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出身于由鼎盛到败落的封建贵族之家，“生于荣华，终于零落”。他的阶级，他那个家庭的巨变，不能不有力地影响到他的世界观，给他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经历了坎坷的大半生，这一方面使他获得了丰富的生活知识，对生活体验很深，使他在精神上能够摆脱一些他出身的贵族阶级给予他的庸俗、落后的东西，对封建社会和他所出身的那个阶级有了较清醒的认识，这对《红楼梦》的创作自然有决定性的意义；但另一方面，在他的思想感情上也一直残留着一定程度的对已经失掉了的那种繁华盛景的留恋、惋惜之意，这也不能不反映在《红楼梦》中，例如，《红楼梦》反映封建贵族阶级生活的真实、深刻的程度，通过真实、深刻的描写所显示的对封建制度、封建的伦理道德的艺术批判力量，虽然超出了它以前和同时期的作品，但也未曾与封建观念完全决裂。它对贾母、贾政诸人的描写，也还有一定程度的保留，对赵姨娘、贾环等人物的描写，也未完全丢弃封建宗法观念的偏见，它对于最高封建统治者、“圣人遗训”、封建宗法制度，也未达到公然完全否定、猛力批判的高度。它里面也明显地流露着一种对于那个贵族之家的衰败、毁灭的恋惜、悲伤情绪，以及由此而造成的悲观主义的“色空”观念。无视《红楼梦》中的这种局限性和消极思想，是错误的。不承认这些东西与作者的阶级出身的关系，也是不正确的。

可是，能否据此而得出这样的结论：《红楼梦》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倾向，以及通过它的主人公贾宝玉所表现出来的进步理想，就只是贵族出身的曹雪芹个人的思想情绪的反映，或者说，只是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不满现实的思想情绪，并没有超出封建统治思想的范围？我觉得，不能，这种说法是不够圆满的。第一，就我们以上对《红楼梦》的思想内容所作的分析看，仅仅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持着封建统治阶级的观点，是不能够如此深刻地反映封建贵族阶级的生活面貌，特别是封建正统派的人物的精神面貌，更不能触及到封建社会的若干具体制度、封建伦理道德的虚伪、不合理。贾宝玉的婚姻观、妇女观、反科举的思想，显然不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所能包容得了的。第二，说作者曹雪芹和他的小说中的主人公贾宝玉，都是封建统治阶级的逆子，是正确的。但是，真正的叛逆思想的产生，是要以一定的社会现实条件作基础的，也就是说，促使《红楼梦》所表现的这种对封建主义说来无疑是离经叛道的思想倾向的产生，并决定其思想面貌是这样而不是那样，是客观现实的要求。马克思说过：“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的。一定时代的革命思想的存在是以革命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9]《红楼梦》无论在思想或艺术方面，无疑都有表现着与它以前的文艺作品不同的特点。鲁迅先生说：“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10]对于这样一部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学巨著，怎么能只看到作家的出身、作家的主观，而不去揭示隐藏在作品的全部思想内容背后、促使其产生并决定其思想实质的社会历史动力呢？

自然，主张封建地主阶级的叛逆说的同志，并未否定来自封建地主阶级以外的影响。《论红楼梦》就承认，《红楼梦》的全部内容所表现出来的作者的思想里，基本上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叛逆者的思想，“同时也反映了一些人民的观点。前者是和人民相通的，后者是直接或间接受到人民的影响”。而且，《论红楼梦》中还认为，这样的说法比农民说或市民说“合情合理得多”，“文学理论上的人民性这个术语有存在之必要，正是因为有许多作品都并不能用这种狭隘的简单的农民说或市民说来解释”。[11]

不错，在大家都不同意农民说，而“市民”这个词又被用得比较滥的情况下，《论红楼梦》的说法确是比较合情合理，容易为大家接受。但是，这儿有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即阶级分析的方法能否适用于分析一切的古典文学作品呢？我觉得，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在古典文学研究中机械、生硬地贴阶级标签的简单做法，固然应该反对，但绝不能以人民性这个术语来代替阶级分析，不能认为对于某些复杂的文学作品就不必进行阶级的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评论历史上的优秀作家从来不放弃指出他们的作品所反映的思想倾向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性质。例如，恩格斯曾明确指出：“不管易卜生的戏剧有着怎样的缺点，它们却反映了一个世界，一个虽然是属于中小资产阶级的，然而比起德国来，却要高出不知多少倍的世界。”[12]列宁曾经明确指出：托尔斯泰对现代制度的批判，“是用宗法式的天真的农民的观点进行批判的，托尔斯泰把农民的心理放到自己的批判、自己的学说当中”。“在托尔斯泰的作品里，正是既表现了农民群众运动的力量和弱点，也表现了它的威力和局限性”。[13]同时，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还曾明确表示，不同意忘记阶级的差别而只是一般化谈论“人民”、“劳动者”，列宁说过：“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同那些忘记了阶级差别而谈论一般的生产者、人民或劳动者的人作过无情的斗争。凡是稍微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人，都不会忘记，他们在所有的著作中总是嘲笑那些谈论一般的生产者、人民、劳动者的人。”[14]为什么？道理很明显，因为，人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所指的对象是具体的、彼此不同的；在同一历史时期中，人民可以包括着几个不同的阶级。我们评论古典文学作品，给一些优秀的在历史上有进步性的作品戴上一顶“人民性”的桂冠，是很容易的事，要从它们所表现的思想内容，揭示出它们所曲折地反映的阶级利益，就不一定是件容易的事了。但是，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研究者，难道能因噎废食，知难而退，在古典文学研究中避免进行具体的阶级分析吗？当然不能。

《红楼梦》究竟反映了哪个阶级的要求呢？是“农民群众的革命情绪”吗？我觉得，答案也应该是否定的。

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那篇著名的文献中，曾非常扼要而精辟地论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他说：“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动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样，就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斗争停息以后，虽然社会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继续下来。”[15]我体会，毛主席这段话有这样一些意思：第一，指出了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第二，肯定了农民阶级的革命性和农民革命对中国历史发展的有力的推动作用；第三，也指出了历史上的农民的弱点和农民革命的局限性，农民阶级不是新的生产力、新的生产关系的代表力量，每一次的农民革命虽然都有力地打击了封建统治，但最后总归于失败；第四，只有出现了新的生产力，新的生产关系，农民阶级有了先进阶级的领导，才能使历史发生重大的改变。

历史上反映了广大农民群众的革命情绪的作品，与其说是《红楼梦》，不如说是《水浒传》、《三国演义》和《西游记》中的“大闹天宫”的情节。它们反映的程度、方式是不相同的，被称作“中国古代农民革命的英雄史诗”的《水浒传》，自然是反映得更直接、突出、鲜明。虽然如此，有的比较曲折、复杂，但无疑是反映了中国古代农民革命的力量和弱点、威力和局限性，反抗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但却没有否定封建制度，没有怀疑到作为封建制度的精神支柱的封建主义观念、伦理道德的合理性。《三国演义》笼罩着浓厚的正统观念，在诸葛亮、张飞、刘备这些英雄形象身上，虽然也寄托着一定的人民的理想，但毕竟不过是幻想中的“圣君贤相”的化身而已。《水浒传》勇敢地歌颂了反抗封建官府，打击贪官污吏、土豪恶霸的英雄行为，把被封建统治阶级诬蔑为“盗贼”、“强盗”的梁山好汉，誉之为“义士”、英雄，这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但是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最后还是使这一支革命队伍走了招安的道路，遭到了毁灭的悲剧，即使按照水浒义军中最革命的一部分英雄的主张，也不过是要打进京城，让宋江当上皇帝，成为一个朱元璋式的人物，来一个改朝换代，封建制度将依然继续下去。《西游记》中的孙悟空这个神通广大的魔头，他那种勇敢、积极、大无畏的精神和富有反抗性的性格，无疑是古代劳动群众的精神、愿望在神话艺术中的反映。何其芳同志说：“没有中国历史上多次发生的那样规模巨大、以致使得封建统治不能维持的农民起义农民战争，孙悟空大闹天宫这样的情节是不可能虚构出来的。”[16]这个论断不无一定道理。但是，这个神通广大的魔头闹天宫的口号，也只能是“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最后也没有跳出如来佛的掌心。

《红楼梦》与上述作品的思想内容、格调色彩，很不相同。它显然缺乏那些作品所包含的英雄主义的斗争精神，即使它的理想形象贾宝玉的叛逆性格，也缺乏这种积极的素质。但它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剖析，揭示在现存的制度制约下的人与人的关系的不合理性，优于它以前的那些作品。这固然与作者的身份、题材的性质、艺术创作方法的不同有关系，但也不能否认其间有思想倾向的社会性质的差别。前面我们已经说过，《红楼梦》对于封建贵族阶级的生活，以及支配着那种生活的社会制度、礼法的批判，对封建传统观念所表示的怀疑和否定，本身就体现着一种基本上与封建主义相背离的新的思想观念。贾宝玉的性格、精神，尽管还混合着一定程度的悲观主义的色彩，但他的那种恣情任性，不为封建等级、名分所限的性情；他的生活理想、偏激的妇女观、奇特的爱物说——你爱这样，他爱那样，各自性情，愿用就用，愿毁就毁，只要不是拿它们出气，便是爱物；他对某些封建道理的怀疑、批评，贯穿其中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要求摆脱封建等级制度、宗法制度和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反封建的要求，民主主义思想，自然不是产生于清中叶的《红楼梦》这一部作品所独有的，但是，更不应该忽视《红楼梦》所表现的思想倾向的特点。贾宝玉的“任性恣情”，实际上也就是要求不受现存制度、礼法的束缚而随心所欲地生活，换个比较明确的语言，那就是要求“个性自由”。他交友不讲门第，在偌大的等级森严的贵族家庭中，不讲名分等级，用小说中的人物的话说，就是“没上没下”的，究其实质，不过是形象化、性格化的平等观念而已。这种思想精神，显然不能看成是超时代、超阶级的东西，而是一定时代的产物，一定的阶级关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它的产生，自然有自身的历史渊源，有自身形成、发展的过程，但归根结底是根源于社会经济生活、阶级关系的土壤中。这种思想精神，显然是与封建的道德规范——忠孝节义相对峙的，随着历史的发展，它必将代替封建的道德而成为支配整个社会的统治思想，而又最终必将为另外新的道德观念而代替。封建的忠孝节义，是封建制度下社会关系在观念上的反映，而这种“个性自由”、“平等”，就是、也只能是当时已经产生的新的生产关系、阶级关系在观念上的反映。这种观念在《红楼梦》中虽然表现得还不够明确、充分，并且带有某种程度的空想的特点，但这不过是表明它所代表的经济因素、阶级关系还不成熟，还未得到充分的发展，而且这还由于它是通过文艺的形式曲折地表现出来的，并没有改变事情的实质。所以，《红楼梦》的思想倾向，实质上是具有启蒙主义的性质的。这种启蒙主义的思想，归根结底是城市发展的产物。李希凡、蓝翎同志认为，“《红楼梦》的思想倾向，是反映了新兴市民社会力量的要求，就其社会性质讲，只能是属于当时新兴的市民社会意识的反映”，应该认为是正确的。

明确地肯定《红楼梦》的反封建倾向，具有封建社会末期产生的启蒙主义的性质，这不仅比较符合作品的思想内容的实际面貌，也不仅比较符合唯物主义的原则，一切的文学艺术品总是反映着一定阶级的要求，总是表现着一定阶级的思想感情的原则，而且有助于我们理解、评论这部古典名著的进步性和局限性，以及其主要人物形象的典型意义。就以贾宝玉这个形象来说，贾宝玉不顾男女之大防，以在姐妹、丫环中周旋为幸；把未受世俗浸染的女孩子看得最高贵；他有一种奇特的爱物说，等等。如前所说，这种性格、精神与封建主义是大异其趣的。如果把这种性格、精神看成是反映了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无阶级区别的人民的要求，那是难以理解的。因为，这种性格、精神，在那种独特的环境中，与封建主义相对立，是美的，有进步意义，但离开了那个环境，不处在与封建主义相对立的条件下，就失去了进步意义，我们今天看来，它本身并不美，甚而可以说是幼稚可笑的。例如，整日和女孩子们打交道并无多少积极性，在今日尤不足为法；男尊女卑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偏见，但女尊男卑又何尝正确；希望摆脱一切束缚，任性恣情地生活，在生活实际中必然要流于放荡不羁，追求无限度地满足个人的欲望。把这些东西加在没有具体的阶级内容的人民的头上，未必是对人民的尊重。只有把贾宝玉的性格、精神看成一定历史下的一定阶级的要求在艺术中的反映，才能给予正确的解释。贾宝玉这个形象是比较复杂的，身份是贵族公子，自然带有若干封建贵族阶级生活的烙印，但其性格、精神却反映了封建社会末期新兴的市民阶级的反封建的进步要求和它的自身的弱点，以及历史发展的局限性。由此，我们就明白了：这个封建的叛逆者的形象身上，不仅还带有一些封建贵族阶级的庸俗的东西，而且连他身上的那些新的素质，背离封建主义的精神，也不是绝对永恒的美，而是有着具体的阶级内容的。因而，我们不仅对那些封建性的东西要进行批判，就是那些在当时是新的、进步的东西，也要历史地对待。只有弄清楚了我们所研究的对象的阶级实质，我们才能更确切地理解它们的意义，它们的进步性和局限性，从而采取相应的态度。

不赞成把《红楼梦》的思想倾向看成是“反映了新兴的市民社会力量的要求”的同志，曾提出了一些问题来责难这种说法，说用市民说来解释《红楼梦》的思想性质是机械论和教条主义的表现，是把文学这种意识形态和基础的关系简单化了，忽视了不应忽视的意识形态本身的传统；《红楼梦》所表现出来的平等观念、个性解放的要求、新的婚姻观，古已有之，看不出其间有质的差别和具体鲜明的阶级色彩；《红楼梦》里没有出现代表资本主义萌芽的“新兴市民”，写到的商人，如卜世仁，也不是好人，怎能说作者是站在新兴的市民的立场上呢？等等。这些责难性质的问题之所以被提出，我想是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提问题的同志本身对意识形态和经济基础的关系理解得有些简单、机械，一方面是主张所谓“市民说”的同志对问题阐述得还不够，没有从《红楼梦》的全部复杂性上把问题的重要方面都给予恰切的论述。

《红楼梦》是一部比较复杂的作品。作者曹雪芹毕竟是一个没落贵族阶级出身的作家，他的世界观里不可能不带有所出身阶级留下的影响，再加上时代的限制，《红楼梦》里也不可能不带有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成分。《红楼梦》写的毕竟是贵族阶级的生活，新的思想是表现在对这种生活的解释、评判上，而不是表现在对其他范围的生活的描写上，作者也不可能彻底丢弃封建统治阶级的偏见。贾宝玉毕竟是一位封建贵族家庭的青年人，他始终没有走出那个家族的围墙，叛逆精神也只能表现在他对他周围的与他有联系的事物的态度上。这样，《红楼梦》中就必然混合着作家个人“生于荣华、终于零落”的遭遇所形成的没落情绪，混合着他所出身的阶级的思想观念，并且他的反封建的思想倾向也只能是通过如此这般的途径和方式表现出来的。忽视了这种复杂性，也就不能确切地说明《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的实际面貌。但另一方面，如果仅仅着眼于作者的出身、题材的性质、正面形象的身份，而忽视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中所透出来的启蒙主义性质的思想，所表现的反封建的基本倾向，也不能正确说明这部作品的思想和艺术的实际面貌。

《红楼梦》为什么会呈现出这样一种复杂面貌呢？启蒙主义的思想怎样会通过如此曲折的途径来表现呢！要理解其中的原因，就必须懂得社会意识形态，特别是文学与社会经济发展和阶级斗争的微妙关系。

一切的理论、学说都有阶级性，都反映着一定阶级的物质利益。一切的文学艺术作品，都反映着一定阶级的要求、愿望、感情、趣味，归根结底，是反映着一定阶级的物质利益。所以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的。某个国家在某个历史时期的哲学和文学的普遍繁荣，都是那个时代的经济繁荣的结果。但是，经济因素并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各种意识形态之间，又都互相影响，并且，阶级斗争的状况是其中更主要的因素。同时，经济因素也不会自动地起作用，经济并不创造出任何新的东西，它的决定作用是通过哲学、文学等这些领域本身所限定的范围内来完成的，——它决定着现有的思想材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情形。所以，任何一个新的理论、学说的产生，都有它的先驱者所提供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而它就是从这里出发的。

因此，在各种意识形态发展的历史中，都有着继承和发展这样两个方面的问题，对于以前的理论、学说，既有继承，又有否定、创新，而这两个方面，又往往是处于极复杂的状况中。这样，任何一种新的理论、学说，都不是一下子就完全成熟，以崭新的面貌出现，而是有一个或长或短的自身成长的过程。其成熟的程度，归根结底又决定于它所反映的经济关系、阶级关系成熟的程度。

了解了意识形态发展的这种继承性和矛盾性，那么，《红楼梦》的思想内容存在着复杂的乃至矛盾的现象，就很可以理解了。在封建统治阶级既支配着物质生活资料，又掌握着精神生活资料的时代里，反映着萌芽状态的生产关系的意识，通过个别的有着较高文化修养的贵族作家的作品反映出来，在历史上并不是个别的现象。《红楼梦》通过对封建贵族阶级的生活的剖析，表现了反封建的思想倾向，表现了还不成熟的“新兴的市民社会力量的意识”，这一方面是和作家的出身有关，生活知识范围限制着他只能描写他所熟悉的、并有深刻的体验、感受的生活。另一方面，这也合乎社会意识形态发展的常规，当新的社会因素还孕育在旧社会母体中时，反映它的发展要求的新的思想也还不得不袭用旧思想的语言、形式，还只能表现在对旧的生活给予新的说明、评判上，而且还往往带有空想的成分。同时，意识形态反映在社会现实的要求，也不都是那么直接、简单，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由于人们认识能力的局限和阶级斗争的需要，一定阶级的要求，反映在社会意识形态中，往往是采取了曲折的乃至隐蔽的形式。例如，马克思曾明确论断，欧洲16世纪的所谓宗教战争、实质上也是“为着十分明确的物质的阶级利益而进行”的阶级斗争，虽然当时的那“许多次阶级斗争在当时是在宗教的标志下进行的”，“各阶级的利益、需要和要求都还隐蔽在宗教外衣之下”，但是“并没有改变事情的实质”。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马克思紧接着解释说：因为当时神学在知识活动的整个领域中具有“无上权威”，教会在封建社会制度里占着“万流归宗的地位”，所以，“一切针对封建制度发出的一切攻击必然首先就是对教会的攻击”，“为要触犯当时的社会制度，就必须从制度身上剥去那一层神圣的外衣”[17]。中国封建社会有自己的特点，宗教没有像欧洲那样在当时的“知识领域里”具有无上权威，具有无上权威的是由孔老夫子首创、为两宋理学家发展、到明清两代极为猖獗的封建道学、封建礼教。从明代中叶开始，知识领域里出现了攻击封建道学、反对封建礼教的异端思想，李卓吾就是这种“异端之尤”，怎能说不是反对封建制度的阶级的利益、需要的反映呢？《红楼梦》虽然没有明确表现推翻封建制度的要求，但它对贵族生活及在其中所体现的封建制度、封建伦理道德的批评，特别是通过贾宝玉这样一个形象，以一种奇特的形式所表示的对封建主义的怀疑，乃至否定，怎能说不是当时社会中的阶级斗争在艺术中的反映呢？尽管，种种具体条件使《红楼梦》呈现出了如此复杂的思想面貌，具有如此的特点，但归根结底“并没有改变事情的实质”。

自然，曹雪芹不一定对新兴的市民有什么真正的认识，他在实际生活中也可能并不真正同情市民阶层的人物。《红楼梦》没有塑造新兴市民的英雄形象，也的确是事实，因此说曹雪芹是一个新兴市民阶层的代表，也着实勉强。但是，我们也不能把问题简单化。马克思曾讲过这样一段话：“不应该狭隘地认为，似乎小资产阶级原则上只是力求实现其自私的阶级利益。相反，它相信，保证它自身获得解放的那些特殊条件，同时也就是唯一能使现代社会得到挽救并使阶级斗争消除的一般条件。同样，也不应该认为，所有民主派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小店主的崇拜人。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来说，他们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使他们成为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阶级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也就是他们的物资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关系，都是这样。”[18]我体会，这段话包含着这样三点意思：一、一定的阶级在政治上、理论上提出的观点、原则，是那个阶级的整体利益的集中表现，而不是所有组成那个阶级的个人的利益的具体表现；二、某些阶级的思想家，不一定是那个阶级的成员，可能是出身于其他阶级的人物；三、决定某个思想家的理论、观点的性质的，是他所处的时代的一定的阶级的经济状况。正因为这样，在历史上曾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思想家并不了解自己的理论体系反映的是哪个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例如，马克思曾指出：18世纪的法国重农学派的经济学家奈魁，他“本人和他最近的弟子都相信自己的封建招牌”，而“事实上，重农学派的体系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个有系统的概念”。[19]我们今天由于文献不足征，要考察曹雪芹一生的行径，具体而详尽地了解他是怎样受到了新的社会因素的影响，是很困难的。但是，显然也不能把他不尊重商人，没有写出新兴市民的形象，当成《红楼梦》的思想倾向不可能具有启蒙主义性质的根据。

《红楼梦》不仅有着对封建贵族阶级生活的批判，也不仅表现了离经叛道的反封建的新的思想，而且还流露着浓郁的消极的思想情绪。一方面是对那个曾繁荣煊赫一时的贵族之家的没落的惋惜悼念，一方面是理想的破灭的悲哀，不仅贾宝玉的理想乐园被现实力量的压力挤得粉碎，那群年轻的女孩子，死的死，散的散，宛如一缕青烟随风化了；而且他的性格、精神始终笼罩着一种悲观主义的色彩。有人说：新生的事物怎么会这样没有出路，没有希望和前途呢？可见，这并不是新生的事物。这种意见，也很机械。新生的事物，就长远的观点看自然是有希望、有前途的，但在一定时期，在旧事物还很强大的形势下，新生的事物也会是有悲剧的。如果明确了《红楼梦》的思想倾向所赖以产生的现实基础——新的生产关系毕竟还处于萌芽状态，封建制度此时还依然如故地存在着，明确了新的思想想毕竟还是通过一种曲折的途径表现出来的，是通过曹雪芹这样一个没落贵族出身的作家的头脑辐射出来，那么《红楼梦》还存在的悲观主义的色彩，就是很可以理解的事情了，也就可以知道在其悲观主义的思想情绪中，既有作家个人的东西，也有“历史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

总之，社会意识反映社会现实是复杂的，特别是像文学这种“高高凌驾于空中的思想部门”，就更增加了其复杂性。《红楼梦》这部作品的产生和它的思想面貌，是决定于种种社会因素。我们一方面应该看到它的全部复杂性，另一方面又应该看到它的主导的思想倾向；一方面应该看到与过去的历史联系，另一方面又要看到它与现实的联系；一方面要看到作家个人的生活思想对作品的制约，另一方面又要看到隐藏在作家思想背后的社会要求的决定作用；一方面要揭示它的思想倾向所反映的现实的阶级意识，另一方面又要全面而详尽地分析这种现实要求是通过怎样的途径表现出来的。我觉得，仅仅看到作品的作家的出身、作品的题材、主人公的身份，无视作品中所包含的反映社会前进的要求的启蒙主义思想是不对的，但如果不结合作家的出身、作品的题材、主人公的身份，进行思想分析，只简单说明它的思想倾向的性质，也不完全正确，无论前者或后者，都不能圆满而确切说明这部作品的思想性。

（原载《山东大学学报》1963年第4期）

[1] 《人民日报》1954年11月29日《对“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意见》。

[2] 《人民日报》1954年11月29日《对“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意见》。

[3] 《红楼梦问题讨论集》三集第143—144页。

[4] 《红楼梦评论集》第1版第152页。

[5] 《红楼梦评论集》第1版第143页。

[6] 《论红楼梦》第11、12两节。

[7] 《人民日报》1963年10月7日。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488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53页。

[10] 《鲁迅全集》第八卷第350页。

[11] 《论红楼梦》第12节。

[12] 《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1册第181页。

[13] 《列宁论文学与艺术》第1册第299、289页。

[14] 《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第238页。

[15]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19页。

[16] 《没有批评就没有前进》第82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400—401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第152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1册第1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