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清山东淄川县（今淄博市淄川区）人。

蒲松龄一生著述甚富，遍及各种文体，有传统的诗词、骈散文，也有通俗的俚曲。然而，使他名垂后世、被列入世界优秀文学家之林的作品，是一部短篇小说故事集《聊斋志异》。

明崇祯十三年（1640）农历四月十六日，蒲松龄诞生于淄川县城东约七华里的蒲家庄。

蒲松龄撰写的《族谱序》说：“吾族为般阳土著，祖墓在邑西招村之北，内有谕葬二：一讳蒲鲁浑，一讳蒲居仁，并为元总管。盖元代受职不引桑梓嫌也。然历年久远，不可稽矣。相传倾覆之余，止遗藐孤，吾族之兴也，自洪武始也。”《蒲氏世谱》首载“始祖讳璋”，蒲松龄又记云：“相传蒲姓为元世勋，宁顺间有夷族之祸，刑戮之余，止遗藐孤，时方六七岁，匿外祖家。外祖杨氏，居村北之杨庄，遂以母姓为杨。元鼎既革，始复旧姓，厥讳璋，即今始祖也。此一传疑之说，无所考信矣。”

蒲松龄这两段文字，颇有一些疑窦，遂由之引出近世学人关于蒲松龄远祖的民族问题的种种揣测。有人考证淄川蒲氏可能是南宋末为泉州市舶使、降元后官至福建行省中书左丞的西域移民蒲寿庚之后裔，如此则为回族。有人根据“蒲鲁浑”三字为女真语之译音，意为布袋，金女真族多用以为名，《金史》中凡两见，推断蒲氏远祖可能为女真族。又有的著作断蒲松龄为蒙古族作家。我国自古便是多民族的国家，民族间的融合、同化是很自然的事情，在南北朝、唐及五代、元代诸时期，尤为突出。然上述三说均由于文献不足，遽难定论，而且蒲松龄自谓其家族乃“般阳土著”，今日淄川蒲氏后裔也都不同意上述三说，所以，这里也不多作辩论了。

蒲松龄在《族谱序》中又云：“万历间，邑诸生，食饩者八人，族中得六人焉。嗣后科甲相继，虽贵显不及崔、卢，而称望族者，往往指屈之。”细按《蒲氏族谱》，这段话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蒲松龄的高、曾、祖、父四辈颇多儒生，登第入仕者有祖父辈的蒲生池、生汶二人，可以称得上书香门第。蒲松龄自幼治举子业，冀博一第，至五十岁犹不忘进取，与他出身于这种门庭自然是有关系的。

蒲松龄的父亲蒲槃，“少力学”，“操童子业”，到二十馀岁还未能考中秀才，“遂去而贾”，见得家道并不甚富。蒲松龄称其父于“权子母之馀，不忘经史，其博洽淹贯，宿儒不能及”（《蒲氏世谱》）。尽管有溢美之嫌，但也并非完全失实。后来，蒲松龄兄弟四人陆续降生，食指日烦，蒲槃不能延师，便亲自教子读书，而且三人（蒲松龄及其长兄兆专、二兄柏龄）进学成诸生。这表明蒲槃确实是粗通经史的。

蒲松龄在兄弟四人中是最聪慧的，大约十一岁从父读书，十九岁初应童子试，便“以县、府、道三第一，补博士弟子员，文名籍籍诸生间”（张元《柳泉蒲先生墓表》）。

蒲松龄少年得意，弁冕童科，是有一定的偶然性的。当时任山东学政的是大文豪施闰章，道试首艺的题目是“蚤起”，次艺的题目是“一勺之多”，均带有点文学性。蒲松龄首艺的“起讲”是这样写的：

尝观富贵之中皆劳人也。君子逐于朝，小人逐于野，为富贵也。至于身不富贵者，则又汲汲焉伺候于富贵之门，而犹恐其相见之晚。若乃优游晏起而漠所事者，非放达之高人，则深闺之女子耳！

文笔生动，语含讥刺，与制艺文所要求的机械死板的文风，大异其趣。施闰章以文学家的眼光，颇为赞赏，批语曰：“首艺如空中闻香，百年如有神，将一时富贵丑态，毕露于二字（指试题“蚤起”二字）之上，直足以维风移俗。次，观书如月，运笔如风，有掉臂游行之乐。”（王敬铸手抄《聊斋制艺文》）如果遇到一位头脑冬烘的考官，这样的八股文恐怕要打入落卷里边去的。

后来，蒲松龄对施闰章的知遇之恩，铭刻于心，在《聊斋志异·胭脂》中曾大加颂扬，说：“愚山先生，吾师也。方见知时，余犹童子，窃见其奖进士子，拳拳如恐不尽，小有冤抑，必委曲呵护之；曾不肯作威学校，以媚权要。真宣圣之护法，不止一代宗匠，衡文无屈士已也，而爱才如命，尤非后世学使虚应故事者所及。”然而，他却没有意识到，他的才华适于文学创作，描摹人情世态能曲尽其妙；而用于作八股文，按照死板的格式，抽象地“代圣人立言”，那就非其所长，难免出格，有不伦不类之“病”，也就难于为那些缺乏文才的考官所看中了。

所以，蒲松龄采芹之初，自以为青云有路，取青紫如拾草芥，和同邑的张笃庆、李尧臣等少年秀才，结成郢中社，在研讨举业之余，寄兴唱和，“标壮采，抽藻思”，“相期矫首跃云津”。康熙二年（1663），诏废八股制艺，科举改三场为两场，首场策五篇，二场四书、五经论各一篇，表一篇，判词五道。（蒋良骐《东华录》卷九）为适应这种改变，次年春，蒲松龄应李尧臣之邀，携书就读于其家，“日分明窗，夜分灯火，相期与以有成”（《聊斋文集·醒轩日课序》）。不料，乡会试废八股文之制，只实行了一科，康熙四年（1665），朝廷又诏复行八股文、经书、策论三场旧制（蒋良骐《东华录》卷九）。踌躇满志、锐意进取的蒲松龄，自然又得重操帖括之业，勤奋地习作乡会试要作的论、策、判词各种文体。

然而，科举对蒲松龄并不是直上青云的天梯，继少年进学初露锋芒之后，“三年复三年”的乡试，却成了他终身难度的险关。

青年时代的蒲松龄，虽然奋力于举业，冀博一第，但他还有浓厚的文艺兴趣，喜欢当地农民群众中流行的通俗俚曲，不仅喜见乐闻，而且还度曲。同邑友人唐梦赉《七夕宿绰然堂同苏贞下、蒲柳仙》诗中云：“乍见耆卿还度曲，同来苏晋复传觞。”（《志壑堂集》卷十）。上句显然是借柳永之号指代号柳泉居士的蒲松龄，诗题中将柳泉或留仙写作“柳仙”，可能是有意的误笔。此诗虽然作期稍晚，时在康熙十九年（1680），蒲松龄已到毕家坐馆，但“还度曲”之“还”字，就表明这并非初次，而是早就喜欢度曲了。按常理推之，蒲松龄当在少年时期就有此逸兴，只是年既长而不衰罢了。蒲松龄一生作有许多小曲和十四种俗曲，特别是小曲，其中当有其少年之作。蒲松龄无疑是受到了民间文艺的哺育、影响的。

蒲松龄还对民间的传说故事，饶有兴趣。他的《聊斋志异》也是在青年时期就开始创作了，只不过当时尚无此名。

康熙三年（1664），也就是蒲松龄就读于李希梅家的那年，张笃庆有《和留仙韵》二首，其二云：

司空博物本风流，涪水神刀不可求。

君向黄初闻正始，我从邺下识应侯。

一时结客白莲社，终夜悲歌碧海头。

九点寒烟回首处，不知清梦落齐州。

首句后自注：“张华官至司空，著《博物志》，多记神怪事。”前二句显然是借晋张华作《博物志》“记神怪事”，谓蒲松龄记叙狐鬼故事，固然不失风雅，但毕竟虚幻不实，荒诞不经，于世无益，于己也无补。言外之意，就是颇不以为然。第二联是更明白地表示二人志趣不同。黄初，魏文帝曹丕的年号，《隋书·经籍志》“杂传类”著录曹丕撰《列异志》三卷，“以序鬼物怪异之事”，为魏晋志怪小说较早的一部书。到了正始时期，玄学兴起，时尚清谈，阮籍有《大人先生传》，也是子虚乌有之作。张笃庆说“君向黄初闻正始”，意思恐怕就是说蒲松龄喜欢清谈述异，作记异事志神怪的虚幻之文。第四句“我从邺下识应侯”，意思更明显，就是自谓志在师法建安文学，走诗歌创作的正统路子。张笃庆的这首诗表明了：此时的蒲松龄已不只是一时偶尔地写了一二篇志怪传奇类的小说，而且已成为友人们所知的文字之好。遗憾的是在《聊斋志异》近五百篇作品中，究竟哪几篇是他最早创作出来的，我们现在已经无从确认了。

青年时代的蒲松龄，一面要攻读经书，研讨经义，习作策、论和八股文，以应付岁试，准备乡试（至于参加了康熙初年的哪科乡试，已不可考），一面要参加诗文之会，相互唱酬（张笃庆《昆仑山房集》存有多首他们这期间的唱和诗），一面还要写志怪类的小说。这在一般富家子弟，自然不成问题。而家庭并不甚富裕的蒲松龄，却难以长久地这样生活下去。

蒲松龄兄弟四人，都相继成年，娶妻生子，就难免妯娌不和，不断发生家庭纠纷，以致有妇姑勃谿之事。约在康熙四年（1665），年迈的蒲槃看到难以维持，便让他们兄弟分居异爨了。

蒲松龄后来在《述刘氏行实》中记述到当时分家的情况：“析箸授田二十亩，时岁歉，荞五斗，粟三斗。杂器具，皆弃朽败争完好，而刘氏默若痴。兄、弟皆得夏屋，爨舍闲房皆具；松龄独异：居惟农场老屋三间，旷无四壁，小树丛丛，蓬蒿满之。……一夜中触雨潇潇，遇风喁喁，遭雷霆震震谡谡；狼夜入则埘鸡惊鸣，圈豕骇窜。”

分家后，蒲松龄岁岁游学，不顾家庭生计，而且除早生的长男蒲箬外，刘氏又在分家的当年生下一女，三年后又生下次男蒲篪，食指日烦，生活更加困难。“家贫不足自给”（王洪谋《柳泉居士行略》），遂应聘南游，为人作幕。

康熙九年（1670）秋，蒲松龄应同邑友人、宝应知县孙蕙之聘，离家南游，约在九月末，到达宝应，开始了一年的幕宾生涯。

孙蕙，字树百，号笠山，顺治十八年进士，康熙八年出任宝应知县。宝应在当时是“冲疲灾邑”，地狭民敝，又值连年水患，田园漂没，百姓流离失所。孙蕙来任知县，确能体恤民苦，为邑民请蠲请赈，革除旧有各种名目的杂捐。运河淤塞，艰于遭运，河务大员严令限期挑浚。孙蕙念邑民困苦，不忍驱迫，以此忤河务大员，河务大员上疏弹劾孙蕙。百姓闻知，自动聚集河上，奋力挑浚，数十里的长河仅六日就竣工了（高珩《栖云阁集》卷十四《户科给事中树百孙公墓志铭》、孙蕙《笠山诗选》卷一《浚河行》）。由于治邑有能声，又因与江苏布政使慕天颜有旧交，孙蕙又奉命兼署高邮州事。后以卓异，行取入都，补户科给事中。

蒲松龄与孙蕙同邑，蒲松龄进学“文名籍籍诸生间”时，孙蕙尚未成进士，二人自然相识。孙蕙聘蒲松龄为幕宾，就是因为同乡可作亲信帮手，蒲松龄能文，堪任文牍事，或者还有同情蒲松龄落拓不遇、生计困难的意思。有此关系，也自然不同于寻常的主宾，彼此没有什么隔膜，也就不拘形迹了。孙蕙行役河上，或游扬州，蒲松龄也时常相随，舟中对酌、唱和，颇为融洽。蒲松龄对孙蕙体恤民苦，忤河务大员，因而受到弹劾，更是非常同情。《闻孙树百以河工忤大僚》诗云：

故人憔悴折腰若，世路风波强项难。

吾辈只应焚笔砚，莫将此骨葬江干！

《三月三日呈孙树百，时得大计邸钞》诗云：

但馀白发无公道，只恐东风亦世情。

我自蹉跎君偃蹇，两人踪迹可怜生！

慽慽然，悻悻然，都见得很动感情。蒲松龄还有《大人行》一诗，写一位钦差大员过境，于驿站肆逞威虐，敲诈勒索，官、民不堪其苦。对照蒲松龄为孙蕙代拟的一件书启，可知此诗反映的显然是高邮驿站发生的真实情况，诗中写到的那个受钦差爪牙凌辱的大令，也无疑是孙蕙。诗末慨叹说：“游人闻此心侧怆，井绠何短汲何长！既责清介望循良，卖儿贴妇安足偿？”前二句是说自己位卑才短，无力相助；后二句极言做清官之难，显然是替孙蕙叫苦。

现存蒲松龄手录《鹤轩笔札》二册，收自康熙九年十月初三日至次年五月间的书启，凡八十篇，就是他在宝应、高邮代孙蕙所作。这些文字，虽然纯系代人应酬之作，但蒲松龄却是用文章家之笔，写应用之文，不仅辞达、得体，随人、事不同而口吻各异，或直或曲，或刚或柔，而且也颇讲究文采，大都文词雅洁，时杂骈俪之句，富有文学色彩。不过，这也使我们感到是用非所用，浪费了作家的文学才能，甚为可惜；当然是境遇使然，这也不是他的过错。

蒲松龄的诗，早年所作全已散佚；流传下来的，始自“南游草”。南游期间，所作甚夥，几乎身之所历，皆有所咏，是他一生中作诗最多的一年。这一年的抒情言怀诗，反映出他的心情是悒悒不快的。如《寄家》。

年来憔悴在风尘，貂敝谁怜季子贫？

瑟瑟晚风吹落木，萧萧衰柳怨行人。

秋残病骨先知冷，梦里归魂不记身。

雁足帛书何所寄？布帆无恙旅色新。

《旅思》：

十年尘土梦，百事与心违。

天逐残梅老，心随朔雁飞。

初春疑乍冷，久客似新归。

可叹金城柳，参差已十围！

都是半是思乡，半是自伤落拓不遇。

尤其是《感愤》一诗，情绪更为低沉：

漫向风尘试壮游，天涯浪迹一孤舟。

新闻总入狐鬼史，斗酒难消磊块愁。

尚有孙阳怜瘦骨，欲从玄石葬荒丘。

北邙芳草年年绿，碧血青磷恨不休。

看得出来，这里所抒发的忧愤，就是怀才不遇，青云之志难酬。南游作幕，虽然是孙蕙的一番好意，“尚有孙阳怜瘦骨”是用伯乐于虞坂见骐骥负盐车力尽而伏，抚之而哭的故事，比喻孙蕙怜悯自己，但却与自己的心意相违，这既不能有所成就，也不能摆脱贫困，所以忧愤填胸，不能自已。这表明他还是对科举抱有幻想，还想着要“矫首跃云津”，不甘心以为人作幕了此一生。为此，仅仅一年，他便辞幕返回家乡了。

蒲松龄在南游期间，仍然对狐鬼故事饶有兴趣。南行途中的诗中，就有“途中寂寞姑言鬼，舟上招遥意欲仙”（《途中》）之句。上引《感愤》诗中“新闻总入狐鬼史”一句，“狐鬼史”三字，有的本子作“夷坚志”，用宋洪迈记神怪之事的著作之名，这表明他不仅听，不仅谈，而且记述、创作。《聊斋志异·莲香》篇末记故事来源云：“余庚戌南游，至沂阻雨，休于旅舍。有刘生子敬，其中表亲出同社王子章所撰《桑生传》，约万余言，得卒读。此其厓略耳。”这未必完全属实，我们勿须去考证刘子敬、王子章诸人是否实有其人，但也未必尽虚，这并非狐鬼故事本身的内容，如《聊斋志异》中其他诸篇，《鸲鹆》篇末注云“毕载积先生记”，《马介甫》篇末注云“后数行乃毕公权撰成之”等，就不见得全是故弄玄虚。不论是实还是虚，《莲香》篇作于南游期间，则是可以肯定的。

康熙十年（1671）八月初，蒲松龄自淮扬返里。宗侄觉斯、螽斯邀饮，他吟诗云：

莺花岁逐行尘老，骨肉情因患难深。

羁旅经年清兴减，消磨未尽只雄心。

表明他还是要在科举上角逐一番的。

次年，岁在壬子，他应乡试，又没有中式，铩羽而归。这次是带着孙蕙的荐书，也没有起作用，他心情痛苦之极，有《寄孙树百》七律三首言怀。其一前截云：

君疲牛马身犹病，我困遭逢数亦悭。

三载行藏真落水，十年义气已阑珊。

其三后截云：

楚陂犹然策良马，叶公元不好真龙。

歧途惆怅行焉往？痛哭遥追阮嗣宗。

康熙十一年（1672）夏，淄川一带大旱。去年刘氏又生下了三子蒲笏。蒲松龄落入了他一生中最穷困艰窘的一段时期。这年六月，他有《日中饭》一诗，就是一幅真实写照：

黄沙迷眼骄风吹，六月奇热如笼炊。

午饭无米煮麦粥，沸汤灼人汗簌簌。

儿童不解懊与寒，蚁聚喧哗满堂屋。

大男挥勺鸣鼎铛，狼藉流饮声枨枨。

中男尚无力，携篮觅箸相叫争。

小男始学步，翻盆倒盏如饿鹰。

弱女踯躅望颜色，老夫感此心惸惸。

于今盛夏犹如此，晚禾未种早禾死。

到处十室九室空，官家追呼犹未止！

瓮中儋石已无多，留纳官田省催科。

官粮亦完室亦磬，如此蚩蚩将奈何！

在古代著名的文学家中，像蒲松龄这样位卑家贫生活如此困难的，是难得找出几个的。也正由于此，他才没有同当时灾难深重的农村隔离开来，没有同身受封建剥削、压榨、欺凌以及天灾种种苦难的农民隔离开来。他时常像一个老农一样，关心田间禾苗的生长情况，为旱涝而忧，为久旱逢雨或淫雨变晴而喜，因为这都直接关系着他家庭妻孥的温饱。他对官税苛重，催租吏凶恶，农民深受其苦，深有体会，屡有诗作，如《田间口号》：

日望饱雨足秋田，雨足谁知倍黯然。

完得官粮新谷尽，来朝依旧是凶年！

《灾民谣》：

雨不落，秋无禾。无禾尤可，征输奈何？吏到门，怒且呵。宁鬻子，免风波！纵不雨，死无他，勿诉公堂，长官诃。

也可看出他自身没有摆脱官税压榨、催租吏威逼的境况。

家庭生计成问题，不愿为人作幕，也就只好到缙绅人家去坐馆了。于是，大约从康熙十二年（1673）起，蒲松龄开始了长达近四十年之久的塾师生涯。

康熙十二年至十四年（1673—1675），蒲松龄在本邑城北三十里丰泉乡王家坐馆。王家是淄川名门大族。王鳌永是明末的户部侍郎，降清后以原官招抚山东、河南，死于青州赵应元之变。其子王樛，以此荫补銮仪卫，入镶蓝旗籍，拜他剌布勒哈番，官至右通政使。王樛无子，病卒后，其叔弟王槠之子王敷政袭职，授通议大夫。蒲松龄在王家坐馆，与王敷政的几个弟弟一正（字正甫）、居正（字心逸，号乃孚）、观正（字觐光，号如水），及其堂弟王体正（字长人）等，时相诗歌唱和。康熙十三年八月诗《同长人、乃甫、刘茂功河洲夜饮，即席限韵》，中有“伯仲文章皆大雅，主宾词赋尽风流”之句，见得相处得颇为融洽。

在王氏兄弟中，与蒲松龄最相契的是王观正。后来，蒲松龄在王观正死后写的悼诗中说：“世人皆有营，君独甘淡薄。兄弟皆华，君独厌藜藿。每一登君堂，俨然若丘壑。不愁囊中空，止觉杯中乐。……”可见王观正在王氏大家族中是最不如意的。蒲松龄有《大江东去·寄王如水》词：

天孙老矣，颠倒了、天下几多杰士！蕊宫榜放，直教那、抱玉卞和哭死。病鲤暴腮，飞鸿铩羽，同吊寒江水。见时相对，将从何处说起？　　每每顾影自悲，可怜肮脏骨，消磨如此。糊眼冬烘鬼梦时，憎命文章难恃。数卷残书，半窗寒烛，冷落荒斋里。未能免俗，亦云聊复尔尔。

应试失败的痛苦、忿慨心情，表现得十分炽烈。今存《柳斋居士手稿》，基本上是按作期先后编次的，可推知这首词作于康熙十一年应乡试败归后。可见两人早有交往，又由于生活距离不大，还同是科举失意者，自然很相投合了。后来，蒲松龄丧母时，时值荒年，仓卒无以营葬，王如水闻讯慷慨倾囊相助（《薄有所蓄，将以偿所负，又为口腹耗去，深愧故人也。慨然有作，情见乎辞矣。寄怀王如水》）。这就无怪乎蒲松龄之题为《梦王如水》的悼诗，写得是那么沉痛。

蒲松龄从王家撤馆后，大约就到罢职归田的翰林院检讨唐梦赉家去做西宾了。

唐梦赉字济武，在淄川豹山营有庄舍，因自号豹岩。顺治六年成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晋秩检讨。后得罪，放归田里。唐梦赉家赀甚富，居家不甘寂寞，广交往，时出游，还喜“接引寒儒，提掖后进”。蒲松龄曾受命为之作生志，说：“拔十得五，好为美谈；齿奖牙褒，不惜馀论。徒在行道，脱韦少翁下仆之车；敝垢登堂，多王思远交帚之座。粗通文字，遂遭暖律之吹；略见品题，已定青萍之价。剩鳞残馥，沾溉不穷。”蒲松龄《为众绅祭唐太史文》中，也称唐梦赉：“雅爱文人，尤怜才士，苟一艺之微长，辄称扬而不置。”蒲松龄屡次说到这一点，就是因为他自己便在穷困不遇的情况下，受到了唐梦赉的垂顾、褒奖。《唐太史命作生志》末云：“松，一介寒癯，半生老鬓。赢縢蹑，频登玄礼之门；破帽残衣，叨连杜公之榻。耿光时炙，志跬步于杖履之馀；声气遥通，窥情怀于謦欬之末。”见得蒲松龄确曾入唐梦赉之门。后数年，唐梦赉为《聊斋志异》作序，中云：“留仙蒲子，幼而颖异，长而特达，下笔风起云涌，能为载记之言。于制举之暇，凡所见闻，辄为笔记，大要多鬼狐怪异之事。向得其一卷，辄为同人取去；今再得其一卷阅之，凡为余所习知者，十之三四，最足以破小儒拘墟之见，而与夏虫语冰也。”唐梦赉可以说是最早称赏《聊斋志异》的人。

康熙十七年（1678）前后，蒲松龄可能曾入刑部侍郎高珩家坐馆。高家也是当地的名门大族。高珩字葱珮，号念东，明末已成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清初复起，为国子监祭酒，官至刑部侍郎。前数年，曾致函嘱托淄川县令关照蒲松龄，蒲松龄有书致谢（《与高司寇念东先生》）。此时，高珩正请假居家。康熙十八年春，蒲松龄《聊斋志异》初次结集，自作《聊斋自志》，高珩随即写了一篇序，阐述志异之特点与功用，以相推奖。就在此时，蒲松龄有《次韵载酒堂倡和之什，寄郢社诸同人》四首，诗末云：“何当再续十年约，蜡屐从君采石华。”这既表明前此曾过从甚密，又表明蒲松龄此时将另有他就了。

近数年，蒲松龄的诗作大减，谅必于授徒、举业之馀，勤于记异事、撰狐鬼小说。高珩序中说：“佳狐佳鬼之奇俊也，降福既以孔皆，敦伦更复无，人中大贤，犹有愧焉。”可以据此推断，《聊斋志异》手稿第一册中之《娇娜》、《婴宁》、《青凤》，以及载于张氏铸雪斋抄本卷二之《红玉》、《林四娘》诸篇，都已经创作出来，蒲松龄的文学才华，也已引起本邑名流的注目，虽然康熙十七年的乡试又名落孙山，贫困的境况仍然没有发生显著的改变。

康熙十八年（1679），蒲松龄就馆于淄川西鄙西铺村的毕家。

毕家也是本邑的名门大族。馆东毕际有的父亲毕自岩，明末官至户部尚书，卒赠少保；八叔毕自肃，也官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六叔毕自寅，官南都户部主事。入清后，毕家已无显宦，但仍然是科甲相继，有几人进入了仕途。

毕际有于顺治二年拔贡入监，始授山西稷山知县，后升江南通州知州。康熙二年，因解运漕粮，积年挂欠，罢官归里。毕际有喜读书，风雅自命，在南通州做官时便广交名流，与江南大名士陈维崧、孙枝蔚、杜濬、孙默诸人，都有交往。归田后，虽然仍留心翰墨，有所著述，辑成毕自岩的《石隐园集》，还曾助修邑志，但年事渐高，养尊处优，便懒得吃那种冥思苦想之苦了。蒲松龄曾描述其晚年的生活情形：“楸棋争道，无非乡里之亲；灯火张筵，不忘布衣之旧。佳客在座，辄以永夕成欢；国士临门，不以在亡为拒。彭泽菊花之种，流布乡邻；潇湘橘柚之香，分贻闾社。”（《征挽毕载积诗序启》）这里措词虽雅，但也写出其富贵闲人的样子。

毕际有聘蒲松龄来家设帐，固然是为了教几个孙子读书，但学识渊博、文章出众的蒲松龄，却成了他的清谈的伴友、文字的代笔、应酬的替身。夏日黄昏，冬日炉旁，商略古今，以解寂寞。许多贺吊往来的文字，出自蒲松龄笔下，措词得体，文采斐然；特别是像《答陈翰林（其年）》之类的书札，非一般俗手做得出，毕际有他自己也是难能办到的。亲友来访，地方官吏拜谒，蒲松龄出面迎送、作陪，谈吐风雅，不辱门楣。本邑缙绅迎县令莅任、送县令离任，或代人说项，让蒲松龄以西宾的身份出面，不必自己屈尊，也颇为得体。这样，毕际有对待蒲松龄，比较友好、契合，宾主相处十年，一直比较融洽。康熙三十二年（1693）毕际有去世时，蒲松龄写了《哭毕刺史》十首，有“离奢始恨相知晚，聚久宁疑好会终”，“海内更谁容我放，泉台无路望人归”，“西州门外回肠绝，恨不将心作石头”之句，表露了一种骤失知己、至为哀痛的情绪。

毕际有死后，其子毕盛钜主持家务。毕盛钜字韦仲，是个并不希图仕进的大家子弟，秉性疏懒，尚不失于轻浮，只是守着家产过舒服日子，闲时读些杂书解闷；教子读书，以及一切文字应酬，更像乃父一样，全依赖蒲松龄了。宾主年纪相仿，长时期同桌共食，相互依傍，直是如同兄弟。康熙三十六年（1697），蒲松龄赠诗云：

宵宵灯火共黄昏，十八年来类弟昆。

博士乘车依鄠杜，冯谖弹铗老平原。

疏狂剩有葵心在，肺腑曾无芥蒂存。

高馆时逢卯酒醉，错将弟子作儿孙。

——《赠毕子韦仲》其三

由于宾主相得，蒲松龄便在毕家待了三十年之久，直到古稀之年，方才撤帐归家。

蒲松龄是由于家贫不足自给，才到缙绅人家坐馆的。在毕家，虽说是寄人篱下，但生活较安定，个人无冻馁之虞，纸墨灯火也不用自己操心，每年的束脩还可以补家用之不足。毕家宅第宽敞，有园林之盛，又藏书甚丰。蒲松龄在这里，冬日住在绰然堂，夏日移居石隐园，得到了读书、著书的良好处所。又多次应山东乡试，或越幅，或犯规，都未中式，仕途无望，也就只好留在毕家了。

蒲松龄在毕家做西宾，替馆东接待宾朋，代馆东迎送地方官员，加上馆东及唐梦赉等当地名流的称扬，他日益以能文称，受到本邑官员的青衫、礼遇。康熙二十年（1681），县令汪如龙曾折柬招饮，蒲松龄有《答汪令见招》诗致感激之意，说：“青诊白袷久飘零，羞把文章占盛名。敢请筑台先郭隗，漫劳悬榻待徐生”；“偃蹇自拚人不舞，勿逢青眼泪沾巾！”继任张湄，是个文学之士，赏识蒲松龄的文才，交往甚多，更加同情其怀才不遇的遭遇，曾在科试上给蒲松龄作过关照。他们虽然没有使蒲松龄摆脱困于场屋的处境，《聊斋志异·叶生》篇，大概就是由这类事情生发出来的，但却也使蒲松龄日益有了文名，成了淄川县的一位著名的秀才。

更为不幸中之幸的是，蒲松龄到毕家后仍然能够继续创作《聊斋志异》。毕际有比较开明，并不歧视小说家言，不以他家的塾师写狐鬼小说，乃至艳情小说，为侈陈怪异，有乖风化，坏人心术，不仅不加干涉，还对此饶有兴趣，给提供了几篇素材：《鸲鹆》、《五羖大夫》两篇便是蒲松龄注明了的；《杨千总》记毕自岩崇祯年间备兵洮岷时事，当是毕际有讲述出来的。

毕际有饶有兴趣，也无形中鼓励了毕氏子弟。那个读《青凤》篇而心向往之的毕怡庵，就是一个。毕怡庵，名不详，《狐梦》的故事也显然是纯属子虚乌有，但并不妨毕怡庵乃实有其人，《聊斋志异》便多此等半真半假的笔墨，人实而事虚，何况篇末还明白地写着：“康熙二十一年腊月十九日，毕子与余抵足绰然堂。”更有趣的是，篇中还写到：狐女对毕怡庵说：“曩有姊行，与君家叔兄，临别已产二女，今尚未醮。”又提出了一位毕氏子弟。这显然是调皮文笔，故意给那位毕怡庵的叔兄开开玩笑，局外人不知其为谁何，而他们几个人却是心照不宣的。我们有理由认为，毕怡庵就是毕际有长兄毕际壮之子毕盛锡，那位被开玩笑的就是蒲松龄的少东家毕盛钜。《聊斋志异·马介甫》篇末云：“此事余不知究竟，后数行，乃毕公权撰成之。”有神童之誉的解元毕世持——毕自肃之孙，对《聊斋志异》也有兴趣，以至于动了动笔。这些情况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蒲松龄到毕家的初期，《聊斋志异》曾引起了毕家包括馆东毕际有在内的一些人的兴趣，一度以狐鬼故事为谈资。这对蒲松龄继续创作《聊斋志异》，该是不无促进作用，至少是一种无言的鼓励吧！

在当时，举业是士子的正事，诗都被看成是“分以外”的“魔道”，作狐鬼小说更是邪道了。蒲松龄作《聊斋志异》，就不是所有的友人都赞成的。张笃庆早就表示过不以为然。蒲松龄屡困场屋，过不了乡试关，有些人就很自然地归咎于他谈鬼说狐，分散了精力。康熙十一年乡试失败后，孙蕙在复信中就表示了这个意思，说：“吾兄为亲老忧富贵迟，纵使非迟，亦无奈亲日老也。惟期砥砺进修，祈宽过以报春晖，于愿足矣。兄台绝顶聪明，稍一敛才攻苦，自是第一流人物，不知肯以鄙言作瑱否耶？”（路大荒《蒲柳泉先生年谱》引自手抄本《鹤轩笔札》）所谓“敛才”，意思就是集中精力治举业，不要再把精力用在作狐鬼小说上。

康熙二十五年（1686），张笃庆考贡，取济南府第一，次年春，赴都入监，准备应顺天乡试。到北京后，得意之馀，作诗《寄留仙、希梅诸人》，末联特别说：“此后还期俱努力，聊斋且莫竞谈空！”显然是劝诫蒲松龄且莫再写谈鬼说狐的故事，那既不实际，又无益于取得功名，徒耗心血。张笃庆的诗，词意并不浮露，全无盛气凌人的味道，但如此看待蒲松龄呕心沥血、寄托良深的文学创作，却不能不使蒲松龄非常伤心。这年，即康熙二十六年，蒲松龄应乡试“越幅被黜”，心情也就更为痛苦了。《大圣乐》一词写当时竟是：“觉千瓢冷汗沾衣，一缕魂飞出舍，痛痒全无”；他感到虽然自己“从来不认输”，但“所堪恨，者（这）莺花渐老，灯火仍辜”，“嗒然垂首归去，何以见江东父老乎？”

这期间却有一件使蒲松龄甚感欣慰的事：他见到了名位甚高的大诗人王士禛。康熙二十四年（1685），王士禛因父丧返里，大约在康熙二十七年春暮，到了淄川西铺毕家。毕、王二家，世代联姻，毕际有的夫人是王士禛的从姑母。在毕家坐馆的蒲松龄，自然少不了要作陪的。蒲松龄对王士禛是“耳灌芳名”，倾慕之至。王士禛对蒲松龄可能也略知毕家有此一能文的老秀才坐馆。二人晤谈，少不了谈诗论文，后来蒲松龄《王司寇阮亭先生寄来近刻，挑灯吟诵，至夜梦见之》诗中，就有“花辰把酒一论诗”之句；或者蒲松龄曾以诗稿呈教，王士禛获知并略读了《聊斋志异》已成的部分稿子，则是可以肯定的。王士禛是有文学眼光的，又喜欢奖掖后进，自然是对蒲松龄称誉了一番。在科举上无成就，《聊斋志异》的创作又受到一些友人的非议，能否为社会接受，连自己也心中无数的情况下，现在忽然受这位大名士的称赞，蒲松龄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他这年作的《偶感》一诗：

潦倒年年愧不才，春风披拂冻云开。

穷途已尽行焉往？青眼忽逢涕欲来。

一字褒疑华衮赐，千秋业付后人猜。

此生所恨无知己，纵不成名未足哀。

“穷途”当指怀才不遇，文学创作罕人理解；“千秋业”无疑是指《聊斋志异》。诗中凝聚着长时间萦绕于蒲松龄心头的苦恼，“青眼忽逢”时激起的欢欣，悲喜交集，分明反映的是他不期受到大人物王士禛的褒奖时的心情。

蒲松龄与王士禛二人，一生只有此一次相晤，但却结下了文字之交。随后，王士禛便来札索取《聊斋志异》，阅后作了评点，且题了一首为后世广为传诵的诗：

姑妄言之妄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

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时。

蒲松龄也有诗酬答：

志异书成共笑之，布袍萧索鬓如丝。

十年颇得黄州意，冷雨寒灯夜话时。

此后，两人虽然地位日殊，但仍然时有书信往来。王士禛有书刻成，也寄赠给这位老秀才。

王士禛对蒲松龄的称誉，对《聊斋志异》的评点、题诗，使蒲松龄有绝路逢生之感，又鼓起了创作的劲头，继续写《聊斋志异》，同时，也使蒲松龄及其《聊斋志异》之名飞出淄川，广为社会所知了。

康熙三十二年（1693），山东按察使喻成龙，倾慕蒲松龄的文名，饬淄川县令周统“尽礼敦请”。据说，经馆东毕际有父子“劝驾”，蒲松龄才到了省城济南，在按察司官舍中盘桓数日，赋《梅花书屋图》诗而还（王洪谋《柳泉居士行略》）。次年，喻成龙升迁离山东任，蒲松龄有诗送之，中云：“叨陪何逊后，给札赋官梅。虚衷真爱士，暖律吹寒灰。招此飘泊魂，入室罗春醅。猥以管蒯姿，越府备三才。驽马遭孙阳，造物为忌猜。扫轨方恨晚，除诏何迫催！宇内有知己，万里犹庭阶。”见得喻成龙还有意延蒲松龄入幕，蒲松龄婉言推辞了，但他还是感激喻成龙之知己。

康熙三十四年（1695），济南朱缃，浙闽总督朱宏祚的长子，慕蒲松龄之名，主动结识，乘蒲松龄进省城之际，送酒到旅舍，又请到家中宴饮。朱缃喜接名士，也能诗，谈得颇为融洽。蒲松龄写了《答朱子青见过惠酒》诗，其三云：

踏泥借马到南城，高馆张筵肺腑倾。

岂以作宾拟枚乘？徒劳入市过侯嬴。

锦堂蕴藉诗千首，褐父叨沾酒一盛。

公子风流能好士，不将偃蹇笑狂生。

此后数年，朱缃屡有书札存问，并陆续借《聊斋志异》手稿过录，成为这部小说集的第一部较完全的抄本。可惜的是朱缃先于蒲松龄下世，致使其抄本不久便莫之所去了。不过，由于两人的交往，又诱使朱缃之子于雍正元年（1723）借得手稿，重抄了一部，对《聊斋志异》的流传起了不小的作用。后来，蒲松龄的长孙蒲立德为朱氏拟刊行的《聊斋志异》作跋，文中称乃祖“独于济南朱橡村先生交最契”，橡村先生也最理解《聊斋志异》，“赏之亦真”。橡村，为朱缃别号。朱缃确实堪称蒲松龄生前的一位知音。

“桃李无言，下自成蹊。”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在他尚未最后搁笔的时候，就已芳名远扬，吸引了许多有识之士的注目，以一读为快了。

蒲松龄从康熙初年（1661）刚刚成年便开始记异事、撰狐鬼故事。康熙十八年（1679）初次结集，题名《聊斋志异》。朱缃《观稼楼诗集·蒲留仙过访话旧》约作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中有“书著山中老更勤”之句，联系《聊斋志异》有关诸篇，可知此时仍有所作。《夏雪》、《化男》二篇记康熙四十六年（1707）事，大约是偶尔补缀了。

蒲松龄有《钞书成适家送故袍至，作此寄诸儿》诗：

满院春光日影寒，朝来薄饮意阑珊。

衣烦爱惜身为用，书到集成梦始安。

生苦文章为障孽，老于橘柚识甘酸。

儿童应念贫中福，坐对蓬窗受亦难。

这首诗是作者在抄录完毕一部著作后，以此勉励儿子们要有所作为，表现了一位作家经过辛苦创作终于著成一部满意的书时特有的轻松、欣慰、自豪之感。诗里所说“书到集成”之书，当为《聊斋志异》。这大约是康熙四十五年（1706）前后的事情。

《聊斋志异》的创作，前后历四十馀年之久，贯穿了蒲松龄的大半生。

《聊斋志异》属志怪传奇类小说，凡四百九十馀篇，绝大多数是狐、鬼、花妖、精魅的故事，以及一些奇闻异事。

志怪小说兴于六朝，至唐变为传奇，“叙述宛转，文辞华艳”，“始有意为小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宋以后，这类文言小说日渐衰落，到明末，虽摹仿传奇文者甚多，但已不足以称小说了。蒲松龄作《聊斋志异》，却如奇峰突起，取得了光辉的艺术成就，在这种文学体裁范围里，使人叹为观止。

蒲松龄在《聊斋自志》中说：“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同黄州，喜人谈鬼。”说“才非干宝”，是自我谦虚，他实际上是发展了以干宝《搜神记》为代表的六朝志怪小说的传统，思想、艺术上均超过了六朝志怪书。说“情同黄州”，也只是就喜说狐鬼这一点而言，蒲松龄笔下的狐鬼故事，包含着丰富的人世间的内容，凝结着他对现实社会许多方面的体验，其意义比起苏轼在黄州借听人谈鬼来排遣政治上的苦闷，就更为幽愤深广了。

《聊斋志异》中的一些篇章，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和对人民的残酷压榨、迫害。《席方平》写冥间的城隍、郡司、冥王贪赃枉法，狼狈为奸，对负屈衔冤的席方平施行种种酷刑，实际上是现实社会中官府衙门的写照。《梦狼》写一个老人梦见衙门上上下下都是吃人的狼，堂上堂下，“白骨如山”，用形象的比喻来揭露：官府就是虎穴狼窝，官吏就是吃人肉、喝人血的畜牲。著名的《促织》通过成名一家初遭家破人亡、继则发迹变富的悲喜剧，深刻地揭露了整个封建统治机构的腐朽：皇帝贪图玩乐，抚军（地方军政大员）只知媚上求宠，县官加紧科敛百姓，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完全操纵在他们的手中。在《聊斋志异》里，蒲松龄还在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的种种罪行的同时，或作真实描写，或借幻想手法，表现了被压迫人民惩治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反抗斗争，里面凝结着广大人民群众的理想和愿望。

蒲松龄是封建科举制度的受害者，感受很深切。所以，《聊斋志异》里有些揭露科举制度的弊端，特别是考官的昏聩无知的篇章，写得非常深刻生动，酣畅淋漓，令读者荡气回肠。如《贾奉雉》中，主人公写得一手好文章，却屡试不售；而他一次故意把一些最平庸的文章中一些最拙劣的语句“连缀成文”，竟中了“经魁”。考官低能无知到何等程度就可想而知了。《考弊司》同《席方平》运用一样的借冥间写阳世的手法，通过阴司鬼王要秀才交纳贿赂，否则就割其“髀肉”，鲜明生动地揭露了科场的黑暗和考官的贪婪狠心。不难理解，《三生》中一群科举失意者的鬼魂，一起向阎罗请愿，要求对看不出文章好坏的考官，“挖其双睛，以为不识文之报”，“剖其心，以伸不平之气”，这种纯属幻想的离奇情节，无疑是反映了广大屡困场屋的知识分子的愤懑情绪。意义更为深刻的是，蒲松龄还在一些篇章里揭露了封建科举制度对读书人的精神毒害。有人生时考不中，死后还不忘进取，如《司文郎》中的宋生；有的竟在死后鬼魂还在帮助别人作举业参加科试，中试之后，虽然总算实践了宿愿，所谓“为文吐气”，但也免不了惨然伤心，如《叶生》中的叶生。如果说，蒲松龄对他笔下的这类执迷不悟的人物基本上还抱以惋惜和同情，那么，他在《王子安》中对那些醉心举业、官迷心窍的秀才们入闱前后的种种可怜而又可耻的丑态，则是投以了极其辛辣的讽刺。

《聊斋志异》里有大量的爱情故事，多数是发生在人和女性的狐、鬼、花妖之间。它们之所以引起了历代广大读者的兴趣，并不单单在于故事奇异，主要的还是在于其中的狐、鬼、花妖，“多具人情，和易可亲”，而且多数与现实社会中受封建伦理道德束缚、受夫权压抑的妇女，是迥然不同的。她们来去自如，不顾及男女之“大防”。她们不图富贵，不慕权势，以性情良善、德才可许取人，爱其所当爱者，虽经历祸患艰险而不渝。尽管她们的性格各有特点，如莲香之温柔大方，婴宁之天真无邪，侠女之深沉刚强，连琐之柔弱怯懦，黄英之端庄自重，《狐谐》中的狐女之幽默善辩，但大都很聪慧，有才智，完全不合封建社会里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格言。《聊斋志异》里所塑造的这类妇女形象，所描绘的这许多妇女生活画面，显然是比封建主义所统治的现实社会中的实际情形更健康合理，更生动活泼。而这更健康合理、更生动活泼的妇女生活，只有解除了封建主义的统治才能够真正变为现实。所以，这些妇女形象和妇女生活的图画，可以说是曲折地反映着对未来生活的憧憬，体现着一定程度的民主精神。

《聊斋志异》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除了上面三个方面外，有积极意义者也还不少。如《劳山道士》讽刺王生好逸恶劳，不愿勤学苦练便想有所成就，有所获得，结果只能碰壁。《画皮》告诉人们要警惕化妆成美女的魔鬼，切勿为美丽的外表所迷惑。《雨钱》讽刺贪财慕利的市侩文人，结果是人财两空。这些作品寓意深刻，对读者富有启发教育意义。

《聊斋志异》所以取得如此的成就，就在于蒲松龄充分发挥了传统的志怪传奇小说的艺术功能。就其中许多优秀的作品看，蒲松龄是把志怪发展为积极地造奇设幻，来反映他在现实社会中所认识到的有意义的生活内容，他所体验到的许多人生哲理，他所发现的关系着人们的命运的社会问题。所以，人们读《聊斋志异》，便是被奇异的故事引导着去认识社会，思索人生。其次，蒲松龄有着丰富的文化历史知识和社会知识，借着他非凡的想象力，便编织出了许多瑰玮奇丽的故事，描绘出了许多闪烁迷离的景象，创造出了许多人、物结合，以人性为主体而以物性为装饰的花妖狐魅的艺术形象。奇异的情节，引人入胜；而富有生活气的细节、对话，又使人感到亲切。再次，故事情节起伏跌宕，变化多姿，时有“柳暗花明”之妙。尤其结尾处，常常别出心裁，含而不露，留有馀味。蒲松龄制作短篇，确是非凡的圣手。

蒲松龄是由于家贫不足以自给才到缙绅人家坐馆的。在毕家，虽然宾主相得，他生活得满舒服，曾说过“拟将残息傍门人”之类的话，但是，梁园虽好，毕竟不是自己的家。弃家外出，置自己的孩子不顾，他也不能不感到内疚。在写给次子笏的诗中说：“我为糊口芸人田，任尔娇惰实堪怜。几时能储十石粟，与尔共读蓬窗前。”就流露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情绪。年逾花甲之后，每年还要数次奔波，大部分时间住在别人家里，如他自己形容的：“雪刺可怜生双鬓，犹随马迹转秋蓬”（《九月晦日东归》）；“久以鹤梅当妻子，直将家舍作邮亭”（《家居》），也是可悲的。儿子们都已壮年，看着父亲，“六十馀岁，犹往返百余里，时则冲风冒雨于奂山道中”，心里也甚不安。蒲松龄到了年及古稀，便撤帐归家了。

蒲松龄在毕家三十年，家庭经济情况逐步好转。前十几年，他还时常为家徒四壁而忧，后十几年便极少黔娄之叹了，除非灾荒饥馑之年。这是由于儿子们以次析炊，各谋一馆，自糊其口，靠刘氏的勤俭操持，岁有所积。到蒲松龄撤帐归家，已有“养老之田五十馀亩”（蒲箬《柳泉公行述》）。他居家第一年写的一首《课农》诗，就描述了一种衣食无虞的小康生活：

沃田种秬黍，大旱热其壳。

雨晚无丰收，聊足供杯酌。

两税仰诸儿，无须愁空橐。

卧听稚孙读，心境殊不恶。

斋居浑无事，扫径拾陨箨。

东阡课农归，瀹茗浇剧渴。

嗒然坐南窗，习习清风作。

两餐有馀富，瓜壶杂豆角。

荒后肉食贵，安分忘馋嚼。

后来，他还有《老乐》一诗，更反映出一种自满自足、“白头喜作太平民”的情绪，说是“沃壤犹堪留种黍，粗衣幸不至悬鹑”，“架上书堆方是富，樽中常满不为贫”，有老妻挑菜，小仆网鱼，儿子替自己贺吊往还，自己像归田园居的陶潜一样的悠闲，像安乐窝中的邵雍一样的快活。这虽含有自我安慰之意，并不表明他已比较富有，但毕竟不像早先那样为衣食而忧苦不堪。靠着半生的舌耕笔耘，蒲松龄可以说是基本摆脱了贫穷，赢得了小康生活。

居家的当年，蒲松龄同挚友张笃庆、李尧臣一起被推举为乡饮宾介。这对年老的秀才们，也算是一种荣誉。然而，在蒲松龄感到，这对他们三个来说，却颇有点哭笑不得，于是归作一绝云：

忆昔狂歌共晨夕，相期矫首跃云津。

谁知一事无成就，共作白头会上人！

这诗一开一合，形象地概括了他们三人怀才不遇的一生，个中更寄寓着无限的感慨。这也表明，蒲松龄到此仍未看破，对科举失意还耿耿于怀！

所以，康熙五十一年（1712）初冬，蒲松龄不顾七十二岁的高龄，冲风冒寒，到青州府去考贡，总算得到了个岁贡的功名。这虽然得到县令为之悬匾，以及每年有若干两贡金，但毕竟没有什么了不起，当友朋来祝贺的时候，连自己都感到：

落拓功名五十秋，不成一事雪盈头。

腐儒也得宾朋贺，归对妻孥梦也羞！

蒲松龄是位勤恳的著作家，除了《聊斋志异》、大量的诗文，还著有《农桑经》、《日用俗字》、《省身语录》等几种杂著。他自幼喜欢通俗曲，一生写了十四种之多，还有戏三出。可贵的是，他这种兴趣竟至老而不衰。七十二岁上仍然就亲身的见闻，写了《老翁行》一首古诗，愤怒地鞭挞了拒养老父的无赖之徒。他意犹未尽，又执笔写出了俚曲《墙头记》，就《老翁行》的题材，作了更为形象的描绘，对那种不道德的行为，进行了更加酣畅淋漓的嘲讽，更为深恶痛绝的鞭挞。这是蒲松龄创作的最后一篇俚曲，也是他创作的除诗歌之外的最后一篇叙事性的文学作品。这篇作品，直到现在还被改编成戏曲上演，发挥着作用。

康熙五十四年（1715）正月二十四日，蒲松龄逝世，享年七十有六岁。

蒲松龄一生读书、教书、著书，是封建时代的一位典型的知识分子。

蒲松龄一生呕心沥血，著述甚多，做出了许多贡献。尤其是《聊斋志异》，在社会上和文学上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直到现在还为人们所爱读。蒲松龄是不朽的。

蒲松龄的作品还流传国外，《聊斋志异》对日本文学发生过影响，现在已有十多种语言的译本。蒲松龄是中华民族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