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通俗演义》中所引诗词的情况，自然还不能作为其成书于元代的确证，因为事情往往是错综复杂的，其中难免还有考虑不到的情况，何况毕竟还夹有明人尹直的那篇赞。可以作为确证的，是书中有一条职称注和二十馀条地名注，这些注子确为元人所作，绝不可能出自后人之手。
先看一条职称注。
《三国志通俗演义》卷十二第八则，写到汉宁太守张鲁三世行“五斗米道”：
其来学道者，皆号为鬼卒；为首者，号为祭酒；领众多者，号为治头大祭酒。
这是照《三国志·魏书·张鲁传》写的。“治头大祭酒”下，注云：
即万户侯之职。
据瞿蜕园《历代职官简释》：“祭酒本为首席之意，非官名。大约古代宴飨之时推年高有德之人先举酒以祭，故有此称。汉代博士之长称祭酒，……后世缘此，遂以国学之长为祭酒。唐宋至明清皆不改。”汉末“五斗米道”以“祭酒”作为其组织的首领、头目的职称，就是取“首席”、“之长”的意思，“治头大祭酒”即“领众多”的大首领、大头目，与唐以后把“祭酒”作为“国学之长”的官职名称，完全不同。小说在这里加注，显然是考虑到这种不同，推想到当时的读者看到“祭酒”二字就会与“国子祭酒”这种官职联系起来，不明白这里所说“祭酒”、“治头大祭酒”是什么意思。注曰“万户侯之职”，加“之职”二字，显然不是指汉代列侯大者食邑万户的爵位，也不是泛指一般的高官，因为“五斗米道”的首领并非官员，而只是一种具体的职称。而“万户”二字，只有在元代才作为一种职称，一种高级军官的职称。据《元史》记载，元世祖“定军官等级，总管、千户等，以军士为差”，“长万夫者为万户”；元统一中国后，又于各路设万户府，“万户”即为一个地区的军事首领（《元史·世祖纪》、《元史·职官志》）。到了明代，朱元璋就取消了“万户”这个军官职称。小说中的这条注子，于“万户”后加一“侯”字，大概是由于在元代“万户”得以称“侯”，如史天泽是真定万户，人们常在诗文中称之为“史侯”、“真定万户史侯”；或者，“侯”字为一衍文。不管怎样，以“万户侯之职”来注释“五斗米道”的“治头大祭酒”，在元代，也只有在元代，才既恰当又通俗易懂，人们一看到就知是指领兵多的军事首领。如果在取消了“万户”职称的明代，就不会、也不应该这样作注了。这是不能忽视的一个证据。
再看地名注。
《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地名注颇多，大多数仅只标着“地名”二字，没有特殊意义。我们说二十馀条，是指于三国时代的地名下注明“今属”何地、“今时”为何地的，“今”字自然是指作注的时代。这些地名注，除了几个有笔误，如“雒县”注为“今之江州”（卷十二第三则），按雒县为汉代所置，唐为汉州，宋为汉州德阳郡，元为汉州，即今四川广汉县，“江州”显系“汉州”之误；其馀的可以说是全与元代之行政区名称相符。
下面举例说明：
琅玡郡，注：“今益都路沂州。”（卷二第十则）查《元史·地理志一》：“沂州，宋属京东东路，金属山东东路，元属益都路。”据《明史·地理志二》，沂州从洪武元年就归属济宁府，后又改属济南府、青州府，洪武十八年以后便一直属兖州府。“益都路”显然是元地名；“今”字，无疑是指元代。
油江口，注：“今时江陵管下公安县是也。”（卷十一第一则）查《元史·地理志二》：“中兴路：唐荆州，复为江陵府，宋为荆南府。元至元十三年改为上路总管府，……天历二年，以文宗潜邸，改为中兴路。”这中兴路，下领江陵、公安等县。《元史》这段叙述显然有遗漏，没交代出元代改为中兴路以前的名称。好在《元史·世祖纪三》里有所补救，说至元十三年“升江陵路为上路”，可见元代改为中兴路以前叫江陵路。元刊《事林广记》卷四“郡邑类”，就记作江陵路。据《明史·地理志五》，元至正二十四年九月，朱元璋攻下那个地方，就改元中兴路为荆州府，领江陵、公安等县。可见注中“江陵”是指元江陵路，“今时”是指元代。
桂阳郡，注：“今属郴州，尚有桂阳路之名。”（卷十一第三则）据《元史·地理志六》和《明史·地理志五》，汉之桂阳郡，唐改为郴州，宋分为郴州、桂阳州。宋之郴州，元为郴州路，领郴阳、桂阳等县；宋之桂阳州，元为桂阳路，领平阳等县；而明代虽然也有郴州和桂阳州之名，但却不称作“路”，而且桂阳州在洪武九年便降为县。可见注子与元代的行政区划名称完全相符，在明代就不适用了，注中之“今”，自然是指元代。
建业，注：“今时建康，古名秣陵，孙权时名建业。”（卷十三第二则）据《元史·地理志五》，至元十四年，升宋之建康府为建康路；天历二年，以文宗潜邸，改建康路为集庆路。据《明史·地理志一》，元至正十六年三月，朱元璋取集庆，改名应天府；洪武元年建都，名南京。注中“今时”，当为元代无疑。
除上面举到的这类只与元代地理名称相符的注子外，还有一些注子，如：
安邑县，注：“今解州是也。”（卷三第六则）
南皮，注：“今河间南皮县。”（卷七第五则）
南徐润州，注：“今镇江是也。”（卷十一第六则）
查元、明两代史书之《地理志》，这几个地方的行政区划名称，两代是一致的，没有发生改属、改名的问题。若是单独看来，这类注子对元、明两代都是适用的，注中的“今”字，无从断定指哪朝哪代；但是，与上面那类注子联系在一起看，这类两可的注子中的“今”字，就应当认定是指元代了。
在检查这二十馀条地名注时，最初曾发现有一条注子将耒阳注为“今属衡州”（卷十二第四则），与《元史·地理志六》作直属湖南道宣慰司不合，而却与《明史·地理志五》作属衡州府相符。再查元刊《事林广记》，耒阳州是列在衡州路之下的。这大约表明，耒阳曾属衡州路，后改直属湖南道，《元史》中没有作详细说明。所以，这一条与元代行政区划名称也是相符的，二十馀条地名注并无例外。
书中这些注子，不仅显示着它们分明为元人所作，而且还给我们提供了对其时代作更为具体的推断的凭据。上面举到的油江口和建业两个注子，就都是用的元天历二年（1329）以前的旧地名——江陵和建康，而没有用朝廷颁布的新地名——中兴路和集庆路。还有一条，将长沙郡注为“今属谭州”（卷十一第三则），“谭”显系“潭”字之误。这显然也是用的天历二年改名前的地名，改名后就叫天临路了。据此，有理由将作注的时间断为这年之前。如果考虑到人们在一段时间里仍习惯于用旧地名，那么将作注的时间往后推延几年、十几年，是可以的。然而，这毕竟是作地名注子，而不是一般赋诗作文，用古地名可以显示点风雅，所以往后推延的时间也不能太长，超过二十年就讲不通了。所以，我们可以将作注的时间断为元代的中后期，约为14世纪的20年代到40年代。
作注的时间既然如此，那么这部小说的写作和成书的时代还能比这更晚吗？当然是不可能的。
设置
袁世硕文集 - 目录 (281)
🎫 投月票
1 张月票 = 1.00 水晶。感谢支持！
🎁 打赏作品
打赏将直接扣除水晶余额，鼓励作者创作。
评论 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