存有任何好感，不问对自己有多大的恩惠。要知道，对刘备之义和对曹操之义，实际上是不能并存的，除非曹、刘变成一家，而且又是刘备居上；而这又是不可能的事。
关羽在和曹操的关系中，表现了十足的没有政治原则，而曹操则显得是个智者。曹操对他特别优待，目的是为了感化他，即所谓“施厚恩以结其心”，最后达到完全收买的效果。可是，由于过分自负而变得头脑简单的关羽，却只看到了“厚恩”，完全没有领会出这种“厚恩”的实质。“过五关，斩六将”，固然显出关羽的英勇和他坚决要去寻找刘备的意志的不可动摇，但是，这并不说明曹操的用心落空了，在这场“精神搏斗”中曹操是失败了。不，曹操倒是有意促成了关羽闯关斩将的事件，自己不明白地告知部下放不放关羽，让他们自己采取阻挡的行动。阻挡住关羽，很好，自己也好出来打圆场，留住关羽；阻挡不住，也大有收获，这样可以用自己对他所施的“厚恩”和部下将领的性命，在关羽的内心留下了一种感恩而又有所内咎的感情。关羽在过关斩将后，于马上自叹曰：“吾非欲沿途杀人，奈势不得已也。曹公知之，必以我为负恩之人矣。”这也正是曹操所需要的东西。所以，曹操对关羽所施的“厚恩”，以及最后对他闯关斩将所表现的容忍，实际上就是对关羽放了一笔道义上的债务，用一根无形的绳索，系住了关羽的心。
有债务，就要偿还。华容道上的事件，就正是在这条无形的绳索的牵引下演出来的。当时是赤壁之战的尾声，关羽奉命在华容道上截击从赤壁战场往许昌方向逃窜的曹操。当曹操一伙作为被烧得焦头烂额、惊魂未定的残兵败将出现于华容道上的时候，严阵以待的关羽，本可以一举而歼灭之，生擒曹操。可是，他却没有这样做，曹操频频提起他“昔日之言”、“五关斩将”之事，他犹豫了，“低头良久不语”，“思想起五关斩将，放他之恩”，便勒转了马头，让队伍散开，把曹操这个有恩于自己的敌人放走了。
我们自然不能从刘备集团的立场上来责备关羽，但是这种以个人的恩怨为准则来处理政治大事的做法，却完全不值得肯定。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由此看到，关羽的“重义”品质，是地地道道的封建主义的东西，即所谓“重然诺，感恩遇，报知己”。有人说，关羽的这种“恩怨分明，知恩不忘报”的品质，不正是封建时代的劳动人民所称赞、所主张的道德准则吗？这种意见，是极其错误的。因为道德是由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所决定，并为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服务的；道德是一定的生产关系的反映，一定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道德是统治阶级的意识的表现。在阶级社会中，所谓“恩”、“知”只能自上而来，封建统治者从不认为被统治者对自己有什么“恩”、“知”，如果有人替他们出过力、办过对他们有利的事，那就叫“功”、“忠”、“义”，自然也就谈不到“感”、“报”了。而且，当封建统治阶级从自身的利害、需要出发，随心所欲地处置曾为他们出过力的人时，从来都是不会遭到道义上的谴责，而被斥之为“负义”的。但被统治者如果不肯为对自己有过“恩”、“知”的人出力、卖命，那就叫“负义”，不仅要担负罪名，而且还要受到官府的制裁。所以，在过去的实际生活中，所谓“重然诺、感恩遇、报知己”的“义”，对于广大的人民群众，无疑是一条沉重的精神锁链，而对于统治阶级，则无疑是一种奴役、压迫、欺骗人民的思想武器。今天还有人把这种“义”说成是人民的美德，这岂不是在鼓吹封建道德，硬拉着今天的人钻进封建主义的圈套里去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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