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是有着一定的历史地位的。
事物的发展往往不是笔直地向前的，而是曲折错综、带着回旋前进的。文学的发展也是这样：一种艺术素质发展了，另一种艺术素质便可能相应地减弱，甚至丧失；从整个文学发展的趋势看，各种形式很不平衡，同样一种文学形式中未必是后来居上，但后来的作品虽成就不如前代，却也不能否认它在某些艺术素质方面有所发展，对后来成就更大的作品会有所影响。我们正是从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原则出发，如实地估价《金瓶梅》的历史地位的。
中国长篇小说是从讲史话本的基础上成熟的，最早的两部优秀作品是《水浒传》和《三国志演义》。从这两部小说到《金瓶梅》，历史向前推进了数百年，就是从这两部小说刊行于世的时间算起，也有上百年了。《金瓶梅》的创作，显然标志着中国长篇小说的新倾向。
长篇小说的题材与以前的作品不同了。《金瓶梅》所写的已不再是王侯将相兴王图霸的故事，如《三国志演义》那样，也不再是英雄豪杰行侠仗义、发迹变泰的故事，如《水浒传》那样，也不再是神仙道化、神魔斗争的故事，如《西游记》那样，更不再是在戏曲中屡见不鲜的才子佳人的风流韵事，而是极普通、极平凡的人情世态，琐细不足观的市井和家庭生活细事。小说中人物，再不是在历史上举足轻重、叱咤风云的大人物，也不再是禀赋超人、智勇绝顶、性格卓异得与现实中的芸芸众生不同、只有在传奇故事里才会有的卓越人物，而是现实生活中带着各种世俗相的到处可以找见的普通人，普通的官僚、普通的商人、普通的小市民。他们不想干出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也不讲求什么高雅韵致，个别想充作高雅的人，反倒如同进了哈哈镜，变得滑稽可笑。如蔡御史到西门庆家，主客都表现得庸俗而下流，吃喝玩乐，贪财好色，却硬要说几句斯文话：“恐我不如安石（谢安）之才，而君有王右军（羲之）之高致！”并且还朝着庸俗的妓女挥笔赋诗，“恍若刘阮入天台”，怎不让人忍俊不禁，笑掉大牙！无论是剥削者、压迫者，还是被剥削者、被压迫者，都是在各自的地位上干着极寻常、平庸、琐屑、庸俗，以至罪恶的事情，一切是那么平淡无奇。题材的转变，意味着小说描写对象的变化和创作思想的变化，表明长篇小说，乃至整个文学，迈进了以再现现实生活为己任的新的历史阶段，为现实主义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与题材的转化相联系的是，《金瓶梅》在反映现实的方法上，也与以前的长篇小说不同了。以前的几部长篇小说，虽然也写反面人物，写丑恶的事物，但主要方面还是着意写英雄人物，通过与邪恶势力的斗争表现英雄人物的大勇大智和高贵的精神品质，并且在描写上着力予以艺术夸张，使整个作品带有理想因素和传奇色彩，诸葛亮可以向天借来东风，可以空城弹琴退敌；张飞一声大喝，竟能使桥梁崩塌，河水倒流，曹营上将胆破落马；鲁智深力气大得可以连根拔起一棵杨柳树；戴宗腿上拴着一道符咒就日行千里，令人读之振奋、快意。在《金瓶梅》里就压根儿不再写这样的人物、这样的情节，只是照着现实生活本来的样子如实地进行描述，不加选择，不避琐屑，不加装潢，不作任何超过实际可能性的艺术夸张，生活是怎样就怎样地描述。这样，理想成分、传奇色彩消失了，但描写的真实性和细致性却突出了，真实的描写上升为小说创作的主要手段和小说的主要内容。小说不再靠故事情节的曲折生动引人入胜，不再靠由艺术夸张所造成的浪漫主义精神激动读者的感情，使读者在精神上感到快慰和鼓舞，而是把生活如实地复制出来，摆到读者的眼前，让读者自己去认识、领会和思索。真实地再现现实生活，也正是文学中的现实主义的原则。
在如实地描绘生活方面，《金瓶梅》是颇为出色的。如写潘金莲的妒忌心理及其在不同人物面前发作时的情态：对着同病相怜的孟玉楼借说私房话进行挑拨；对着粗丫头秋菊作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恶毒发泄；对着当家的主妇吴月娘轻言漫语，伺机作些影射；对着西门庆则软硬兼施，取媚邀宠，逼真地反映了封建社会大家庭妻妾之间那种关系微妙、时生波澜的生活情景。再如写帮闲应伯爵在西门庆面前一味趋从奉迎，耍尽嘴皮子，当西门庆未做官时和应伯爵几个无赖结拜排兄弟次序：
众人一齐道：“这自然是西门大官人居长。”西门庆接着道：“这还是叙齿，应二哥大如我，是应二哥居长。”伯爵伸着舌头道：“爷！可不折杀小人罢了，如今年时，只好叙些财势，那里好叙齿，若叙齿还有大如我的哩！且是我做大哥，有两件不妥：第一不如大官人有威有德，众兄弟都服你，第二我原叫做应二哥，如今居长，却又要叫应大哥了，倘若有两个人来，一个叫应二哥，一个叫应大哥，我还是应应二哥呢，还是应应大哥呢？”西门庆笑道：“你这
断肠子的，单有这些闲话说。”
生动地描画出了那种人的一副奴颜婢膝、摇尾乞怜的哈巴狗儿相。这种人之所以在有财势的人面前如此自轻自贱，一味奉迎，只不过是为了捞点残羹剩汁，用不着劳累便可生活下去，所以小说中又惟妙惟肖地描写了应伯爵骗吃乞钱的丑态，揭示了这种人既可鄙又可悲可怜的社会本质。其他，如写宋巡按的装腔作势，蔡御史轻薄无耻，却又故作高雅，薛太监矜持自尊，讲虚排场，喜听奉承话，也都抓住了他们各自的特点，寥寥数笔，便刻骨尽相，逼真传神。这些地方都显示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对后来产生的像《儒林外史》和《红楼梦》那样的现实主义文学巨著，无疑是起了先导的作用，发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金瓶梅》在运用语言方面是有创造性的。其叙述语言，与明代的一般白话小说一样，用的是北方官话，但更接近口语。人物语言则是随着人物的身份而异，力求做到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封建官僚说的是官腔，半文半白，夹带着一些官场习用的应酬话，弃儒从医的蒋竹山，语言就更斯文些。如小说第十八回所写，他逐步深入地试探李瓶儿的态度，先问：
似娘子这等妙年，长生深闺，处于富足，何事不遂，致前日有此郁结不足之病？
听李瓶儿说，去年丧夫，又无子息，便乘隙而入，说：
可惜！娘子这般青春妙龄之际，独自孀居，又无所出，何不寻别进之路？甘为幽闷，岂不生病！
待李瓶儿委婉表示希望找一个像他那样的人物后，他赶忙说：
不瞒娘子说，学生内帏失助，中馈乏人，鳏居已久，子息全无。倘蒙娘子垂怜，肯结秦晋之缘，学生虽衔环结草，不敢有忘。
闻其声就可以想见这一个喝过几年墨汁、又在市井间滚过几年的穷酸。市井间的帮闲无赖们，则又是另一副口吻，如应伯爵就粗俗得多。当他们结拜时，西门庆要大家各出点份资，随便多少，也见些“情分”。伯爵连忙说：
哥说的是，婆儿烧香，当不的老子念佛，各自要尽自己的心，只是俺众人们，老鼠尾巴生疮儿，有脓也不多。
西门庆当上了理刑千户，李桂姐自愿认作其干女儿，伯爵紧上说：
还是哥做了官好。自古不怕官，只怕管。这回子连干女儿也有了。……西门庆骂道：你这贱狗才，单管这闲事胡说。伯爵道：胡铁（胡贴的谐音，意思是胡联系）倒打把好刀哩！
在人物语言的个性化方面，《金瓶梅》是应属于那种“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的”（鲁迅《花边文学·看书琐记》）成功作品之列的，至少它的作者是有意识地向这方面努力的。
最生动的人物语言，是书中那些妇女们的对话，特别是在斗气、口角时的言语，全是活的口语，中间总是夹带着许多方言土语，以及一些俗谚、歇后语。如第七十七回写吴月娘与潘金莲公开吵架之后，孟玉楼两头调和的对话，全是地地道道的口语，连婆子们的口吻、语态，都活灵活现地传达出来了。这样的人物语言，虽不十分精练，但却有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很能传神，作者如不十分熟悉生活，熟悉群众语言，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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