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戏曲史上，顾彩的名字是与孔尚任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顾彩是附孔尚任之骥尾而著名于后世的。这是因为顾彩虽工于曲律，并作有《楚词谱》传奇，但并不成功，在当时和后世，均未为人所注目，戏曲史上所以要提到他，是由于他曾是孔尚任初试戏曲创作的合作者，《小忽雷》一剧是孔尚任立意而由顾彩代为填词的。关于此事，孔尚任和顾彩都曾直言不讳地讲到。孔尚任在《桃花扇本末》中说：“前有《小忽雷》传奇一种，皆顾子天石代予填词。予虽稍谙宫商，恐不谐于歌者之口。”顾彩在《桃花扇序》中说：“犹记岁在甲戌，先生指署斋所悬唐朝乐器小忽雷，令余谱之。一时刻烛分笺，叠鼓竞吹，觉浩浩落落，如午夜之联诗，而性情加鬯。翌日而歌者持板待韵，又翌日而旗亭已树赤帜矣。”
正因为这样，已经问世的几部中国戏曲史、文学史，或有关《桃花扇》的论著，大都只是顺便言及顾彩，却语言不详。所以，至今人们对顾彩其人，还是不甚了解。
孔尚任与顾彩的交往，不只是两人曾合作了一部《小忽雷》传奇。孔尚任的《长留集》中有多首赠给顾彩的诗，《桃花扇本末》中曾三次提到顾彩，可见两人并非一时泛泛之交。所以，还是有必要对顾彩其人作一些考察，这对了解孔尚任的一些情况是有裨益的。
顾彩作《桃花扇序》，自署梁溪梦鹤居士，自然是无锡人。查《无锡金匮县志》卷二十二“文苑传”，载其父、本身及其子三代小传：
顾宸字修远，嘉舜子，崇祯十二年举人。操文场选柄数十年，每辟疆园新本出，一悬书林，不胫而遍海内。好藏书，插架充栋，后厄于焚。尝注杜诗，补辑宋文三十卷，皆东莱文鉴所未及。为诗文丰蔚典赡。子彩，字天石，有异才，尤工词曲。客曲阜，制乐府百馀种。彩子忠，亦工诗。
郑方坤《国朝名家诗小传》，对顾彩的介绍，较邑乘为详，提供了更多情况：一、称他“字天石，号补斋，无锡贡生”。二、说他工词曲，“既贡成均，名噪都下”，“时方开博学鸿词科”。见得顾彩是在康熙十七年（1678）前后拔贡入监的。三、说“衍圣公走币聘至曲阜，深相得，为梓《往深斋集》”，较邑乘所说“客曲阜”更具体了。
北京图书馆藏顾彩《往深斋诗集》八卷，扉页有“辟疆园藏板”字样，联系邑乘“每辟疆园新本书”一语，可知“辟疆园”三字为顾彩家的堂号。《往深斋诗集》卷首题“阙里孔翊宸先生鉴定”，“阙里孔传铎振路、传
西铭仝选”，“青阳罗筮豫志行校正”。孔翊宸即衍圣公孔毓圻，孔传铎、传
为其二子。可见郑方坤所说衍圣公“为梓《往深斋集》”，并非虚语。
这部诗集卷首有孔毓圻及其二子的三篇序文。孔传铎序云：“回忆订交之始，在康熙丁卯之秋，天石来游阙里，予方髫鬌。”“家大人馆之古泮水之上，余与季弟西铭，情深旧雨，日同笔砚。”可见顾彩到曲阜做衍圣公府的西宾，是在康熙二十六年（1687）。孔毓圻聘顾彩来阙里，无疑是取其通音律、工词曲，衍圣公府需要这样的清客。孔传铎所谓“日同笔砚”，实际上应是在诗歌创作方面受教于顾彩。孔传铎后来耽于诗歌，先后有《申椒集》、《鸥盟草》两集，[1]大概就得力于顾彩之教。但是，顾彩并没有长时期待在曲阜。孔毓圻序中说：“锡山顾子天石，与予订交且三十年，或之燕赵，或之楚，或之粤，或还其乡，或往来齐鲁间，而予家岁岁宾筵，实未尝少一顾子也。”孔传铎序中也说：“嗣是，过都越国，无不假道过余，或一岁而一会，或三岁、两岁而一会，形迹甚疏，心无间焉。”大约顾彩到曲阜待了不几年便离开了，由于主宾之间又确实是堪称“深相得”，所以而后便时来时往，二十馀年间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成了衍圣公府的一位非常住的西宾。因为是这样，到了康熙四十六年（1707），顾彩年过花甲，孔毓圻父子对顾彩“以诗名四十年，著作若干，刻无片纸，而犹散帙错乱”的情况，“深为惜之”，便为他选辑并出资刊刻了《往深斋诗集》。[2]
顾彩与孔尚任相识，是在康熙二十七年（1688）春。当时，孔尚任正在扬州，顾彩路经那里，因而晤面。《湖海集》卷六有《李东山招饮借树楼看新绿，同茅与唐、顾天石分赋》。两人密切交往却是从孔尚任返京之后开始的。顾彩大约是在康熙三十一年（1692）到北京的，《长留集》五律诗《九日招顾天石不至》，即作于这年。此后数年间，两人过从甚密，顾彩也参加了孔尚任与在京的一些骚人墨客的诗酒之会。康熙三十四年（1695）二月，顾彩曾一度离京，孔尚任有《踏青日送顾天石之潮阳》诗，首联云：“正是津亭看柳条，送君何处不魂消。”次年便又回到了北京。顾彩再次离京，大约在康熙三十六年（1697）的夏天。[3]
这期间，顾彩已作有《楚词谱》传奇，并且在北京有伶人演出。孔尚任《燕台杂咏四十首》之第十七，即咏其事：
顾郎新谱楚词成，南雅清商绝妙声。
何事《招魂》删一折？筵前无泪与君倾。
自注：“无锡顾天石名彩，作《楚词谱》，传屈、宋故事。南雅小班特善之，然不演《招魂》一折，观者以为恨。”这里反映了孔尚任的戏剧观点。正因为顾彩谙宫商、能作传奇，所以才有二人合编《小忽雷》之事。可见在这期间，他们交往的一条纽带，是对戏曲创作的共同兴趣。孔尚任作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的《中春日大雪与顾天石小饮》诗中“歌扇诗飘休冷落”一句，恐怕就暗含此事。
大约是康熙四十一年（1702），孔尚任罢官后，尚滞留北京。顾彩时在曲阜，有《有怀户部孔东塘》诗：
忆在京邸初分时，岸堂别我有所赠。
清樽在手未忍空，蹇驴欲跨泪痕迸。
别来忽忽四载馀，嗟君宦海何蹭蹬。
朱绂遂因诗酒捐，白简非有贪饕证。
才情自足比管乐，高致岂独输严郑。
神武既挂便合归，进退绰绰良有命。
胡为京洛久滞淫，无乃囊底钱告罄。
到君梓里将一载，逢人问讯奚啻更。
昨者借山从北来，言君近况佳且胜。
闭户不出著异书，频有客到苍萝径。
曾点鼓瑟声锵锵，杜甫挥毫句苍劲。
忆君初管九府钱，不以货殖师吴邓。
到今悔乏买山资，极知贫也原非病。
先生似应接淅行，长物何足随鞭镫。
归葺石门屋数椽，遣此夏日如坐甑。
白环重赐会有时，湔谗洗毁复待聘。
林下固应胜市朝，丈夫出处期于正。
这首诗透露出几个问题：一、“朱绂遂因诗酒捐，白简非有贪饕证。”意思就是，孔尚任之谪官是由于有人弹劾，诬以耽诗酒，废政务，宝泉局监铸中有问题。二、孔尚任罢官后久滞京师，原因是“囊底钱告罄”，“乏买山资”。就是说，孔尚任身无馀俸，没有归隐的优厚条件，不好意思两袖清风地回家。这也反映了一定的实际情况。刘中柱《送岸堂》之二也有“口易铄金纷未解，指难点铁债安偿”之句，似乎还有债务，难以脱身。三、顾彩劝孔尚任“应接淅行”，用的是《孟子·万章下》“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之意，也就是劝孔尚任应当赶快归里。最后，顾彩又安慰孔尚任说：“白环重赐会有时，湔谗洗毁复待聘。”这表明顾彩也理解孔尚任的心情，他久滞不归，主要还是期望平反复官。
孔尚任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腊月，回到了曲阜家中。此时，顾彩尚在衍圣公府中。二人又时相晤谈，或者同游。孔尚任有《上巳日修禊洙水同顾天石分韵》（五律）、《丙戌中春日偕弟侄饮洙园同顾天石分韵》（七律）、《重九前三日陪顾天石游石门止宿分韵》（五古）诸诗，顾彩有《中春日孔东塘户部邀同沂水浮香亭踏青即命限闲字》诗，均为此后数年所作。顾彩最后离开曲阜，约在康熙四十七年（1708）岁末。[4]
这期间，值得注意的有以下两件事：
一、孔尚任《桃花扇本末》中记述到顾彩去容美访田舜年观演《桃花扇》事：
楚地之容美，在万山中，阻绝入境，即古桃源也。其洞主田舜年，颇嗜诗书。予友顾天石有刘子骥之愿，竟入洞访之，盘桓数月，甚被崇礼。每宴必命家姬奏《桃花扇》，亦复旖旎可赏。盖不知何人传入，或有鸡林之贾耶？
容美，亦称容阳，在鄂西南，后改为鹤峰州。据《清史稿》卷五百十二：容美土司始自唐元和元年的田行皋。传至田既霖，于顺治间归附，仍授宣慰使。田舜年为田既霖之孙，号九峰，三藩之乱时，曾“受吴逆伪承恩伯敕，后缴，奉檄从征，有劳绩，颇招名流习文史，刻有《廿一史纂》。日自课”。有《白鹿堂集》、《容阳世述录》。孔尚任在一首诗的题下还注云：“舜年诗文甚富，亦有传奇数种。”[5]可见田舜年是个通经史、能文工诗的土司。他喜欢《桃花扇》，并令伶人扮演，显然与其世袭的职位、个人的经历和好文艺的性情有关。
顾彩确曾去容美访田舜年，并“盘桓数月”。他有《容美游记》，中云：“癸未冬，以事过枝江县，有农部孔东塘先生（名尚任），寄书候宣慰君，而枝江令孔君振兹（名毓基），闻余欲往，颇为怂恿。……康熙四十三年正月二十七日，余小疾卧枝江令君署中，门吏来报，宣慰司遣人至，持田君答书，备致款曲。”以下从是年二月初四日“发枝江署中”开始，逐日记游容美见闻，到七月初八日返抵枝江县，前后凡五阅月。《往深斋诗集》中亦有客容阳诗作多首，如《客容阳杂咏》。按之《长留集》中有关顾彩诗，时间正合。
顾彩客容阳诗，多与孔尚任《桃花扇》有关。《客容阳席上观女优演孔东塘户部〈桃花扇〉新剧》云：
鲁有东塘楚九峰，词坛今代两人龙。
宁知一曲《桃花扇》，正在桃花洞里逢！
《忆孔东塘户部》云：
不为苍生起谢安，东山竖卧竹千竿。
爱遗淮左丰碑勒，书到容阳片璧看。
陋巷屡停高士驾，斑衣仍奉老亲欢。
神交最数田京兆，匝月留宾话别难。
这反映出孔尚任与田舜年虽未谋面，但却已有神交，并有书札到容阳。《长留集》有《容美土司田舜年遣使投诗赞予〈桃花扇〉传奇，依韵却寄》排律一首，有“归去楚臣兰有臭，投来郢曲玉无瑕”；“解组全辞形势路，还乡稳坐太平东。离骚惹泪馀身世，社鼓敲聋老岁华”；“从今水乳神交切，只乞容阳数饼茶”诸句。此诗当作于孔尚任罢官还乡后、顾彩去容阳访田舜年之前，孔尚任与田舜年二人的神交当自此始。或者，顾彩就是缘于此而动游兴，前往容阳的，孔尚任的酬答诗并书札也是由顾彩带往容阳的。
这里补充一点，就是顾彩离开容阳后之第二年春，田舜年便被湖广总督石文晟参革，罪名是“私造宫殿，暴虐奸淫”；其子田昞如又捏造幼儿的年龄，希图承袭。田舜年被拘系于武昌，旋病死。朝廷大臣前往会审，田舜年僭越淫纵各款，虽查无实据，但田昞如暴戾虐民，则不得复职，“安插内地，以其所属户口收入版图”[6]。容美土司就不复存在了。孔尚任与田舜年之神交，也仅止于上述的诗札往来；否则，孔尚任也许会去容美一趟的。
二、孔尚任在《桃花扇本末》中还讲到顾彩改编《桃花扇》问题：
顾子天石，读予《桃花扇》，引而申之，改为《南桃花扇》，令生旦当场团
，以快观者之目。其词华精警，追步临川。虽补予之不逮，未免形予伧父，予敢不避席乎？
《往深斋诗集》卷六有《云来庄观女优演余〈南桃花扇〉新剧》，首联云：“唱罢东塘绝妙词，更将巴曲教红儿。”此诗在上引《忆孔东塘户部》之后，其后即为《寿衍圣公五十初度四首》。顾彩改《桃花扇》为《南桃花扇》，当在他去容阳前后客曲阜时。
孔尚任对顾彩此举，显然是不满意的。前人对此也多微词，如梁廷柟《曲话》卷三云：“《桃花扇》以《馀韵》折作结，曲终人杳，江上峰青，留有馀不尽之意于烟波缥缈间，脱尽团圆俗套。乃顾天石改作《南桃花扇》，使生旦当场团圆，虽其排场可快一时之耳目，然较之原作，孰劣孰优？识者自能辨之。”近世的曲评家也大都是持这种意见，并以此认为顾彩之才情劣于孔尚任。这种意见自然是对的。这里要补说的是，顾彩之所做出这种蠢事，从根本上说，还是在于其思想（包括文艺思想）与孔尚任是有差异的。孔尚任创作《桃花扇》，是有感于明清易代的社会巨变，虽无意反清，却对明亡抱有痛定思痛的情绪。这种情绪是在他幼年时期和壮年时期，由那些遗老们灌注到他心灵中去的。所以，他是“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旨在从明亡的历史中总结出一些教训来，以“惩创人心”，有裨于后世。非徒取李香君“面血溅扇，杨龙友以画笔点之”之“新奇可传”。正是基于这样的创作思想，孔尚任在剧末让侯方域、李香君双双入道，以《馀韵》作结。而顾彩却不能看清孔尚任创作《桃花扇》的底蕴，也不理解《桃花扇》的题旨和戏剧构思。顾彩此时期作有《桃花扇序》，其中心意思是：孔尚任“非不鉴于当日之局，而欲
东林之馀糟也，亦非有甚慨于青盖黄旗之事，而为狡童黍离之悲也。徒以署冷官闲，窗明几净，胸有勃勃欲发之文章，而偶然借奇立传云尔。”他显然是力图把孔尚任创作《桃花扇》说成是没有明确的政治意识和倾向性。这与孔尚任本人在《桃花扇小引》、《桃花扇小识》中所表述的思想是不一致的，也不符合《桃花扇》传奇的实际情况。看来，顾彩撰《桃花扇序》，并不是有意为《桃花扇》的政治倾向性打掩护，而是反映了他的头脑中缺乏孔尚任的头脑中由遗民们所灌输的兴亡之感，也缺乏孔尚任所持的那种“传奇虽小道”，但“其旨趣实本于《三百篇》，而义则《春秋》”，“于以警世易俗，赞圣道而辅王化，最近且切”的戏剧观。顾彩对戏剧创作，似乎重在关目、词藻和音律，而忽视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重在快人耳目，而忽视“警世易俗”之切用。他改编《桃花扇》，就是取其所演之事新奇可传，专注于侯方域、李香君之悲欢离合，而丢开了其中所表现的兴亡之感。《南桃花扇》最后以侯方域携李香君北归，白头偕老，固然也有一定的道理，他认为侯方域入清后“复出应试，似未足当高蹈之目”[7]，但却丧失了原作的悲剧性质，及其所蕴蓄的社会意义。
孔尚任与顾彩，可以算得上一对好友，但他们的思想境界是不同的。
[1] 《国朝山左诗钞》卷二十七小传：“孔传铎，字振路，恭慤公子，袭封衍圣公，有《申椒集》、《鸥盟草》。”二集均有传本，卷首均有顾彩所作序。
[2] 孔传铎《往深斋诗集序》。
[3] 《长留集》七律卷有康熙三十六年春所作《中春日大雪与顾天石小饮》、《岸堂芍药花下留沈驺士、顾天石、陈健夫、费滋衡尝樱桃》等诗，此后数年至孔尚任罢官返里，均不见有关顾彩诗。又，《往深斋诗集》卷三《有怀户部孔东塘》，作于孔尚任罢官后尚未返里时，有“忆在京邸初分时”、“别来忽忽四载馀”之句。可证顾彩是康熙三十六年夏离开北京的。
[4] 《长留集》七律卷《柬顾天石》作于康熙四十五年，为孔、顾二人最后的一首赠答诗。《往深斋诗集》孔毓圻诸人序，均作于康熙四十六年。顾彩当是这年年底最后离开曲阜的。
[5] 《长留集》七言排律《容美土司田舜年遣使投诗赞予〈桃花扇〉传奇，依韵却寄》。
[6] 蒋良骐《东华录》卷二十。
[7] 顾彩《桃花扇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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