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评《三国志演义》的另一成就是对这部历史小说叙述艺术的分析。毛氏不是《三国志演义》的单纯的评论者，而是对它的全部内容做了强化小说特性的删改，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再创作。所以，他们对《三国志演义》的叙述艺术领会得特别深细，有许多地方触及到了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问题。
《三国志演义》叙写了整整一个时代，人多事繁，要有条不紊、简繁得当、错综有致地铸成一个有机的艺术整体，是相当困难的。《总论》中说“《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仿佛，而其叙事之难，有倍难于《史记》者”，是有道理的。因为“分则文短而易工，合则文长而难好也”。
毛氏分析《三国志演义》在总起总结之基本情节中，又可析为汉王朝的由乱至亡、蜀汉的兴亡、刘关张结义始末、诸葛亮由出山至死、魏国的兴亡、东吴的兴亡这样“六起六结”之大关节。但是，这六大骨干情节并非是孤立的，而是“联络交互其间，或此方起而彼已结，或此未结而彼又起，读之不见其继续之迹，而按之则自有章法可寻也”。这是从小说的长篇结构上理出了一个头绪，而又强调其内在有机联系和情节进展，穿插极其自然，无生硬捏合、人为的断续之迹象。应当说，这是长篇小说叙事艺术的一大关键。
对《三国志演义》的叙述方法，毛氏在《读法》里总结出“以宾衬主”、“星移斗转”、“横云断岭”、“笙箫夹鼓”、“近山浓抹，远树轻描”、“奇峰对插”等许多条，在各回“总评”里也时有这方面的论述。其中不少论析，确实道出了这部长篇小说在叙述艺术方面的优长处，对读者很有些启发性，有导读的作用，所做出的一些评述意见，对长篇小说的作者也有启示和指导意义。限于篇幅，这里只举两例，也就可以说明其成就了。
一、《三国志演义》这类人多事繁的长篇小说，在叙述上有个“连”和“断”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将多人多事组织进一条主体情节中。毛氏认为，如“五关斩将”、“三顾茅庐”等，是“宜于连”、“妙于连”者；如“三气周瑜”、“六出祁山”等，是“宜于断”、“妙于断”者。为什么有的宜连不宜断，而有的则宜断不宜连？毛氏曰：“文之短者，不连叙则不贯串；文之长者，连续则惧有累赘，故必叙别事以间之，而后文势乃错综尽变。”这里提出了“文势”的问题。所谓“文势”，就是叙述情节对读者的感应力量，也可以解释为吸引力。如果情节简短，叙述间断开来，必然缺乏连贯性，不连贯就不能给读者完整的印象，读者便会感到兴趣索然；如果情节太长，连续叙述下去，会使读者感到沉默、疲倦，在适当的地方插叙别的情节间断一下，就能调节“文势”，使读者保持兴致。长篇小说创作能够掌握这一点：适应读者阅读心理，该连则连，该断则断，文势“错综尽变”，即毛氏所谓“横云断岭，横桥锁溪之妙”，小说便能始终抓住读者了。《三国志演义》之成功在于此，作长篇小说者也应当着意于此。
二、毛氏在第四十一回总评里，提到一个如何叙写有众多人物参与其中的情节场面的问题，说：
凡叙事之难，不难在聚处，而难在散处。如当阳长坂一篇，玄德与众将及二夫人并阿斗，东三西四，七断八续，详则不能加详，略亦不能偏略，庸笔至此，几于束手。今作者将糜芳中箭，在玄德眼中叙出；简雍着枪、糜竺被缚，在赵云眼中叙出；二夫人弃车步行，在简雍口中叙出；简雍报信，在翼德口中叙出；甘夫人下落，则借军士口中详之；糜夫人及阿斗下落，则借百姓口详之，历落参差，一笔不忙，一笔不漏。又有旁笔，写秋风，写秋夜，写旷野哭声，将数千兵及数万百姓，无不一一描画。
这段评语比较细致地揭示出，《三国志演义》写当阳长坂一战的大场面，于正笔叙写刘备、赵云诸将在被曹军围困中奋力厮杀外，如何运用多种人物的视点叙述各种人物的活动、遭遇，从而既见其人事之繁多，果为一大场面，又减少了头绪，用笔从容不迫，并且还间用旁笔，写出战场的大背景，场面之宏伟，气氛之浓郁，也都烘托出来。这段评语，既有鉴赏性，可以帮助读者领会小说叙述之艺术技巧，又从创作的角度引申出了小说写大场面如何变“散”为不散，统筹各种观点、笔法展现全局的道理，对小说作者也很有启示。
毛氏的批语自然不是全部像上面举出的诸条，都能给读者以有益的启示，无甚意义、不足取的也是颇多的。不过，它毕竟是我们古代小说批评的一份优秀的遗产，可以引导我们细致地领会《三国志演义》的艺术光辉，从中总结出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些艺术规律。应当说，这还是有待于我们继续进行开掘的。
（原为《三国志演义》山东文艺出版社整理本《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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