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听说北京的中国书店曾经收购到一部《聊斋志异》的旧抄本，书名别作《异史》。仅只这一特别的书名，也就颇让研究《聊斋志异》研究者感到兴趣。可是，后来此书却下落不明，我也无从得以过目。前几年，我写《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论及《聊斋志异》的几种早期抄本，便深以没有能够见到其书为憾。
去年初夏，《古本小说集成》编委会在富春江畔开会，会间应青年企业家蒋放年君之约，去参观他创办的专印线装古籍的印刷厂，看到那里正在装订一部古籍，封套书签上赫然印着“异史”两个字。我脑海里立即闪出一个意念：这岂不正是那部久闻而未得目睹的《聊斋》！惊喜未定，我按捺不住地问：现在能否购买一部？蒋厂长知道我们都是研究古代小说的，当即十分慷慨地赠给了我们每人一部。末了，他提出希望我为他们厂为中国书店印制的这部书写一篇评介文章，我自然是义不容辞，爽快地答应了。
从富阳归来后，由于教学工作比较繁忙，没有能够集中一段时间较为仔细地研读其书，拖了一年多的光景没有写出文章来，每每念及，心里总不免有种爽约负咎之感。现在，暑期伊始，暂时无教学工作，于是于挥汗中对这部别名“异史”的《聊斋志异》，研读了一番，得出了如下的一些尚嫌粗浅的认识。
关于这部抄本，首先应当辨明的是它的题名问题。
它明明是一部《聊斋志异》的抄本，每卷卷首依然署作“淄川蒲松龄聊斋著”，但却题名为“异史”，不独扉页这样，各卷目录页和正文首页也是这样。这“异史”之名，是原作者蒲松龄自拟之别名，还是此抄本的抄主擅自改易的？如果是前者，事关《聊斋志异》的成书过程，其间就会隐含着一些情况，另有文章可做了。
不过，尽管“异史”一名并非出之无据，《聊斋志异》里的许多篇章后面就有“异史氏曰”一段评论文章，“异史氏”是作者在书中的托名。但是，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却只能是后者。
在蒲松龄生前和死后约半个世纪里，《聊斋志异》不断为人传抄，抄本甚多，现在存留下来的就有康熙抄本、铸雪斋抄本、二十四卷抄本、黄炎熙抄本数种，原本不存而见于著录或叙及的，还有济南朱氏、曾氏、建安郑氏、甘陵贾氏等诸家抄本，都是叫做《聊斋志异》，并无别名。此抄本独名“异史”，可以说是绝无仅有。如果说是“异史”之名为蒲松龄所自拟，并一度命名其书，那么何以没有留下其他任何迹象，既不见有另一个抄本题曰“异史”，也全然不见当时和后世有人著录、叙及？所以甚为可疑。
蒲松龄作《聊斋志异》约始于康熙初年，时方及冠。最先，他可能没有拟定个总的书名，有人依据他在康熙十年（1671）写的《感愤》诗中有“新闻总入狐鬼史”一句，推测《聊斋志异》初名“狐鬼史”，也只是推测而已。康熙十八年（1679），他写了《聊斋自志》作为这部小说集的序言，意味着他已经作成相当多篇，如《自志》所云“所积益夥”，要结集成书了，《聊斋志异》之定名，至迟是在这个时候。但此时他并未辍笔，《聊斋志异》的许多篇章，是此后二十馀年间陆续作成的。在这二十馀年间，在他与王士禛、朱缃等人的书札中，以及张笃庆、王士禛、朱缃等人为之题辞，全都是称之为“聊斋志异”，或简称“志异”。这说明《聊斋志异》自康熙十八年定名后，并无别的称名。
或许有人认为《聊斋志异》定名之前可能初名“异史”，蒲松龄在书中自名“异史氏”绝非偶然。但是，这部题名“异史”的抄本并非只是收录了蒲松龄早年的作品，而是全本的《聊斋志异》，其中包括了他晚年之作。假如它只收录了蒲松龄早年的作品，那倒有可能意味着这样一个事实：《聊斋志异》初名“异史”，或者说曾经题名“异史”，后来才改定今名。既然它是全本，题名“异史”，便不能说是初名或曾名，应当说是更改了书名，而事实上蒲松龄晚年并没有做过那样的事情，他身后留下的手稿仍然是题名“聊斋志异”。他的儿子蒲箬等所作《柳泉公行述》、《祭父文》，张元所撰《柳泉蒲先生墓表》，其长孙蒲立德为谋求乃祖的这部著作得以刊行而写的呈文、书札，为济南朱氏拟刊行这部书所作的跋文，都称作“聊斋志异”，或简称“志异”，全都没有讲到它有别名。
如果说以上几点都是从质疑的角度来说的，尚不足以证实题名“异史”绝非蒲松龄所为，而是此抄本的抄主擅自所为，那么此抄本中露出的破绽，便显示出了抄主的作伪行为。
与《聊斋志异》的作者手稿本和其他几种抄本相校，此抄本卷首的高珩、唐梦赉二序和卷末所附高凤翰跋文，中间有极少量的异文。如高序首句，手稿本和其他抄本均为“志而曰异”，此抄本则独作“史而曰异”；高凤翰跋文首句，铸雪斋抄本为“余读《聊斋志异》竟”，此抄本则成了“余读《异史》终”。高珩与蒲松龄有过较密切的交往，他是在蒲松龄将已作成的篇章进行初步结集并定名为《聊斋志异》的同时为之作成的序言，蒲松龄手稿本卷首所录，应当是可靠的。高凤翰的跋文虽然仅只另见于铸雪斋抄本，但其《南阜山人诗集》中有《题蒲柳泉〈聊斋志异〉》，可见他读到的是《聊斋志异》，并非题名“异史”的抄本。可以推定此抄本的异文，是为了使之与全书题名相一致而改动的，并非原文。
特别是唐梦赉序中的一段文字，手稿本和其他抄本都是这样的：
留仙蒲子……凡所见闻，辄为笔记，大要多狐鬼怪异之事。向得其一卷，辄为同人取去，今再得其一卷，阅之，凡为余所习之者，十之三四。
“今再得其一卷”句，此抄本却成了“今再得其全集”，虽然只是两字之差，却背离了事实。
唐序作于“康熙壬戌仲秋”，此抄本序末所署虽然佚去了年号，但“壬戌”二字还是有的。这个壬戌是康熙二十一年（1682），上距蒲松龄初步结集、作《自志》仅只三年馀，下距其晚年辍笔尚有二十馀年，其时何以会有《聊斋志异》的“全集”？唐梦赉与蒲松龄此期间时有过往，知道他还在继续写作，怎么会将“再得其一卷”说成是“得其全集”？到能够得其馀集时，唐梦赉已经辞世了。手稿本所录唐序所云是符合实际的。如果不是此抄本的抄主檀自改动，以期与其所抄《聊斋》全本相符，蒲松龄会如此不顾事实地信笔涂改吗？他又有什么必要做这样的意在欺人耳目的手脚？
有无可能擅自改易《聊斋志异》的书名者并非此抄本的抄主，而是他所依据的底本的抄主？自然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就它是绝无仅有的一部和所有的文献都没有讲到过这样的一部《聊斋志异》的情况看来，那种可能性也是极小极小的。
这部《聊斋志异》的抄本，虽然被其抄主擅自更换了书名，并且在序跋中不老实地做了点手脚，但却不能由此认为整部书都不好，没有什么价值，不值得珍视。恰恰相反，它比现存的几种早期抄本还有许多优长处，至少也应当说是互有短长，而且优长较多。
一、年代较早。中国书店影印本的“出版说明”中说：“此抄本全部出自一人手迹，字体工整，无有关题记、说明，抄主及祖本均无从考查。避‘玄’，避‘禛’，不避‘弘’，不避‘历’，结合其他情况鉴定，系雍正间抄本。”这个说明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由于小说，特别抄录小说，与官方行文、科举考试、刊印书籍行世不同，避讳并不十分严格，情况比较复杂。如铸雪斋抄本可以确定是乾隆年间抄成的，却于“玄”字、“弘”字，时避时不避，《罗刹海市》篇“还君体胤”句，“胤”字也未避。此抄本也有这样情况，如《劳山道士》篇“理甚玄妙”句，“玄”字未缺末笔；《罗刹海市》篇的“胤”字，依手稿本写作俗体“胤”，不敢断定是避还是未避。所以，还须做些分析。
这部抄本末附诸家题辞，最末一篇是胶州高凤翰的跋文。此跋也载于铸雪斋抄本，末署“雍正癸卯秋七月南邨题跋”。雍正癸卯为雍正元年（1723）。这年雍正继位改元，举行恩科，高凤翰到济南参加乡试，在朱家读到《聊斋志异》，于是写了跋语。这是确定无疑的。所以，此抄本之抄录当在这年以后。
此抄本避雍正讳，所附王士禛题辞署名，“禛”缺末笔，写作“
”。至于上面所说的“胤”字，可能是由于一时无法改字，未能像后来赵起杲、鲍廷博刻青柯亭本那样经过斟酌，改“还君体胤”为“还君体嗣”。关于避乾隆讳的情况，是这样的：第一卷《画壁》“殿宇禅舍，俱不甚弘厂”；《辛十四娘》“命归家检历”、“咨嗟而归，漫检历以待之”；第三卷《齐天大圣》“殿阁连曼，穷极弘丽”等句，均未避“弘”或“历”。然而，第六卷，即最后一卷，《五通》二则，前一则写赵弘妻子的故事，“弘”字凡三见；后一则又云“此事与赵弘一则，俱明季事”，四处“弘”字都经过了涂改，原来未缺末笔，后来用较为浓重的笔墨将前一划重描了一下，末笔便被掩盖起来，也就由不避改而为讳了。这有两种可能：如果是别人后来涂改，此抄本是雍正年间已抄成；如果是抄主抄到这最后一卷，抄时是依样葫芦，抄毕便意识到应当避“弘”字了，则其时已是乾隆继位之后。这样也就可以将乾隆元年（1736）定为此抄本抄期的下限了。
这里再将从蒲松龄的手稿本、几种早期抄本，到《聊斋志异》的初刊青柯亭本的避讳情况，选择较为典型、醒目的三处为例，列表如下：
由此表可见所列诸本之先后。作者手稿本可以不论。康熙抄本只避“玄”，不避“禛”，也不避“弘”，确系康熙间抄本，早于其他抄本。此题名“异史”的抄本，“禛”字缺末笔，未用王士禛死后为避雍正讳而追改的“正”字，并且不避“弘”，当早于避乾隆讳的铸雪斋抄本和二十四卷抄本，断为雍正间抄本，联系前面已论及的，它至晚是抄成于乾隆初年，当是勿庸置疑的。再附论一下，铸雪斋抄本避“禛”而不书当时已通行的王士正之名，改写作“渔洋老人”，大概是其底本朱氏抄本便是如此。朱家与王士禛有世谊，朱缃为王士禛的及门弟子，朱氏抄本抄主为朱缃之子，作为世谊之晚辈是会如此敬称之的。又，铸雪斋抄本避乾隆讳，“弘”字缺末笔，没有以“宏”字代之，也见得它早于二十四卷抄本。二十四卷抄本除避“玄”缺笔，同其他抄本一样，却改“
”为“正”，以“宏”代“弘”，与青柯亭刊本相同，可见其年代已经接近青柯亭本的刊行时间了。
二、篇目较全。《聊斋志异》作者手稿本现存四册，估计是半部，计二百三十七篇，其中《猪婆龙》重出。康熙抄本存四册，另有两小册，计二百七十一篇。铸雪斋抄本卷首总目为四百八十八篇，其中有目无文者十四篇，实有四百七十四篇。二十四卷抄本亦为四百七十四篇，与铸雪斋抄本相等，篇目却互有存佚，多十三篇，也少十三篇。三十年前，张友鹤先生汇集手稿本、铸雪斋抄本、青柯亭刊本以及《聊斋志异遗稿》等多种本子，辑成“三会本”，共得文四百九十四篇。他未得采用的康熙抄本、二十四卷抄本，也没有多出的篇目。据此推断，蒲松龄就是写了这么多篇，“三会本”堪称全本的《聊斋志异》。
这部抄本分作六卷，总目是四百八十五篇，其中《跳神》有目无文，实有四百八十四篇。《跳神》是漏抄还是删掉了，书里留下了个疑点，这里且不论。单就此抄本的篇数计，仿佛比“三会本”少十篇，仔细检查对照一下，却实际并不是那样。一是，其中有三篇改易了题目，“三会本”里的《孝子》（叙周顺昌故事者）、《张贡士》、《鸦头》，此抄本改作《周顺昌》、《心头小人》、《狐妓》。这自然不涉及篇数问题。二是，有五篇是合两篇为一篇的，在“三会本”里，《阎萝》、《义犬》、《白莲教》各有两篇，《青蛙神》、《五通》各有以“又”字为题的另一篇故事，此抄本都合二为一，变作一题两则，算作一篇。这样，如照“三会本”，此抄本就是实有四百八十九篇了。
这部抄本所缺少的，除了上面提到的有目无文的《跳神》外，还有四篇。《海大鱼》篇手稿本篇末已经勾乙，表示拟删去，原因是明显的，就是后面还有《于子游》一篇，内容、文字多相同，并且比此篇为详，自然无存留的必要，不收录有理。《牛同人》篇，手稿本已残缺，只存后半篇，“三会本”照录残文，意在保存文献，此抄本不收无头之文，恐怕是缘于无法阅读，不能认为没有道理。《丐仙》、《人妖》两篇，仅见于年代较晚的二十四卷抄本和青柯亭刊本，情况还值得研究。即便是不否认它们为蒲松龄所作，此抄本也可以说是所缺极少，近乎全本了。
应当着重研讨的问题是，这部易名的抄本在内容文字上与原著一致的程度，有多少讹误？
我在拙著《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里，考察了《聊斋志异》的几种早期抄本，肯定康熙抄本是直接依照手稿本过录的，但有些笔下误，二十四卷抄本也比较接近原著，而铸雪斋抄本却异文最多，有擅改原著之嫌。这部抄本如何？中国书店影印本的“出版说明”中认为它与手稿本极为接近，“文字上的错误比康熙抄本还显得少些”，并以《雨钱》一篇为例，经过比较，结论是异文不仅少于铸雪斋抄本，而且少于二十四卷抄本。这个说明虽然接近事实，但论证的方法却失于片面，缺乏说服力。譬如说，为说明此抄本文字上的错误比康熙抄本还显得少些，所举例子全引自拙著中《〈聊斋志异〉康熙抄本补说》一文所摘举者。我摘举的意思是说明康熙抄本也有讹误，单单抓出这几处讹误与此抄本比较，便不合比较的合理原则。试想，假如单单拈出此抄本中的几种讹误与康熙抄本比较，如手稿本《封三娘》“冀是小姐”句，康熙抄本同，此抄本误为“異是小姐”；《章阿端》“蒿艾成林”句，康熙抄本同，此抄本误为“蒿艾成材”；《花姑子》叙安家焚烧蛇穴，“蛇大小数百头，皆焦臰”，康熙抄本同，此本则作“蛇大小数百头，皆焦且死”，“臰”是古人俗写的“臭”字，改作“且死”就错了，岂有已烧焦而不死的，等等，这样岂不也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从既定的意图出发，单凭少数个例子，是难以反映出真实情况的。
要对此抄本与手稿本、康熙抄本等抄本共有的一百多篇进行比勘，不是几天时间所能够做到的，并且，既然铸雪斋抄本异文最多，与手稿本距离较大，为了不占用过多的篇幅，这里只取手稿本、康熙抄本、此异史本和二十四卷抄本共有的近二十篇做比勘，列表如下。其间手稿本相同者，以横杠表之。
从以上就十七篇作品所做的六十五条比勘，可见与手稿本相异者，康熙抄本是二十二处，二十四卷抄本是三十三处，此异史本是四十七处。但是，由于篇数仅为这四种本子所共有的篇数的十分之一，所以不能排斥如果就另外的一些篇目进行比勘情况会发生变化的可能性，这里只能作为一种考虑，得到一个大致的认识，即康熙抄本最接近手稿本，二十四卷抄本也比较接近手稿本。此抄本虽然异文稍多，但上面所比勘出的异文，也多半是笔下出现的讹误、脱衍，并没有发现大段文字的歧异和整句的增删，有些异文还属于别写和通用字词，如“嘿嘿”之于“嗼嗼”，“懵腾”之于“懵
”等，也有的是改正手稿本中的笔误，如《长清僧》手稿本“其千里而散者，性定故耳”；此抄本一如其他本子作“其千里而不散者，性定故耳”，《花姑子》手稿本“岂非夙宿”，此抄本改作“岂非夙因”等。所以，这部抄本还应当说是比较接近原稿本的。再加上前面所说在手稿本仅存半部的情况下，在现存的几部早期抄本中，此抄本篇目较齐全，近于全本《聊斋志异》，也就更值得重视了。
最后就《聊斋志异》里的几篇附则问题，探究一下此抄本的底本问题。
道光年间黎阳段瑮辑《聊斋志异拾遗》，收录了青柯亭刊本所未收的五十四篇，其中包括着几篇附则。张友鹤先生编辑“三会本”时，将另载于铸雪斋抄本者全收录了，铸雪斋抄本未收的三篇——《晋人》，《阿宝后附》、《梦狼后附二》，不敢断定它们“是原作还是后人伪托”，便“只作为附录”，置于全书正文的后面。
后来任笃行先生发现康熙抄本中有《晋人》、《阿宝后附》，前者是《黄将军》篇附则，后者确为《阿宝》篇附则，证明这两篇是蒲松龄原作。只是由于《梦狼》篇在康熙抄本中已残缺，无法断定《聊斋志异拾遗》所载《梦狼后附二》是有还是没有，所以便未对其“是原作还是后人伪托”问题进行深究。（《一函不同寻常的聊斋志异旧抄》，《蒲松龄研究集刊》第一辑）我也曾对《梦狼后附二》的问题持怀疑态度，认为有可能是乾隆间人所作。（《王金范选刻十八卷本〈聊斋志异〉》）
这部抄本卷二《阿宝》、卷五《黄将军》和《梦狼》，分别附有《聊斋志异拾遗》所收录的三篇。前两篇亦如康熙抄本，《阿宝后附》是《阿宝》篇附则，《晋人》亦非独立成篇，而是《黄将军》篇附则。据此推断，康熙抄本的《梦狼》如果不残缺，十之八九也应有附则二，《聊斋志异拾遗》所收录的这三篇全是有依据的。
段瑮在《聊斋志异拾遗序》中说：
己巳（指嘉庆十四年，1809）春，于甘陵贾氏家获读雍正年间旧抄，是来自济南朱氏，而朱氏得自淄川者，内多数十则，平素坊本所无，余不禁狂喜，遂假录之。
这番话是可信的。因为济南朱氏确有抄本，抄成于雍正元年，底本是从淄川蒲家借来，有铸雪斋抄本卷末所录殿春亭主人跋可证。从雍正元年到嘉庆十四年已有近八十个年头，段瑮可能不是听人传讲的，而是甘陵贾家所藏抄本也有朱氏殿春亭主人的跋语。再进一步检查《聊斋志异拾遗》所收五十四篇篇目，无一不见于依据济南朱氏抄本抄录的铸雪斋抄本，尤其是《张贡士后附》一篇，即铸雪斋抄本卷九《张贡士》篇后“高西园云”一段文字，是雍正元年高凤翰在济南居留时讲述的，朱氏兄弟便附记于其抄本中，又为铸雪斋抄本抄主张希杰所转录（考见拙文《铸雪斋和〈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并非蒲松龄手稿原有的，这便更可见段瑮所依据的甘陵贾氏所藏抄本确系“来自济南朱氏”。
这里也有个问题，既然段瑮《聊斋志异拾遗》是自甘陵贾氏抄本辑出，甘陵贾氏本“是来自济南朱氏”，那么济南朱氏抄本也该有本节开头所论及的《晋人》（《黄将军》附则）、《阿宝后附》、《梦狼后附二》三则，但依据济南朱氏抄本抄成的铸雪斋抄本何以没有？我觉得解答这个问题并不困难，这就是铸雪斋主人张希杰有随意删改原著之嫌，与手稿本相比，其抄本异文最多，并且有删改得文句不通顺处，这三则后附或是漏抄，或是去掉了。
再回到正题上来。前面曾说过，这部易名抄本卷末附录了高凤翰于雍正元年在济南朱家居停时写的跋语。由于年代极相近，相距不过数年，至多十数年，此抄本的抄主有可能接触过与朱家有关的人物，或者见到朱氏抄本或再抄本。促使我做这样的联系的还有以下的因素。
一是此抄本卷三《司训》篇附则与其他抄本有不同处：其首句，铸雪斋抄本是“朱公子子青《耳录》云”，二十四卷抄本是“朱公子青《耳录》云”，而此抄本却作“长山吴青立《耳录》云”。这是误写还是有别的缘故？长山吴青立是朱缃的姐夫，蒲松龄与朱缃交往时也曾与之相晤。他名吴长荣，字木欣，别字青立，著有《戒谑迂谈》，蒲松龄和安丘名士张贞都曾有题跋。《聊斋志异》里，《鸟使》篇末云“长山吴木欣目睹之”，《姬生》、《桓侯》后附“吴木欣言”各一则，康熙抄本、铸雪斋抄本和二十四卷抄本是一致的，此抄本除《姬生》附则佚“吴木欣言”四字，其馀也是一样。问题是《聊斋志异》并没有出现“吴青立”三字，到雍正年间，朱缃、吴木欣、蒲松龄都已经谢世多年，如果不是熟悉朱家亲故情况的人，怎么会头脑里冒出这样一个名字，或者有什么必要将“朱公子子青”（这是蒲松龄生前对朱缃的称呼，有其《答朱子青见过惠酒》和《挽朱子青》二诗可证）改作其姊丈“吴青立”呢？其中的隐情，无法探究，但至少可从中觉察到此抄本也与济南朱氏抄本有一定的关系。
二是从前面就几种抄本与手稿本所做的插标式的比勘中，可以发现此抄本有些既与手稿本不同也有别于其他抄本的异文，却与铸雪斋抄本倒是一致的。如《僧孽》篇手稿本“悉供淫赌”句，康熙抄本、二十四卷抄本均同，此抄本作“悉供饮博行淫”，铸雪斋抄本同之；《庙鬼》篇手稿本“足不履地，挺立空中”，康熙抄本、二十四卷抄本均同，此抄本作“足不履地，挺立当中”，铸雪斋抄本同之；《章阿端》篇手稿本“焚南堂杏树下”句，康熙抄本、二十四卷均同，此抄本作“焚南堂香树下”，铸雪斋抄本同之；《细侯》篇手稿本“可以归复”、“何以谋生活”两句，康熙抄木，二十四卷抄本同，此抄本作“可以复归”、“何以能活生”，铸雪斋抄本同之，等等。如果再就更多的篇章进行比勘，这种情况还肯定会有的。不论此抄本与铸雪斋抄本相比较另有多少异文，仅就这种情况便可断定两者同源，铸雪斋抄本抄自济南朱氏抄本，此抄本当然也是如此，或者此抄本和济南朱氏抄本都是依据朱氏兄弟从淄川蒲家借来的原稿（我怀疑是副本）过录的。自然应当补说一句：此抄本的抄主在抄录过程中曾做了一番编辑，也做了点手脚。
（原载《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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