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纂修的《永乐大典》是一部特大型的百科全书式的类书。这部类书以韵统字，以字系事系文，博采古今图书、佚文秘典，无比繁富；现残存者约八百卷，仅为原帙的三十分之一强，引书约计已达万种。尤为可贵的是，主持纂修的馆臣突破了传统的经籍、艺文观念，扩大了采录范围，收录了宋元通俗文艺作品。据清道光间杨尚文所刊《永乐大典目录》，“戏”字部“戏文”凡二十七卷，收宋元南戏《赵氏孤儿报冤仇》等三十三种；“剧”字部“杂剧”凡二十一卷，收元人杂剧《西厢记》等一百种（其中《十咏水仙子》、《愚鼓气息劝世道情》二目疑非杂剧）；“话”字部“评话”凡二十六卷，惜未列出作品名目，当为元代讲史话本平话。这表明宋元通俗文艺非常兴盛，供阅读之文本已蔚为大观，奉敕纂修《大典》的馆臣也不嫌其俚俗而鄙弃之，较之清代四库馆臣头脑是很开放的。
《四库全书总目》史部九杂史类存目三“《平播始末》”条注云：“按《永乐大典》有平话一门，所收至夥，皆优人以前代轶事敷衍成文，而口说之。”谓“有平话一门”，当是指《永乐大典目录》所列二十六卷“评话”。四库馆臣得见《永乐大典》原帙，当是原作“平话”。今存元刊《全相平话》五种，是“平话”为元代刊行讲史类话本之专名，“平”为平说，只说不唱的意思。明人多称艺人说书或话本小说为评话，是以“平”为“评论”之义。杨尚文刊《永乐大典目录》的底本是转录的，作“评话”可能是误从明人的习语，《永乐大典》原非如此。
元刊杂剧现存者较少，幸赖明代有识之士如臧懋循等辑刊百馀种传世，近世研究者得以识其辉煌的文学成就，成为中国文学史、戏曲史上重要的篇章。宋元南戏、平话便没有那么幸运了，元刊本存留下来的甚少，《永乐大典》虽收入甚夥，然明清两代藏之于内府，没有刊行传世，近世随着其书的散佚而大都没有存留下来。宋元南戏还好一点，除幸而存在《小孙屠》等三种外，尚可知三十多种戏目，研究者可以借以考知其所演故事，从明人编制的曲谱中辑出若干残曲。最不幸的是平话，连作品名目都没有载录。现在存留下来的有建安虞氏刊行的《全相平话》五种和研究者考订为金亡前后所刊的《新编五代史平话》，在文学史、小说史中也只能是作些介绍性的评述，对元代平话的总体面貌、成就和价值，还有待于作出更全面深入的认识。这不能不算是一件憾事，作点探佚性的研讨应该是不无裨益的。
首先应该说明一点，就是《永乐大典》所收录的平话并非只是“话”字部“平话”二十六卷所收录者。赵万里曾从“辽”字部辑出的《薛仁贵征辽事略》，就是一种没有题名“平话”的平话。《三国志平话》的另一个元刊本便题作《三分事略》，内容、版式基本一致。《东京梦华录》卷五“京瓦伎艺”记讲史书有“说三分”，即讲三国纷争故事。《三分事略》之题名当早于《三国志平话》。赵万里在《薛仁贵征辽事略》排印本“后记”中说：“《永乐大典目录》话字韵共收宋元评（平）话二十六卷，此书疑亦其中一种。”此“疑”可能是不对的。《永乐大典凡例》中虽云“或事文交错，则彼此互见”，然所谓“互见”是相互参见，并非重复引录一文，研究者从现存卷帙中未曾发现重复引录一文者；《薛仁贵征辽事略》是以其所叙之事收录于“辽”字部中，纂修者未必视之为平话。如果这个判断属实，则《永乐大典》收录的平话便不只有那二十六卷所收录者，极其可能还有一些，只是现在不可能得知了。
《永乐大典》“话”字部“平话”二十六卷究竟收录了哪些宋元平话？
首先可以确凿认定的是现存的元建安虞氏刊《全相平话》五种，它们是《武王伐纣平话》、《七国春秋后集（乐毅图齐）平话》、《秦并六国（秦始皇传）平话》、《前汉书续集（吕后斩韩信）平话》、《三国志平话》。就这五种平话看，建安虞代所刊当是一个平话系列，有“后集”必有“前集”，有“续集”必有“正集”，有“前汉书”亦当有“后汉书”。多位研究者依据《七国春秋后集》开头一段意在与《前集》相衔接的追述性文字，认定《前集》叙述的是孙庞斗智故事；依据《前汉书续集》开头一段是“时大汉五年十一月某日项王自刎而死”云云，认定《正集》叙述的是刘项争雄故事。这一系列题名“平话”的书，刊行于元代至治（1322—1323）前后，即便止于三国时代，至少也该有近十种，应该全都收载于《永乐大典》“话”字部“平话”二十六卷中。
又，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卷一“宋元部讲史”著录《吴越春秋连象评话》：“未见，见日本毛利家藏书目。”此书至今没有人见过，但孙先生当是见过毛利家藏书目，研究者也信其为实有。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话》第十七章《关于讲史》便据之著录云：“从书的题名来看，疑亦是建安虞氏所刻的一种。本书命名，一望而知其所叙是春秋末期吴越两国争霸的故事。它所依据的蓝本，必为现存的《吴越春秋》。”[1]此本平话未必是建安虞氏所刊，今存虞氏所刊平话均标作“全相”，何以独此平话例外，标作“连象”？然春秋末期吴越争霸的故事，也是历史上的一段热门话题，虞氏所刊平话系列大概不会没有这本《吴越春秋》的，《永乐大典》也不会不收录于“平话”卷中。
现存《新编五代史平话》（其中《梁史平话》、《汉史平话》缺下卷），研究者考订为金亡前后刊行。宋元人记艺人讲史书，往往是“三国”、“五代”并称。《东京梦华录》卷五“京瓦伎艺”条记有“霍四究，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三朝北盟会》卷二四三引苗耀《神麓记》记说书人刘敏为金贵族完颜充说“五代史”事。杨维桢《送朱女士桂英演史序》称女讲史艺人朱桂英“善记稗官小说，演史于‘三国’、‘五季’。”“五季”即指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五代的兴替既是宋元讲史中像“说三分”一样的流行节目，有讲史话本流传并刊行，并收入《永乐大典》中的“平话”中，也是合乎情理的。
近世研究者还从古朝鲜的《朴通事谚解》一书中，发现元末明初有两种称作“平话”的书，一是《赵太祖飞龙记》，一是《唐三藏西游记》。《朴通事谚解》正文中引录了《西游记》平话中孙行者在车迟国与伯眼大仙斗法的故事，与百回本《西游记》小说情节基本一致，只是文字较简略；另外还有几条注文，其中一条概述唐僧取经经历的灾难，提到的有十数处，顺序与百回本小说不同，却都是百回本小说的重要情节。《永乐大典》“梦”字部引录了“魏征梦斩泾河龙”一段，开头标明摘自《西游记》，与百回本小说第十回所叙基本一致。《永乐大典》馆臣采录了《西游记》平话里的这段情节，“话”字部“平话”卷里也有可能收录了这本平话的全文。
《赵太祖飞龙记》，就名目看无疑是演绎宋太祖发迹变泰成为开国皇帝的故事。元代通俗文艺多称赵太祖。罗烨《醉翁谈录》所举话本名目中有《飞龙记》。这本平话后世不见传本。清乾隆间刊《飞龙全传》，卷首吴璿序称它系就一部“虚妄无稽”、“词浮泛而俚”的旧本删定而成。书中是“历史人物与传奇人物捏合在一起”（柳存仁《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中语），“旧本”当是已往传说的文本，或其原本便是这本平话。这本平话亦有可能采录入《永乐大典》“话”字部的“平话”卷中。
以上是就现存的几种平话和现已不存却有文献可知其曾有的平话作出的判断，理由至为简单，也毋庸置疑：《永乐大典》即将“平话”像“戏文”、“杂剧”一样的作为一种文类，收录作品二十馀卷，明白题名为“平话”的作品，例应收录。虽然其间有所选择，不必是一一照收。
宋元讲史讲述“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战争之事”，几乎是遍及宋前的各代历史都有“话”可说，还有宋代的如《中兴名将传》的“新话”，讲史话本应当是很多的，元代刊行的平话也应当不少，否则，便不会引起《永乐大典》馆臣的重视，列为一种文类，置二十馀卷的篇幅，采录相当多的作品。现存的和有著录的平话之外，这二十六卷中还有可能有哪些平话呢？
现存的几种平话被发现以来，研究者大都注意到了它们与明代的历史演义小说及其变种神魔小说的传承关系，经过对读揭明：罗贯中的《三国志演义》“还在保存了一部分平话的旧事（故事情节）而大加增饰”[2]；《封神演义》前三十回，“除哪吒出世的第十二、三、四回外，几乎完全根据《平话》来扩大改编”[3]；《两汉开国中兴传志》“第三卷自项羽自刎于乌江后，以迄第四卷尾文帝即位止，情节与元刊本《前汉书续集》相同（文字与插图，稍有相异之处），说明此书是继承虞氏所刊平话系统的”（《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白话卷》“《两汉开国中兴传志》”条引王古鲁语）。有研究者还由之推断已佚平话的内容。程毅中说：“明人黄化宇所校正的《两汉开国中兴传志》，从《楚王独奔乌江自刎》到《三王诛吕立文帝》的十一回，基本上就是承袭《前汉书平话续集》而来的。前面楚汉争锋的部分，很可能就是《前汉书平话》正集的内容。后面讲东汉故事的部分，也可能有《后汉书平话》的遗响。”[4]戴不凡将《五代史平话》与明刊《南宋志传》对勘，发现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自《晋史平话》处开始略加改写，最后宋灭南唐的部分才不是平话所有的，并且在相应的地方找到了《五代史平话》的部分佚文。[5]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卷三“明清部二”著录明刊《孙庞斗志演义》，论断“其作风实与今存元刊诸平话为近，与《春秋后集》沆瀣一气，疑即出于元人《七国春秋前集》。即以一书视之，亦不至于大谬”。
研究者相继作出了这类研究，综合起来便凸显出明代大宗的历史演义小说的一个基本情况，就是它们大都是就宋元讲史平话改编而成的，许多宋元讲史平话或整体或部分地经过程度不同的改写、增饰而存留在明代大宗的历史演义小说的肌体中，自然也是可以追踪、探佚的。
首先想到的是，戴不凡通过对勘，发现明嘉间刊行的《南宋志传》原是整合《五代史平话》的《晋史平话》以下部分和采自他书的宋灭南唐的内容而成，那么与之并出的《北宋志传》是依据什么编成的？其书第一回“按语”有“收集《杨家府》等传，参入史传年月编定”之语，这里所说《杨家府》，柳存仁认为并非万历年间刊行的《杨家府演义》，它与《北宋志传》“实在就是一书”，而是“现在未见过”的另一种“刻本”。[6]《醉翁谈录·小说开辟》有《杨令公》。《北宋志传》所据之改编的《杨家府》，十之八九是一本元刊平话，或即题名《北宋志传杨家府平话》。
嘉靖年间刊行的《北宋中兴英烈传》，讲说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熊大木序中说“武穆王《精忠录》，原有小说”，“稗官野史实记正史之未备”，“史书小说有不同者，无足怪”，“两存之以备参考”。这部说岳传就是依从所谓“小说”叙事，而于其中插引大量的诏令、奏章、书札、诗词。《梦粱录》卷二十“小说讲经史”条，记南宋咸淳年间有说话人说《中兴名将传》，也就是《醉翁谈录·小说开辟》里所说“新话说张、韩、刘、岳”，也该有讲史话本传世。书坊主人熊大木这部小说所依据的说岳飞故事的“小说”，也当是一种平话。
熊大木编刊的小说还有《唐书志传》，叙述李唐开国故事。卷首李大年序以《三国志》、《水浒传》为证，谓此书虽“似有紊乱《通鉴纲目》之非”，然其“未必无可取”。所谓“紊乱《通鉴纲目》”，是指书中所叙情节，虽依从《通鉴》，但也间有时序的错乱，采自传说而与史实不合的内容。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著录此小说，举窦建德破宇文化及与尉迟恭战美良川二事，认为“当为臆说”，“自元人已艳称，兹所叙述，虽至粗鄙，然亦活泼”。所谓“臆说”当非熊大木所造，而是本之于一种文本，那种文本自然也是一种平话。
以上据几种明嘉靖间熊大木编刊的称名“志传”的历史小说，推断所依据的是元刊平话，是因为它们编刊的时代早，地点为刊印平话的建阳书坊，有刻印通俗读物的传统、工艺条件，也存有原刊平话的木板和文本。熊大木短短几年便刻印几种小说，便说明了这个问题。陈大康在《明代小说史》里称这是由《三国志演义》、《水浒传》刊行引发的“通俗小说创作的重新起步”，编撰也效法《三国志演义》取史书采小说“按鉴演义”的方式，这也构成了这一时期历史小说的共同特征。[7]这些小说所采用的“旧本”，也只能是元代刊印、明初仍在流行的平话，其中也程度不同地保存了那些的平话的内容和特点，只是现在无法清楚地分辨、剥离出来。《永乐大典》“平话”卷中，应该有所收录；虽然不必是全都收录。
（2007年8月10日）
[1] 《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29页。
[2] 郑振铎：《三国志演义的演化》，《中国文学研究》，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第194页。
[3] 赵景深：《〈武王伐纣平话〉与〈封神演义〉》，《中国小说丛考》，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99页。
[4] 《宋元小说研究》第九章《宋元讲史平话》，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73页。
[5] 参见《〈五代史平话〉的阙文》，《小说闻见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6] 《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玉茗堂批点绣像南北宋志传》”条，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版，第139页。
[7] 参见陈大康《明代小说史》第八章《通俗小说创作的重新起步》，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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