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本书收入的是我最近七年间在教书之馀撰写的近二十篇关于蒲松龄及其著作的考论性质的文章。
我对蒲松龄及其《聊斋志异》发生兴趣，要在这个领域里做些研究，是从1979年冬天开始的。促使我这样做的因素有三个：
一、当时“文革”已经结束三年了，借用蒲松龄一句诗说，“春风披拂冻云开”，国内学术界活跃了起来。我作为一个多年从事中国古典文学教学工作的教师，整理完毕劫后之馀书，便开始考虑选择个研究方向了。《聊斋志异》一书，久已脍炙人口，我早在四十年代中期上中学时就曾经读过一通，虽然文字上还不能全通，也还不理解其深层的底蕴，但故事是粗略地看懂了，那些花妖狐魅的形象，在我少年时的头脑里留下了较深的印象。大学毕业当了古典文学教师之后，“言鬼必有害”的论调使我没有再重视它。“言鬼必有害”的禁令烟消冰释之后，便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这部海内外久负盛名的以谈鬼说狐为能事的小说，觉得有必要作一番研究了。
二、蒲松龄是山东省淄川县人。淄川现今是淄博市的一个区，当时是隶属于济南府的。《聊斋志异》里记述的就多是这一带地方的奇闻异事，虽然其内容并不止于此。作为山东省最高学府的山东大学的一名古典文学教师，没有理由对本省的先贤、足使中国人引以为荣的文学巨匠蒲松龄及其著作，漠然视之。山东的一些文化、图书机构，收藏着不少有关的文献资料。著名的聊斋文献专家路大荒先生，就是较早地意识到了这些文献资料的价值，利用身为淄川人的优越条件，穷毕生之精力搜集整理，从而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早在六十年代初，捷克著名汉学家普实克教授，就曾通过吴晓铃教授，由我转手向路大荒先生借阅过蒲松龄的《南游诗草》，事后普实克教授还曾又到山东来调查访问、搜集资料。近数年来，一些来访的外国学者，也往往询问及蒲松龄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或索阅有关的文献资料。作为山东的一名古典文学教师，如果太陌生了，那实在太难为情了。这也促使我将注意力转到了这个方面来。
三、国内研究中国古典小说者，多偏重于几部白话长篇小说，人才济济，《三国》、《水浒》等研究论著纷出，《红楼梦》研究号称“红学”，尤为兴盛。比较起来，蒲松龄与《聊斋志异》的研究，就显得是“门前冷落”了。李希凡同志于1980年秋参观蒲松龄故居时，曾信笔题辞云：“聊斋红楼，一短一长；千秋传唱，万世流芳。”那么，我们研究者何厚彼而薄此乎？自然，这句话带有点半开玩笑的性质，并非一定要大家都来研究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为我们的乡贤增些光彩，不是的，他的名声已经够响亮的了，而是觉得我们已往的研究太不够，同他的名声，同他的《聊斋志异》的价值和影响，是很不相称的。爱读《聊斋志异》的人，至今甚夥，“三会本”多次印刷都是很快地售空，而且还有多种选注本印行，就说明了这一点。而我们对作者蒲松龄的了解还只能说是个生平崖略，对《聊斋志异》里所展示的种种半现实半魔幻的艺术世界、其中蕴含的深邃的人生哲理和道德意蕴，以及作者小说创作和语言艺术方面所做出的多种探索和创造，更有待于我们研究者做出更深入细微的剖析、发掘和评论。
就是由于这样三点因素，我为自己教书之馀暇选定了这样一个用武的场所。
二
这本书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以交游为纲，对文学家蒲松龄的生平事迹做了较为具体细致的考察；一是对蒲松龄的诗词、杂著和几种《聊斋志异》的版本，做了详略不同的考察。这两个方面均为考证性质或带有考证性质的文章，所以，书名题为《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读者可以看出，这两个方面的文章的目的都是在于考索这位文学家的生平事迹、生活状况和创作方面的情况，以及《聊斋志异》的流传情况。
我之所以首先从这两个方面做起，也有主观、客观两个方面的因素。
从主观方面说，我坚信这样一个道理：读其书应知其人，并及其世。这个道理，自战国时期的孟轲首发之，到现代的文学巨匠鲁迅先生仍然力主之，并且还给我们留下了令人信服的实证。要认真地研究一部文学巨著，而不是仅仅满足于一般的阅读，那就更应当如此了。
这个道理原本是不难理解的。因为，任何一位作家都是生活在一定的历史条件所形成的社会环境中，总是有着个人的独特的身世、经历、交往关系，以及由其所受的文化教养所形成的文化素质。文学作品是一位作家的精神创造的产品，不论采用什么形式，也不论是表现型的还是再现型的，总是与其身世、经历、现实感受、生活追求，有着明显的或隐微的内在联系，归根结蒂，是其某一个时期的某一部分的生活经验的结晶和反射。固然，一部文学作品的意义和价值，并不直接取决于作者是谁，它是怎样被创造出来的，其中究竟融合进作者多少亲历亲闻的生活内容，并且两者是否一样；同时，作为研究者也不能以为自己了解了作家的身世、经历，并从中发现了某些生活内容被直接或间接写进了作品去，就以为真正地理解了作品的意义和价值。但是，研究者只有较为充分地了解了作家，熟悉他的身世、经历和生活状况，懂得了他生活中的幸与不幸，他的欢乐与忧伤，以及他创作其作品的情况，也才能够较为深切地理解其作品，发现作品深层所蕴蓄的东西，从而才能够做出符合实际、恰如其分的分析和评论。评论当代作家的作品，由于生活在同一的社会环境中，对作品中反映的生活内容并不十分陌生，也许用不着特别去了解作家个人的经历，而凭自身的生活经验，也能够作出合理的判断。然而，研究、评论古代的作家的作品，就应当花一番工夫去了解作家所经历的生活，单靠些许简单的、已经抽象为观念的历史常识，对作品反映出来的活生生的生活现象及其意蕴，犹如隔靴搔痒，难于做出确切的理解和评论，甚而会导致郢书而燕说。在古典文学研究中发生许多争论不休的问题，恐怕与此不无关系。
就以《聊斋志异》来说，已往研究、评论之不够深入，就与对蒲松龄其人其事了解得太少太粗有一定的关系。这虽然不能说是唯一的原因，文学观念的偏执、研究和评论方法的局限，自然也是妨碍研究深入的原因，但是，这至少可以说是研究未能深入的一个因素。如果这个方面做得好一些，对蒲松龄的生活环境、其个人的经历、生活状况，以及其创作的实际情况，了解得更多更细更具体，也会在观念和方法上得到某种程度的补偿和修正。
譬如说，关于《聊斋志异》的创作，已往研究者比较重视蒲松龄取材于民间传说故事，甚至有的论著的作者轻信清人笔记所载蒲松龄于村头道旁设茶摊邀过往行人讲故事的这样一种查无实据之说；有的学者沿用传统的文学研究法，花了许多工夫从前人的小说、笔记中稽考聊斋故事的本事和来源。这两个方面的工作都是有意义的。但是，就整个研究的情况看，却忽略了另一个重要方面，这就是《聊斋志异》的生活之源。这部志怪传奇性质的小说集中，固然有许多记述当时的奇闻异事者，篇中也往往注明为某某人所言；其中也有许多如鲁迅先生所说“是从古书尤其是从唐人传奇变化而来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六讲《清小说之四派及其末流》）。但是，第一，记叙当时之奇闻异事也好，改写前人所记故事也好，在记叙、改写中也必然注入了作者自己的旨趣、经验，有的还只是取其一点为因由而生发开去，更加是另具规模，另有旨趣，与原本迥然不同了，如《促织》、《续黄粱》、《金和尚》、《陆判》诸篇均是；第二，更为重要的是，其中简幅较长、描写委曲的篇章，特别是最为读者、评家所称赏的名篇佳什，大多数是作者匠心独运，无所依傍，全无口头或文字之张本，如《娇娜》、《婴宁》、《公孙九娘》、《叶生》、《红玉》、《田七郎》等等。这后一类作品的情节，是蒲松龄假其非凡的艺术幻想力虚构而成，其中凝聚着他自己的生活体验、感受，也表现出他自己的某种心理、情趣和对现实人生一些问题的思索。阅读这些作品，如果不甚了解蒲松龄其人，兼及其世，自然也可以感到故事情节之生动有趣，领会出作品表层结构所显示的爱憎倾向，分享到作者寄寓于其中的快意和忧思，但总不如比较熟悉蒲松龄其人兼及其世的读者、研究者，感受更亲切，理解得更深切，能够领会到作品深层结构所蕴蓄的意蕴，觉察出作品中的弦外之音，评论也就自然贴切中肯了。
就是由于我坚信这样一个道理，并有憾于我们还未能为蒲松龄这样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文学家编写一部较为翔实的传记，所以就不惜花上一些工夫，对蒲松龄的生平事迹、交游情况，进行一番考索。
从客观方面说，在我考虑选择这样一个课题的时候，发现在我们省的一些图书馆、博物馆库房里，收获着不少弥足珍贵的有关蒲松龄的文献资料。它们长期鲜为人知，或者虽为人知，却未为研究者重视，自然也就没有被利用，只是默默无闻地被搁在书柜中，或躺在书架上。
这些文献包括蒲松龄的多种手稿，如文集祭文卷手稿、《鹤轩笔札》二册手稿、依类摘抄前人优秀诗文的笔记手稿等。对考索其生平事迹更有价值的是清初淄川的一批文献，如蒲氏执友张笃庆的《厚斋自撰年谱》手稿、《昆仑山房诗集》抄本、蒲氏手批其馆东毕际有的《晋游日记略稿》、毕际有编订的袁藩之《敦好堂集》誉清稿、友人张永跻的《蕉雨斋诗词稿》、为蒲氏作墓表文的张元之《绿筠轩诗》、蒲氏冢孙蒲立德的《东谷文集》抄本、《蒲氏世谱》等，还有已经刊行的，如唐梦赉的《志壑堂诗文集》、王培荀的《乡园忆旧录》、冯继照辑《般阳诗萃》诸书。在《聊斋志异》方面，山东省博物馆所藏之康熙抄本、山东出版总社所藏二十四卷抄本，以及山东图书馆所藏铸雪斋抄本抄主张希杰之《铸雪斋集》，亦为传世不广的珍贵资料。
几乎是同时，中山大学王季思教授热心地转托该校图书馆为我们复印了一部《聊斋诗文集》旧抄本，其中附录了王士禛、高珩、唐梦赉、朱缃诸人写给蒲松龄的一批书札，只曾于日本前野直彬教授所著《蒲松龄传》中见过所引用过的王士禛两札。稍后，四川大学图书馆馆长赵卫邦教授又敦促该馆的同志为我们复印了黄炎熙抄本《聊斋志异》，浙江图书馆善本部负责人张良权同志又允为我们拍制了王金范选刻十八卷本《聊斋志异》，北京图书馆为我们复印了耿士伟手订《聊斋文集》原抄本，日本庆应大学中国文学研究室藤田祐贤教授亦慨然邮寄来该校所藏聊斋关系文献数种复印件。
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里，我竟然看到了这么多的文献资料，心里高兴极了，也踏实多了。这就不仅主观上觉得有必要，而且客观上也具备了优厚的资料条件。于是，我便自然地首先从考索蒲松龄的生平事迹和考察《聊斋志异》的几种早期抄本和刻本两个方面，做起来了。自然，我应当向上面提到的和没有提到的单位和先生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这本书是写不出来的。
三
这本书多为考证性质的文章。考证原本是文史学常用的方法，近些年却颇为人所轻视、非议。我也曾考虑书名不出“考证”二字，经过反复斟酌，最后觉得何必在字面上迎合时流，还是本色的好。但是，这里也有必要就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想法、做法。
在古典文学研究中，亦如历史研究一样，一定的考证是必要的。道理也很简单：一些有关的事实——包括作者情况、创作情况和作品版本、流传情况，如果搞不清楚，便难于作出准确的判断，立论也就缺乏坚实的基础。譬如，一些论著说蒲松龄是断绝了仕途功名之路，才去创作《聊斋志异》的。表面上似乎言之有理，而事实却并非如此。据我们掌握的资料看，他年才及冠便热衷于写狐鬼小说了，后来很长时期，他是既不废举业，“三年复三年”地应乡试，顽强地挣扎着，又不听友人的劝阻，不断创作他的《聊斋志异》，这两种文墨事业都一直拖到了年逾知天命。正因为这样，在他不同时期写的揭露科举弊端、讥讽考官不能公明衡文的篇章里，才表现出不同的情调：前期的《叶生》是写怀才不遇的悲哀，让叶生死后还要中个经魁，个中有不认输之意；其后的《司文郎》则是积哀成愤，嬉笑怒骂，以出其不平之气；再后的《贾奉雉》让贾奉雉故作劣文而中式，试后便看破功名而入道，就流露出灰心丧气的情绪了。那种谓蒲松龄因断了仕途之望而致力作小说的说法，不仅不符合其实际情况，而且有关的一些问题，也就不好理解了。再譬如说，已往有一个颇为流行的论点，就是蒲松龄是慑于清代文字狱之祸，而借谈鬼说狐以托孤愤的。这也是想当然之言。避害之心，可以说人皆有之；为避遭清王朝的迫害而不敢在文字上触犯其忌讳，也是当时较普遍的现象，非独蒲松龄为然。但是，在蒲松龄生活的顺治、康熙两朝，文字狱并未大量发生，处治也不太残酷，比起后来雍正、乾隆两朝，还算是较为宽松的。再看《聊斋志异》，其中有写清廷为镇压三蕃之乱，纵兵淫、掠，有几个逞凶的大兵为民妇智赚坑杀的《张氏妇》；有写清兵镇压谢迁军，攻入淄川城后，“扫荡群丑，尸填墀，血至充门而流”的《鬼哭》；有为在镇压于七之乱中被株连致死的无辜者一掬同情之泪的《公孙九娘》；在行文中也不避“北兵”、“清兵”、“旗下逃人”、“大亲王”之类的字眼，这就看不出作者心理上有畏惧文字狱的阴影。如果再扩展到蒲松龄的诗作，其中还有讥刺县令、巡抚不恤民苦，讽刺朝廷不顾灾民的死活，硬是遣返家乡的篇什，如《邸报》、《齐民叹》等，他倒是很有点胆量。我这里不是说蒲松龄不畏惧文字招祸，作《聊斋志异》全无顾及，完全不是这个意思，这里举到的几篇，就有的用了曲笔，有的在行文上有模棱两可处，而是说，从其主观、客观的实际情况看，决定着他选择了写狐鬼小说这条文学道路的主要因素，并不是当时尚不十分严厉的文字狱的威慑，当康熙朝首次重大的文字狱——庄廷
《明史》案发生时，大约他已经开始写作了。至于究竟是什么因素促使他“雅爱搜神”、“喜人谈鬼”的，这恐怕还得从中国志怪小说的传统、农村文化风尚和他本人并非生长于世家大族的身世等几个方面的交叉点上去寻找原因。总之，要立论，就应当搞清有关的事实，而要搞清有关的事实，就得做些必要的考证，靠想当然是不行的。
不过，近些年来，人们之所以轻薄考证，也有其一定的原因。一方面，有人自恃有点新理论，便以为可以高屋建瓴，在文学研究中畅行无阻了；另一方面，有些考证太烦琐，无甚意义，乃至于堕入了魔道。在古典文学研究中，考证之所以是必要的，是因为它能够搞清有关的事实，以便于立论，对古代的作家作品做出符合实际的评论，或进而做出一定的理论概括。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既不轻视考证，也不想搞烦琐考证，撰写这些考证性质或带有考证性质的文章，就是要为有志于撰写更为翔实可靠的蒲松龄传的作者提供一些坚实可靠的素材。就这一点说，这本书中已发表过几篇文章，已经发生了一些效果，我甚感欣慰。为此，我还想借助于一位青年人的协助，编制一部《蒲松龄年谱长编》；此外，还有更为根本的目的，就是为自己也为别的研究者进一步地研究、评论使蒲松龄名扬四海的《聊斋志异》，从作者的生活和创作方面，提供出一些有益的材料。这自然还不算是对《聊斋志异》这部文学名著本身的研究、评论，用时下引进的新的理论术语说，是属于“文学的外部研究”，尽管如此，我认为这种“文学的外部研究”，确实是必要的、有益的。
我作这些文章，有依据材料而成篇的因素。这是因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材料如何能作得出考证事实的文章？但也考虑到问题性质的必要性。我认为的必要性，就是丰富对蒲松龄其人，特别是有关《聊斋志异》的创作和流传情况的认识。所以，本书的上编虽然是以交游为纲，但重点不是在了解所交游者是何等样人，而是通过他与他们的交往关系，揭示出蒲松龄本人的行迹、作为、品行等方面情况，并且是遇到与其文学创作、特别是与《聊斋志异》有关的事情，就更加着意探究了。这样就常常节外生枝，如《蒲松龄与张笃庆》一章，插进了张笃庆之表兄王鹿瞻弃养其老父事，推断这就是《聊斋志异》里《马介甫》篇创作的生活之源；《蒲松龄与孙蕙》一章，增添了一节专门考证孙蕙小妾顾青霞其人，借以显示蒲松龄在两性关系上的态度和思考；《蒲松龄与唐梦赉》一章，也专用一节谈了淄川县令时惟豫同其夫人徐氏的情况，因为，蒲松龄不仅写了《祭时夫人文》，而且《聊斋志异》里的《周生》篇就是写的时夫人之死的事情，等等。这样的一些考证，实质上已经进入探讨《聊斋志异》创作问题的领域了，应该不算是无甚意义的烦琐考证吧！
也正是从文献可征和有必要性两个角度考虑，本书的下编中的文章，考察蒲松龄的诗词、杂著和《聊斋志异》的版本，也或着意于从中认识其人及其著作情况，或意在了解《聊斋志异》的流传情况，为进一步校勘这部书，尽可能恢复其原貌，提供一些参考性的意见。关于蒲松龄的远祖的民族问题，前数年报刊上发表过一些研讨性的文章，说法大致有四种：回族说、女真族说、蒙古族说、汉族说。也由于一是我没有发现足以证实的新资料，凭已发表的文章中提供的材料，难于做出足以令人信服的结论；二是我觉得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以悠久的历史上，民族之间的交往、融合，是很自然的事情，从元代的蒲鲁浑到蒲松龄已经十数代，蒲鲁浑的民族归属问题不等同于蒲松龄的民族问题，并且，从蒲松龄的著作中也没有发现有这方面的烙印和影响，因此就不再勉强为无益之文了。还有，读者从目录中就会发现，本书中没有专门考察聊斋俚曲的文章，或许感到是一个缺憾。我之所以未作关于聊斋俚曲的文章，原因是我尚未认真地对它们进行过研讨，而且，据我所知，日本藤田祐贤教授已作有《聊斋俗曲考》（原载日本庆应大学《艺文研究》第十八期），我国周贻白教授之《中国戏曲史》及《中国戏曲史长编》亦曾论及。近年，辽宁大学高明阁教授又有新的研究，已发表的论文题为《论蒲松龄的俗曲创作》（载《蒲松龄研究集刊》第三辑），还有即将发表的《蒲松龄俗曲创作篇第考》。这些论文足以补本书未考察之缺。我写不出多少新意见来，又何必勉强凑数呢！所以，我便只在《聊斋杂著考略》的题中为证明蒲松龄晚年思想之变化，顺便讲到了十五种聊斋俚曲之作期。这也是从实际出发。
还要讲一个问题：《聊斋志异》现存的早期抄本中，二十四卷抄本应该是最佳抄本。但是，此抄本虽然已由齐鲁书社影印出版，却尚未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首肯。所以，很有必要作一番具体细致的考察、论证。可是，要完成论证的任务，就得用上更多的时间将它同手稿本和铸雪斋抄本进行全面的校勘、分析，才能充分地显示出它在何等程度上接近手稿本，优于和它同等规模的铸雪斋抄本。而那样做，就要用大量的篇幅，列举出数十篇以上的校勘记。考虑到这一点，我就暂时偷懒了，只是在谈铸雪斋抄本和康熙抄本两篇文章里，附带论及二十四卷抄本的问题，论证自然是不充分的。如果有必要，俟有机会再专门来做这个问题的论证工作。
最后说明一下：本文开头所说蒲松龄研究的状况，那是前几年的事情，时间已过去了数年，情况已发生了变化，先后有不少研究论著发表。本书中就曾引用了一些研究者的发现和论点，但也都注明了出处，以示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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