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异世界的建构：从〈聊斋志异〉看志怪传统的文化特征》序
石育良君的博士学位论文——《怪异世界的建构：从〈聊斋志异〉看志怪传统的文化特征》，是从文化学的角度，阐明《聊斋志异》的狐鬼花妖世界的艺术建构的文化根源和基本特点，以及其中蕴涵的社会文化内蕴。
作为其指导教师，我非常支持他进行这个课题的研讨。因为《聊斋志异》虽然是雅俗共赏，二百多年来一直拥有广大的读者，但文化程度不同的人领会的程度是不同的，能够超越其故事层面，真正领悟到其深层的意蕴，参透其艺术奥秘的读者，是不多的。就以往已发表、出版的研究论著看，大多数的著者是用一般的评论小说的方法，解析、论述其思想内容、人物形象、情节结构、语言特色等等，其中固然有粗细、深浅之别，也不乏精到之论，但总的看来，还是徘徊于这部作品的显露的层面上，所作的论述没有超出鲁迅先生半个多世纪之前在其《中国小说史略》里已作出的扼要论断，至少可以说是尚无有较重大意义的开拓。由于对这部文学名著的整体特征没有获得更深一层的认知，对其中的一些篇章，乃至大家公认的名篇，号称赏析的文章也往往解析得不够中肯，不够透彻。
《聊斋志异》是一部小说集，一部志怪传奇类的小说集。但它有独具的特点。它与按照现实生活的实际样式，展示现实人生图画为主要特征的白话小说不同，这是非常明显的，可以不论。它与以前的以志怪即叙写怪异之事为特征的文言小说，同属于一个系统，但也有内在的文化性质的差异，貌似一致，都有神仙鬼怪，而性质却不同。正是这种差异，才使它登上这一类小说的最高峰，成为名列世界文学之林的文学名著。要弄清《聊斋志异》创作的根本特点，就应当从这个问题切入，揭示它出于六朝志怪小说而不同于六朝志怪小说之深层的文化意义上的差异，仅仅用文学批评的方法就不够了。对《聊斋志异》自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就作品构成的不同层面进行研究、评论，但是，由此切入却是一条必由之路，否则就难于洞察其创作的奥秘，确切地把握其深邃的内蕴。
石育良君的这篇论文的主体部分，即论文的前三章，就正是从中国志怪小说的文化根源上，论述了六朝志怪小说和《聊斋志异》的文化形态、思维方式，同上古神话、中世纪的宗教观念、民间信仰等文化现象有着明显的共同性。其共同性主要表现为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即“人与动植物的互变”、“生与死的连续”、“真与幻的相通”。对这三个方面，作者用力最勤，用心甚细，用现代文化人类学的理论，论述了志怪文化中人与异类的四种联系、人与异类互渗的具体内涵、鬼魂观念的心理动因、人的经验世界与梦幻世界相通的五种类型等问题，这对认识中国古代的这类文化现象，对研究志怪系统的小说是颇为有益的。
作这种论述的意义，不仅在于揭示出包括《聊斋志异》在内的志怪类的小说的共同的文化特征及其文化渊源，使人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还可以从中探究志怪文化的历史变化，发现在唐人传奇、《聊斋志异》等不同时代的志怪作品中，人与动植物的互变，人与神鬼的交往，人世间与梦幻世界的相通，与在神话、宗教信仰中的原始性质、意义，不是完全一致的。就论文的“引言”和结构来看，作者最初的意图是从这三个侧面论述《聊斋志异》与志怪传统及类似文化现象的共同特征，但在具体论述中触及了《聊斋志异》的狐鬼花妖，便发现了新情况，他们不再全是被当作神秘意义上的客观事物而记载出来，而是依照作者的意愿创造出来的，意趣性取代了神秘性。狐鬼花妖多具人的美好之情，可亲可敬，只是偶见鹘突，知其非人，有的如婴宁、红玉、花姑子等，异类性几乎成了小说人物形象的点缀、装饰因素。这类互变就不再是神秘意义上的互变，而是文学的审美意义上的互变。冥间及其主宰者，不再是作为迷信崇拜对象，他们既有公正的代表，更多的是丑恶的化身，如《席方平》、《考弊司》等，这就变为比喻、象征的方式，被作为一种艺术手段而运用到小说创作中来。对梦幻的描写，固然是借助于古老的梦幻信仰，但把梦幻之境作为人的现实之境的补充，或者在梦幻中注入现实的内容，如《续黄粱》等，或者成为某种理念的图像，如《画壁》等，原来属于“内容”的东西，就变为被利用的“形式”的东西，梦幻也就不具神秘性。这样，论文便由论述志怪文化的共同特征，析出了这些特征在《聊斋志异》里发生了变异，性质、功用不同了。在神话、宗教信仰及六朝志怪小说中，人与异类的互变、鬼魂的不灭，是信其为有的实际存在，是宗教迷信意识的产物，是内容。而在《聊斋志异》里，则变成文学表现方式，是小说的内形式。从六朝志怪小说到《聊斋志异》，志怪文化的特征就经历了从宗教意识向审美方式的演变过程，到了近代的魔幻小说，转化便更明显了。
这是解析包括《聊斋志异》在内的一切志怪小说的一个根本问题，由此切入便可以确切地把握各自的创作特点，懂得了《聊斋志异》尽管还没有完全摆脱这一类小说往往混有非文学、非小说的记载奇闻异事的短章的混合性形态，但多数篇章，特别是那些没有口头传闻和文字记述作依据的篇章，作者蒲松龄是在相当自觉的程度上，以原本具有神秘信仰的思维方式，自由地结撰狐鬼花妖故事，表达其现实的感受、思考、意见和憧憬，可以称之为志怪式的寓意小说。他结撰狐鬼故事并不是深层的目的，而是所选择的审美方式、表现方式，狐鬼故事也就具有形式的性质。自然，其中也有部分篇章写了冥罚阴诛、善恶报应，与宗教文化以神道设教并无二致。这是由于作者的社会伦理观念、赏善罚恶的意识，与宗教文化原有重合的内容，也表明其创作尚未完全摆脱志怪文化传统的拘束，有时便轻易地因袭了旧的思维方式，但也冲淡了原生的轮回报应的意义，或者作为惩罚恶人的手段以寄托愤慨，如《三生》等，或者作为展开故事之契机，如《骂鸭》等。所以，明白了这个问题，也就基本上揭开了《聊斋志异》建构其狐鬼花妖的怪异世界的奥秘，阅读起来便会穿透其故事情节层面，看出内层的许多有意思的现象，真切地理解其内蕴。
论文的最后一部分，便是由此进而论述《聊斋志异》中的狐鬼花妖故事的内涵，与作为科举失意的士子的蒲松龄的人生体验、矛盾心理密切相关，崇高与卑微、高雅与庸俗，都不加掩饰地表露于其中。从整体来看，这个论述是较以往的论著多是概括为揭露官府、讽刺科举、歌颂爱情三大主题，更加贴近《聊斋志异》的实际，显示出这部谈鬼说狐的小说集的另一特色，即带有较重的表现自我的性质。不过，这应当是日后另一个重要课题，留待研究者今后继续研讨、论述，现已做出的论述虽然是抓住了根本，毕竟还嫌简括，尚不够深细。
（1995年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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