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再回到兴化、大丰的文物资料上来，看看白驹场施氏始祖彦端有没有与施耐庵是一个人的可能性。
兴化、大丰的文物资料，虽然十分含糊，有不少破绽，但可以看出施彦端是这样一个人：原籍兴化，生活于元代末年，曾流寓江南，明初还乡以终。
这个施彦端与钱塘施耐庵，在时代上是一致的。
其次，虽然明清人记载施耐庵为钱塘人，但这正如钟嗣成《录鬼簿》记大剧作家关汉卿、王实甫等人为大都人一样，是就其从事创作的地方而言，并非为其原籍。施耐庵长期住在钱塘，《水浒传》也作于钱塘，这并不妨碍其原籍是兴化，晚年又终老于兴化。与他有关系的罗贯中，有的书也记作越人或杭人，但与之为忘年交的《录鬼簿续编》的作者，却说他是太原人。这种情况很多。所以，原籍兴化、流寓江南的施彦端与钱塘施耐庵，在里籍上并无矛盾。
再次，施耐庵之耐庵二字，既然是带有行业性的名字，那么他自然还有其本名。在那个时候，做书会才人，特别是做说话艺人，身份低贱，属于下九流，后人讳言其事，在墓志、家谱中只记其本名，是很自然的事，否则反倒不合乎情理。所以，将施彦端与施耐庵这两个名字联系起来，并非绝对不可以。
以上从三个角度分说，自然各有局限，都不能说明问题，但综合起来，便可看出施彦端和施耐庵，同时、同地、同姓，名字不同也可以理解，有可能是一个人。
同时、同地、同姓的两个名字，难道就一定是一个人吗？自然不能轻率地肯定。但是，从20世纪以来，兴化一带流传着种种关于施耐庵的传说，而别的地方却没有，而这里的施姓承认施耐庵就是其始祖耐庵公，并添进家谱中，恐怕也事出有因，不能完全看作他们是贪图《水浒传》作者的荣誉才硬要拉来作自己的祖先的。这种事并不很符合民情。既然在时、地上相符，又有口碑载道，谓施彦端很有可能就是施耐庵，并不能认为是毫无道理的。
谬误的传说，可能包孕着、或者说背后隐藏着一定的真实的内容。《施耐庵墓志》中谓施耐庵为至顺辛未进士，就是这样。谓施耐庵中过进士，自然为荒谬不实之词。但也事出有因，背后就隐藏着一种真实情况。宋代说话人多有雅号，南宋特盛，金元依然。《西湖老人繁胜录》记专说史书的艺人，有乔万卷、许贡士、张解元；《梦粱录》记讲史书的艺人，有戴书生、周进士、徐宣教；《武林旧事》记讲史书的艺人，除已见于前两书者，还有陈进士、刘进士、陆进士等。金代作《西厢记诸宫调》的叫做董解元，元人也称关汉卿为关解元。杨铁崖在赠给女艺人朱桂英的序文中，也称之为女学士，说她“腹笥有文史”（《东维子文集》卷六）。大约讲史书的艺人虽不全是通文墨者，但通过师传懂得很多的历史知识，如《梦粱录》称说话人王六大夫：“讲得字真不俗，记问渊源甚广。”有的也读过书，通些文墨。在瓦舍艺人中，他们自然要算是有学问、有知识者了。当时有种风气，好给特定职业的伎艺人以特定的尊称，如称匠人为待诏，称茶酒铺的师傅为博士，所以也就称讲史书的艺人为贡士、进士、解元。《水浒传》兼有小说和讲史两类话本的性质，文学史家说它是小说和讲史的合流。所以，施耐庵在说话门庭里被称作进士，也是极有可能的事。这恐怕就是后世附会出施耐庵中过进士的缘由。进士自然是要做官的，所以又由流寓过杭州附会出了“官钱塘二载”之说，离开事实就更远了。然而，在我们看来，经过分析，去伪存真，这种附会之词，反倒将施彦端和施耐庵拉得更近了。
总之，江苏兴化、大丰搜集到的文物资料，固然还不能直接证实施彦端即施耐庵，但将这两个名字联系起来，也不能算是牵强附会，在更为确凿的资料发现以前，也不妨尊重群众的口碑，有分析地为《水浒传》的作者画出一个粗略的轮廓。
（原载《东岳论丛》198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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